三年之后，他们为了电影再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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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家庭安排所限，阿志今年四月的行程只可以在香港停留一个周末。

四月一日早晨过关，四月二日下午就要回程，“四点四十五分的《葬礼》本来都买了票，只能转让出去，时间不够。”他犹豫之前是否看多一场《烈火青春》，或者《尚未完场》。

我们约在四月一日晚电影散场后见，他刚在文化中心大剧院看完伊丹十三回顾展之一的《蒲公英》，距离上一次来香港，已经是2019年春天，“电影节好像没有2020年以前那样轰动的感觉。但今天看了两场电影之后，感觉又好像依然还在。”

一切好像没怎么变，又好像变了。

2019年之前，阿志每年都会来香港至少一次。除了在电影节看电影，也会跟在香港的朋友们见面吹水（聊天），谈谈看电影的感受或是行业八卦。

可能终究还是变了。有一位他每次来必定邀约见面的朋友，已经移民，“他以前也做传媒，2019年夏天我们见过一次，移民他几乎没有事先张扬，到埠安顿好之后才告诉朋友们。”这位朋友曾经时不时会帮他存好电影节的小册子，或者代买电影类书籍，“这次来之前正好和他线上聊天，他说我还有不少书在他香港的家里，可惜一时也无法给我。”

不变的是票依然难买，他最期待的是《悲情城市》，《独立时代》和《烈火青春》（导演版），都早早售罄了。

阿志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八十后广东人，对香港当然从来不陌生。最开始他来香港的固定行程是逛书展。

毕业之后，阿志第一份工作就入了传媒，“不过当时是在做社媒，平台的机会也不算太多。”第一份工作的性质大部分是跟电影在广东的落地宣传，没有太大发挥。

“都算因缘际会，刚毕业时，传媒都在讲报纸要和网络和新媒体结合，”内容板块开会时，也都让阿志列席。接触之后编辑得知阿志喜欢看电影，邀约他开始写影评。从2009年起，他每周都写一部电影，一写就是三年。他来香港的目标也从去书展转为去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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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起，香港贸易发展局以“香港影视娱乐博览”的名义，将数个影视活动统领起来，包括香港国际影视展，香港国际电影节，香港电影金像奖，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亚洲电影大奖等十项大型活动，每年从三月下旬持续到四月中旬，确实曾是两岸三地重要的娱乐文化事件。

每年的影视展，谭强都必来香港，在他的工作转为电影线记者之后，“我从公司就开始计划起，三天采访和工作的时间，第一天我要看什么，第二天看什么，然后再和自己的采访对象安排错开，就开始疯狂地看。”

直到现在，他一提起，还会用不可思议的语气呼叫：“你知道吗！我第一次来影视展，就约到了李沧东的独家专访，这简直是一个奇遇！”

早早提出采访意愿后，PR让他等消息，谭强以为没希望了。但在那一天早晨峰回路转，工作人员请他介绍自己采访过哪些韩国影人，五分钟之后，李沧东接受了他的专访。

谭强是北方人，多年前来到南方定居，曾经是旅游线记者。因为喜爱电影，他努力转向电影线报导，谭强发现自己有了影迷意识，“我开始慢慢培养自己从影迷的角度看电影。”旺角的百老汇戏院曾经是他必到的看片地点，一大早出发，他会直奔欢乐早场优惠，选看一些在大陆无法上映的电影，尤其是曾经的限制级影片，香港有过极好的看片机会。麦浚龙首次执导的《殭尸》经过电检之后，以IIB和三级两个版本上映，谭强看完立刻推荐并叮嘱自己的朋友：一定要看三级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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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易生北漂。用他的话说，中国的院线片还没有起来。

也正好是那个时候，他有了不少契机来香港，“香港演艺学院开始对大陆开放本科报名了，后来又有浸会，这些学习机会多了，”易生有不少朋友从大陆来香港学电影。他们邀请易生到香港玩，大家混在一起，看电影，聊电影。

易生是一位影评人，长年以此为业。2007年起即已大量写影评。当时大陆纸媒还有一些能量，有空间，但稿费不高，“于是就多看多写，多跑来跑去。”

初到香港参加电影节看片，易生要用掉两个七天的旅行签证，“那时的片是不是真的比现在要更多？你记得吗？那个电影节片单可以展开，好大一张。”

一大张片单摊开之后，易生陷入不知道选什么好的心情，“也犯过很多错。”

他曾经为了看两部片，中间要从旺角赶到太古，“这种事我们现在就绝对不会这样干，但当时算了算，觉得从地铁口出来之后狂奔好像来得及，可是你也许就会变得非常累，也可能会错过开头。”当时易生就想尽可能多看一些，每天赶三到四场放映，“因为自己在这个行业。”

彼时的电影节放映，除非已经被本地发行公司买下，不少电影不仅没有中文字幕，甚至可能没有英文字幕。这也让易生记忆犹新。至于说起2009年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放映，一定是费穆的《孔夫子》修复版，“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电影修复这个概念还非常新鲜，市面上对胶片和数码的讨论好像还没有开始。”两三年之后，大陆也开始将“修复”作为放映的卖点。上海国际电影节在2011年发起国产电影修复计划：用三年时间修复十部国产老电影。

香港的电影节选片一直很有特色，对易生来说，大陆的电影节选片相对更照顾市场，“大家不敢冒险，如果《教父》可以放，他们就会一直放，可是香港就会选一些更特别口味的，比如我第一年来，就遇到放映市川准，可是在大陆就不太会选，偶尔放映一下，最多挑战一下森田芳光这样的导演，可是基本上还是黑泽明，小津安二郎和沟口健二，不是说这些电影不好，可是就不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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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志的第二份工，去了一家中型的城市门户网站。平台大了，资源多了。阿志也有了一个可以自己话事的电影板块，基本想做的报导提前报备之后都可以做。他发现读者愿意借由明星的话题阅读关于电影节和金像奖的报导，他也将整个报导计划妥当，又交到差，又满足了自己作为影迷看电影的私心，“那时候公众号都还没出现，PC端还是大有可为的时候。”

每次来香港，阿志尽可能逗留三到四日，“时间虽然短，可是节奏很紧。”他优先选看修复版电影，也会预留时间看没法在大陆上映的院线片。太热门的电影没法兼顾，只能放弃。广东的电影线记者同行，不约而同都会在影视展或电影节碰头，“2013年到2016年，我们见面沟通的机会很多。”TVB展台有什么剧组，寰亚电影几点几点有发布会，全靠行家互相提点。2014年，阿志抓住机会访问了杜汶泽，杜宣传《3D豪情》，电影公司还请了AV女优助阵，这电影及题材在大陆分明没机会上映，但报导刊登在网媒依然有流量。这也是同行互相知照得到的机会。当然，现在的广东媒体恐怕也无法再专访杜汶泽了。

“那时候粤港交流也很多，黄浩然的《点对点》刚推出在影视展宣传的时候很多大陆行家还不认识他，后来《点对点》有去广东省上映，甚至广东省官方行业协会还会举办香港电影周，会选《一个复杂故事》，我还可以跟周冠威做访问。”又是一个如今不太可能出现的名字。

谭强也怀念那一个时期，“2012年到2015年的那四年，真的是太热闹了，”谭强供职的单位给了他非常自由的空间，他每年来香港之余，也跑上海国际电影节，他甚至可以自主选择地做一些独立艺术向访问，最后也可以完全发表，“我当时是很享受电影记者带给我的，能够深入到自己感兴趣的行业的角度，因为他跟你作为普通影迷也好，或者是一个爱好者也好，完全不一样。如果你是从行业内的一个角色再去看的话，媒体记者当时这个身份让我更加全面和直接面对的是创作者本身，我觉得是很幸运，”谭强奔波于上海和香港电影节，有的时候一天吃一餐饭，甚至吃不上饭，但他都没有感觉。

他有时不得不放弃看电影的机会，对他来说，访问到难得的影像创作者更重要，“ 那时候香港会见到很多台湾来的导演朋友，这种对话的机会非常难得，如果和看电影的排期有了冲突，你就不得不取舍，电影我总是可以找机会再看的。”他尽量在这期间每天看四部片。

那时，电影节在易生眼里绝对是桃花源。

社交平台在大陆兴起，看电影才成为了一种大众生活方式，“周末大家愿意往电影院去了，大约是2011年左右，突然我们在北京多了很多看片的机会，”那年秋天，一部小成本制作的电影《失恋三十三天》在大陆收获了3.5亿人民币票房，大陆电影工业进入票房爆炸期，当年中国市场票房收入超过2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票房市场。

“片方搞了很多所谓提前场，媒体场，都会让你去看。”片方开始象征性给大陆的电影线记者或者影评人一些两三百人民币的车马费，“那时候这还不是大事，而且我可以拒绝，可是当你更深入这个行业之后，你就会陷入被片方邀约写不写软文了。”随着大陆电影工业的起飞，缮稿/枪稿/软文也飞速发展，“刚开始他们还只是在摸索，但2014至2015年后，微信公众号兴起，这个现象就很严重了。”

在大陆播客没折腰FM一期名为《一篇电影软文的诞生》中，主播空山与嘉宾良小凉及JOJO非常翔实地介绍了软文在大陆电影工业中的发展状况。易生在这阶段感受到了不小的尴尬，“因为这是我的职业，写得多收入就多，不写就没有收入，但院线片写稿，我同时要给好几个媒体写，一部片的评论数量多到有五篇，读者看到你这样写院线片，第一反应就会觉得你是片方的人。而且为一部电影写五篇评论，有的也并不见得写得很好，你纯粹就只是在做这份工作。”软文变得明码标价，且跟广告费用看齐。

进入电影节范畴，易生的尴尬被化解了。那些电影节的导演常客们的作品，他写多少都不会有问题，“你看比如当年的是枝裕和或者昆汀，《步履不停》（《横山家之味》）这样的电影，我也会写好几篇，但读者不会觉得是枝裕和或者昆汀收买了我，”他才意识到，原来不是自己写多写少，而是一旦自己和大陆的院线电影捆绑在一起，和行业及资本搅入说不清楚的境地，就有了所谓道德上的污点，“电影节就真的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也说上海电影节或者平遥电影节如何如何，读者就会欣然接受，大家都能意识到电影节有一种艺术上比较开放的位置，不太会和资本有什么捆绑。可是，如果你真的从事影评这个行业，在大陆这十年，几乎所有影评人都逃不过软文这个东西。你给一部电影的评价高一些些，大家就会怀疑你或者骂你。”

朋友们劝易生，有很多资历和经验不如他的人，已经可以去做影视公司的策划，“他们认为我应该进入到行业里去，把我的能力转化成什么，但我自己一直没有发生很大的动摇，反倒是看到很多朋友进入行业，我觉得甘苦自知吧。”电影变成了一种赌博，大家的角色变化了，文字写作方式被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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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入选香港电影金像奖，是阿志最后一次以记者身份参与。

“那真的是太有标志性的一年了。”很多人没法到现场，只看直播，但所有有关《十年》的片段都被剪掉了，阿志在现场见证了一切，“那在我自己那一份工作来说，也到了尾声，我几乎是自费去那一届金像奖。”

微信公众号兴起后，阿志的公司决定改革。公司希望文娱类的编辑或者记者自负盈亏地走出去，制作公众号内容，“从做内容去转向做运营，对于内容来说，其实当时大部分只需要靠抓取就可以，不需要太多编辑和采编人员，另外，把文娱拆分出去，等于所谓孵化，雇员的雇佣关系也发生变化了。自负盈亏就只能做娱乐八卦，这个形式不需要现场，你直接网上搜索，百度，然后就可以凑一篇稿出来，无可避免内容就会变得廉价。”业内对内容的期待标准，当时以毒舌电影公众号为标竿，毒舌电影以“毒sir”为虚拟第一人称来讨论电影，用语主观易读，且使用独特的适用于公众号传播的文体格式，很快变成阅读量和广告量均排头的自媒体，将电影内容推向了下沉市场，“你可以说我太传统吧，但他们的很多东西和做内容的方式我是不认同的。”

公司不再需要阿志去现场报导金像奖，阿志觉得可惜，“就说如果你要去就自费去，那自费我也要去，因为和金像奖建立联系本身也不容易。”《十年》以争议题材入围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很多传媒已经接到暗示，不可播报最佳电影这一项。那一年因难以商榷颁奖嘉宾人选，最后由电影金像奖主席尔冬升单独揭晓，《十年》胜出。次年《树大招风》又面临类似的境地，再次胜出。连续两年，大陆电影媒体都无法正式播报金像奖最佳影片归属。

看到公司对金像奖报导不再重视，甚至对整个文娱版的思路彻底改变，阿志离开了传媒行业。根据《2016年度微信公众号数据洞察报告》，当年微信的月活逼近9亿，被称为“流量霸主”，许多公众号开始由个人转向团队创作，纷纷走上“变现”的路，是否能“变现”也成为内容出产的重要判断准则，文娱内容在大陆传播的方式也完全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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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生打算和产业保持距离，离开了北京。

“在《建国大业》上映的时候，你要评价这部电影，还是可以调侃的，到第三部《建军大业》（2017）的时候，调侃已经完全不行了。到现在你看《中国机长》这些影片，你是可以批评，但当年你批评这种片可能是一个人私信来骂你，现在就会排山倒海，现在你写这些电影评论，只会惹到一身腥膻。还有和流量明星捆绑起来就更要命，现在也有了举报机制，各种情况之下，很多话题不能碰。”

开始北漂时，易生认识了许多热爱电影的朋友，大家都会写点东西，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其中不少人就会不自觉地想，自己应该可以改变些什么，很多人进入产业，“可是很多人又要保持自己所谓影评人的称呼，显得既是局外人，又是局内人，”易生排斥这样的现象，但也没有办法，公众号兴起之后，纸媒的生存空间被无限挤压，易生不再有足够的园地写作影评，“我开公众号比较晚，但现在公众号也不行了，熟人又去做播客或者短视频⋯⋯始终觉得文字长评最适合我，应该还是有人看的吧？如果说抖音上什么十万二十万人刷到我，我觉得意义不大。”

看到很多人进入行业之后面对的情形，他更加确定自己不想进入行业，“假设我真的进入行业，做出来的东西大概也是垃圾。你必须妥协，文字无论发不发表，始终是我的东西，我想改就改。真的要参与到一个项目里，它既是你的东西又不是你的东西，你开始要跟很多人低头，要学着跟那些东西去拉扯，那也是我不擅长的。”

因为愈来愈多内容做好之后没法刊登，谭强对自己的媒体身份产生了怀疑，“我曾经找胡耀辉访问，谈三级片，可这在大陆的传统媒体就出不了，”他把节目删删剪剪之后发布了，然后在网络电台发布完整版。对谭强来说，传统媒体一度让他迷失，因为在那个传播方式中，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观众，或者观众在哪。网络电台让他有过空间顾及节目的完整性，也看到听众的反馈，找到了工作的满足感，“可是现在网络也有禁忌了，你的内容也会被下架，或者现在可能是因为版权，你里面用到了什么歌曲。”他离开传统媒体，加入电影公司做项目开发和宣发。2022年疫情期间无法外出，他又试着自己写剧本。

他一边享受创作故事的乐趣，满足了他的表达欲，令他又成就感；又一边很享受和观众或者创作者交流的过程，“放映活动时，你可以和大家一起探讨，用你的方法影响一些人，大家对一部电影，尤其比较晦涩或者暧昧的电影，有更多的认识。我们一起去聊一部电影为什么你觉得好，他觉得不好，大家在那个平台里互相分享，这个影响很重要。”

不同身份转换之后，谭强自己也觉得很有趣，他有时出现在影展是观众，有时是记者，有时是带参展片的展商。

只是在电影节看片的兴奋感降低了，“现在就会变得很随缘，看到什么样的片子，在合适的时机里我就去看，我不会像之前那么执念，可能也跟年龄有关。以前假如想去看《再团圆》，我会第一时间去订票，然后就让自己安心；现在看到票没卖完，就觉得可能再等一等；如果因为售罄我抢不到票看不了了，我也不遗憾了。感兴趣的片还会看，还会有期待，比如说《宇宙探索编辑部》再有机会的话我还会再想去看第二遍，第三遍。”

做放映宣传，或者映后活动，变成谭强看片的主要动力，“要做放映所有的电影我几乎都在电影院里保持看两到三遍，第一我要做这个片，我要先了解这个片是什么，我要从宣传的角度找到大家看到这个片的卖点，我要做导演的访问，我要知道他的创作理念是什么，这是前期我要做这个活动要做的基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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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在疫情后开始流行盲盒放映。易生觉得有趣，“就是那种，一个二维码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大家报名默默把钱交了，然后放映当天就会用短信通知，晚上六点半，到哪里哪里碰头，其实也出过事。香港现在选择还算很多，可是大陆这两三年电影院都活不下去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你先把钱打给我，电影院收包场费用就可以。其实放映的电影并不是什么敏感，而是影迷真的很想在大银幕看到这些作品，比如《悲情城市》，在大银幕看到的体验真的很不同。”他一直没有机会看赵婷的《浪迹天地》/《游牧人生》/《无依之地》，“其实已经下载好了，可是我就还是想在大银幕，一直没有动它。”

在香港参加电影节让他能够满足这种“原教旨”的影迷心情，但他留意到香港观影也出现了“技术原因”，“大环境肯定是不容乐观，电影节的选片可能会愈来愈保守。不只是说对电影节。包括就是整个电影工业，这几年造成的伤害大家都已经看到。但也不能说是伤害，就最后其实大家如果想清楚，就是各玩各的。大家各自拍片，不要在乎大陆市场也挺好。”

易生参与过一些大陆的电影节选片环节，发现大家都非常小心，“比如和韩国有争议的时候，大家直接就干脆想都不想韩国电影了，或者现在，提前就把台湾电影排除在外，就怕选了之后发生什么。我也在想盗版当然很伤害创作者权益，可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又没有办法，我也在反省这个问题。”

影迷之间还是维系着暗流，“该找的东西，该下的东西都还找得到，这个东西禁不了。虽然现实中，禁这个，禁那个，常常让人很悲观，有一天会不会我们永远看不到什么了。”

易生和朋友开玩笑，打算发起“流浪硬盘”计划，一个外置硬碟，一部分固定时间见面的朋友，“以前很多东西来得太容易了，如果有一天打大银幕不放你想看的电影了，或者电影院都不开了，我们就想过这种好笑的计划。”

2020年1月，易生在香港看了《1917》，一周之后大陆就爆发了疫情。整整三年没有参加影展。如今来到香港，他觉得一切有些陌生。但生活也像是逐步恢复了日常，“下旬厦门有一个活动想参加，也想去云南旅游。”
几年前曾经请过几个年轻人帮他处理公众号事务，现在完全收回自己做，“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要每天更新，现在也认为没有必要，尤其是你也不打算再跟着院线的商业排片走的话。”他尝试过，但觉得没有意义，“现在几乎都是上映《灌篮高手》，大家就蜂拥去写《灌篮高手》，新海诚来了，大家又去写新海诚，好像在这个行业里，你就不得不跟着他走。好像前几年《我不是药神》票房很好，所有人都去研究『药神』，不管行业人士还是评论，不管说不说得出道理，每个人都要去分析一通，说出点什么道理。”

这一切对他来说无比荒谬，更荒谬的是，发布文章的红线愈来愈多，“我前几天发布一篇文章就立刻被限流，我的豆瓣可能被盯上了。”他变成了敏感词能手，时常有其他写文章的朋友拜托他帮忙看看，为什么审核不通过，易生总是一眼发现敏感词，“抱着一种找茬的心态看别人的文字，可能还好，但自己写文章遇到那样的情况，是非常让人生气。”他索性也减少了发表，把文章写得更长，存起来等出书，“我不想为审查我的豆瓣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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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强今年只有一天的时间，他不想错过《夜幕将至》，这部片在平遥拿了大奖，有朋友叮嘱他去香港一定不能错过，“我现在很喜欢看年轻导演小成本的创作，我喜欢看那种独具特色的表达，”他也希望可以找到一些独立电影合作，将这些电影带到大陆去做放映。

他对现在电影的状况并不失望，“我觉得一时一时，电影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时一时，你这一期上映或者选择这个片子正好是佳作频出的，肯定是给人惊喜，有的时候可能整体的片子的品质没有办法，也许有人说现在世道疲软，入选的电影如何，但在我来看可能是挺好的，毕竟疫情之前和现在已经是两个状况，疫情开放之后，国外的线上影展在减少，我觉得都有一个过程。

“行业不好萎缩，这也是很现实的状况，我们面对的就是资金都已经没有了，影响到制作和行业的一些运转，这很现实，但电影就会这样没有吗？该拍的我们也一样都拍了。也许，有的时候在困境当中可能更逼迫人去有更多求生或者是创作角度。我觉得也未尝不是一种方法，就比方说我认识一些年轻的导演，他的项目入围了所谓的青葱计划，所谓的平台窗口。他可能最终还是拿不到钱，有的人就把这个项目放一放，有的人自己投入一些钱，就只想把电影做出来。”

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了一间小的电影公司，“我们既然对自己都有要求，为什么不努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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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志如今和电影行业已经彻底没有关系，很多曾经的同行也断了往来。
“他们也都转行了，有的人做自媒体，而且也不局限在电影主题，因为电影变现的实在不多，也很耗费时间。有的去了做甲方市场，当年一起跑金像奖和电影节的媒体同行，几乎都不在这个行业了。”

没来香港的这几年，阿志身边的人也不再谈论香港的话题，“我这一辈广东人，本来从小浸淫在香港的文化里，不可能不关注香港发生了什么。可是大家对2019年的看法，令你现在无法再和他们讲什么了。”他听到身边不少人一开口的观点，就不再想搭话，那些看法和评价，让人觉得讨论毫无必要，“我也没有任何冲动想和他们解释这件事，就做沉默的大多数。”

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对香港不再保留过去的情感，很多人跟从了官方的定调，使用“黑暴”和“废青”等说法，阿志觉得没有必要再讲什么。

“坦白说，2019年时我最后一次来，已经觉得香港人没可能自主得到某一些东西，国安法生效之后，可能香港就会变成一个大陆城市。”

这个三年不见的新香港，“我依然都仲系好钟意。”当知道香港人不再能像以前那样主导很多东西的时候，或者反而可以坦然面对现况，很多事在大陆看惯了，如今在香港再现也还是会觉得荒谬，“比如技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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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生有一位朋友，也是影迷一位。他随身带着一只镭射笔，看电影时总是留意影厅内是否有违规的观众，一旦有滋扰嫌疑，就用镭射笔射向对方。我们谈论电影节经验的尾声，易生说起这位维护治安的朋友，哈哈大笑。

“他看起来在做好事，帮助别人，可是影响了自己看电影。

“其实在电影节看片，和院线有的时候是两个标准，院线你可以吃爆米花嚼的很香，但文化中心不行。有朋友说杜琪峯看电影会抽雪茄喝红酒，听起来很有趣。还有，鹿特丹大家都在喝啤酒！”

经历两年多的荒芜，大陆2023年春节档票房开红盘。与其说行业丰收，倒不如说自媒体们迎来了一轮久违的丰厚入帐。有头部自媒体收取六位数广告，为贺岁片呐喊助威。

十四日的放映之后，2023年第四十七届香港国际电影节落下帷幕。几乎同期，香港科技大学举办李睿珺科大电影周，邀请李睿珺参与映后谈。原本预定放映的《隐入尘烟》未获得香港电检处发出准映证，转为放映《路过未来》。中国二十大召开之前，这部票房过亿展示农民穷苦生活的电影被从影院下架，原因未知。

阿志，易生，和谭强分别表示，明年他们还会再来香港看电影。

经受访者示意，阿志，易生及谭强均为化名。

录音整理：王萏琪、王梓烨、Lu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