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万安的第一个二二八（下）：“蒋市长”道歉后，蒋家如何与台湾和解共生？

“身为台北市长，我深深为76年前发生在台北市大稻埕天马茶房附近的缉烟事件，进而导致全台二二八事件的历史伤痛，致上诚挚的歉意。”

去年投入台北市长选举并胜选的蒋万安，因承袭蒋家红利，及其政治生涯的选择，终得直面二二八这道关卡。如他自己所言，这是他人生“一次对于台湾现代史的近身洗礼”，也是他作为台北市长必须再三理解、面对的责任。

然而，在二二八之前，不论外界如何质疑与反对，蒋万安仅是以“用心倾听、坦然面对”作为回应。而这对某些二二八家属来说，并不能算是“面对”，因此进而积极制造舆论，提出抗议与诉求。

因不愿与“屠夫的后代”同台，过去几年与台北市政府合办二二八纪念活动的台湾国家联盟，选择在自由广场另辟场子，以与蒋万安主持的仪式分头抗礼。他们在这场以“记取教训，告慰亡灵”为题的活动中，指著中正纪念堂里的蒋介石铜像，称他是曾对台湾人民行使威权统治与国家暴力的加害者，并向其后代提出具体建议：要经过真相、究责、认错、道歉，“如此才能够走到和解。”

认错、道歉，显然是反对者共同的诉求。但不论二二八受难家属、民间团体或抗议学生都强调，重点并不在蒋万安个人，而是蒋万安的政治继承。

“要与蒋万安同台，可能他要先道歉。”台湾国家联盟副召集人魏瑞明解释不与台北市政府合办活动的原因，且表述受难家属的立场后，轻声补了一句：“但道歉也不是容易的事。”

但对与蒋万安同党籍的前总统马英九而言，道歉或许并不难。在出席台北市二二八纪念仪式前一刻，马英九是如此回应媒体的询问：“我道歉三十多次，至于还需不需要继续道歉，可以由蒋万安自己决定。”

李登辉不只以“台北市老市长”身份道歉

显然蒋万安对这堂台湾现代史课程，并未真正消化理解，更未看清楚李登辉这位政治前辈在“道歉”之前，有多少具体作为。

蒋万安终究是“说”了一个道歉的动作。

但他也在讲稿中清楚展现这声“歉意”是依循前台北市长李登辉与马英九的轨迹──即使前者是以国家元首、后者则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表述政府的错误。李登辉因承担政府的过错而道歉，而马英九则表示体会到家属的心境，“对事件痛定思痛，认错改变。”

即使这两位蒋万安的政治前辈对二二八的反省态度，与他们的地方首长职务没有关系，蒋万安仍答非所问地，以“台北市长”作为这道历史难题的解法：因为担负台北市长之职，才必须直面二二八，而既然“前台北市长”有道歉，蒋万安也可以“为发生在台北市内的不幸事件道歉”。

为了化解本土派给予的压力，蒋万安甚至抬出台派精神领袖李登辉，将“我们台北市的老市长”的谈话作为前导：“仇恨与怨怼只会加深已有的伤痛，唯有爱心与宽容才能走出悲怆的阴影。”

显然蒋万安对这堂台湾现代史课程，并未真正消化理解，更未看清楚李登辉这位政治前辈在“道歉”之前，有多少具体作为──

前总统李登辉在蒋经国去世后，副总统李登辉依宪法继任其剩余任期，在1988年2月的总统就职记者会上，便提及二二八，并开始找学者了解研究。由于他当时作为“虎口下的总统”并未完全拥有实权，故对二二八的责任追究不置可否，直言要“往前看”，也因此饱受民间非难。

经历过几波政争后，李登辉在1990年经国民大会投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在权力稳固后，始就民间的呼声，给予积极的回应：指示行政院进行二二八研究，并针对该历史事件妥善处理。同年，行政院旋即成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由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为召集人，以建碑与研究报告撰写为任务目标。《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于1992年公布，也意味著这个国家第一次正面面对二二八历史。

此外，在研究报告公布前后，先有受国民党主控的立法院，在院会上集体为二二八事件死者默哀一分钟，后有行政院长郝柏村率全体阁员默哀。尽管郝柏村日后数度质疑二二八死亡人数的计算，并替蒋介石背负的责任叫屈，都不可否认不论出于真心诚意，或迫于现实压力，当时在李登辉主政下，由国民党主导的府院与国会，尝试面对或回应这段历史悲剧。而真正具象征意义的，自然是1995年，首座中央二二八纪念碑在新公园峻工落成时，李登辉代表政府，首次为国民政府于1947年的暴行，向受难者家属及全体国人道歉。

前国史馆馆长张炎宪在与李登辉的口述访谈中，曾如此纪录：1995年二二八前夕，台湾第一位留美博士、二二八受难者林茂生之子林宗义向李登辉提出道歉的建言，甚至催促他道歉。李登辉接受建议，亲自修改讲稿，在二二八前一晚写稿到半夜。

现任国史馆馆长陈仪深因此对端传媒表示：“这也告诉我们，国家元首面对二二八的态度或作为，并不一定有个理性的蓝图，决定什么时候做些什么。有些事是随著历史因缘或社会条件而发生的。”

二二八是一场台湾人追求民主的运动

终于在2016年，我们有了第一位女性总统，蔡英文。在二二八那个时代的知识菁英，想改变以及追求的台湾，不就是今日你我所享有的这一切？

至于马英九所谓的“道歉”，最初发生于2006年2月27日。彼时，他以国民党主席的身分，在一场研讨会中将二二八事件从过往国民党认知中的“族群冲突”，界定为“官逼民反”，随后表示，国军登台后，“在处理上犯了很大的错误”。

这番谈话，被泛蓝阵营认为是“道歉”，包含蒋万安之父蒋孝严在内，都对马英九此举表示强烈反对；但在泛绿支持者与二二八研究者眼里，马英九的言论却是简化历史推托责任，深感不以为然。

时任总统的陈水扁甚至投书批评，称二二八事件是其后长达半个世纪党国体制威权统治的序曲，不是“官逼民反”、或因文化语言隔阂引发的警民冲突，“二二八事件在本质上是对民主全面的否定，以及对人权彻底的戕害。”

二二八事件研究者与策展人黄惠君更是强调：“官逼民反”这个说词，是将18、19世纪台湾民变的概念来混淆二二八事件的发生。

黄惠君对二二八的研究视角角度，与一则刊登在《中华日报》上剪报有关：源于1947年3月2日——即二二八事发后第三天，——《中华日报》的头版报导写著：台南市民大会要求市长民选。

“我意识到群众的力量，也看到清楚的民主诉求，我知道这是有灵魂的一场抗争。”黄惠君曾在著作上写道这则剪报对她的影响，她说，即使知道二二八事件中遭国军残杀的冤魂很多，但她更想知道，将生命献祭给台湾的人，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时代？

黄惠君认为，在面对二二八的各种争论之前，必须先厘清二二八的属性是什么，“当事人是不是具有理想？有没有组织与方向？甚至，是否起身反抗？”既然二二八事件的背景，是接管台湾的国民党统治阶级贪污腐败的结构，那么，这则剪报所揭示的“地方选举”，便提供了一个解决之道：“这表示当时只要县市长民选，就可以改变当时贪腐的统治结构，改变官派的情形。”

二二八事件发生前，包含蒋渭川在内的知识分子，从北到南迅速建立政党分会，就是为了提出民主选举的诉求；事件发生后，全台各地烽起的抗争，逼得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不得不妥协，宣布7月直接民选。

“要不是蒋介石派兵镇压，二二八的反抗运动已经成功了。各地官派的县市长己交出政权。”黄惠君因此强调：1947年的这场历史，其实是一场民主运动，“当时的知识份子，确实是紧紧捧著宪法作为武器，要求立刻实施民主政治，以改变贪腐结构。”

蒋介石派兵镇压是对民众的杀戮威吓，对可能撼动国民党统治政权的台湾菁英，则是令其消失。律师林连宗、李瑞汉等人，在当时便遭到极不人道的对待，先是被秘密逮捕，再是暗杀后毁尸灭迹。

黄惠君曾看过林连宗在选上制宪国大代表后，写给就读台中女中女儿的书信。他在信上向女儿解释：宪法通过后，省长、县长、市长都可以直接民选，而现在的国大代表有1,600多个人，其中有80多人是女性，“信贞，你好好努力，你也可以选大总统。”

“终于在2016年，我们有了第一位女性总统，蔡英文。在二二八那个时代的知识菁英，想改变以及追求的台湾，不就是今日你我所享有的这一切？”以古鉴今，黄惠君举例：“我们可以说，二二八事件，在当时的台湾，就像是发生在当代的香港争普选运动，且规模更大。”

戊寅份子

她也不免感慨：目前人们对二二八的理解，只知有受难菁英，却未能意识到其实是民主运动的领袖被集体密裁、暗杀。是政党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力足以让专制统治者交出政权，才使其遭到杀害而牺牲的。

陈仪深也持同样意见，当时还是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的他甚至投书媒体，批评“官逼民反”是简化事实──毕竟二二八受难者并不都是抗争者，像是林茂生、林连宗，甚至许多参与处委会的菁英，根本没有反抗行动，却也都死于非命或遭夺自由，之后的绥靖、清乡，乃至日后情治机关对“戊寅分子”相关人等的监控，都无法以“官逼民反”解释。

这位台湾史学者对于二二八研究的开展，几乎与官方同时起步——从1991年开始撰写他的第一份二二八研究论文，并在隔年与海内外众多学者一起发布“民间版”论文集。这本论文集与官方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同年问世。

“当时是李登辉担任总统，所以政府的反应很快。”陈仪深表示，彼时官方调查的优势，在于拥有档案，而这些档案日后也在张炎宪与吴密察担任国史馆馆长期间汇编成册。陈仪向蒋介石请兵镇压的证据，亦在其中。

1992年版官方所发布《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虽有简单提及陈仪、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台北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等人的罪责，但在蒋介石的部分，仅以“失察之疵”、“考虑未周”轻轻带过。考虑到当时仍是国民党执政，报告对于国家领导人的责任便有所保留：“故悲剧的发生实亦有当时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存在，亦非主政者所能完全控制。”

或许因为如此，报告中也特别言明此任务的限制：“旨在说明事实真相，并无判别责任所在的意图。”

2003年，陈水扁执政时期，在“政府认为支付补偿金，责任已了；社会大众认为受难者家属获得金钱抚慰，事情已有交代”以及“在表面纪念仪式和金钱补偿之下，二二八的历史真相反而被模糊了、被遗忘了”的背景下，二二八事件基金会筹划二二八事件历史责任归属的研究计划，由时任基金会董事与国史馆馆长的张炎宪担任召集人，组成调查团队，最终于2006年公布《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摘要》。

报告中认定：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应对二二八这起不幸事件负最大责任。

此报告一出，自称为蒋经国庶子的蒋孝严，即前往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二二八基金会董事长陈锦瑝、召集人张炎宪，与〈南京决策阶层的责任〉该章执笔者陈仪深。而检察官则在召开调查庭后，最后予以不起诉处分。

“当时说意外也不意外，尽管我们举出这些证据，相对立场的人不至于看不懂，但情感上还是不愿意接受。”陈仪深如此感慨。

事实上，陈仪深在研究论述中，并未将国民党打成铁板一块，他认为，1947年当时的国民党内部，也是有明智之人，也想要解决问题，只是蒋介石不予理会。

从档案可知，当时台湾人追究的最高层级，仅是陈仪，而包含监察委员杨亮功、闽台清查团团长刘文岛都对台湾人的遭遇很感同情，当报告上呈到中央，国防最高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常会也做出将陈仪撤职查办的决议。换句话说，当时对于二二八事件，党政与监察系统是有监督机制的，但蒋介石仍然袒护陈仪，对于相关建言，置之不理。

“国民党中央都知道这是问题，也承认错误。”陈仪深反问：“如果蒋介石当时查办陈仪，事情会有这么严重吗？”

尽管蒋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中应背负的责任相当明确，陈仪深却不认为就要因此对蒋万安如此苛刻。

“蒋万安才刚就任台北市长，不要太急著论断他，”陈仪深解释，要从他在市长任内有无具体作为，做对或做错什么来评价他，而不是就血统论断他的资格。

转型正义，“台北市长”蒋万安将如何回应？

不要像他父亲一样阻止两蒋浮棺迁葬五指山公墓，不要反对两蒋日记还给国史馆，不要阻止中正纪念堂转型。

但毕竟蒋万安姓蒋。蒋介石、蒋经国这对蒋家父子在台湾实施40年的威权统治，其所造成的破坏与负面影响，在这块土地上仍未根除；蒋家遗绪某种程度就反映在民众对蒋万安的支持上。

就连台北市文化局长蔡诗萍，都在脸书上如此表述：“我感觉得出，年轻市长的内心深处，肯定百感交集。谁叫他，姓蒋呢？但谁又要叫他当选了台北市长呢？这都是不能闪躲的命运与责任。”

蒋万安还是闪躲了。

他虽然出席了台北市政府主办的二二八纪念仪式，也以“台北市长”的身份“道了歉”，其讲稿仍是在尖锐处闪躲，并未直接面对蒋家与二二八乃至其后白色恐怖的关系。

蒋万安及其团队似乎铁定主意，只要以“台北市长”的身份框架，撑过这个二二八就行。因此，不论会后记者如何换句话说，持续追问：道歉的身分为何？道歉的对象为谁？他始终答非所问地覆述讲稿内容：“作为台北市长”，“李登辉、马英九两位前市长也有道歉过”、“我为发生在天马茶房的缉烟事件道歉”。就连“道歉对象是否是二二八受难者家属”这样的问题，他都没有松口回应。

但并非蒋家后代都闪躲这个议题，尤其未从政的蒋家人——同为蒋家第四代的蒋友柏，便曾主张处置中正纪念堂，而蒋万安的叔父章孝慈在解严后，花上数年探访二二八受难家属，并以东吴大学校长的身分举办追思音乐会。相较“认祖归宗”的“蒋孝严”，他虽不需有所表示，却仍赢得家属的信任与社会的肯定。

事实上，在一个民主且追求转型正义的时代，即使作为威权统治者第四代，蒋万安本人亦不需要为自己未曾参与的威权体制负责。然社会对他必须承担蒋家政治责任的要求，正是因为台湾现下仍处于“有受难者而无加害者”的迷区中。因此，比起“道歉”，作为“台北市长”的蒋万安，接下来将如何回应转型正义课题，或许才该是社会关注的重点。

台北市议员苗博雅、林亮君、吴沛忆等人，便就其民意代表职责，数次叩问蒋万安，要求他履行《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中地方首长的应承担的工作。这三位市议员，在二二八当天穿上“谁是加害者”的黑衣，出席台北市二二八纪念仪式，并分持“清除威权象征”、“停止崇拜独裁者”、“政治档案交还国家”的黑色纸板，坐在贵宾席上，以沉默作为诉求。

迁葬浮棺

“这些纪念独裁者空间，七十多年来，一年365天，不断折磨受难者与受难者家属。这些公共空间中怀念独裁者的象征物，每天都在刺痛他们的心。”苗博雅在会后记者会中强调，蒋万安道歉内容，只有家属能决定自己是否接受，作为市议员，他们只能针对编列预算供养纪念独裁者的公共空间一案，提出质疑，并强调：“依法清除威权象征，这是台北市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

而蒋万安除了台北市长身分外，也是蒋家人。对于“蒋家后代”的身分，民间团体与学者，皆认为他也有可施为之处。例如台湾国与公投护台湾联盟，便在台北市二二八纪念仪式举行前，在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入口召开记者会要求蒋万安：“迁葬浮棺、拆除铜像”。

“要检视蒋万安在市长任内有没有做什么事，不如我们反过来看，他不应该做什么事。”曾经受到蒋孝严控告的陈仪深，接任国史馆长一职后，仍在一些工作上与蒋家有所接触，因此，对蒋万安有所期许：不要像他父亲一样阻止两蒋浮棺迁葬五指山公墓，不要反对两蒋日记还给国史馆，不要阻止中正纪念堂转型。

陈仪深进一步解释，目前存放在美国史丹佛大学的两蒋日记，已得到蒋家大部分成员同意，依法交还国史馆，惟蒋孝严始终反对；此外，前国防部长汤曜明曾于2004年接获蒋经国遗孀蒋方良书信，希望能将两蒋安葬于五指山军人公墓，故隔年上签给总统陈水扁定夺，而陈水扁也指示依照《国葬法》妥慎办理，但就因为蒋孝严反对，两蒋无法入土为安，“蒋家如果要跟台湾社会和解，像这样的善意他们应该要接下来。”

对陈仪深而言，那些1947年提出“撤职查办”陈仪的国民党中执会大部分委员，便也代表著和解的一方，而时至今日，民主化后的台湾，更要提倡“共生”，不应该再制造内部的敌人。

“但要达到和解共生，究竟是要认错才能和解，还是和解就能认错，就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所以，比较有自信，比较是强者态度的，应该就是愿意主动伸出手的那一个，不论你是主动认错，或是主动和解。”

因此，陈仪深呼吁当政者必须承担责任，因为社会具有多样性，无法等到具有高度共识的那一天，而政府的决策会有带领社会的作用，例如将中正纪念堂转型为历任总统图书馆，让蒋介石、严家淦、蒋经国的文物与档案文书都能置于其中，就是一个和解的机会，也是建立国家共识的方法，“就如转型正义研究者的期许，虽不是完美的正义，却是可以实现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