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萬安的第一個二二八(下):「蔣市長」道歉後,蔣家如何與台灣和解共生?

比起「道歉」,作為「台北市長」的蔣萬安,接下來將如何回應轉型正義課題,或許才該是社會關注的重點。
2023年2月28日,台北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二二八紀念儀式,市長蔣萬安上台獻花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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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台北市長,我深深為76年前發生在台北市大稻埕天馬茶房附近的緝菸事件,進而導致全台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傷痛,致上誠摯的歉意。」

去年投入台北市長選舉並勝選的蔣萬安,因承襲蔣家紅利,及其政治生涯的選擇,終得直面二二八這道關卡。如他自己所言,這是他人生「一次對於台灣現代史的近身洗禮」,也是他作為台北市長必須再三理解、面對的責任。

然而,在二二八之前,不論外界如何質疑與反對,蔣萬安僅是以「用心傾聽、坦然面對」作為回應。而這對某些二二八家屬來說,並不能算是「面對」,因此進而積極製造輿論,提出抗議與訴求。

因不願與「屠夫的後代」同台,過去幾年與台北市政府合辦二二八紀念活動的台灣國家聯盟,選擇在自由廣場另闢場子,以與蔣萬安主持的儀式分頭抗禮。他們在這場以「記取教訓,告慰亡靈」為題的活動中,指著中正紀念堂裡的蔣介石銅像,稱他是曾對台灣人民行使威權統治與國家暴力的加害者,並向其後代提出具體建議:要經過真相、究責、認錯、道歉,「如此才能夠走到和解。」

認錯、道歉,顯然是反對者共同的訴求。但不論二二八受難家屬、民間團體或抗議學生都強調,重點並不在蔣萬安個人,而是蔣萬安的政治繼承。

「要與蔣萬安同台,可能他要先道歉。」台灣國家聯盟副召集人魏瑞明解釋不與台北市政府合辦活動的原因,且表述受難家屬的立場後,輕聲補了一句:「但道歉也不是容易的事。」

但對與蔣萬安同黨籍的前總統馬英九而言,道歉或許並不難。在出席台北市二二八紀念儀式前一刻,馬英九是如此回應媒體的詢問:「我道歉三十多次,至於還需不需要繼續道歉,可以由蔣萬安自己決定。」

1996年2月28日,台北,總統李登輝在公園內獻花,悼念二二八事件中的遇難者。
1996年2月28日,台北,總統李登輝在公園內獻花,悼念二二八事件中的遇難者。

李登輝不只以「台北市老市長」身份道歉

顯然蔣萬安對這堂台灣現代史課程,並未真正消化理解,更未看清楚李登輝這位政治前輩在「道歉」之前,有多少具體作為。

蔣萬安終究是「說」了一個道歉的動作。

但他也在講稿中清楚展現這聲「歉意」是依循前台北市長李登輝與馬英九的軌跡──即使前者是以國家元首、後者則以國民黨主席的身份,表述政府的錯誤。李登輝因承擔政府的過錯而道歉,而馬英九則表示體會到家屬的心境,「對事件痛定思痛,認錯改變。」

即使這兩位蔣萬安的政治前輩對二二八的反省態度,與他們的地方首長職務沒有關係,蔣萬安仍答非所問地,以「台北市長」作為這道歷史難題的解法:因為擔負台北市長之職,才必須直面二二八,而既然「前台北市長」有道歉,蔣萬安也可以「為發生在台北市內的不幸事件道歉」。

為了化解本土派給予的壓力,蔣萬安甚至抬出台派精神領袖李登輝,將「我們台北市的老市長」的談話作為前導:「仇恨與怨懟只會加深已有的傷痛,唯有愛心與寬容才能走出悲愴的陰影。」

顯然蔣萬安對這堂台灣現代史課程,並未真正消化理解,更未看清楚李登輝這位政治前輩在「道歉」之前,有多少具體作為──

前總統李登輝在蔣經國去世後,副總統李登輝依憲法繼任其剩餘任期,在1988年2月的總統就職記者會上,便提及二二八,並開始找學者了解研究。由於他當時作為「虎口下的總統」並未完全擁有實權,故對二二八的責任追究不置可否,直言要「往前看」,也因此飽受民間非難。

經歷過幾波政爭後,李登輝在1990年經國民大會投票當選為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在權力穩固後,始就民間的呼聲,給予積極的回應:指示行政院進行二二八研究,並針對該歷史事件妥善處理。同年,行政院旋即成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由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為召集人,以建碑與研究報告撰寫為任務目標。《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於1992年公布,也意味著這個國家第一次正面面對二二八歷史。

此外,在研究報告公布前後,先有受國民黨主控的立法院,在院會上集體為二二八事件死者默哀一分鐘,後有行政院長郝柏村率全體閣員默哀。儘管郝柏村日後數度質疑二二八死亡人數的計算,並替蔣介石背負的責任叫屈,都不可否認不論出於真心誠意,或迫於現實壓力,當時在李登輝主政下,由國民黨主導的府院與國會,嘗試面對或回應這段歷史悲劇。而真正具象徵意義的,自然是1995年,首座中央二二八紀念碑在新公園峻工落成時,李登輝代表政府,首次為國民政府於1947年的暴行,向受難者家屬及全體國人道歉。

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在與李登輝的口述訪談中,曾如此紀錄:1995年二二八前夕,台灣第一位留美博士、二二八受難者林茂生之子林宗義向李登輝提出道歉的建言,甚至催促他道歉。李登輝接受建議,親自修改講稿,在二二八前一晚寫稿到半夜。

現任國史館館長陳儀深因此對端傳媒表示:「這也告訴我們,國家元首面對二二八的態度或作為,並不一定有個理性的藍圖,決定什麼時候做些什麼。有些事是隨著歷史因緣或社會條件而發生的。」

2009年2月28日,高雄,示威者舉著台灣獨立的標語,總統馬英九在紀念二二八事件的追悼會上發表講話。
2009年2月28日,高雄,示威者舉著台灣獨立的標語,總統馬英九在紀念二二八事件的追悼會上發表講話。

二二八是一場台灣人追求民主的運動

終於在2016年,我們有了第一位女性總統,蔡英文。在二二八那個時代的知識菁英,想改變以及追求的台灣,不就是今日你我所享有的這一切?

至於馬英九所謂的「道歉」,最初發生於2006年2月27日。彼時,他以國民黨主席的身分,在一場研討會中將二二八事件從過往國民黨認知中的「族群衝突」,界定為「官逼民反」,隨後表示,國軍登台後,「在處理上犯了很大的錯誤」。

這番談話,被泛藍陣營認為是「道歉」,包含蔣萬安之父蔣孝嚴在內,都對馬英九此舉表示強烈反對;但在泛綠支持者與二二八研究者眼裡,馬英九的言論卻是簡化歷史推託責任,深感不以為然。

時任總統的陳水扁甚至投書批評,稱二二八事件是其後長達半個世紀黨國體制威權統治的序曲,不是「官逼民反」、或因文化語言隔閡引發的警民衝突,「二二八事件在本質上是對民主全面的否定,以及對人權徹底的戕害。」

二二八事件研究者與策展人黃惠君更是強調:「官逼民反」這個說詞,是將18、19世紀台灣民變的概念來混淆二二八事件的發生。

黃惠君對二二八的研究視角角度,與一則刊登在《中華日報》上剪報有關:源於1947年3月2日——即二二八事發後第三天,——《中華日報》的頭版報導寫著:台南市民大會要求市長民選。

「我意識到群眾的力量,也看到清楚的民主訴求,我知道這是有靈魂的一場抗爭。」黃惠君曾在著作上寫道這則剪報對她的影響,她說,即使知道二二八事件中遭國軍殘殺的冤魂很多,但她更想知道,將生命獻祭給台灣的人,到底處於什麼樣的時代?

2023年2月28日,台北自由廣場,台灣國家聯盟自行於自由廣場舉辦二二八七十六周年紀念會。
2023年2月28日,台北自由廣場,台灣國家聯盟自行於自由廣場舉辦二二八七十六周年紀念會。

黃惠君認為,在面對二二八的各種爭論之前,必須先釐清二二八的屬性是什麼,「當事人是不是具有理想?有沒有組織與方向?甚至,是否起身反抗?」既然二二八事件的背景,是接管台灣的國民黨統治階級貪污腐敗的結構,那麼,這則剪報所揭示的「地方選舉」,便提供了一個解決之道:「這表示當時只要縣市長民選,就可以改變當時貪腐的統治結構,改變官派的情形。」

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包含蔣渭川在內的知識分子,從北到南迅速建立政黨分會,就是為了提出民主選舉的訴求;事件發生後,全台各地烽起的抗爭,逼得時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不得不妥協,宣布7月直接民選。

「要不是蔣介石派兵鎮壓,二二八的反抗運動已經成功了。各地官派的縣市長己交出政權。」黃惠君因此強調:1947年的這場歷史,其實是一場民主運動,「當時的知識份子,確實是緊緊捧著憲法作為武器,要求立刻實施民主政治,以改變貪腐結構。」

蔣介石派兵鎮壓是對民眾的殺戮威嚇,對可能撼動國民黨統治政權的台灣菁英,則是令其消失。律師林連宗李瑞漢等人,在當時便遭到極不人道的對待,先是被秘密逮捕,再是暗殺後毀屍滅跡。

2021年,台北一間食店。
2021年,台北一間食店。

黃惠君曾看過林連宗在選上制憲國大代表後,寫給就讀台中女中女兒的書信。他在信上向女兒解釋:憲法通過後,省長、縣長、市長都可以直接民選,而現在的國大代表有1,600多個人,其中有80多人是女性,「信貞,你好好努力,你也可以選大總統。」

「終於在2016年,我們有了第一位女性總統,蔡英文。在二二八那個時代的知識菁英,想改變以及追求的台灣,不就是今日你我所享有的這一切?」以古鑑今,黃惠君舉例:「我們可以說,二二八事件,在當時的台灣,就像是發生在當代的香港爭普選運動,且規模更大。」

戊寅份子

學者林正慧從檔案中發現,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當局認為「跟二二八有關事件的人,較容易受到台獨運動影響」,因此對於這些人及其家屬進行偵監,除了警察上門查戶口外,還有出入境管制,直至當事人死亡,才會銷案。而這些當事人的代號為「丁亥份子」、「戊寅份子」、「靖平份子」。

她也不免感慨:目前人們對二二八的理解,只知有受難菁英,卻未能意識到其實是民主運動的領袖被集體密裁、暗殺。是政黨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力足以讓專制統治者交出政權,才使其遭到殺害而犧牲的。

陳儀深也持同樣意見,當時還是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的他甚至投書媒體,批評「官逼民反」是簡化事實──畢竟二二八受難者並不都是抗爭者,像是林茂生、林連宗,甚至許多參與處委會的菁英,根本沒有反抗行動,卻也都死於非命或遭奪自由,之後的綏靖、清鄉,乃至日後情治機關對「戊寅分子」相關人等的監控,都無法以「官逼民反」解釋。

這位台灣史學者對於二二八研究的開展,幾乎與官方同時起步——從1991年開始撰寫他的第一份二二八研究論文,並在隔年與海內外眾多學者一起發布「民間版」論文集。這本論文集與官方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同年問世。

「當時是李登輝擔任總統,所以政府的反應很快。」陳儀深表示,彼時官方調查的優勢,在於擁有檔案,而這些檔案日後也在張炎憲與吳密察擔任國史館館長期間彙編成冊。陳儀向蔣介石請兵鎮壓的證據,亦在其中。

1992年版官方所發布《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雖有簡單提及陳儀、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台北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等人的罪責,但在蔣介石的部分,僅以「失察之疵」、「考慮未周」輕輕帶過。考慮到當時仍是國民黨執政,報告對於國家領導人的責任便有所保留:「故悲劇的發生實亦有當時主觀與客觀因素的存在,亦非主政者所能完全控制。」

或許因為如此,報告中也特別言明此任務的限制:「旨在說明事實真相,並無判別責任所在的意圖。」

2005年2月28日,台北,總統陳水扁在副總統呂秀蓮(左二)和台北市長馬英九(左)的陪同下獻花。
2005年2月28日,台北,總統陳水扁在副總統呂秀蓮(左二)和台北市長馬英九(左)的陪同下獻花。

2003年,陳水扁執政時期,在「政府認為支付補償金,責任已了;社會大眾認為受難者家屬獲得金錢撫慰,事情已有交代」以及「在表面紀念儀式和金錢補償之下,二二八的歷史真相反而被模糊了、被遺忘了」的背景下,二二八事件基金會籌畫二二八事件歷史責任歸屬的研究計畫,由時任基金會董事與國史館館長的張炎憲擔任召集人,組成調查團隊,最終於2006年公布《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摘要》。

報告中認定:作為最高領導人的蔣介石,應對二二八這起不幸事件負最大責任。

此報告一出,自稱為蔣經國庶子的蔣孝嚴,即前往台北地檢署按鈴控告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陳錦瑝、召集人張炎憲,與〈南京決策階層的責任〉該章執筆者陳儀深。而檢察官則在召開調查庭後,最後予以不起訴處分。

「當時說意外也不意外,儘管我們舉出這些證據,相對立場的人不至於看不懂,但情感上還是不願意接受。」陳儀深如此感慨。

事實上,陳儀深在研究論述中,並未將國民黨打成鐵板一塊,他認為,1947年當時的國民黨內部,也是有明智之人,也想要解決問題,只是蔣介石不予理會。

從檔案可知,當時台灣人追究的最高層級,僅是陳儀,而包含監察委員楊亮功、閩台清查團團長劉文島都對台灣人的遭遇很感同情,當報告上呈到中央,國防最高委員會、及國民黨中常會也做出將陳儀撤職查辦的決議。換句話說,當時對於二二八事件,黨政與監察系統是有監督機制的,但蔣介石仍然袒護陳儀,對於相關建言,置之不理。

「國民黨中央都知道這是問題,也承認錯誤。」陳儀深反問:「如果蔣介石當時查辦陳儀,事情會有這麼嚴重嗎?」

儘管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中應背負的責任相當明確,陳儀深卻不認為就要因此對蔣萬安如此苛刻。

「蔣萬安才剛就任台北市長,不要太急著論斷他,」陳儀深解釋,要從他在市長任內有無具體作為,做對或做錯什麼來評價他,而不是就血統論斷他的資格。

2023年2月28日,台北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市長蔣萬安出席二二八紀念活動。
2023年2月28日,台北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市長蔣萬安出席二二八紀念活動。

轉型正義,「台北市長」蔣萬安將如何回應?

不要像他父親一樣阻止兩蔣浮棺遷葬五指山公墓,不要反對兩蔣日記還給國史館,不要阻止中正紀念堂轉型。

但畢竟蔣萬安姓蔣。蔣介石、蔣經國這對蔣家父子在台灣實施40年的威權統治,其所造成的破壞與負面影響,在這塊土地上仍未根除;蔣家遺緒某種程度就反映在民眾對蔣萬安的支持上。

就連台北市文化局長蔡詩萍,都在臉書上如此表述:「我感覺得出,年輕市長的內心深處,肯定百感交集。誰叫他,姓蔣呢?但誰又要叫他當選了台北市長呢?這都是不能閃躲的命運與責任。」

蔣萬安還是閃躲了。

他雖然出席了台北市政府主辦的二二八紀念儀式,也以「台北市長」的身份「道了歉」,其講稿仍是在尖銳處閃躲,並未直接面對蔣家與二二八乃至其後白色恐怖的關係。

蔣萬安及其團隊似乎鐵定主意,只要以「台北市長」的身份框架,撐過這個二二八就行。因此,不論會後記者如何換句話說,持續追問:道歉的身分為何?道歉的對象為誰?他始終答非所問地覆述講稿內容:「作為台北市長」,「李登輝、馬英九兩位前市長也有道歉過」、「我為發生在天馬茶房的緝菸事件道歉」。就連「道歉對象是否是二二八受難者家屬」這樣的問題,他都沒有鬆口回應。

但並非蔣家後代都閃躲這個議題,尤其未從政的蔣家人——同為蔣家第四代的蔣友柏,便曾主張處置中正紀念堂,而蔣萬安的叔父章孝慈在解嚴後,花上數年探訪二二八受難家屬,並以東吳大學校長的身分舉辦追思音樂會。相較「認祖歸宗」的「蔣孝嚴」,他雖不需有所表示,卻仍贏得家屬的信任與社會的肯定。

事實上,在一個民主且追求轉型正義的時代,即使作為威權統治者第四代,蔣萬安本人亦不需要為自己未曾參與的威權體制負責。然社會對他必須承擔蔣家政治責任的要求,正是因為台灣現下仍處於「有受難者而無加害者」的迷區中。因此,比起「道歉」,作為「台北市長」的蔣萬安,接下來將如何回應轉型正義課題,或許才該是社會關注的重點。

2023年2月28日,台北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台北市議員林亮君、吳沛憶、苗博雅等人,穿上「誰是加害者」的黑衣,出席台北市二二八紀念儀式,並分持「清除威權象徵」、「停止崇拜獨裁者」、「政治檔案交還國家」的黑色紙板,坐在貴賓席上。
2023年2月28日,台北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台北市議員林亮君、吳沛憶、苗博雅等人,穿上「誰是加害者」的黑衣,出席台北市二二八紀念儀式,並分持「清除威權象徵」、「停止崇拜獨裁者」、「政治檔案交還國家」的黑色紙板,坐在貴賓席上。

台北市議員苗博雅、林亮君、吳沛憶等人,便就其民意代表職責,數次叩問蔣萬安,要求他履行《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中地方首長的應承擔的工作。這三位市議員,在二二八當天穿上「誰是加害者」的黑衣,出席台北市二二八紀念儀式,並分持「清除威權象徵」、「停止崇拜獨裁者」、「政治檔案交還國家」的黑色紙板,坐在貴賓席上,以沉默作為訴求。

遷葬浮棺

目前蔣介石棺柩以「浮棺」狀態暫厝桃園慈湖湖畔,至今未下葬,並由政府每年提撥預算維護。

「這些紀念獨裁者空間,七十多年來,一年365天,不斷折磨受難者與受難者家屬。這些公共空間中懷念獨裁者的象徵物,每天都在刺痛他們的心。」苗博雅在會後記者會中強調,蔣萬安道歉內容,只有家屬能決定自己是否接受,作為市議員,他們只能針對編列預算供養紀念獨裁者的公共空間一案,提出質疑,並強調:「依法清除威權象徵,這是台北市政府責無旁貸的義務。」

而蔣萬安除了台北市長身分外,也是蔣家人。對於「蔣家後代」的身分,民間團體與學者,皆認為他也有可施為之處。例如台灣國與公投護台灣聯盟,便在台北市二二八紀念儀式舉行前,在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入口召開記者會要求蔣萬安:「遷葬浮棺、拆除銅像」。

「要檢視蔣萬安在市長任內有沒有做什麼事,不如我們反過來看,他不應該做什麼事。」曾經受到蔣孝嚴控告的陳儀深,接任國史館長一職後,仍在一些工作上與蔣家有所接觸,因此,對蔣萬安有所期許:不要像他父親一樣阻止兩蔣浮棺遷葬五指山公墓,不要反對兩蔣日記還給國史館,不要阻止中正紀念堂轉型。

2023年2月28日早上,台北,由鄭南榕基金會與民間社團共同舉辦的「228.0紀念行動」,遊行隊伍拿著白布前進。
2023年2月28日早上,台北,由鄭南榕基金會與民間社團共同舉辦的「228.0紀念行動」,遊行隊伍拿著白布前進。

陳儀深進一步解釋,目前存放在美國史丹佛大學的兩蔣日記,已得到蔣家大部分成員同意,依法交還國史館,惟蔣孝嚴始終反對;此外,前國防部長湯曜明曾於2004年接獲蔣經國遺孀蔣方良書信,希望能將兩蔣安葬於五指山軍人公墓,故隔年上簽給總統陳水扁定奪,而陳水扁也指示依照《國葬法》妥慎辦理,但就因為蔣孝嚴反對,兩蔣無法入土為安,「蔣家如果要跟台灣社會和解,像這樣的善意他們應該要接下來。」

對陳儀深而言,那些1947年提出「撤職查辦」陳儀的國民黨中執會大部分委員,便也代表著和解的一方,而時至今日,民主化後的台灣,更要提倡「共生」,不應該再製造內部的敵人。

「但要達到和解共生,究竟是要認錯才能和解,還是和解就能認錯,就陷入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所以,比較有自信,比較是強者態度的,應該就是願意主動伸出手的那一個,不論你是主動認錯,或是主動和解。」

因此,陳儀深呼籲當政者必須承擔責任,因為社會具有多樣性,無法等到具有高度共識的那一天,而政府的決策會有帶領社會的作用,例如將中正紀念堂轉型為歷任總統圖書館,讓蔣介石、嚴家淦、蔣經國的文物與檔案文書都能置於其中,就是一個和解的機會,也是建立國家共識的方法,「就如轉型正義研究者的期許,雖不是完美的正義,卻是可以實現的正義。」

讀者評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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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储备物资,锻炼身体,风雨过后,终见彩虹

  2. 作为大陆人,第一次知道台湾这段历史。看得很感动,很羡慕,祝福你们。

  3. 感謝端傳媒的報導,讓我們這些晚一代的人,也能知道這段歷史,並珍惜手中的民主。我們需要被提起,才不會忘記,我們需要去紀念該紀念的人,而不是那些殺戮者。……否則…太過諷刺了…我不忍心想像他們的心情有多難受。同樣走在一樣的台北街頭,他們對這個城市的心情,會很疏離而冷漠吧……而…沒有受過這些苦難的我們,至少我們要同理受難者,尊重他們的感受,這真的是最基本最基本但也最必要的修養。

  4. 没想到还有下...更没想到提到的几点问题现在还是那样,从外人的角度听上去也很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