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咖啡馆与一个灿烂时代：香港Brew Note，他们曾在这里实验公共生活

快要告别2022年时，一家咖啡馆的结业通告在早已习惯道别的香港掀起一阵骚动。

咖啡馆Brew Note Coffee Roaster藏在北角堡垒街，已经营业八个春秋。这是一片老旧居民区，咖啡馆门面也低调，那几天却被围得热闹。结业前一天是平安夜，客人们下午时分就排起长龙，有的三五知己来追忆，也有熟客一人前来，静静坐吧台看店员手冲咖啡。

趁着单子快忙完，老板洪嘉伟（Vincent）偷闲出来做访问。今年31岁的他开了酒吧、居酒屋和数家cafe，Brew Note是他第一个尝试，2014年开张。匆匆跑了八年，此刻他和这城一样倦怠。

“在香港经营小生意的人，这几年经历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一间铺头怎么挣扎都试过了……你看不到希望，也没有地方可以反抗。”靠在店门口一人沙发上，Vincent回忆起这些年不断收紧的防疫政策，移民潮又卷走一批批熟客。他想是时候放下了，但又明白，Brew Note意味的不仅仅是一间店铺。

伴着橘黄灯光和咖啡香，这天人们回想起那个似曾相识的年代：有人记起香港蓝调乐手的一场场演出，有人记得2019年烽火连天的日子在这里寻得一丝安心，更多人念念的，是每月一场的文化沙龙：政治学者、大律师、文化人、区议员甚至明星歌手都曾经前来，往吧台一靠就开始演讲，狭长的咖啡馆被各路市民挤得水泄不通。

创办这文化沙龙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周保松，他此刻短居台湾，在政治大学做访问学人。在台北收到Brew Note要结业的消息，他一阵唏嘘，“这些讲者之中，有人在狱中，有人被告，有人已经去了外国……”

在政大附近一间明亮宽敞的咖啡馆，他挂念远方的香港，想起那一个小小空间中人与人之间曾迸发的化学反应，“那真的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个灿烂时代的缩影”。

稀缺的空间资源，无限的化学反应

美茹第一次到访Brew Note，是2019年2月，她和朋友一起去参加文化沙龙之黄耀明分享。美茹来自中国大陆，中学时就是达明一派的粉丝，后来黄耀明和达明一派在中国先后被禁，她反而更想听歌，更想了解那些音乐背后的香港。2018年她来到这城读书。

在咖啡馆，她第一次见到黄耀明。听众太多，很多人挤不进去，美茹和朋友们都在店外站着，老板于是在门外摆了萤幕，同步转播。相比偶像，黄耀明更像一个熟悉的朋友。这天他分享的主题是“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借用了达明80年代的歌，添了一个问号。

美茹记得，那阵子占领中环案开审了一段时间，城市中回荡着低气压。“知道香港前途很麻烦，但见到这个人，感受那种氛围，有一种互相取暖的感觉。觉得有这样的人在香港真好。”交流环节，她对黄耀明说，“大陆粉丝还是有自己渠道听到你音乐的，不用担心”，黄耀明开心地笑。

对来港不久的美茹来说，这是一个独特的香港：在一个小小空间，不同界别的人安心地相遇、交流。

空间在香港是稀缺资源，从一开始，Vincent就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给了租之后，如果其他人想分享，就一起来用。空间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是不是一开始就想搞文化活动？Vincent笑言自己是“假文青”，爱听爵士，爱看点书，但说到底只想好好做咖啡。

“我就想推广精品咖啡，培养一些咖啡师，让这个行业可以持续，自己也可以生活，这样已经很浪漫。”他中学时就爱上咖啡，毕业后不升读大学，跑去钻研咖啡，2011年获得世界虹吸式咖啡师世界大赛香港区冠军，随后又获得一系列专业资格。

那些年香港精品咖啡店甚少，连锁品牌依然是主流。2014年，Vincent寻得家人和朋友合资，胆粗粗开了Brew Note。名字取自美国经典黑胶厂牌Blue Note Records，选址北角内街的原因很简单，“我夜晚在门口炒豆，也没有人投诉，邻居还当成一道风景”。

在安静的街巷，化学反应很快发生了。有蓝调乐手看店家招牌，猜到老板喜欢爵士，一来一往就开始合作，每月两场蓝调演出。2017年夏天，周保松和当时牛津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林道群一起到访Brew Note，第一反应就是，“这地方几适合搞沙龙啊。”

80年代从广州移民香港后，周保松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和英国约克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习政治哲学，最后回到中大教书。作为一名自由派的公共知识份子，他多年来在中港两地的大学和城市中作公开演讲，相信思想的碰撞不应局限于象牙塔。他在家中主持读书会，雨伞运动时在添马公园的草地上和市民分享关于民主、自由、正义的思想脉络。

在雨伞运动后的沉郁气氛中，他赴台湾政治大学访问一学期，仍不停歇，在政大附近的咖啡馆“道南馆”主持读书会。道南馆有一个地下室，周保松在其中和年轻人一起读《小王子》。半年短居后，他于2016年返回香港，很快行动起来，到处寻找场地，“想试试在城市中心，做思想沙龙”。

恰巧，道南馆的老板与Vincent相熟，遂介绍认识，缘分就在港台间流动起来。

“经过雨伞运动，我感觉到这个城市有强烈的需要做思想讨论。大家经历了反国教、雨伞，累积了很多困惑……不仅仅是年轻人，是整个社会大家有很多困惑，关于政治的困惑，关于这个城市如何走下去的困惑，大家都有。”周保松说。

他观察，尽管这城一向崇尚即食的消费文化，但改变已经发生了。

对周保松的提议，Vincent态度很开放，“我一直觉得cafe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去做沙龙，我也没有什么压力，大不了来数十人来啰。”

咖啡，围炉，陌生人一起为香港把脉

文化沙龙2017年8月开麦，第一场由周保松主讲“好生活的政治”，一下子来了一百多人。和蓝调演出一样，沙龙在晚上举行，来者不需要额外付费，买不买咖啡都可以。

Vincent当时心想，周保松叫座力厉害。“但第二场讲尼采，我心想没什么人了吧？尼采喔，这么学院喔。”没想到听众再次挤爆咖啡馆，队伍甚至排到了街上。

当时主讲的是黄国巨，香港学者，钻研尼采哲学，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与创作系，他的演讲题目是“绝望政治与尼采的启示”。那几年，黄国巨留意到，在低沉的社会气氛中，一些人开始将尼采哲学扣连香港现实作解释，他的著作也一时热销，但演讲开始他马上强调，尼采曾经批判民主、平等的理念，其学说也曾被纳粹借用，简单地诠释尼采哲学十分危险。

在人挨着人的咖啡馆，黄国巨试图阐释尼采的复杂性，再和听众一起理解何为绝望，如何面对绝望，如何重拾行动的意义。时隔五年多，当天拥挤的现场和听众渴求的眼神让他至今难忘。

“我不算有号召力的人，以前也做过一些沙龙，有些时候真的是小猫三四只，很多人报名了但不来的，”黄国巨说，而2017年9月这场文化沙龙如此受欢迎，他想或许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气氛，“当时香港很多事情发生，社会有些动荡、危机、转变和不安，是充满困惑的时代，社会对哲学很有兴趣。”

沙龙很快有了雏形，每月一个重要议题，讲者分享一小时，然后再有一至两小时交流互动。这不是轻松的工作量，周保松找来数位义工朋友，大家各司其职：出版人林道群负责海报设计，公民记者萧云负责拍摄，又有朋友做现场录影。后来摆了捐款箱，来者随缘乐助，杂志编辑余国良管钱。“每场两三千元，支付摄影、录影的费用，再给一点场租。”每次开讲，周保松就自己开车运音响去Brew Note。

最费心神的是议题设定。周保松说，他刻意不想通俗，不想取悦大众。“甚至刻意不那么friendly，谈尼采，谈汉娜・鄂兰……我们不是要去迎合潮流，不管人多人少，只要议题重要，就认真讨论。”

其实他心里有把握，严肃的公共讨论在香港是有市场的。雨伞运动时，他在街头、在草地和市民谈政治谈哲学，一谈两三小时。“香港人完全准备好了，坐着去倾两三小时，去思考一些很深的问题。”

沙龙主题多元，最初两年有学者谈香港社运、回顾雨伞四年；有梁文道谈中港互动、分享北京视角的香港；金庸去世的时候，曾活跃于文坛的大律师吴霭仪来分享金庸作品。话题并非全然政治，周保松也找来台湾哲学学者钱永祥讲述动物权益，香港资深社工王惠芬谈抑郁症。

到了2019年，整个香港都在震荡，每月议题更密切地与这城共振：有份创立支联会的资深大律师李柱铭分享六四事件三十年，传播学学者李立峰分享抗争新模式，前立场新闻特约记者何桂蓝讲述直播现场，到了运动尾声，则有作家陈冠中讲述“全面管治”，还有新鲜出炉的民主派区议员来分享。

“我很清楚意识，北角沙龙是一个城市中的沙龙，和我在大学搞的不一样……我是在城市之中，当时确实有一种野心，希望这个沙龙为城市中的人提供一种角度，去看见在这一刻，什么是重要的议题。”周保松回忆，来参加沙龙的人来自不同年龄、背景，无须报名，也没有具体统计他们的身份，但他留意到，2019年听众越来越多，更多了年轻的面孔，“他们对香港当下发生的，有自己的想法，甚至有自己的行动，但他们也有困惑，觉得需要帮自己想清楚。”

自从2018年第一次参加梁文道主讲的沙龙后，Jack就被吸引了，24场沙龙他出席了六七成。他今年50多岁，从事翻译，起最初去沙龙，他说是想多了解自己生活了数十年的城市。

“香港变化真的很大，我们原本珍惜的东西一直在消失，我就想认识更多历史渊源，它怎么变成我们珍惜的样子，还有之后怎么走下去。”Jack说，日常中自己总是和相似背景的朋友聊天，而在沙龙，他想听听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在想什么。

不过，相比知识的吸收，更让Jack难忘的是沙龙的氛围，那种人与人之间亲密分享的气氛。

“大家距离很近，很少有地方讲者和参与者之间距离这么近，他们坐在吧台，脚真的近到可以踢到你。你觉得是在和一个朋友聊天，你拿着一杯饮料，他又拿着一杯，有一种围炉共聚的感觉。”Jack说，就在这样的氛围中，“一百多人数小时一起为香港把脉，大家花一些心机和时间，去思考这个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在Brew Note搞文化沙龙之前，王惠芬记得，香港少有这样的活动，讲座要不在大学校园之中，要不就是去楼上书店。“在咖啡店做沙龙，感觉很不一样，饮食和沙龙是很magic的结合，而且很开放，海纳百川。”

王惠芬是资深社工，创办服务少数族裔的NGO融乐会，多年来争取少数族裔平权，2014年成为“和平占中”的义工，是香港公民社会的重要人物。雨伞运动后，她患上抑郁症，几经努力才走出阴霾。2018年夏天，周保松邀请她去Brew Note。

王惠芬至今记得那天的氛围，她坐在吧台上演讲，一百多人紧紧围着她。她分享自己走过的路，同时也被这样一种围炉互助的气氛所感动。讲座后，许多陌生的市民在脸书上发私信给她，诉说自己的害怕和压力，询问精神病的就医经验。后来，王惠芬也成为文化沙龙的常客。

“在低沉的时候，一种We Feeling很重要，就是一种同在感，归属感，会减少自己的孤单。”王惠芬说，“而且这家cafe的感觉真的好自由，你进去了买不买饮料都可以，其实大家都知道，在香港要面对交租的问题，这是不可逃避的，所以老板当时那样做，是一种慷慨和胸襟。”

惩罚太多，奖励太少

Brew Note结业前几天，美茹一个人去喝咖啡。转眼来港四年多，她说上一口流利粤语，毕业后决定留港工作。

“中期来说都会在香港，但不敢说永远。”美茹想，香港变了太多。她仍经常去其他地方听讲座，但感觉气氛不同了︰不少活动变得低调，有的事先不宣传，也有的角度变得更为学术。

“之前最重要的是分享时不担心有什么后果，现在搞（活动）的人自己就担心之后有没有危险，现场也要求大家不要公开、不要拍摄。大家也没有那么敢提问了，因为你不知道身边一起听的人是谁。”美茹想念文化沙龙让人安心的氛围，人与人之间没什么戒心；相比起讲座内容，她更记得在这里结实的、具体的人。

有一次沙龙结束后，一个女生过来对她说，“刚才听你提问，就猜你是中大学生。”两人就这样认识，渐渐成了好友，又加上一些同样在沙龙认识的朋友，有了一个圈子，常常饭聚聊天。她也记得在沙龙曾经见过的香港年轻人，后来流亡海外，又记得李柱铭在讲座结束后说“年轻人是希望”，郑重地和她与朋友合照……

时至2019年6月底，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主讲“无大台——理解抗争新世代”题目时，有大汉登门骚扰，幸而最后和平散去；周保松说，反修例运动后半场的转变愈发明显，人们担心被人举报和曝光身份。10月6日星期天晚上，文化沙龙请了陈冠中来讲“全面政治和全面管治”，当时港岛警民冲突不断，港铁宣布提早至9点结束，沙龙仍如期举行，但首次决定录影时不拍摄观众的脸。

在城市中央实践公共生活愈发困难。后来，诗人北岛原订11月主讲的沙龙因为安全考量而取消。到了2019年12月30日，社会运动一时平静，文化研究学者罗永生来讲“从汉娜・鄂兰看逆权运动”。没想到，这成了Brew Note中最后一场文化沙龙。

一种全新的肺炎病毒突然来袭，半年后，港区国安法由人大颁布、直接在香港执行。在疫情政策和国安法双重夹击之下，一切戛然而止。

谈论公共生活一时变得奢侈，许多空间先要解决存活问题。Vincent说，为了维持生意，他们做了许多尝试︰限聚令之下，要重新布局咖啡馆，增添隔板；禁止堂食，就要想如何多做外卖生意；不断推出新产品，让大家多买咖啡豆，多叫外卖；后来又要仔细检查顾客的疫苗通行证，免得被处罚……

2021年年初，他们甚至尝试翻新咖啡馆。“这也是一种挣扎，看看能否装修一下，买一个希望？最初效果不错，多人来打卡。但很快，新一波疫情又来了，堂食又开始受影响。”Vincent说。

“太多惩罚，太少reward（回报）了。很多人只是很单纯，想让社会有多些不同的事情发生，有一些好的店铺，有良心一些去做自己的事情……无reward，你reward了谁？”Vincent不断反问。

大家困在香港的这几年，消费转向本土，香港精品咖啡店如春笋般爆发，Vincent估计目前全港有两百多家精品咖啡店。不过他判断，这只是虚荣的景象：在大规模移民潮之下，本地市场承载不了如此大量的供给；虽然一些咖啡店时常排队等位，但其实繁忙时间很短。

挨了三年，等一些老店员都因移民而道别时，Vincent觉得，不如结业吧。

“完结不是最坏的选择，最惨的是看着它一直变差。 ”Vincent说。

当你在思想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活着的

得知Brew Note要关门的时候，王惠芬已经身处英国。

反修例运动结束后，香港政界翻天覆地，公民社会散场，学界也人人自危。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险，王惠芬不得不离开香港。“当时的氛围真的让人很怀念，我现在不是太方便回来香港，只能透过接受这次访问，表达对这间cafe的想念了。”王惠芬在越洋电话中说。

曾经参与Brew Note文化沙龙的讲者，如今有的身在狱中，如独立记者、曾参选2020年民主派立法会初选的何桂蓝；有的突然成了被告，如2019年参与818游行的李柱铭、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之一的吴霭仪；也有的已经离开香港，如学者罗永生；歌手黄耀明则尝试另一片天地，在台湾、英国边走变唱。

而周保松再一次决定离开香港喘口气。2022年夏天，他赴台湾政治大学作学术休假，为期一年。

“我想大家都在摸索，不知道界线在哪儿，不过人始终需要公共生活的，尤其这十年，大家都过了不同形式参与的公共生活。你经历过这些美好，要彻底把自己变成非政治人、非公共人，纯粹是一个消费者，过私人生活，这是不容易的。”周保松有这个信心，他相信人还是需要在思考中把握自己的自主性，“当你在思想的状态，你觉得自己是活着的，生命是把握在自己手中的。”

没什么意外，他希望2023年返回香港。他觉得，在这城仍有许多可为。

2022年年末数天，Brew Note的熟客们又把狭长的咖啡馆挤满了，小小空间再次感受久违的热闹，大家仿佛又在一起了。Vincent觉得，一时捧场维持不了一份生意，不能天天告急来吸引客人，就像最近旅客都涌向日韩，香港商家生意冷淡，这也是难以逆转的趋势。

“无论社会以后变成怎样，我们这一代香港人分享了很多记忆，很坚固的，不会改变的。这或许也是其中一个大家不舍得Brew
Note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咖啡。”Vincent说。

那几天，Jack自己一人去Brew Note喝了杯咖啡。这几年他身边许多朋友都移民了，但他暂时不打算走。一来没有紧迫的风险，二来他说还没有失去希望。

“我对香港还没有厌倦。”Jack说着。

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门关上，又忍不住再打开。

今年1月5日，Vincent约了蓝调乐手Ram和蓝调口琴家、结他手等，再去咖啡馆演奏一次，来一次正式的道别。“大家都不问表演酬劳，为着一个情意结，在Brew Note最后时刻玩一下音乐。”Ram说。那天晚上，小小咖啡馆里大家玩得痛快，倒没有多少伤感，“可能大家都接受了事实……虽然对这个地方很有感情，不过一件事结束或许会有更好的未来萌生。”

从八年前开始，Ram就不时在Brew Note演出，这些年一切都不容易，但他还在努力创作。他有点兴奋地说，近来刚刚发布了第一张个人专辑《19-22 Blues》，纪录这些年的状态。

有点遗憾的是，其中一首歌，他本来填好词了，最后还是担心，又删了。想说的都留在音乐里。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美茹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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