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咖啡館與一個燦爛時代：香港Brew Note，他們曾在這裏實驗公共生活

快要告別2022年時，一家咖啡館的結業通告在早已習慣道別的香港掀起一陣騷動。

咖啡館Brew Note Coffee Roaster藏在北角堡壘街，已經營業八個春秋。這是一片老舊居民區，咖啡館門面也低調，那幾天卻被圍得熱鬧。結業前一天是平安夜，客人們下午時分就排起長龍，有的三五知己來追憶，也有熟客一人前來，靜靜坐吧台看店員手沖咖啡。

趁着單子快忙完，老闆洪嘉偉（Vincent）偷閒出來做訪問。今年31歲的他開了酒吧、居酒屋和數家cafe，Brew Note是他第一個嘗試，2014年開張。匆匆跑了八年，此刻他和這城一樣倦怠。

「在香港經營小生意的人，這幾年經歷的打擊是毀滅性的，一間鋪頭怎麼掙扎都試過了……你看不到希望，也沒有地方可以反抗。」靠在店門口一人沙發上，Vincent回憶起這些年不斷收緊的防疫政策，移民潮又捲走一批批熟客。他想是時候放下了，但又明白，Brew Note意味的不僅僅是一間店鋪。

伴着橘黃燈光和咖啡香，這天人們回想起那個似曾相識的年代：有人記起香港藍調樂手的一場場演出，有人記得2019年烽火連天的日子在這裏尋得一絲安心，更多人念念的，是每月一場的文化沙龍：政治學者、大律師、文化人、區議員甚至明星歌手都曾經前來，往吧台一靠就開始演講，狹長的咖啡館被各路市民擠得水泄不通。

創辦這文化沙龍的，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他此刻短居台灣，在政治大學做訪問學人。在台北收到Brew Note要結業的消息，他一陣唏噓，「這些講者之中，有人在獄中，有人被告，有人已經去了外國……」

在政大附近一間明亮寬敞的咖啡館，他掛念遠方的香港，想起那一個小小空間中人與人之間曾迸發的化學反應，「那真的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一個燦爛時代的縮影」。

稀缺的空間資源，無限的化學反應

美茹第一次到訪Brew Note，是2019年2月，她和朋友一起去參加文化沙龍之黃耀明分享。美茹來自中國大陸，中學時就是達明一派的粉絲，後來黃耀明和達明一派在中國先後被禁，她反而更想聽歌，更想了解那些音樂背後的香港。2018年她來到這城讀書。

在咖啡館，她第一次見到黃耀明。聽眾太多，很多人擠不進去，美茹和朋友們都在店外站着，老闆於是在門外擺了螢幕，同步轉播。相比偶像，黃耀明更像一個熟悉的朋友。這天他分享的主題是「這個璀璨都市，光輝到此？」借用了達明80年代的歌，添了一個問號。

美茹記得，那陣子佔領中環案開審了一段時間，城市中迴盪着低氣壓。「知道香港前途很麻煩，但見到這個人，感受那種氛圍，有一種互相取暖的感覺。覺得有這樣的人在香港真好。」交流環節，她對黃耀明說，「大陸粉絲還是有自己渠道聽到你音樂的，不用擔心」，黃耀明開心地笑。

對來港不久的美茹來說，這是一個獨特的香港：在一個小小空間，不同界別的人安心地相遇、交流。

空間在香港是稀缺資源，從一開始，Vincent就明白這個道理。「我們給了租之後，如果其他人想分享，就一起來用。空間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是不是一開始就想搞文化活動？Vincent笑言自己是「假文青」，愛聽爵士，愛看點書，但說到底只想好好做咖啡。

「我就想推廣精品咖啡，培養一些咖啡師，讓這個行業可以持續，自己也可以生活，這樣已經很浪漫。」他中學時就愛上咖啡，畢業後不升讀大學，跑去鑽研咖啡，2011年獲得世界虹吸式咖啡師世界大賽香港區冠軍，隨後又獲得一系列專業資格。

那些年香港精品咖啡店甚少，連鎖品牌依然是主流。2014年，Vincent尋得家人和朋友合資，膽粗粗開了Brew Note。名字取自美國經典黑膠廠牌Blue Note Records，選址北角內街的原因很簡單，「我夜晚在門口炒豆，也沒有人投訴，鄰居還當成一道風景」。

在安靜的街巷，化學反應很快發生了。有藍調樂手看店家招牌，猜到老闆喜歡爵士，一來一往就開始合作，每月兩場藍調演出。2017年夏天，周保松和當時牛津大學出版社總編輯林道群一起到訪Brew Note，第一反應就是，「這地方幾適合搞沙龍啊。」

80年代從廣州移民香港後，周保松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約克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習政治哲學，最後回到中大教書。作為一名自由派的公共知識份子，他多年來在中港兩地的大學和城市中作公開演講，相信思想的碰撞不應侷限於象牙塔。他在家中主持讀書會，雨傘運動時在添馬公園的草地上和市民分享關於民主、自由、正義的思想脈絡。

在雨傘運動後的沉鬱氣氛中，他赴台灣政治大學訪問一學期，仍不停歇，在政大附近的咖啡館「道南館」主持讀書會。道南館有一個地下室，周保松在其中和年輕人一起讀《小王子》。半年短居後，他於2016年返回香港，很快行動起來，到處尋找場地，「想試試在城市中心，做思想沙龍」。

恰巧，道南館的老闆與Vincent相熟，遂介紹認識，緣分就在港台間流動起來。

「經過雨傘運動，我感覺到這個城市有強烈的需要做思想討論。大家經歷了反國教、雨傘，累積了很多困惑……不僅僅是年輕人，是整個社會大家有很多困惑，關於政治的困惑，關於這個城市如何走下去的困惑，大家都有。」周保松說。

他觀察，儘管這城一向崇尚即食的消費文化，但改變已經發生了。

對周保松的提議，Vincent態度很開放，「我一直覺得cafe是有這個可能性的，去做沙龍，我也沒有什麼壓力，大不了來數十人來囉。」

咖啡，圍爐，陌生人一起為香港把脈

文化沙龍2017年8月開麥，第一場由周保松主講「好生活的政治」，一下子來了一百多人。和藍調演出一樣，沙龍在晚上舉行，來者不需要額外付費，買不買咖啡都可以。

Vincent當時心想，周保松叫座力厲害。「但第二場講尼采，我心想沒什麼人了吧？尼采喔，這麼學院喔。」沒想到聽眾再次擠爆咖啡館，隊伍甚至排到了街上。

當時主講的是黃國鉅，香港學者，鑽研尼采哲學，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人文與創作系，他的演講題目是「絕望政治與尼采的啟示」。那幾年，黃國鉅留意到，在低沉的社會氣氛中，一些人開始將尼采哲學扣連香港現實作解釋，他的著作也一時熱銷，但演講開始他馬上強調，尼采曾經批判民主、平等的理念，其學說也曾被納粹借用，簡單地詮釋尼采哲學十分危險。

在人挨着人的咖啡館，黃國鉅試圖闡釋尼采的複雜性，再和聽眾一起理解何為絕望，如何面對絕望，如何重拾行動的意義。時隔五年多，當天擁擠的現場和聽眾渴求的眼神讓他至今難忘。

「我不算有號召力的人，以前也做過一些沙龍，有些時候真的是小貓三四只，很多人報名了但不來的，」黃國鉅說，而2017年9月這場文化沙龍如此受歡迎，他想或許是因為當時的社會氣氛，「當時香港很多事情發生，社會有些動盪、危機、轉變和不安，是充滿困惑的時代，社會對哲學很有興趣。」

沙龍很快有了雛形，每月一個重要議題，講者分享一小時，然後再有一至兩小時交流互動。這不是輕鬆的工作量，周保松找來數位義工朋友，大家各司其職：出版人林道群負責海報設計，公民記者蕭雲負責拍攝，又有朋友做現場錄影。後來擺了捐款箱，來者隨緣樂助，雜誌編輯余國良管錢。「每場兩三千元，支付攝影、錄影的費用，再給一點場租。」每次開講，周保松就自己開車運音響去Brew Note。

最費心神的是議題設定。周保松說，他刻意不想通俗，不想取悅大眾。「甚至刻意不那麼friendly，談尼采，談漢娜・鄂蘭……我們不是要去迎合潮流，不管人多人少，只要議題重要，就認真討論。」

其實他心裏有把握，嚴肅的公共討論在香港是有市場的。雨傘運動時，他在街頭、在草地和市民談政治談哲學，一談兩三小時。「香港人完全準備好了，坐着去傾兩三小時，去思考一些很深的問題。」

沙龍主題多元，最初兩年有學者談香港社運、回顧雨傘四年；有梁文道談中港互動、分享北京視角的香港；金庸去世的時候，曾活躍於文壇的大律師吳靄儀來分享金庸作品。話題並非全然政治，周保松也找來台灣哲學學者錢永祥講述動物權益，香港資深社工王惠芬談抑鬱症。

到了2019年，整個香港都在震盪，每月議題更密切地與這城共振：有份創立支聯會的資深大律師李柱銘分享六四事件三十年，傳播學學者李立峯分享抗爭新模式，前立場新聞特約記者何桂藍講述直播現場，到了運動尾聲，則有作家陳冠中講述「全面管治」，還有新鮮出爐的民主派區議員來分享。

「我很清楚意識，北角沙龍是一個城市中的沙龍，和我在大學搞的不一樣……我是在城市之中，當時確實有一種野心，希望這個沙龍為城市中的人提供一種角度，去看見在這一刻，什麼是重要的議題。」周保松回憶，來參加沙龍的人來自不同年齡、背景，無須報名，也沒有具體統計他們的身份，但他留意到，2019年聽眾越來越多，更多了年輕的面孔，「他們對香港當下發生的，有自己的想法，甚至有自己的行動，但他們也有困惑，覺得需要幫自己想清楚。」

自從2018年第一次參加梁文道主講的沙龍後，Jack就被吸引了，24場沙龍他出席了六七成。他今年50多歲，從事翻譯，起最初去沙龍，他說是想多了解自己生活了數十年的城市。

「香港變化真的很大，我們原本珍惜的東西一直在消失，我就想認識更多歷史淵源，它怎麼變成我們珍惜的樣子，還有之後怎麼走下去。」Jack說，日常中自己總是和相似背景的朋友聊天，而在沙龍，他想聽聽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人在想什麼。

不過，相比知識的吸收，更讓Jack難忘的是沙龍的氛圍，那種人與人之間親密分享的氣氛。

「大家距離很近，很少有地方講者和參與者之間距離這麼近，他們坐在吧台，腳真的近到可以踢到你。你覺得是在和一個朋友聊天，你拿着一杯飲料，他又拿着一杯，有一種圍爐共聚的感覺。」Jack說，就在這樣的氛圍中，「一百多人數小時一起為香港把脈，大家花一些心機和時間，去思考這個城市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在Brew Note搞文化沙龍之前，王惠芬記得，香港少有這樣的活動，講座要不在大學校園之中，要不就是去樓上書店。「在咖啡店做沙龍，感覺很不一樣，飲食和沙龍是很magic的結合，而且很開放，海納百川。」

王惠芬是資深社工，創辦服務少數族裔的NGO融樂會，多年來爭取少數族裔平權，2014年成為「和平佔中」的義工，是香港公民社會的重要人物。雨傘運動後，她患上抑鬱症，幾經努力才走出陰霾。2018年夏天，周保松邀請她去Brew Note。

王惠芬至今記得那天的氛圍，她坐在吧台上演講，一百多人緊緊圍着她。她分享自己走過的路，同時也被這樣一種圍爐互助的氣氛所感動。講座後，許多陌生的市民在臉書上發私信給她，訴說自己的害怕和壓力，詢問精神病的就醫經驗。後來，王惠芬也成為文化沙龍的常客。

「在低沉的時候，一種We Feeling很重要，就是一種同在感，歸屬感，會減少自己的孤單。」王惠芬說，「而且這家cafe的感覺真的好自由，你進去了買不買飲料都可以，其實大家都知道，在香港要面對交租的問題，這是不可逃避的，所以老闆當時那樣做，是一種慷慨和胸襟。」

懲罰太多，獎勵太少

Brew Note結業前幾天，美茹一個人去喝咖啡。轉眼來港四年多，她說上一口流利粵語，畢業後決定留港工作。

「中期來說都會在香港，但不敢說永遠。」美茹想，香港變了太多。她仍經常去其他地方聽講座，但感覺氣氛不同了︰不少活動變得低調，有的事先不宣傳，也有的角度變得更為學術。

「之前最重要的是分享時不擔心有什麼後果，現在搞（活動）的人自己就擔心之後有沒有危險，現場也要求大家不要公開、不要拍攝。大家也沒有那麼敢提問了，因為你不知道身邊一起聽的人是誰。」美茹想念文化沙龍讓人安心的氛圍，人與人之間沒什麼戒心；相比起講座內容，她更記得在這裏結實的、具體的人。

有一次沙龍結束後，一個女生過來對她說，「剛才聽你提問，就猜你是中大學生。」兩人就這樣認識，漸漸成了好友，又加上一些同樣在沙龍認識的朋友，有了一個圈子，常常飯聚聊天。她也記得在沙龍曾經見過的香港年輕人，後來流亡海外，又記得李柱銘在講座結束後說「年輕人是希望」，鄭重地和她與朋友合照……

時至2019年6月底，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主講「無大台——理解抗爭新世代」題目時，有大漢登門騷擾，幸而最後和平散去；周保松說，反修例運動後半場的轉變愈發明顯，人們擔心被人舉報和曝光身份。10月6日星期天晚上，文化沙龍請了陳冠中來講「全面政治和全面管治」，當時港島警民衝突不斷，港鐵宣布提早至9點結束，沙龍仍如期舉行，但首次決定錄影時不拍攝觀眾的臉。

在城市中央實踐公共生活愈發困難。後來，詩人北島原訂11月主講的沙龍因為安全考量而取消。到了2019年12月30日，社會運動一時平靜，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來講「從漢娜・鄂蘭看逆權運動」。沒想到，這成了Brew Note中最後一場文化沙龍。

一種全新的肺炎病毒突然來襲，半年後，港區國安法由人大頒布、直接在香港執行。在疫情政策和國安法雙重夾擊之下，一切戛然而止。

談論公共生活一時變得奢侈，許多空間先要解決存活問題。Vincent說，為了維持生意，他們做了許多嘗試︰限聚令之下，要重新佈局咖啡館，增添隔板；禁止堂食，就要想如何多做外賣生意；不斷推出新產品，讓大家多買咖啡豆，多叫外賣；後來又要仔細檢查顧客的疫苗通行證，免得被處罰……

2021年年初，他們甚至嘗試翻新咖啡館。「這也是一種掙扎，看看能否裝修一下，買一個希望？最初效果不錯，多人來打卡。但很快，新一波疫情又來了，堂食又開始受影響。」Vincent說。

「太多懲罰，太少reward（回報）了。很多人只是很單純，想讓社會有多些不同的事情發生，有一些好的店鋪，有良心一些去做自己的事情……無reward，你reward了誰？」Vincent不斷反問。

大家困在香港的這幾年，消費轉向本土，香港精品咖啡店如春筍般爆發，Vincent估計目前全港有兩百多家精品咖啡店。不過他判斷，這只是虛榮的景象：在大規模移民潮之下，本地市場承載不了如此大量的供給；雖然一些咖啡店時常排隊等位，但其實繁忙時間很短。

挨了三年，等一些老店員都因移民而道別時，Vincent覺得，不如結業吧。

「完結不是最壞的選擇，最慘的是看着它一直變差。 」Vincent說。

當你在思想的時候，你覺得自己是活着的

得知Brew Note要關門的時候，王惠芬已經身處英國。

反修例運動結束後，香港政界翻天覆地，公民社會散場，學界也人人自危。面對突如其來的風險，王惠芬不得不離開香港。「當時的氛圍真的讓人很懷念，我現在不是太方便回來香港，只能透過接受這次訪問，表達對這間cafe的想念了。」王惠芬在越洋電話中說。

曾經參與Brew Note文化沙龍的講者，如今有的身在獄中，如獨立記者、曾參選2020年民主派立法會初選的何桂藍；有的突然成了被告，如2019年參與818遊行的李柱銘、612人道支援基金信託人之一的吳靄儀；也有的已經離開香港，如學者羅永生；歌手黃耀明則嘗試另一片天地，在台灣、英國邊走變唱。

而周保松再一次決定離開香港喘口氣。2022年夏天，他赴台灣政治大學作學術休假，為期一年。

「我想大家都在摸索，不知道界線在哪兒，不過人始終需要公共生活的，尤其這十年，大家都過了不同形式參與的公共生活。你經歷過這些美好，要徹底把自己變成非政治人、非公共人，純粹是一個消費者，過私人生活，這是不容易的。」周保松有這個信心，他相信人還是需要在思考中把握自己的自主性，「當你在思想的狀態，你覺得自己是活着的，生命是把握在自己手中的。」

沒什麼意外，他希望2023年返回香港。他覺得，在這城仍有許多可為。

2022年年末數天，Brew Note的熟客們又把狹長的咖啡館擠滿了，小小空間再次感受久違的熱鬧，大家彷彿又在一起了。Vincent覺得，一時捧場維持不了一份生意，不能天天告急來吸引客人，就像最近旅客都湧向日韓，香港商家生意冷淡，這也是難以逆轉的趨勢。

「無論社會以後變成怎樣，我們這一代香港人分享了很多記憶，很堅固的，不會改變的。這或許也是其中一個大家不捨得Brew
Note的原因，不單單是因為咖啡。」Vincent說。

那幾天，Jack自己一人去Brew Note喝了杯咖啡。這幾年他身邊許多朋友都移民了，但他暫時不打算走。一來沒有緊迫的風險，二來他說還沒有失去希望。

「我對香港還沒有厭倦。」Jack說着。

這是一場漫長的告別。門關上，又忍不住再打開。

今年1月5日，Vincent約了藍調樂手Ram和藍調口琴家、結他手等，再去咖啡館演奏一次，來一次正式的道別。「大家都不問表演酬勞，為着一個情意結，在Brew Note最後時刻玩一下音樂。」Ram說。那天晚上，小小咖啡館裏大家玩得痛快，倒沒有多少傷感，「可能大家都接受了事實……雖然對這個地方很有感情，不過一件事結束或許會有更好的未來萌生。」

從八年前開始，Ram就不時在Brew Note演出，這些年一切都不容易，但他還在努力創作。他有點興奮地說，近來剛剛發布了第一張個人專輯《19-22 Blues》，紀錄這些年的狀態。

有點遺憾的是，其中一首歌，他本來填好詞了，最後還是擔心，又刪了。想說的都留在音樂裏。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美茹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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