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父权要多元，封控抗议中女性与酷儿的脸

（为尊重受访者的性别认同，文中部分第三人称循简体中文习惯、以中立的ta作为指代）

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傍晚，韩澄与朋友们在伦敦发起“酷儿&女性不该被忘记”的主题集会，声援封控抗议潮中仍未被释放的示威者，同时为酷儿与女性议题在中国的困境发声。

参与者们举著“放人”、“父权不死、极权不止”等标语，与写满唐山、Metoo、弃婴、丰县铁链女等性别暴力事件关键词的字板，站在中国驻英大使馆门前。有人用喇叭向人群叙述广州示威者杨紫荆（点心）被暴力带走扣留的经过，有人读起点心的诗篇，有人带头唱起《女权之歌》：“我有闪光的梦想，我也有丰富的欲望……”

事实上，当日稍早，伦敦还有另一场由中国大陆留学生、海外民运人士等发起的抗议集会，韩澄特意做了沟通，跟这场错开时间：“不是要大家做选择或割席，反而是想多创造一个给女性和性少数的安全空间⋯⋯，进出和麦克风使用都是自由的，现场也有男性到场。”

但即使是在这样有明确性别主题的集会中，现场仍出现了令韩澄无奈的厌女情形：众人喊“发声不要停”的口号时，几位男性接话喊“不要停、不要停”，喊著喊著便开始笑。好在当场有人指出这样的行为不合适，对方才也意识到，安静下来。

11月的反封控抗议潮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非二元性别及性少数参与在海内外抗争里，同时，现场与集会后出现的厌女现象也引起了讨论和关注。脏话用语的厌女、性别议题与民主运动的关系，涌现于社交媒体中，一些行动者创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如“chinesequeerwillnotbecensored”等，发布《如何共建女权和“不厌女”的集会公共空间》、《在民主运动和抗议活动中，男性能为支持女权主义和性/别多元群体做些什么》等帖文，回应公共讨论中的声音。

“女性一直在中国的社会进步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近代以来尤其如此；从五四时代，到共和革命，再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盖莫例外，”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吴国光在近日发布的运动观察中写到，“‘2022白纸革命’的出现，正在成为一个新的起点，把这一本来被遮蔽的事实凸显在人们面前。”

我想要我的嘴巴不被摀住

人在东京的野马是在去参加新宿集会的路上，才在电车上用十多分钟匆匆写完了讲稿。

野马演讲中的一段后来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我想要我的嘴巴能说出我想说的话而不被捂住，我想要我的脑子能够保存记忆，我想要我的身体呆在我想要呆的地方⋯⋯”ta像连珠炮一样追问，“小花梅在哪里，乌衣在哪里，彭载舟在哪里，常玮平律师在哪里。我想说我们中国，有女权主义者，有酷儿，我们要我们的身体自主权。”语毕，现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普通话的“好！”和掌声。

2月起，野马开始以艺术抗议的方式行动，曾用不同方法在东京街头为丰县八孩母亲小花梅、乌克兰、伊朗女性等发声。但这次声援中国国内抗议的活动，并不是ta的主场。写了一段讲稿后ta还犹豫地给朋友发信息，得到斩钉截铁的“去啊去啊去啊！”，才最终决定走上演讲台。

演讲让ta站在高处，ta的眼睛抓到人群中支持女性的标语，感到一些宽慰。ta有点恐高，最后四十多秒腿肚子发抖，讲完就紧张地快速爬下来。却有两个人也几乎同一时间穿过人群追上去，想要认识ta。

“在日本的中国人都乖乖的，很害羞地来说很棒，然后就走了”，这和今年来ta在街头做活动的经验一模一样，“能来这样的活动，酷儿群体大概占百分之二三十吧”，ta想，大家给予支持，是因为终于听到“内部”的人发声了。

“很多事情是自然而然来到你身边的”，ta形容自己的表达欲很本能，没有目标，更像饿了就要吃饭，“今天吃印度菜，明天吃东南亚菜，吃完才发现还挺好”。来东京后，她身边又有了一个友好的艺术和酷儿环境——义大利厨师下班了也搞艺术，普通职员周末会做快闪，艺术表达“像喝水一样”，这慢慢培养了ta的胆子和能动性。“中国人没有太多政治参与的经验，以前觉得要别人领著做，但每次都比上一次担忧更少。”ta喜欢和人交互，朋友们支持ta，不认识的人也在ig上给ta积极的反馈。

经验更丰富的卷卷，在温哥华集会上自告奋勇成了活动主持人，想要创造和维护一个性别友好的公共空间。

温哥华有不少抗议活动，但以华人为主体的不多，在卷卷印象中，香港人发起反修例运动声援时，中国留学生甚至参与了反对声援的抗议。女权主义者在海外也经常遭受小粉红污名和攻击，因此如何尽可能地减少针对这场声援乃至女性的暴力，成为她主要的思考点。

活动在一个艺术馆外举行，正面有阶梯，她为此留了心：发言必须在阶梯上，台阶上还放了蜡烛，中间有投影，它们都在物理上形成不那么容易让人突破的“障碍”。活动有自由发言环节，除了维护秩序，卷卷还观察不同人的政治诉求，遇到现场都有共鸣的话题，她会提炼重点，并带领著重喊一边口号。有一句现场都有感触的是“我不是境外势力，我是中国公民”，卷卷进一步拓展到，“女权主义者也不是境外势力，性少数也不是，我们都是中国公民。”

对她来说，在这场人人自动贡献力量、去中心化的活动中，女性的主动参与在筹备阶段就出现了。

负责这场温哥华开场演讲的女生起初和谁都不认识，在沟通过程中卷卷了解到她是新疆人，因而成为首发。加上卷卷，活动最终由两名女性做开场。卷卷希望营造的空间，是让所有人都感到在抗争中不同身分都是平等的，“女权主义者、性少数群体，存在就是抗争本身。希望能破除一些具有性别刻板印象的抗争方式。”

其实同场还有另一场悼念活动在进行，比卷卷这场早半个小时。两场人混在一起，分不出彼此，现场水泄不通。卷卷的一个跨性别朋友记错了时间，先加入了隔壁的悼念，后来被这场的口号和氛围吸引回来。人们觉得这边性别意识比较好，也有酷儿气质，更被鼓励发言，也感到更舒服。

互助、拥抱、与子宫徽章

虽然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陈晓和方晴却都是受女性同伴鼓舞、和女性朋友一同到现场的。

“去之前我也很害怕，主要是考虑到很多风险，尤其担心被捕之后家里生病的猫。”陈晓回忆，和朋友互相打气抵达现场后，看到大量和自己一样的女性，她才舒了一口气，感到莫名的安全。

刚到北京亮马桥，陈晓就不可避免地关注到了人群中不同样貌的女性：有人拿著喇叭站在人群中央大声带头喊口号，河边有人手捧点燃的蜡烛默默放到水傍，有人骑著电动自行车一路跟随游行队伍，一颗背包上别著子宫徽章⋯⋯有穿深色羽绒服的女孩将白纸贴在身上，白纸愈发显眼，有人从包里拿出更多的白纸分发给同路人。

人群中有一位女示威者没戴口罩，她的同伴则蒙著头巾，陈晓猜测可能是为了致敬伊朗女性。没戴口罩的女示威者很快引起了警方注意，隔著重重人群，陈晓看到她与警察对峙，但警察拗不过她的坚持，很快败下阵来，只能放她离开。

陈晓与同伴很快加入带领口号的声音，她们喊著“释放上海群众”。一位云白色羽绒服的女孩也一起大喊了起来，一边喊一边流泪。陈晓看到，上前拥抱了她。后来，这位不知姓名的女生又去拥抱了现场的其他女性，陈晓看到了。那一刻，她有一种身在历史的感觉，仿佛通过拥抱，素不相识的女性间共享了冬日里的这团温暖和勇气。

作为还在哺乳期的单身妈妈，方晴离开家时的感受很复杂，一面是潜意识里知道不去抗议会后悔，另一方面好像又对深夜离开小孩充满愧疚，同时，她明白如果她离开，照料的责任也只会转嫁给同为女性的母亲和看护阿姨。

也因此，方晴并没有在上海乌中路待太久，她停留的时间段里气氛也相对平静。由于布满酒吧的安福路就在隔壁街，方晴甚至有种夜场刚刚结束，大家都在街上喝啤酒、唱歌的放松感。有人点起了烟，朋友递给方晴一根，那是她自怀孕强制戒烟后，到如今哺乳期的第一根烟。

“历史的一刻，应该值得抽一根烟吧，需要一种仪式感，”方晴说，以前在海外留学，也曾参加过一些游行，但那些行动都是在他国政治制度之内可以做的，而上海的现场却面对著不可知的压力和恐惧，“即使是这样，大家还是呈现出了享受当下的氛围，我觉得很珍贵，政治抑郁里也要允许自己快乐。”虽然到家后，她里里外外都彻底冲洗了一遍，才到孩子的床边。

在乌中路的现场，除了带著喊口号、献花点蜡烛的女性，方晴还看到一位配戴著彩虹饰品的示威者，看到一位与警察理论的孕妇，还有一位女性在现场读起了诗。此外，她还与Drag Queen擦肩而过，起初她猜测ta们是晚上演出刚结束，到现场观望，然而回到家后，她在朋友圈看到ta们在路上唱著《Rain on Me》，并且忽然被捕。

方晴很担心Drag Queen们会在公安局里遭遇更多不理解和非议，“他们在自己的Club可能真的是Queen，但出来后反而可能会变成‘异类’和‘变态’，警察也可能因此施加更严重的暴力。”事实上，1969年美国知名的石墙运动中，就有变装皇后因拒绝警方到卫生间搜身的要求，而被殴打。

厌女：粗口、性别暴力、与低次序的性别议题

女性和酷儿对性别友好的空间营造有强烈的意识。野马发言之后，有讲者用厌女的话骂习近平，事后就有声音在telegram群组表示抗议。不过，活动中的男性常常评价这些行为是“女生矫情”。在“公民日报”的ig帐号上，野马甚至看到，有其他地方的女性提出类似的问题后，被踢出群。ta感觉性别分化体现在演讲者的身分单一和对宏大叙事的偏好上，“如果讲到性别，就觉得不是大事是小事，好像不值得讲。”

方晴在上海的现场也有听到类似的粗口——“健康宝肏你妈”。当时，现场的女性抗争者一度想带头喊作“肏你爹”，但可惜应声寥寥，习惯性的脏话用语似乎很难改口。方晴也有留意到后续在社交媒体中关于厌女粗口的讨论，她为女性同伴们提出厌女批评感到开心，“这说明我们都在带著女性意识参与抗争。”

“粗话是有意义的，无论表达愤怒还是动员情绪，”方晴补充到，“但很多粗话都与女性身体、女性器官有关，这是根植在文化里的厌女，我们有权力表达自己被冒犯的感受。”

粗口外，现场还有更直接的性别暴力。例如，在成都，有女性示威者被警方暴力拖拽，甚至衣服被撕破；在北京，有便衣警察骚扰现场女性示威者，遭当事人喝斥：“你凭什么摸我，恶心”；在清华大学，有反对的男生冲入现场，暴力争夺示威女生手上的白纸，并用红色记号笔试图在女学生脸上画画。

“当女性抗争者站出来的时候，首先被攻击的是她们的性别，”清华大学学生廖明说，“比如在女性手举的白纸上，P图‘五百一晚’。”

自清华大学女生示威在社交媒体中被广传后，廖明就常常关注著网络舆论中关于清华示威的消息。示威当天曾有女生大喊：“不为公权力口交！”在廖明看来，这句话一方面是指被迫做核酸，另一方面也是对公权力暴力侵入个体生活的形象描述。而在Twitter中，反对的声音首先指向口号的性与性别：“喊出这样的口号是不是做‘鸡’的。”

此外，陈晓提到，她在北京亮马桥现场曾试图带头喊起“释放小花梅”、“释放丰县铁链女”等口号，但令她失望的是，“下台”这类相对激进的口号有人应和，但“小花梅”却少了声音。

遥远的温哥华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温哥华的抗议主要沿用四通桥彭载舟反对封控的口号，卷卷按照句式，有意在前后各加了几句：不要围观要参与；不要父权要多元，不要极权要民主。她记得，喊别的口号时大家很大声，甚至隔壁活动的人也跟著一起喊，但到了“不要父权要多元”，声音就明显小了很多。

一位男士在听到这句口号后站上台阶，问到，“你们说的不要父权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应该要父权呀，应该像男人一样去抗争、战斗。”这是卷卷没有预料到的，“我知道民运中有很多性别暴力，也有想过可能会有人骂习近平操你妈”，但她没想到，有人直接定义了“抗争就该像男人一样”。

不过，还没等到她以主持人的身分维护秩序，现场的女性和酷儿就主动走上台反驳——首先极权的本质跟父权息息相关，其次性少数和女权主义者每天都在跟极权做反抗；ta们还说，抗争不一定是充满男性想像的暴力、武力，站在此地，记忆也可以是抗争。

另外一位男士帮腔，“他可能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意思，他可能只是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做⋯⋯”台下马上有人回应，“不要帮他辩解”。

“现在想来那是个契机”，卷卷感慨，人们似乎超越了在封闭房间里批判彼此，而进行了一场公开对话。后来发言的一位新疆朋友也隔空回应：“no one will be free until women are free”，只有当父权思想不再去操控女性的时候，大家才都自由了。卷卷认为，这些观点讲出来，“不仅是为别人发声，也是通过自己的经历去思考别人受到怎样的压迫”；“我意识到女性和酷儿的主动性越来越强，不管是站上来还是作为参与者，ta们是在影响这个活动的。”

或许是这些真诚的分享起了作用，卷卷观察到更多人在集会过程中慢慢接受了这句口号：“多了人喊‘不要父权要多元’，包括一些占用了很多空间和时间发言的男性”，她有一个精辟的总结，“口号不是强制性的，别人认同就会跟著你去喊”。到头来，这场温哥华集会似乎在人们彼此的互动中，长出了共识。

当然，并非所有场域都能展开这样的对话和理解。针对抗争场合中出现的厌女话语和现象，“confusingchina”等ig帐号上披露了许多通讯群对话，让人看到，想要借“干革命”找对象和约砲的男性、认为女权和抗议活动零关系的男性，都不在少数。为“如何建立不厌女的集会公共空间”发布说明的帐号甚至对这些现象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歧视性意识和话语可能是习得而非故意的”。

中国海内外的女性和酷儿社群，正在从日常抗争处，掀起纠正和改变。

对抗宏大，找到“具体”的个人经验

女权、酷儿到底和民主运动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两个群体的人来说，这是个不陌生的、甚至还需要反复“交代”、一直“交代”的问题。

惯有的一种反驳是，父权就是极权。但野马不太用“父权”，ta觉得这是个大词，人们使用“父权”时好像也把它当成了一座不可动摇的大山。野马喜欢更具体的词，比如性暴力事件、司法不公正事件、酷儿LGBTQ+权利、电影审查问题等。

对于封控和女权酷儿之间的连结，ta也巧妙地找到了一个具体的结合点：身体自主权。这点实际上才是ta完整演讲的核心。“这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是身体自主权不被允许才发生的”，“其实社会上一直都在创造不被允许、不能发声的身体：乌鲁木齐不能逃出家门的被烧死的人，残疾人、双性人、娘炮同性恋，被拐卖的女人、被家暴的妻子⋯⋯”野马一口气数出来。

被封控的身体，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受到限制，这和一直以来被禁止发声甚至被禁止在场的女性、酷儿身体，有极相似的体感。即便在这一轮的抗议活动中，这点也应该能让人共情，卷卷就听说，隔壁抗议活动有一些争议，比如发言并不是人人有份，以男性发言和政治口号为主，有女生想上去讲封控，被几名男性拉著不让上去说。

野马关于身体自主权的思考并非一时兴起，而是ta自接触性别研究理论以来的思考。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理论，是野马的精神养料，而这套理论给普通人带来的深远的思考，就围绕在性别气质的展演和解构上。野马做学术研究，对恐怖和怪兽电影中如何利用女性身体、如何透露“排除女性”的社会思想感兴趣，同时ta的艺术抗争也是以身体为基点，ta最常用的表达方式，就是以身体为布，在上面作画或写字。

Ta强调疫情对普通人的影响不是“一天发生的”，“核酸不是一日开发出来的，方舱不是一日建成的”，这三年发生的事情，是一直以来的霸权、审查制度、司法精神丧失的后果。疫情让很多问题加快暴露，人们因此连结，但之前的河南事件、女性事件、性暴力，一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发生。ta形容在一场大的潮水中，有些东西凸显出来了，但人们更应该看到退潮之后，还有些问题是一直存在的。

“你可以不关心，我们也不求你关心，但想提醒大家的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野马又引用了福柯的权力观点，“权力没有那么多理性和理智可言的，权力是贪婪的。你以为把女性和酷儿舍弃之后就会好吗？不会的，小心吧。”

无独有偶，温哥华聚会给卷卷的另一个感动，恰恰也在于人们真实的讲述。她理想的目标就是让大家多元、平等发言，“让大家去讲述‘我’看到听到的事情，‘我的朋友们’在经历什么”。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场活动能自由发言，“大家真的是在那个情况下被感染到，被别人的发言empower（赋权）到，然后他们也想去讲”。

最终，上台发言的有香港人、台湾人、跨性别、酷儿、留学生、来自新疆的人，“比如来自新疆的朋友说为什么ta出国后从来不回去，因为要被查身分证，ta的朋友被关在集中营等等；还有的留学生可能刚从国内出来，就会讲他们封控期间遇到的事情——在上海吃不上饭——他们基于这些经历是怎么开始反思的。”

“大家不一定准备好了，但哪怕语无伦次也要讲出来⋯⋯有些人结巴，还有人读了自己写的诗⋯⋯”讲者紧张的时候，下面的人就会说没关系，“你在这里是自由的、安全的，没关系，加油。”卷卷深深记得这些互动。

她敏锐捕捉到现场流动的情感，“很多人是害怕恐惧的，甚至激动愤怒的⋯⋯”温哥华民众不像纽约、伦敦的人，没有丰富的抗争经验，发言或许需要克服更多情绪。这反而使得表达更真诚，“都不需要一个很大、很精致、很强的政治诉求，但你从ta的分享中看到ta在渴望自由、渴望民主、反对压迫，那真的很打动人。”

公共参与的意识，首先就在表达和理解。她想，作为中国国内可见的公民运动中剩下的最后那一股力量，女权运动在前几年真的是影响了很多人。去中心化的运动方式并非没有需要反思和批判的地方，但至少在这场集会里，女权运动的积累有了一次小型爆发。有经验的、没经验的、来自五湖四海、在社会上有不同身分的人，互相碰撞和激发。

持续表达

林晓留意到，大陆内的一些女性因现场及场外出现的一系列厌女现象而觉得丧气，不再愿意参与这样的抗争。她能理解，但认为这是一种消极做法：“不经历如何积累经验呢？积极地指出厌女行为、防抗厌女行为也是抗争的一部分。”

野马在成为行动者之前，被微博审查搞得怀疑人生，找到艺术抗议后，ta开始把散的自己聚拢起来了，ta想用艺术传达情感，疗愈别人也疗愈自己。在女性和酷儿之间，后者是ta有更多困惑、也更能致力的地方，“有疑问就是酷儿”、“抗争就是自由”。

卷卷非常想要跟所有人说的是，海外的悼念活动是和中国国内的压迫息息相关的，不能成为自我感动、浪漫化的运动。她从一开始就给维吾尔社群发了活动邀请，也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和别人，要从事件本身出发。

从头到尾，她所要击碎的，都是宏大与自以为是；所要营造的，都是回到具体的人身上去。“哀悼不仅仅可以是沉默的样子，也可以是我们表达愤怒、表达我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