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公仆当工作：台湾青年选里长，基层政治翻转了吗？

2022年台湾地方选举前两个月，位于新北市汐止湖兴里的中秋晚会上不见竞选布条，里长郭书成也没穿里长背心。在常被当成村里长选举拉票的场合，这名29岁的青年不致词，却走上台跟里民说：“今天有一件事想拜托大家，就是不要说选举的事情！”

数十人中，身穿萤光绿色背心的邻长志工们，比穿著衬衫、休闲短裤的郭书成还要显眼。晚会由郭书成和邻长们协办；分配文旦、茶水时，他一再向里民解释，这些是由公家“里基层工作费”支付，不是他本人给的恩惠。

这天，郭书成不把猜灯谜、彩绘柚子的中秋节庆，当成竞选连任的场合，而视为一个非典型的里活动实践，如湖兴里过去四年其他活动一般。对他来说，村里长是社区的资源协调者，不是赠与恩惠的地方头人。

上任四年来，他对居民更积极参与社区感到自豪。有参加中秋晚会的邻长表示，“现在大家比较知道社区在干嘛，会追进度，婆婆妈妈彼此也会讨论。里长是社区的leader，但不是所有事情都由里长来做，我们会有分工。”

相较迟迟未在自己的选区展开竞选，郭书成为把愿景推广至全台，去年与社会企业“实现会社”总监、前台南副市长王时思，众筹成立“独立村里长学院”。学院筹办“第一次选村里长就上手工作坊”，鼓励了28名青年投入今年底的台湾地方选举、参选村里长，从中再选出十名持续协助。

在2014年风起云涌的318学运八年后，受学运启蒙参与政治的青年郭书成，与离开政界投身社会企业的王时思，想一起推动的，是村里长在新时代下的意义。

318后八年

现在政治越趋保守，资本也更集中，变成有更多政二代出来，新人很难出头。

台湾青年世代的参政风气，在2014年318学运后迎至高峰。不同政党、团体发起基层选举计划，鼓励年轻人竞选地方公职，如民进党的“民主小草”、台湾团结联盟和福尔摩鲨会社的“斗阵选里长”、种子文化协会的“大家来选村里长”，还有人民民主阵线和青年占领政治等。

政党、团体当年鼓励青年参选的村里长职位，在台湾《地方制度法》第59条中规定为公职人员，但仅说明村里长“受乡（镇、市、区）长之指挥监督，办理村（里）公务及交办事项”，没有明定工作内容。村里长没有“薪水”，但每月有台币45,000元的（下一届开始为五万）“事务补助费”。在不同市的《里邻长服务要点》中，各市政府民政局列出村里长的工作超过20项，包括：维护地方清洁、举办活动、维护治安、传达政令、反映民情、协助村里民。

郭书成表示，318学运使他发现，自己也有改变社会的机会，于是萌生参政念头。学运时正休学服役的他，役期结束后回到母校国立中山大学，透过担任学生会会长累积经验。

毕业后，他想避开政党包袱，自主参与民主；同时，他发现从小居住的伯爵山庄，由于缺乏维护，建成多年后公用设施出现问题，如自来水系统不时停水、篮球场地板破裂和泳池停运。不忍社区变得破败萧条，他投入2018年的地方选举，参选伯爵山庄所在地的新北市汐止区湖兴里第13届里长。

从参选开始，他就把前卫做法带进社区，不想以人情来争取选票，郭书成采用政见取胜。早上拜票时，他不鞠躬，转而用白纸板写下“早安！您好！我是郭书成”、“我会用新方法解决旧问题”，再附上脸书粉专名称，邀请选民追踪和了解他的政见。

面对选民与前任里长的人际包袱，郭书成没有勉强硬碰。他选择开发新票源，成功争取到足够的年轻选民支持，以25岁的年龄成为湖兴里历来最年轻里长。

与郭书成把家当成里办公室不同，里长郑允强在台北市内湖区金龙里，一栋崭新大楼对巷的平房建筑里设置办公室。他每天穿著紫色里长POLO衫或背心，在里内奔波，为里民处理事务和筹办活动，也已经开始竞选。最近因主办里内活动，他的嗓门变得沙哑。

郑允强在318学运后的半年投入基层政治，至今已有八年的里长资历。当年，民进党“民主小草”协助47名青年参选地方公职，青年占领政治也推出28名参选人；郑允强是这两个计划的参与者。

他自诩社运咖里长，很早就投入社运的他，大大小小的社运现场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不过，在2013年大埔事件抗争后，他却感到强烈的空虚感。他自问，“我参与了很多国家的议题、别人家的议题，那自己家的呢？”于是他决心回到故乡，贡献自己出身的社区。

原先不认为得有职位才能进行改革的郑允强，在一次投出社区改善计划却石沈大海后，他决心投入基层选举。过去经常站在政府对立面的郑允强，开始登门拜访里民和在路口拜票，除利用拜票机会让选民认识自己，也向选民说明社区内积习已久的问题。他请长辈给自己一次机会，让社区变好；最终如愿当选。

两名现任里长的风格不一样，但与其他在318学运后参政的青年相同，都因为想从基层政治翻转自身生活的社区而参选；他们除了带头行动，也想促进民众参与公共事务。但是，学运八年后，青年参政的风潮已不复在。

郑允强同期的“民主小草”参与者，只有15人当选，而在位人数已减至11名；青年占领政治的参与者，只有5名当选，现在仅两名在位；人民民主党在两届选举也仅有一名当选村里长；而且，“斗阵选里长”和“大家来选村里长”都仍未复办。

今年年底选举有超过3,000个村里别将只有一名候选人，同额竞选的情况比往届更普遍。同时，“青年参政”的概念在媒体报导下，已不是八年前的改革理想；如今青年参政，个别“最美”、“最帅”里长的声浪已盖过热血愿景。郭书成观察到，参选人数降低是因为村里长的职位，没有给人很大的参选诱因。据他观察，“现在政治越趋保守，资本也更集中，变成有更多政二代出来，新人很难出头。”

改变里长定位

在传统村里长与选民的关系想像中，村里长应该提供大量的免费选民服务，包括介入村里民间的纠纷，处理大小事务求助，还有娱乐活动、送赠品等。

台湾村里长职位，可以追溯至日治时期的保正甲长制度，在1946年国民党政府开放地方选举后设立。两者不同的是，国民党政权在开放地方选举八年后，把村里长视为渗透、控制选举的途径，而非纯为保甲的监察民众、传达政令功能。依据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学者姚人多的研究发现，国民党在60年代，能透过村里长预估地方选举的票数。

伴随台湾民主化，一些村里长渐渐被不同党派势力吸纳。此时，村里长可能是不同政党的桩脚，也可能代表不同利益。今天，不少人称村里长为“里长伯”或“里长婆”，因多由年长人士担任。据“独立村里长学院”统计，现任村里长的平均年龄是58岁，而男性村里长的人数是女性的五倍。

在种类繁多且定义不清的《里邻长服务要点》下，村里长制度经多年发展后，变成单向服务选民的角色。而这些服务，有部份与政府专线重叠。在《村里长完全使用手册》中，“独立村里长学院”团队提及，政府的24小时“1999市民热线”，其实可以直接让民众找到公部门咨询、协助、陈情，而遇上紧急事情，报警、联络消防队可能是比较快的方法。

王时思说，在传统村里长与选民的关系想像中，村里长应该提供大量的免费选民服务，包括介入村里民间的纠纷，处理大小事务求助，还有娱乐活动、送赠品等等。她认为这样对村里长的想像是“畸形”的。

“村里长的职权和资源有限，不可能从常规方法满足这些期待，如果村里长得去找其他资源，便会让地方势力和利益团体有介入的空间。”如此一来，有些村里长就成为政党、地方势力的利益代表；抱持理想参政的青年，被村里民既有的想像限制，也无法好好一展所长。

王时思观察，318学运成就一股年轻人参政的风气，可是重视村里长价值的人仍然不多。她认为村里长是一个适合规划社区，带动公共议题讨论的角色，然而社会对村里长的定位却像客服单位。因此，学院除了鼓励青年参选，也制作“村里长开箱”影片和《村里长完全使用指南》，介绍村里长的不同面向，鼓励村里民提出企划，一起协作社区。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王业立解释，过去村里长被视为地方头人，由于没有连任限制，不少村里长连任多年，也和村里民有长年关系，跟每家每户都熟悉。很多村里长因为没有竞选压力，不会主动去改变社区。这样的情况下，村里长提供给选民的，就是传统选民服务，也养成选民对这些服务的期待。

他说，年轻人把新的想法带进来，不可能只靠年轻招牌；村里民也不见得完全接受创新，那就要在一定的选民服务之下做改革。在口号外，必须说服选民，也要建立与选民的联系。

务实实现理想

甚至选上还比较简单，要改变里民想像的话，要不断证明新方法能做到“短空长多”。

分别从政四年与八年间，支撑青年继续奋斗的，不只有理想；郭书成、郑允强各自找到适合自己和里别的方式，既维系票源，又朝理想接近。

郭书成的想法、做法前卫，但上任初期也曾面对艰难时刻。他带著改革理念进入社区，可是处理选民的投诉、琐事求助仍占据不少时间。第一年的时候，他试著迎合旧有的村里长想像，“那时候有很多的期待，我发现我做不到，也有很多东西我做了觉得很痛苦，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做这些东西。”

他决心寻找务实实践理想的方法。第二年开始，他更大胆把愿景带给里民，但也花时间解释自己的想法，以免引起公关危机。对于寻常里民投诉、求助，他感叹不少事情不适合由村里长来做，民众也不需要透过村里长解决琐事。

“自己遇到问题，考虑的是能不能、为什么，和划优先排序。我把资讯告诉民众，让大家参与讨论。”以碰到的里民租屋纠纷为例，他会告诉对方这类事情应该从民事诉讼解决，村里长不适合介入。去年新冠肺炎爆发期间，他也曾拍影片安抚恐慌的里民，让他们知道正确的隔离、应变流程。

郭书成说，他想确保做的事能真的解决社区问题，而不只是为了迎合特定选民的期待。“像自己读戏剧系，参演一出戏，如果找到好剧本，就成功一半了，如果是烂剧本，怎么做都做不起来。”行动前，他会先抛出想法，与里民一起集思广益，取得一定共识才去做。

他认为新时代村里长要非常努力，证明新做法是对的，“甚至选上还比较简单，要改变里民想像的话，要不断证明新方法能做到‘短空长多’。”对种种可能会让选票流失的行为，郭书成感慨自己比较幸运，因为他有比过往村里长更好的成绩，即使不迎合选民的旧有期待，也有信心连任。

任期内，他为伯爵社区长久的自来水管问题竭力寻找解决方案，在参考基隆市立委的做法后，协助里民申请“竞争型”预算，为社区争取到超过两亿的补助更换水管和后续维护，成为亮丽的政绩。几年下来，连一些一开始不认同他做法的里民，也成为湖兴里的邻长志工。三十多位支持他在社区策划大小实验的邻长志工，除了协办活动，还把理念口耳相传推广给其他人。

只有当越来越多村里民对公共事务同情同理，村里长的重要性降低，民众才能走到政府前面，主动倡议政策。

而在金龙里，郑允强的参政之道，是把里长工作当成社运志业来做。

自2014年当选以来，他落实不少社区改善专案，如无障碍空间和文史保存计划。此外，他同时提供派发节日赠品等传统服务，里办公室也比过往办更多长照活动，如长者共餐、长者学习班等。他说，任内“金龙里是内湖最多活动，最多好康的里”。

但是，他仍未实现与里民共同营造社区的愿望。他说自己不怕被批评、投诉，而更希望左右邻里都投入到里的建设中。可是，“都让里长来弄就好了啊”的被动心态，仍是里民主流想法，想让里民主动讨论、甚或参与社区建设，也难以达到效果。

2015年苏迪勒台风横扫台湾，金龙里道路上也处处倒木，郑允强在街道上查看灾情、也一边沿街吆喝，呼吁里民协助抢救街道，最终成功召集十几个里民帮忙，把树砍断、搬走。而此经验让郑允强深信，只有当人们感受到事情切身、感受到必要性，才会去关心参与。

郑允强认为，关键在于不少人与公共事务的“information gap”，因为感受不到议题与自己的关系，觉得“我不懂”，于是漠不关心，为了让里民关心社区，他举办让不同居民共同参与的活动。他发起农耕历史保存计划“金龙上渠图”，邀请居民参与，纪录金龙里的过往。他也筹办在公园种菜的活动，既提供园艺治疗机会，又能把收成供给长者共餐，还培养里民的归属感。

如此般，他试图让居民对社区议题感同身受，逐步消弭资讯落差。他说，只有当越来越多村里民对公共事务同情同理，村里长的重要性降低，民众才能走到政府前面，主动倡议政策。然而，即使已经上任两届，他觉得八年还是不够，所以正争取连任，继续深耕。

素人进入地方

数据被端到面前，发现这个社区已经非常高龄化，我真的要改善这个家。

郭书成说，过去社会对“素人参政”有所误解，他解释，所谓素人不是没有能力、欠缺想像的人，而是能不因既有政治门槛阻碍、投入参与地方政治的人。学院从工作坊学员中推荐的十位村里长候选人，是团队根据三个条件所选出：非国、民两党、对村里长有传统选民服务以外的想像，以及了解改善社区的方法。他希望用自己的经验及团队的资源，为有抱负的青年助力。

台北公车1号线的两头终点站，连结华江里和泰和里。洪佳君和连婉彤，是学院推荐的候选人，分别在这两个里参选。今年首次投入选举的青年，已逐渐褪去318学运的气氛；事实上，她们的参选契机，则和社区的实际需求及长照有关。

现职为护理师的洪佳君，长照和社区医疗是她的专业领域。婚后搬到华江里，她发现社区在十数年间变成高龄社区，“数据被端到面前，发现这个社区已经非常高龄化，我真的要改善这个家。”

戴著友人帮忙设计的卡通形象口罩，她9月开始每天清晨六点展开拜票行程。她向在做健身操的社区长者们问好，请他们给自己一个机会，“让华江里‘新陈代谢’、‘一起营造友善家园’”。

洪佳君虽然是一间居家护理所的共同创办人，也是华江里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但她认为，里长的职位能提供一个合适的身份，让她得以号召和影响居民，推广自己的想法。“如我是里长，我想去改善红绿灯或是灯柱问题，去问大家‘这样好不好？’就会有人来讨论，素人的话较难有这样的影响力。”

华江里不少居民是在菜市场工作，观念较传统保守，洪佳君用菜瓜布、垃圾袋和口罩，向居民宣传自己想做的事：让街道环境对长者友善，“店的字大一点、路平一点，灯亮一点”；连结公共医疗资源，将里内个案转介到医护系统；还有把里内的肉品批发市场改建成互动、休闲空间。

洪佳君与每个停下来的居民聊天，争取机会交流和加LINE好友。不过，有长辈也对“年轻人”的身份有所质疑，她则打趣回应，“我40岁啦，不年轻了，有两个小孩，而且做医疗工作也已经16年了。”

以前不少里民质疑我这么年轻能不能做好里长工作，我就每天烦他们和他们说话，现在他们觉得给年轻人试试看也是好事。

在泰和里，原本在旅游和服务业任职的连婉彤，在当上妈妈和疫情冲击原先工作后，停下来重新观察自己的社区。她发现社区多年来缺乏交通、长照和育婴资源，小巷的卫生状况也不佳，却一直没人发起改变；她认为如果自己不参选，这些问题以后也不可能被解决。

扎起长发，她快步往来公园和黄昏市场；三个月以来，她穿著粉色竞选背心，每天清晨、早上、下午、晚上在里内带上“看得到”、“找得到”、“做得到”手举牌拜票。

虽是第一次参选，但连婉彤人格特质亲切，很快就能与社区长者话家常，泰和里为拥有丰富眷村历史的老社区，随著人口高龄化，她计划争取成立托育中心和长照据点，让幼儿、上班族及长者都能安心生活。

连婉彤发现，即使社区人口老化与照护资源不足，但不少居民已经习惯成自然；即便里民对现任里长有些微词，但因为害怕改变，下届投票依然还是投给他。因此，她除了拜票争取其他选民支持，也在重阳节一同去高雄太子公庙进香，与选民建立联系。

对连婉彤而言，竞选不是最困难的问题，长时间且频繁的投入，让她对年底选举有信心。这段时间，连婉彤努力让长辈看到自己年轻且有能力，“以前不少里民质疑我这么年轻能不能做好里长工作，我就每天烦他们和他们说话，现在她们觉得给年轻人试试看也是好事。”

两名参选青年，都发现了社区的问题，并有改善问题的方案。她们不打算以一己之力完成所有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想动员里民齐心协力、共同参与社区、进而让社区更好。

社区一定要有一个灵魂人物，但灵魂人物只是决定一个大方向，真正的小细节要靠我们一起堆叠起来啊，我们一起经营才会成功。

洪佳君认为，从事社区工作只凭一个人的优秀才能成效有限，要有团体力量才能向前。“社区一定要有一个灵魂人物，但仍要大家一起注入心力。灵魂人物只是决定一个大方向，真正的小细节要靠我们一起堆叠起来啊，我们一起经营才会成功。”

她接触到不少踊跃反映社区意见的里民，但也有不关注或不愿意表达的人。这段时间以来，她把社区议题的资讯告知民众，希望引起关注和讨论，集众人之力一起做事。若如愿当选，她将恢复召开里民大会，鼓励里民表达对社区的看法。

她说，改变要一点一点累积和渗透，让理念能在地落实，不能要求一蹴而就，“如果一次就翻转的话是革命了”。她从亲友圈开始组成社区团队，如公公和里内其他长者有较多相处经验，因此可以连结其他居民；而自己的竞选事务，也有既是里民也是学妹的朋友帮忙。

至于连婉彤，支持她的里民大多是长者，端传媒记者向长者询问为什么会支持她，在公园乘凉的几名女性长者异口同声地说：因为她“亲切”、“有礼貌”。

连婉彤说，现在里内居民关系疏离，一次社区探访中，她发现大家就住隔壁或是楼上楼下，但却完全不认识彼此，她说如果如愿当选，将计划开办亲子、乐龄活动和舒压课程，让不同年龄层的居民社区产生连结，再招募成为志工团队。

她计划一步一步来，“先让他们知道社区变好是可能的，再跟上来”，不然“跟长辈说建设、建设，他们也无感”。而且，她表示泰和里有不少独居长者，有大小医疗需求，也有不识字的情况。她想先以里长的身份，充当社区的沟通者，关怀弱势群体的迫切需要。

以里长为职业

公仆这个概念杀死人。如果是仆人的话就要服从主人，但公共事务需要双向沟通，但是公仆的概念夺去了工作的尊严和回馈。

若从近十年回顾台湾青年参政的现象，如以318学运为切点，在八年过去，褪下当时代的大叙事回归政治工作本质，村里长既是政治也是一份工作，更是一项职涯选择。

王时思则将“独立村里长学院”视为替村里长这份公职“除魅”的方式，“公仆这个概念杀死人。如果是仆人的话就要服从主人，但公共事务需要双向沟通，但是公仆的概念夺去了工作的尊严和回馈。”回归工作本身，王时思希望得以重建村里长和选民的平等关系。

或许有人觉得投了票给村里长，村里长就有义务处理所有社区邻里大小事。不过，王时思认为即便如此，村里长也难以自行提出解决公共事务的方案。“没有哪一种授权，可以交给村里长后就完全不管，”她解释社区议题的决策仍然需要公共合议，“没有空白的授权，而必须透过参与、决策，以决定授权的方式和范围。”

王时思同意参与公共事务会带来成本，只是每个公民都要考虑，如果完全不付出，那结果可能就不是自己想要的。“过去社会把政治人物当偶像，但偶像其实不存在，只有‘人’才是真正的实践者。”她想让村里民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份子，而村里长可以做的，是引导和协调他们的想像和讨论。

更重要的是，村里长可以是一份对青年自身有价值、有乐趣的工作，可以把专长结合社区特色，用自己的方式规划社区。王时思认为青年从事村里长一职，“能够在地、在家工作，建立紧密的人脉，还可以锻炼社会能力，薪水（补助）也稳定，是很好的工作选项。”

在里长办公室贴满不同“最佳里长”奖状，2018年起担任三重区永安里里长的黄丽伃，国中时期跟著阿嬷而认识到里长工作，看过里长协调社区事务、帮助里民生活所需，这样的经验让还是青少年的黄丽伃默默在心里许下当里长的愿望。

即便未受318学运使命感号召的她，上任后也发现期望与现实的差距。“过去看到好的一面，把那些放大了，现在发现帮人，就算帮了非常多，还是有人不会感激，”她说，就算妳劳心劳力满足那些需索无度的要求，还是会有人抱怨；此外，公部门需“依法行政”但也因此效率欠佳，导致夹在公部门与里民间的黄丽伃备受社区质疑。

因为喜欢帮助他人，黄丽伃没有被这些挫折击败，而在能力范围内实现理念。跟她的脸书粉专名称“爱在永安里”一样，她想把善意带给社区，让它成为温暖的地方。在里内不同巷弄，都挂著黄丽伃设置的烟蒂罐，她不想社区变脏。办公室内，她设置享食冰箱，让居民捐助食物，互相分享。在长廊处，她又布置壁画，让社区成为喜欢的样子。几年内，长辈对社区的归属感增加，从每次里活动只有十多人，现在已经有60人参与。

黄丽伃表示，青年里长要能灵活应对所在社区的情况，而这样的经验，又反过来让青年变得强大；此外，黄丽伃一直想让里民主动表达意见，但发现“在里民大会，敢说话的会讲，不敢的就不出声，达不到倾听民意的效果。”于是，她转而透过邻长，组织每条巷子的社区检讨会，“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声；而且比起整个里，大家更了解自己的巷子。”

即使里长工作不如自己过往想像般神圣，黄丽伃仍从中找到乐趣。她说比起客服，里长更应该有部份社工的角色，“把自己当客服，遇到问题只能公事公办，但里长需要与居民有情感上的连结。”她说，长者和弱势群体，吸收资讯和自助的能力常常较差，“我会在LINE群组转发政府、活动资讯，让年轻一点的人看到，就不用因这些事找里长。但不懂的人还是不懂，那我就会帮忙。”

现在，里内有志工组成环保队和巡守队，邻长也会共同执行社区计划。黄丽伃还发起“乐龄志工培训”，让长者学习技能后，也掌握教学和带领活动的能力，把知识教给其他长者。9月生病时，不同里民来信鼓励，让她感到付出的有所回馈。

结尾

我们不是对年轻人说“好可惜喔，你318那么厉害，现在怎么只来选里长”，而是鼓励他说“你很棒”，愿意在地服务，成为共同生活的推动者。

无论是2014、2018还是2022年，参与基层政治的青年们，普遍都有真挚愿景。从素人参选到现任村里长的经历来看，竞选和动员居民，都需要强大心理素质和苦功。不是每个人都有渐进改变民众观念的毅力，也不是每人都有机会得到亮丽政绩，但这份基层工作的经验仍然宝贵，对社会、对青年都是民主生活的实践。

郭书成认为，改变基层政治是长期的事，他希望“独立村里长学院”的经验，能为各地政治生态带来刺激，还有找到持之以恒的方法，让越来越多村里民、村里长用新的方式看待社区。

王时思没有把当选率，视为衡量这次计划的指标，而重视推动的沟通，和扩散的能量。“如果公民学会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民众把村里长当成公共事务的一环，而不是私人服务，社会才能更好讨论未来的共同生活。”

她期待社会不再用阶层化来看公共事务参与，要让每个位置都有独特的价值。她说，不是对年轻人说“好可惜喔，你318那么厉害，现在怎么只来选里长”，而是鼓励他说“你很棒”，愿意在地服务，成为共同生活的推动者。“这个人也用不著承诺这是一辈子的事情，这可能是职涯规划里面中的一段，但会因为这一段，促进台湾岛上共同生活的可能跟想像。”

学运启蒙青年八年后，或许是时候打破神圣公仆的迷思，让村里长这份公职，不只燃烧使命感，也回归工作的本质。相较透过理想去从事一份工作，不若从事一份工作，从中实践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