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报行动——四通桥抗议事件后，中国海外留学生在各种掣肘下发出回声

【编者按】本文由端传媒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发布，首发于端传媒。

“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谎言要尊严，不做奴才做公民”。10月13日，出现在北京市四通桥上的白底红字的抗议横幅，和升腾而起的浓烟一起，击中了很多中国人的心。

中国之内，人们用含混模糊的话语，在社交媒体试图传播点滴的消息，却遭遇大批的封号查禁。而在海外，受“四通桥事件”震动的一些留学生，开始用海报的形式，在自己所在学校的公告板上，或生活所在地，回应四通桥事件。这群学生行动者们在不断制造“回声”。政治表达的一腔热情，在跨越国境的审查制度、泛滥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潜在的网络暴力威胁扎根生存，同时还隐藏着对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家人遭受政治骚扰的一丝恐惧。

拿着的打印好的海报，这些学生们在揹包里装好胶带、图钉、马克笔，在深夜或者凌晨，潜入课室。同时仔细观察周边的每一个人，回避路上、课室和走廊里遇见的中国面孔——“我不知我们是否政见一致”。月夜里的婆娑树影在紧张的情绪中变得清晰，那些对“同胞”的不信任，对无限入侵个人生活的威权系统的畏惧，以及自己身处其中，却无法得到足够保护的海外大学系统，和自己作为发声者的孤独感，凝结在一起，勾画了一个肉身离开中国大陆，却仍旧发声艰难的学生行动者的剪影。

在本文中，将有七位海外的学生行动者，分享她们的行动经验和反思。她们用行动消减政治时事带来的抑郁情绪，和同样正在街头进行抗议的伊朗人产生联结。她们中的一些人，曾被校方保安以“海报内容太过政治，可能冒犯到别人”而制止。在思考大学制度中“微妙的种族维度的懒政”，以及对大学系统的不信任中，她们也在试图建立新的行动方式。

“你真的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她不希望这个政治表达成为男性叙事，也不希望抗议活动成为新的以男性为中心的阵地。参照以往的经验，将男性行动者英雄化的后续行动，往往或多或少又形成了对女性行动者声音的边缘化。

Vava在欧洲一所招中国学生最多的大学里学习，听到“四通桥”消息的时候，她正在图书馆自习，一个朋友在Instagram上问她：“你有没有听过北京那个事？有很多人炸号了。”Vava当时的第一反应是：炸号这个事，是每个生活在审查制度下的人的日常，不觉得有什么震撼。直到她点开了一张有着横幅和浓烟的照片，她感慨：“终于有人干这个事情了”。

这个图片，在瞬间把Vava带回了那个她没有经历过的年月——“1989年的春夏之交”。遍布广场的标语和横幅，持续在播放学生诉求的大喇叭……这是她对那个年代的碎片化想象，此时经由四通桥上的横幅，突然变得具体起来。接下来，Vava陆续看到社交媒体上有了回应四通桥事件的贴海报行动，她没有考虑太多，只想着，“立马输出、立马贴上去”。

Vava没有直接用社交媒体上现成的海报。她注意到彭载舟的号召材料（编注：推特账户名为“彭载舟”的用户曾发出与四通桥相似的口号，还在网上留下呼吁抗议的详细材料）里强调的男性身份，她不希望这个政治表达成为男性叙事，也不希望抗议活动成为新的以男性为中心的阵地。参照以往的经验，将男性行动者英雄化的后续行动，往往或多或少又形成了对女性行动者声音的边缘化。

于是Vava设计了符合自己诉求的海报。她融合四通桥事件的英文标语和秋瑾《勉女权歌》里的“吾辈爱自由”，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她还把自己设计的海报投稿给了新闻网站，分享给其它的行动者使用。当看见这张海报被不断下载、使用，她产生了一种和素未谋面的、世界各地的行动者联结的微妙感觉。她知道有人和自己在一起。

在了解四通桥事件始末的当日下午，Vava就已把自己要用的物料打印完了。可是她不能完全信任图书馆里的中国人。借着上厕所的由头，她来回在图书馆座位和厕所间走动，观察自己能够贴海报的地方。那个可以贴海报的公告板，她曾路过无数次。这天中午，她没有吃饭，饿着肚子等到晚上，偷偷观察，等着一个合适的时机。一直到图书馆闭馆前的十五分钟，因为饥饿，她实在熬不住了，就飞快地在公告板上把自己设计的海报贴了上去。她同时在一个迎新周的牌子上，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方，塞了自己的海报。

她一个人完成了自己的海报行动。没有戴口罩，也没有别的“反侦察”工作。后来几天，陆续看到其ta人投稿的时候，Vava有一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感觉。她能够确认，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发声，至少没有那么孤独。

这种孤独感曾长久地伴随她。每天在网络上跟进新闻，她常常感觉到抑郁的情绪，她笑称这是“政治抑郁”。但这样的政治抑郁，其实在行动起来之后能够得到消减。“只要行动起来，就会有人看到，看到就能互相鼓舞。”

她此前参加过香港人在中国大使馆前的“六四”集会。那些集会的主要语言是英语、粤语。很多口号会直接使用粤语，不说粤语的Vava经常有心无力，感觉“完全跟不上”。有一年，她在集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终于忍不住用普通话喊了一句口号。也是在那个时候，一些普通话的使用者才开始关注她，开始互相认识。

如今Vava觉得，“你真的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吸引来和自己一样想法的人，我特别想发出这种声音”。她在13日的行动后并没有停止。她接下来的期望是组织女权小伙伴们集会，并持续发出更多的声音。

跨越国境的审查，躯体化的恐惧，以及一些鼓舞

和Vava想着“立马回应”的过程不太一样，其他的行动者则有过更多的“纠结”。她们曾想象了无数次和“爱国人士”对峙的场景，也担忧还在大陆居住的家人，可能受到警察骚扰。但即便恐惧蔓延在自己的生活里，她们仍旧选择了站出来，去回应，去发声。

“流浪锅贴”在接受采访时特意出了家门。她担忧家里有一个听得懂中文的舍友，打算到公园里去接电话。但因为公园里割草机的声音很大，她又折回家来。在这个过程中，她开始关照自己的感受：为什么自己并没有犯法，却这样害怕被噤声、被审查、被潜在的系统性暴力伤害？身处一个“能相对自由发声的国度”，自己出现这样的情绪是否合理？

她在Instagram上转发了一些图片，转发之后一直非常担心，担心Instagram上会不会也有那种会举报的“爱国人士”。她说“这真是一种内化了的恐惧”。

她花了两三天消化这个事件。看到社交媒体上各大高校的陆陆续续的投稿，她也希望加入这样“联结”性的发声。她和朋友在伦敦五六个地标处贴了海报。为了人身安全，她们选择在晚上行动。最开始贴海报的时候，“流浪锅贴”很犹豫，她计划着，先把胶带在海报上贴好，这样就能快速地一下贴到想贴的地方。她担心在公告栏、地标建筑以及垃圾桶旁边的已粘有几张“404”海报的铁板前，引起“小粉红”们的注意。

她感慨道：“这样一个在西方国家司空见惯的‘小事’，到了中国人身上就夹带了很沉重的情感劳动。而这行动本身也有实际的风险。”

在唐宁街的时候，她和她的伙伴遇见了正在抗议的伊朗人。伊朗人好奇她们手里拿着的海报的内容，了解到事情的原委之后，他们说“我们在为同一目标而抗争（we are fighting for the same thing）。”

Alex也在自己的学校贴海报。她戴上口罩，穿了戴帽衫。她选择避免与中国学生正面接触，即使她知道她的行动只是表达个人的政治观点，是行使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她无法避免担心“小粉红”对暴力的滥用（被举报和被拍照），她也担心自己的行动会被挪用为“反华材料”，变成大学阻挠学生行动者下一次行动的借口。

           

贴完海报之后的好几日，Alex去学生活动中心和图书馆观察，假装是“不谙世事的路人”。她惊喜地发现，她的海报旁边又附上了两三种不一样的海报。她还在一处新的公告栏里，看到了六四事件的照片，看到了1989年的学生合照，看到当年的大幅标语“真理属于人民”、“不自由，毋宁死”。

站在公告栏前的Alex很感动，她背过身去抹眼泪，她感觉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在关注这些事情。但是，“可能我和这些留六四照片的学生根本不会有一个合照”。她们可能在饭厅擦肩而过，可能在图书馆的同一层楼看书学习，但是“见面不识”。Alex 想，究竟是什么阻挡了人和人之间的联结？

“那个人站在柱子边上，我瞬间警惕起来。我在观察他。后来我发现，他其实也在偷偷观察我。我们不能确定双方的政见是否一致。我当时很心疼，我们那时候什么也没有说，就是在猜测。”

而另一名留学生小邓的家人正在内地经历警察的骚扰，因此她这次不得不只能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以表支持。她去教学楼上课的时候，看到这些支持彭载舟的海报，但她不敢也不能进行任何的回应。她甚至也不敢在海报前多站一会。作为一个活跃的关注同志权利的学生行动者，她不知道这一次警察对家人的骚扰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而她也不敢敢轻易地把想法转化为一个行动。

像是一个躯体化的反应，小邓感觉到很多事情，即使是简单地发声，都让她感觉“要三思而后行”。

“审查制度严重到这个程度，已蔓延到海外。我没有办法跟任何肉身在国内的人提起这个事情，我不敢在微信上讲这个事情。”她说。

小邓知道，国内媒体是没有任何渠道发声的，任何四通桥事件的关键词、图片，甚至英文图片，也发不出来。那首叫“四通桥”的歌，最近也被下架了，目的是避免人们“借题发挥”的分享。

小邓和另一位行动者Kelly都提到了荷兰瓦格宁根大学近日发生的事件。有“粉红”学生将别人贴的海报撕下来，并且举报。这些 “爱国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对举报行动的描述是，“在我们的监督下，荷兰瓦格宁根大学校方把这些海报一一清除了”。一份“爱国人士”的自述里，写了和校长交涉的过程，声称校方要求“监控”，每个校园区域的负责人也会对自己的区域进行“核查取证”。而瓦格宁根大学在这份自述中做出了一个承诺，“承诺如果是这个学校的雇员（粘贴海报），这些人将会受到更多的惩罚。”

Kelly也发现，这些所谓“爱国人士”倾向于动用“中荷关系”来说话。他们认为，“中荷关系”可能会被支持四通桥抗议者的海报所影响。在Kelly的经历里，“爱国人士”看到抗议海报的第一反应，不是思辨，而是“控评”——让这种反抗的声音压抑下去。她注意到，剑桥大学的“爱国人士”在抗议海报旁边的反驳是：“你们不能代表中国人”。

Kelly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发现学校的抗议海报上被“爱国人士”用马克笔写了“fake” （“谣言”）。而这个写“fake”的同学，和Kelly上同门一选修课。大家都站在走廊看抗议海报时，这个同学大声又得意地说自己就是写“fake”的那个人。Kelly气不过，从他身边走过去，在海报面前拿出自己的马克笔把fake划掉，写了一个“not”。抗议海报上的留言变成了“not fake”（不是谣言）。Kelly感慨，“dictatorship cannot be justified（独裁不能被证明合法化），所以即使是小粉红。他们也只能说这是谣言。”

           

Kelly的父亲是六四运动的参与者，他曾因游行活动被逮捕。Kelly知道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大部分在审查制度成长起来的中国学生不同，她对中国来的学生没有太多的信任，因为过多的交谈可能会再度引起政治骚扰。

但这一次，她贴海报时，发现有别的人也在贴海报。 “那个人站在柱子边上，我瞬间警惕起来。我在观察他。后来我发现，他其实也在偷偷观察我。我们不能确定双方的政见是否一致。我当时很心疼，我们那时候什么也没有说，就是在猜测。”

Kelly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各种被割席”的群体里。台湾的朋友因为台海关系变得非常创伤（trauma），很多人因为这些创伤已经很难并肩行动。而每次跟香港、台湾的朋友提起自己的政治意见，Kelly也有点恐惧，她不知道对方会不会能够理解她的挣扎。

Kelly说：“我在想，我们（来自大陆的学生）总是被理解为一个迫害别人的人，那很多时候，就会质疑，我们怎么能成为一个被迫害的人呢？”

“难道因为我有一张中国脸，所以做什么都需要得到permission吗？”

和Kelly一样，Jolie也就读于金史密斯大学。她是大学里第一位粘贴海报回应四通桥事件的人。在第一批海报粘贴出去之后，她周末进入教学楼打算贴更多海报时，受到了楼栋保安的阻挠。

因为周末进入教学楼需要摁铃，所以Jolie在进入教学大楼的时候，不得不经过保安的审查。保安并没有不允许Jolie贴海报，但他尾随着她，并解释说：“这些海报太政治化了，一些学生会被冒犯到的（It is too political. Some students may be offended）。”保安表示，这些贴上去的海报也会被撤下来（I will remove them）。

Jolie想着：“怎么会有人被这些事情冒犯到呢？”她跟保安解释说，她们是在against authority。保安告诉她，他真的非常理解，但是这是他收到的命令。

听到这个回应之后，Jolie出了教学楼。沮丧的她，在学校外面遇到了另外两个同样在贴海报的女生。她们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Jolie想，金史密斯大学有纪念天安门运动的地方，怎么会阻挠学生贴海报呢？

Jolie很快就摆脱了沮丧。她继续在校园里面贴海报，但选择了更加温和的内容。那张“和新疆人在一起、和香港人在一起、和台湾人在一起”的海报，以及另一张“爱diversity爱酷儿”的海报。这次她遇到了两个保安。第一个保安问她，你的这些海报有没有任何冒犯性（offensive）的内容？她给保安口头翻译了一遍，正准备继续贴的时候，又来了另一个保安，问她：“你有没有得到其他保安的允许？最近学校收到了非常多的投诉（much complaint）”。

Jolie不由想：“难道是因为我有一张中国脸，所以我（无论做什么行动）都要得到permission吗？”第二天，她发现，那些她和不认识的伙伴们晚上贴的海报，都已经被清除了。那是她们一夜未睡，凌晨四点钟起床去课室贴的，全部都被清除了。还有那些打游击战一样，在咖啡厅间折返了三十多趟才全部贴上去的海报，也都被清除了。

这是Jolie到伦敦的第三周，她不认识任何的朋友。但贴海报行动后，她拥有了一些网友，也发现自己贴的海报旁边有了新的海报，虽然她不知道是谁贴的，但她很感动。
她也发现了有手印印在自己的海报上，也有人写字回应。

           

在历经阻挠之后，Jolie有一些“忍无可忍”的感觉，她没有再戴口罩或者做任何伪装。开始在人流量最大的走廊贴海报。身边经过很多中国人，但是没有产生任何层面上的冲突。有两个中国女孩在她贴的海报前停留了很久，并且暗暗给她竖起了大拇指。

不过同时，也有一群中国学生在看到大片的海报之后，开始喊出了“wow”，开始互相询问“到底是谁做的”，感慨这个事情真的“好丢脸”、因为“家丑不能外扬”。Jolie此时就在他们身后，她看着这些同学“旅游打卡”一样跟抗议海报拍照，她非常愤怒。她听到他们在议论要不要把海报都撕了，但最后，他们拍完照之后走了，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像是没有任何的想法”。

“除了贴海报，下次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Jolie在来伦敦上学之前，一直在大陆生活，她的社交媒体账号曾不断被“炸号”。她感觉自己“一直在废墟上生活，我一直在重建，我不知道怎么认识朋友。我凭什么相认。那种（渴望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的）情感是特别强烈的。”

与Jolie不同，小邓对大学系统的不信任由来已久。小邓说：“这些抗议的留学生，不管是集体和个人，戴口罩、戴墨镜，深夜在校园各处留海报，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对于学校的不信任。”因为这些表达，原本应该是正常的，是大学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类似地，Alex也不信任自己的大学，也不认为自己的大学系统能够给自己足够的保护。她觉得英国大学是非常商业主导的机构，十分注重中国留学生，把这些许多国际学生当作“提款机”（cash cow），也不敢轻易做出任何影响招生市场的行动。所以，学校系统是不会保护与大部分“中国大陆爱国学生”意见相左的行动者的，一旦双方有冲突，抗议行动在一个“所谓的自由国度”里，会被限制。

“流浪锅贴”提到金史密斯大学的阻挠事件的时候，感觉“很糟糕”。她认为这个事情的处理方式有一种“带有微妙种族维度的懒政，是一种非常不公正的对中国学生言论自由的打击。”但她并不认为这件事的处理方式能够代表全部的英国大学价值观。她说，在多数情况下，学生行动需要通过行政流程上的确认，这个过程的确是“冗长”的，但学生可以通过沟通去解决这些问题。

但这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事实：来自中国的行动者，在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欧美高校，带着种族边缘身份，也难以避免那些若隐若现的对来自中国内地学生的刻板印象，以及对身处大陆的家人的担忧，都会影响她们的行动。

在这次海报行动中，刚到英国南部不到一个月的Jams，则选择了去思考不同的行动方式，她说自己没有太多动力去贴海报。她会不时想到那些发黄的海报，想到“除了我们海外的小圈子自娱自乐，又能有什么影响呢？除了贴海报或者类似的行动，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而在国境内不断被噤声的各个事件，这次是四通桥抗议，那下一次，又是什么呢？”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