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報行動——四通橋抗議事件後，中國海外留學生在各種掣肘下發出回聲

【編者按】本文由端傳媒與NGOCN聲音計劃聯合發布，首發於端傳媒。

「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領袖要選票，不要謊言要尊嚴，不做奴才做公民」。10月13日，出現在北京市四通橋上的白底紅字的抗議橫幅，和升騰而起的濃煙一起，擊中了很多中國人的心。

中國之內，人們用含混模糊的話語，在社交媒體試圖傳播點滴的消息，卻遭遇大批的封號查禁。而在海外，受「四通橋事件」震動的一些留學生，開始用海報的形式，在自己所在學校的公告板上，或生活所在地，回應四通橋事件。這群學生行動者們在不斷製造「回聲」。政治表達的一腔熱情，在跨越國境的審查制度、氾濫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及潛在的網絡暴力威脅紮根生存，同時還隱藏着對居住在中國大陸的家人遭受政治騷擾的一絲恐懼。

拿着的打印好的海報，這些學生們在揹包裏裝好膠帶、圖釘、馬克筆，在深夜或者凌晨，潛入課室。同時仔細觀察周邊的每一個人，迴避路上、課室和走廊裏遇見的中國面孔——「我不知我們是否政見一致」。月夜裏的婆娑樹影在緊張的情緒中變得清晰，那些對「同胞」的不信任，對無限入侵個人生活的威權系統的畏懼，以及自己身處其中，卻無法得到足夠保護的海外大學系統，和自己作爲發聲者的孤獨感，凝結在一起，勾畫了一個肉身離開中國大陸，卻仍舊發聲艱難的學生行動者的剪影。

在本文中，將有七位海外的學生行動者，分享她們的行動經驗和反思。她們用行動消減政治時事帶來的抑鬱情緒，和同樣正在街頭進行抗議的伊朗人產生聯結。她們中的一些人，曾被校方保安以「海報內容太過政治，可能冒犯到別人」而制止。在思考大學制度中「微妙的種族維度的懶政」，以及對大學系統的不信任中，她們也在試圖建立新的行動方式。

「你真的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她不希望這個政治表達成爲男性敘事，也不希望抗議活動成爲新的以男性爲中心的陣地。參照以往的經驗，將男性行動者英雄化的後續行動，往往或多或少又形成了對女性行動者聲音的邊緣化。

Vava在歐洲一所招中國學生最多的大學裏學習，聽到「四通橋」消息的時候，她正在圖書館自習，一個朋友在Instagram上問她：「你有沒有聽過北京那個事？有很多人炸號了。」Vava當時的第一反應是：炸號這個事，是每個生活在審查制度下的人的日常，不覺得有什麼震撼。直到她點開了一張有着橫幅和濃煙的照片，她感慨：「終於有人幹這個事情了」。

這個圖片，在瞬間把Vava帶回了那個她沒有經歷過的年月——「1989年的春夏之交」。遍布廣場的標語和橫幅，持續在播放學生訴求的大喇叭……這是她對那個年代的碎片化想象，此時經由四通橋上的橫幅，突然變得具體起來。接下來，Vava陸續看到社交媒體上有了回應四通橋事件的貼海報行動，她沒有考慮太多，只想着，「立馬輸出、立馬貼上去」。

Vava沒有直接用社交媒體上現成的海報。她注意到彭載舟的號召材料（編注：推特賬戶名爲「彭載舟」的用戶曾發出與四通橋相似的口號，還在網上留下呼籲抗議的詳細材料）裏強調的男性身份，她不希望這個政治表達成爲男性敘事，也不希望抗議活動成爲新的以男性爲中心的陣地。參照以往的經驗，將男性行動者英雄化的後續行動，往往或多或少又形成了對女性行動者聲音的邊緣化。

於是Vava設計了符合自己訴求的海報。她融合四通橋事件的英文標語和秋瑾《勉女權歌》裏的「吾輩愛自由」，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她還把自己設計的海報投稿給了新聞網站，分享給其它的行動者使用。當看見這張海報被不斷下載、使用，她產生了一種和素未謀面的、世界各地的行動者聯結的微妙感覺。她知道有人和自己在一起。

在了解四通橋事件始末的當日下午，Vava就已把自己要用的物料打印完了。可是她不能完全信任圖書館裏的中國人。藉着上廁所的由頭，她來回在圖書館座位和廁所間走動，觀察自己能夠貼海報的地方。那個可以貼海報的公告板，她曾路過無數次。這天中午，她沒有吃飯，餓着肚子等到晚上，偷偷觀察，等着一個合適的時機。一直到圖書館閉館前的十五分鐘，因爲飢餓，她實在熬不住了，就飛快地在公告板上把自己設計的海報貼了上去。她同時在一個迎新周的牌子上，一個非常顯眼的地方，塞了自己的海報。

她一個人完成了自己的海報行動。沒有戴口罩，也沒有別的「反偵察」工作。後來幾天，陸續看到其ta人投稿的時候，Vava有一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感覺。她能夠確認，自己不是一個人在發聲，至少沒有那麼孤獨。

這種孤獨感曾長久地伴隨她。每天在網絡上跟進新聞，她常常感覺到抑鬱的情緒，她笑稱這是「政治抑鬱」。但這樣的政治抑鬱，其實在行動起來之後能夠得到消減。「只要行動起來，就會有人看到，看到就能互相鼓舞。」

她此前參加過香港人在中國大使館前的「六四」集會。那些集會的主要語言是英語、粵語。很多口號會直接使用粵語，不說粵語的Vava經常有心無力，感覺「完全跟不上」。有一年，她在集會快要結束的時候，終於忍不住用普通話喊了一句口號。也是在那個時候，一些普通話的使用者才開始關注她，開始互相認識。

如今Vava覺得，「你真的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才能吸引來和自己一樣想法的人，我特別想發出這種聲音」。她在13日的行動後並沒有停止。她接下來的期望是組織女權小夥伴們集會，並持續發出更多的聲音。

跨越國境的審查，軀體化的恐懼，以及一些鼓舞

和Vava想着「立馬回應」的過程不太一樣，其他的行動者則有過更多的「糾結」。她們曾想象了無數次和「愛國人士」對峙的場景，也擔憂還在大陸居住的家人，可能受到警察騷擾。但即便恐懼蔓延在自己的生活裏，她們仍舊選擇了站出來，去回應，去發聲。

「流浪鍋貼」在接受採訪時特意出了家門。她擔憂家裏有一個聽得懂中文的舍友，打算到公園裏去接電話。但因爲公園裏割草機的聲音很大，她又折回家來。在這個過程中，她開始關照自己的感受：爲什麼自己並沒有犯法，卻這樣害怕被噤聲、被審查、被潛在的系統性暴力傷害？身處一個「能相對自由發聲的國度」，自己出現這樣的情緒是否合理？

她在Instagram上轉發了一些圖片，轉發之後一直非常擔心，擔心Instagram上會不會也有那種會舉報的「愛國人士」。她說「這真是一種內化了的恐懼」。

她花了兩三天消化這個事件。看到社交媒體上各大高校的陸陸續續的投稿，她也希望加入這樣「聯結」性的發聲。她和朋友在倫敦五六個地標處貼了海報。爲了人身安全，她們選擇在晚上行動。最開始貼海報的時候，「流浪鍋貼」很猶豫，她計劃着，先把膠帶在海報上貼好，這樣就能快速地一下貼到想貼的地方。她擔心在公告欄、地標建築以及垃圾桶旁邊的已粘有幾張「404」海報的鐵板前，引起「小粉紅」們的注意。

她感慨道：「這樣一個在西方國家司空見慣的『小事』，到了中國人身上就夾帶了很沉重的情感勞動。而這行動本身也有實際的風險。」

在唐寧街的時候，她和她的夥伴遇見了正在抗議的伊朗人。伊朗人好奇她們手裏拿着的海報的內容，了解到事情的原委之後，他們說「我們在爲同一目標而抗爭（we are fighting for the same thing）。」

Alex也在自己的學校貼海報。她戴上口罩，穿了戴帽衫。她選擇避免與中國學生正面接觸，即使她知道她的行動只是表達個人的政治觀點，是行使公民的基本權利，但她無法避免擔心「小粉紅」對暴力的濫用（被舉報和被拍照），她也擔心自己的行動會被挪用爲「反華材料」，變成大學阻撓學生行動者下一次行動的藉口。

貼完海報之後的好幾日，Alex去學生活動中心和圖書館觀察，假裝是「不諳世事的路人」。她驚喜地發現，她的海報旁邊又附上了兩三種不一樣的海報。她還在一處新的公告欄裏，看到了六四事件的照片，看到了1989年的學生合照，看到當年的大幅標語「真理屬於人民」、「不自由，毋寧死」。

站在公告欄前的Alex很感動，她背過身去抹眼淚，她感覺不僅僅是自己一個人在關注這些事情。但是，「可能我和這些留六四照片的學生根本不會有一個合照」。她們可能在飯廳擦肩而過，可能在圖書館的同一層樓看書學習，但是「見面不識」。Alex 想，究竟是什麼阻擋了人和人之間的聯結？

「那個人站在柱子邊上，我瞬間警惕起來。我在觀察他。後來我發現，他其實也在偷偷觀察我。我們不能確定雙方的政見是否一致。我當時很心疼，我們那時候什麼也沒有說，就是在猜測。」

而另一名留學生小鄧的家人正在內地經歷警察的騷擾，因此她這次不得不只能在社交媒體上轉發以表支持。她去教學樓上課的時候，看到這些支持彭載舟的海報，但她不敢也不能進行任何的回應。她甚至也不敢在海報前多站一會。作爲一個活躍的關注同志權利的學生行動者，她不知道這一次警察對家人的騷擾什麼時候能夠結束，而她也不敢敢輕易地把想法轉化爲一個行動。

像是一個軀體化的反應，小鄧感覺到很多事情，即使是簡單地發聲，都讓她感覺「要三思而後行」。

「審查制度嚴重到這個程度，已蔓延到海外。我沒有辦法跟任何肉身在國內的人提起這個事情，我不敢在微信上講這個事情。」她說。

小鄧知道，國內媒體是沒有任何渠道發聲的，任何四通橋事件的關鍵詞、圖片，甚至英文圖片，也發不出來。那首叫「四通橋」的歌，最近也被下架了，目的是避免人們「借題發揮」的分享。

小鄧和另一位行動者Kelly都提到了荷蘭瓦格寧根大學近日發生的事件。有「粉紅」學生將別人貼的海報撕下來，並且舉報。這些 「愛國人士」在社交媒體上對舉報行動的描述是，「在我們的監督下，荷蘭瓦格寧根大學校方把這些海報一一清除了」。一份「愛國人士」的自述裏，寫了和校長交涉的過程，聲稱校方要求「監控」，每個校園區域的負責人也會對自己的區域進行「覈查取證」。而瓦格寧根大學在這份自述中做出了一個承諾，「承諾如果是這個學校的僱員（粘貼海報），這些人將會受到更多的懲罰。」

Kelly也發現，這些所謂「愛國人士」傾向於動用「中荷關係」來說話。他們認爲，「中荷關係」可能會被支持四通橋抗議者的海報所影響。在Kelly的經歷裏，「愛國人士」看到抗議海報的第一反應，不是思辨，而是「控評」——讓這種反抗的聲音壓抑下去。她注意到，劍橋大學的「愛國人士」在抗議海報旁邊的反駁是：「你們不能代表中國人」。

Kelly在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發現學校的抗議海報上被「愛國人士」用馬克筆寫了「fake」 （「謠言」）。而這個寫「fake」的同學，和Kelly上同門一選修課。大家都站在走廊看抗議海報時，這個同學大聲又得意地說自己就是寫「fake」的那個人。Kelly氣不過，從他身邊走過去，在海報面前拿出自己的馬克筆把fake劃掉，寫了一個「not」。抗議海報上的留言變成了「not fake」（不是謠言）。Kelly感慨，「dictatorship cannot be justified（獨裁不能被證明合法化），所以即使是小粉紅。他們也只能說這是謠言。」

Kelly的父親是六四運動的參與者，他曾因遊行活動被逮捕。Kelly知道自己的政治立場和大部分在審查制度成長起來的中國學生不同，她對中國來的學生沒有太多的信任，因爲過多的交談可能會再度引起政治騷擾。

但這一次，她貼海報時，發現有別的人也在貼海報。 「那個人站在柱子邊上，我瞬間警惕起來。我在觀察他。後來我發現，他其實也在偷偷觀察我。我們不能確定雙方的政見是否一致。我當時很心疼，我們那時候什麼也沒有說，就是在猜測。」

Kelly意識到，自己處在一個「各種被割席」的群體裏。台灣的朋友因爲台海關係變得非常創傷（trauma），很多人因爲這些創傷已經很難並肩行動。而每次跟香港、台灣的朋友提起自己的政治意見，Kelly也有點恐懼，她不知道對方會不會能夠理解她的掙扎。

Kelly說：「我在想，我們（來自大陸的學生）總是被理解爲一個迫害別人的人，那很多時候，就會質疑，我們怎麼能成爲一個被迫害的人呢？」

「難道因爲我有一張中國臉，所以做什麼都需要得到permission嗎？」

和Kelly一樣，Jolie也就讀於金史密斯大學。她是大學裏第一位粘貼海報回應四通橋事件的人。在第一批海報粘貼出去之後，她週末進入教學樓打算貼更多海報時，受到了樓棟保安的阻撓。

因爲週末進入教學樓需要摁鈴，所以Jolie在進入教學大樓的時候，不得不經過保安的審查。保安並沒有不允許Jolie貼海報，但他尾隨着她，並解釋說：「這些海報太政治化了，一些學生會被冒犯到的（It is too political. Some students may be offended）。」保安表示，這些貼上去的海報也會被撤下來（I will remove them）。

Jolie想着：「怎麼會有人被這些事情冒犯到呢？」她跟保安解釋說，她們是在against authority。保安告訴她，他真的非常理解，但是這是他收到的命令。

聽到這個回應之後，Jolie出了教學樓。沮喪的她，在學校外面遇到了另外兩個同樣在貼海報的女生。她們也經歷了類似的情況。Jolie想，金史密斯大學有紀念天安門運動的地方，怎麼會阻撓學生貼海報呢？

Jolie很快就擺脫了沮喪。她繼續在校園裏面貼海報，但選擇了更加溫和的內容。那張「和新疆人在一起、和香港人在一起、和台灣人在一起」的海報，以及另一張「愛diversity愛酷兒」的海報。這次她遇到了兩個保安。第一個保安問她，你的這些海報有沒有任何冒犯性（offensive）的內容？她給保安口頭翻譯了一遍，正準備繼續貼的時候，又來了另一個保安，問她：「你有沒有得到其他保安的允許？最近學校收到了非常多的投訴（much complaint）」。

Jolie不由想：「難道是因爲我有一張中國臉，所以我（無論做什麼行動）都要得到permission嗎？」第二天，她發現，那些她和不認識的夥伴們晚上貼的海報，都已經被清除了。那是她們一夜未睡，凌晨四點鐘起床去課室貼的，全部都被清除了。還有那些打遊擊戰一樣，在咖啡廳間折返了三十多趟才全部貼上去的海報，也都被清除了。

這是Jolie到倫敦的第三週，她不認識任何的朋友。但貼海報行動後，她擁有了一些網友，也發現自己貼的海報旁邊有了新的海報，雖然她不知道是誰貼的，但她很感動。
她也發現了有手印印在自己的海報上，也有人寫字回應。

在歷經阻撓之後，Jolie有一些「忍無可忍」的感覺，她沒有再戴口罩或者做任何僞裝。開始在人流量最大的走廊貼海報。身邊經過很多中國人，但是沒有產生任何層面上的衝突。有兩個中國女孩在她貼的海報前停留了很久，並且暗暗給她豎起了大拇指。

不過同時，也有一群中國學生在看到大片的海報之後，開始喊出了「wow」，開始互相詢問「到底是誰做的」，感慨這個事情真的「好丟臉」、因爲「家醜不能外揚」。Jolie此時就在他們身後，她看着這些同學「旅遊打卡」一樣跟抗議海報拍照，她非常憤怒。她聽到他們在議論要不要把海報都撕了，但最後，他們拍完照之後走了，沒有做任何的事情， 「像是沒有任何的想法」。

「除了貼海報，下次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Jolie在來倫敦上學之前，一直在大陸生活，她的社交媒體賬號曾不斷被「炸號」。她感覺自己「一直在廢墟上生活，我一直在重建，我不知道怎麼認識朋友。我憑什麼相認。那種（渴望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的）情感是特別強烈的。」

與Jolie不同，小鄧對大學系統的不信任由來已久。小鄧說：「這些抗議的留學生，不管是集體和個人，戴口罩、戴墨鏡，深夜在校園各處留海報，這個行爲本身就是對於學校的不信任。」因爲這些表達，原本應該是正常的，是大學言論自由的一部分。

類似地，Alex也不信任自己的大學，也不認爲自己的大學系統能夠給自己足夠的保護。她覺得英國大學是非常商業主導的機構，十分注重中國留學生，把這些許多國際學生當作「提款機」（cash cow），也不敢輕易做出任何影響招生市場的行動。所以，學校系統是不會保護與大部分「中國大陸愛國學生」意見相左的行動者的，一旦雙方有衝突，抗議行動在一個「所謂的自由國度」裏，會被限制。

「流浪鍋貼」提到金史密斯大學的阻撓事件的時候，感覺「很糟糕」。她認爲這個事情的處理方式有一種「帶有微妙種族維度的懶政，是一種非常不公正的對中國學生言論自由的打擊。」但她並不認爲這件事的處理方式能夠代表全部的英國大學價值觀。她說，在多數情況下，學生行動需要通過行政流程上的確認，這個過程的確是「冗長」的，但學生可以通過溝通去解決這些問題。

但這是一個確實存在的事實：來自中國的行動者，在西方文化爲中心的歐美高校，帶着種族邊緣身份，也難以避免那些若隱若現的對來自中國內地學生的刻板印象，以及對身處大陸的家人的擔憂，都會影響她們的行動。

在這次海報行動中，剛到英國南部不到一個月的Jams，則選擇了去思考不同的行動方式，她說自己沒有太多動力去貼海報。她會不時想到那些發黃的海報，想到「除了我們海外的小圈子自娛自樂，又能有什麼影響呢？除了貼海報或者類似的行動，我們還能做什麼呢？而在國境內不斷被噤聲的各個事件，這次是四通橋抗議，那下一次，又是什麼呢？」

（文中受訪者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