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下午2时44分，台湾台东县池上乡发生了规模6.8的地震；虽然震央位于池上，但受创最深的地区为花莲玉里周边，并传出建物倒塌、桥梁断裂与人员受困的消息。
9月18日傍晚6点半，我们搭乘的自强号列车，正缓缓驶入花莲站。列车停稳前，列车长再次播音致歉：由于东里车站有列车脱轨、花东线铁路目前中断，南下列车最远只能行驶到花莲，乘客必须转搭其他交通工具。
然而大部分人出了车站才发现，所谓的“其他交通工具”其实没有太多选择：台铁并没有为旅客提供南下的接驳车，而花莲 – 台东之间的公路客运，又表定于傍晚之前收班，入夜之后基本上只有计程车可以搭——到玉里，一趟车资要新台币2,000元，到台东则是4,000元。
一些行程受阻的乘客，在得知公路客运已经收班之后，只能在客运站找人拼车（按：与其他乘客合并搭车）、分摊车资，杨文婷就是其中一名。杨文婷说，9月18日的主震发生后，她家的门口就裂了一道缝，她母亲一直不敢进家门，于是到台北找朋友的她决定提早回家，此时却被困在花莲。
我们顺路，问她要不要搭便车一起南下，她喜出望外。正好她有个朋友，也是今天要从台北回玉里，搭乘的火车8点抵达花莲，于是在玉里荣民医院工作的江淑雯，也加入了我们的南下旅程。
江淑雯已经从新闻上和家人那边，得知地震灾情并不算太严重，因此并不显得特别焦急，原本只担心自己必须在花莲过夜，毕竟虽然政府已经宣布地震隔天停班停课，但在玉里荣民医院当护理师的江淑雯，还是得要轮班出勤。
“老实说，我看到新闻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是我在7-11里遇到那场地震的话，我可能也不会往外跑。”对于像江淑雯这样的花莲人来说，地震几乎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多数人遇上地震不会太过惊慌，也不会在家里准备紧急避难包。但这种过于“习惯”地震的心态，在江淑雯看来，或许也容易让花莲人太过“松懈”，对于防灾未必是件好事。
江淑雯还说，在地震中倒塌的便利商店，就是离她家最近的门市。“我最近网购的包裹，现在就在那片残垣断壁里，我还要问卖家该怎么办。”如果她这个周末没有去台北的话，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也正好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出现在那间便利商店里。
杨文婷和江淑雯一样，两人都曾是东部地区典型的“北漂”青年，出社会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台北工作。2020年疫情爆发后，杨文婷在台北的工作受到影响，于是她决定返回玉里，后来在一间建材行里找到工作；至于江淑雯，原本则是在北部的医院工作。她们之所以愿意回乡、接受花莲的工资水平，主要原因都只有一个：能就近陪伴家人。
尤其江淑雯的母亲一个人住，这次已经因为地震而不敢进家门了，如果灾情再严重一些，大概便很难独自面对。然而江淑雯的母亲并不是特例。对于像玉里这样，年轻人口不断外流、独留老年人口的城镇来说，不论是地震时的临时应急、或是地震后的复原韧性，恐怕都比人口结构年轻、资源充足的都会区，还要来得更加艰难。
曾经繁荣的玉里
玉里就位在花东纵谷的中点，距离花莲市、台东市都各约90公里，向来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不过比较少人知道的是，若从台湾的移民史看，玉里也曾经是个很重要的节点。
虽然人口不断外流，但事实上，玉里已经是整个花东纵谷人口最多的城镇。车子驶在台九线省道上，一路上都被包裹在厚重的夜幕里，鲜少看见聚落灯火。
就地理位置而言，玉里就位在花东纵谷的中点，距离花莲市、台东市都各约90公里，向来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不过比较少人知道的是，若从台湾的移民史看，玉里也曾经是个很重要的节点。
1874年“牡丹社事件”发生后，清廷对台湾的治理转趋积极，而台湾东部当时主要由原住民居住、一直不在清廷有效统治范围内，因此在“开山抚番”的政策下，清廷便开始辟建通往台湾东部的道路，而其中的“八通关古道”，就是以玉里为终点，并带来了来自台湾西部的汉人移民。
到了日治时期，除了有日本人在玉里周边建立聚落之外，桃园、新竹一代的客家人，也开始大批移民至玉里。
二战结束、国民党来台后，玉里再次迎来另一个转捩点：1960年中部横贯公路的通车，为台湾东部地区带来了更多人员和资本，其中有不少是跟著国民党来台的外省人；1957年成立的玉里荣民医院，起初就是专门收治罹患“精神病”的外省退伍军人。
令人有点意外的是，另一个让玉里兴起的原因，则是一个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政治事件：古巴革命。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美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热带栽培业基地，于是当时仍在接收美援的台湾，便趁势取代古巴，在美国市场成为凤梨罐头的重要来源。
在这个背景之下，经营凤梨栽培业的“台凤”于1961年在玉里设厂，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和同样在1960年代以降兴盛的林业，一同开启了玉里长达二、三十年的荣景；最高峰时期，玉里人口曾达近五万人。
然而到了1980年代，由于工资高涨、凤梨罐头不再有出口优势，台凤玉里厂最后只能关厂；而1991年实施的天然林禁伐政策，则犹如对玉里经济的最后一击，加速了人口外流。最新统计数字显示，现在的玉里人口只剩下2万2千余人。
不过玉里相对晚才开启的“移垦”历史，也造就相对多元的族群地景。时至今日，玉里依然是台湾族裔比例最“平均”的乡镇之一，原住民、闽南籍、客家籍、外省籍这四个主要族群，都占玉里人口四分之一左右。
抵达玉里
“平常的地震都是慢慢来，可以有心理准备，但这次地震是突然就很大，而且听得到地底下裂开来的声音⋯⋯我没看过地震会这样，东西都在飞，根本没有机会跑。”
愈靠近玉里，地震带来的影响就愈可见。通往玉里的太平溪桥，桥面有不少路灯支架已被震断，路面则四处可见裂缝或隆起，只能暂时先用三角锥警示驾驶。
我们最后在晚间10点左右抵达玉里。像玉里这样的东部小镇，在这个时间点里应该已经夜深人静，但此时镇上的气氛却躁动得不太寻常。中山路的建物倒塌现场灯火通明，虽然搜救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受困人员也已全数救出，但拆除工作仍在漏夜进行，周围依然挤满电视媒体的采访车。
不少镇民害怕余震、不敢在屋里过夜，于是干脆睡在车上，或者在户外空地、自家门前搭起帐篷；难得在屋外露营的孩子，则兴奋地在帐篷里外钻进钻出。有些人则是一整晚都敞开自家铁门，方便强震来袭时随时逃生。
就连原本早该入睡的阿婆春桃，此时都还眼睛半闭地，坐在杨文婷家隔壁、位于中正路上的露天停车场里，身上盖著几件棉被。她原本打算就这样在屋外度过一夜，直到将近半夜，才在家人的劝说之下回到屋里，但仍不愿把家门口的铁栅拉下。
年近90岁的春桃，是少数经历过1951年“花东纵谷地震”、而且今日仍在世的玉里人。现在回忆起来，她说玉里上一次有这么大的地震，已经是1951年那时候了；她身后的协天宫，就是在那次地震倒塌之后重建的。
重建后的协天宫，显然比七十多年前还要更加坚固，虽然庙前的阶梯整个翻起、庙埕也裂开了一条缝隙，但庙宇的建筑结构并没有大碍。提起地震，庙方人员还特意强调，他们并没有对庙里的神像多做固定，但地震中居然没有任何一座神像倾倒。
除了像春桃这样的老人之外，对于大部分玉里人来说，9月18日的这场地震，就是他们此生经历过最大的地震——即使是921地震，震感也都远逊于这次，毕竟当时的震央远在南投，但这次的震央就在玉里旁边。
“平常的地震都是慢慢来，可以有心理准备，但这次地震是突然就很大，而且听得到地底下裂开来的声音⋯⋯我没看过地震会这样，东西都在飞，根本没有机会跑。”住在杨文婷对面的退休老师李宏光（化名）如此说道。
根据中央气象局统计，从9月17日晚间规模6.4的前震起，截至9月19日午夜为止，东部地区已发生了167起地震，其中芮氏规模超过4的约有50起，但大部分的余震都较小，感觉更像地底在隐隐蠢动、或是突然猛然跳动一、两下，持续时间并不长。
这起地震最后造成1人丧生、142人受伤。其中，唯一一名死者在地震发生时，正在一座水泥厂进行集尘器的拆卸工作，因为逃生不及而遭到机械压伤，抢救后依然不治。
地震后，房屋结构急需鉴定
与供水问题相比，杨文婷和母亲更担心的是，她家和邻接的几幢透天厝，在猛烈的地震中向北位移，让房屋基座和路面裂出了一道大缝；从裂缝中断裂的自来水管来判断，建筑物的位移至少有十公分左右。
春桃之所以愿意进屋，除了家人的劝说之外，或许也是因为怪手施工的钻凿声实在太吵了。地震后，中正路与民生路口的路面严重隆起，路面下的自来水管也因为挤压而爆裂，自来水公司只能漏夜抢修。由于水管破裂的情况太多，玉里一直要到9月19日晚间才逐渐恢复用水，但水压依然没有恢复原有水准。
不过与供水问题相比，杨文婷和母亲更担心的是，她家和邻接的几幢透天厝，在猛烈的地震中向北位移，让房屋基座和路面裂出了一道大缝；从裂缝中断裂的自来水管来判断，建筑物的位移至少有十公分左右。
住在杨文婷隔壁的彭家，问题则更加严重。彭家的楼房分为两个部分，面街的建物和杨家一样，都是屋龄七十年左右的老透天厝，但彭家于1990年代左右，在透天厝的后方又新建了一幢透天厝，并将两栋建物连通在一起。地震后，他们发现新旧建物间的衔接处出现了多处裂缝，裂缝大的地方甚至能直接透过裂缝看见屋外，地板磁砖也有多处龟裂。
彭先生找来一根竹竿，在我们面前将竹竿插入地板上的一处裂缝，竟然能深入80公分左右，“里面现在都是空的了。”虽然地震已经过了一天，但彭先生的家里依然非常凌乱，“反正地震一直来，现在整理打扫可能也是白费力气。”
杨文婷和彭家的屋子，都属于台湾很常见的透天厝，空间格局和传统的“店屋”类似：沿街的面宽通常较窄、进深狭长，因而能增加街面的店面数。在不少玉里居民看来，这种建筑形式虽然狭长，但至少大部分都属于连栋建筑，地震来临时结构相对稳定；而这次在地震中倒塌的中山路三层建筑，结构技师评估倒塌原因，在于建筑物的一楼改建为超商，将原本的墙面打掉作为橱窗，一楼墙面量比上方楼层来得少，为“软脚虾”结构，地震一来便容易崩毁。
杨文婷和彭先生现在都很想知道，自家的房屋结构是否依然适合居住，但不知道该向谁申请、找谁来鉴定。
玉里镇公所告诉端传媒，对建物结构有疑虑的家户，可以先向里长、里干事通报，待里长搜集名单后，再由镇公所转交给花莲县政府，县府会再安排结构技师前去检视。然而镇公所也表示，私人建物如果因为结构受损而必须改建，政府目前仍未有明确的补助政策。
公共设施受创严重
花莲县政府今年6月才刚对高寮大桥进行维修，但依然在这次赈灾中倒塌；面对质疑，花莲县立法委员傅崐萁与担任县长的妻子徐榛蔚巡视时，则以“此次地震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作为回应。
不过和镇上相比，玉里镇外的几个受灾现场，在视觉上显然更令人触目心惊。
其中，因为地震而断裂的仑天大桥和高寮大桥，分别就位在玉里镇的北侧与南侧，两者都是相对老旧的东西向桥梁，分别建于1980年代初和1991年。
至于位在台九线上的交通动脉玉里大桥，路面则有多处变形，地震后曾一度封闭，但已在9月19日开放南侧桥梁双向通车。
值得注意的是，花莲县政府今年6月才刚对高寮大桥进行维修，但依然在这次赈灾中倒塌；面对质疑，花莲县立法委员傅崐萁与担任县长的妻子徐榛蔚巡视时，则以“此次地震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作为回应。
另一个同样为交通受创最严重的东里车站有柴联自强号列车倾斜脱轨、月台候车亭倒塌、铁轨错曲，号志系统亦无法运作；东里车站站务人员对端传媒表示，目前仍无法预估修复期程，但至少应该需时一周。
除了铁公路等交通设施之外，位于玉里北方的春日国小也有局部坍塌情形，所幸地震当时是假日，并未造成学生伤亡。不过地震在校园里留下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走廊边上散落著盆栽容器的碎片、图书室里一片凌乱，而校园一隅用茅草、竹木搭建的亭子也倾倒在地。到校检查损害情况的校方人员指出，坍塌的主要是连结建筑的天桥，但校舍建筑主体并没有太大损伤，比较大的问题是无水可用，但仍预计很快可以复课。
至于因为山崩而导致联外道路中断的赤柯山和六十石山，受困的观光客都已在9月19日下午全数脱困。然而联外道路上的坍方情况太过严重，而坍方土石亦压毁了电线杆和光纤电缆，目前仍在抢修状态，很可能仍需要数天时间才能修复。
既然地震是花莲的一部分，我们就要和地震好好相处
“这个地震是百年一遇的。我自己是返乡青年，一直都想回来这里生活。既然地震就是花莲的一部分，那我们就要去和地震好好相处。”
有点令人意外的是，在地震过后的玉里，想找旅馆、民宿落脚并不是容易的事。不少民宿业者都因为缺水、或因为地震后民宿内部一片凌乱，只能婉拒观光客入住。
周琬恩位在火车站附近的民宿，是少数仍开放住房的例外。但周琬恩确实有底气：她的民宿今年四月才刚开幕，位在一座刚落成的透天厝里，房屋看来还算稳固。就算是停水问题，她也早有对策——办理入住时，她递给了我们两张安通温泉的泡汤券，“要洗澡的话，就去洗温泉，温泉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不会停水。”
周琬恩说，她虽然是玉里人，但成长过程中其实有一半时间在台北度过，只有放假时才会回玉里住，但她一直都更喜欢玉里的生活环境。大约八年前，周琬恩辞掉台北的工作，先是回玉里在一间旅馆帮手，后来又租了一个旧公寓的单位、经营起自己的青年旅社，很受来玉里健行的外国背包客欢迎。
看好台湾东部的观光发展的她，在2019年底下订了一栋预售的透天厝，当时的她无法预视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即将到来，也无法料到，民宿开幕之后会遇上这场地震。
说到底，周琬恩真正忧虑的，还是玉里的观光前景——这次有旅客受困的赤柯山、六十石山，就是玉里近年来最重要的观光景点，每到8至10月的金针花季，都会吸引大批游客前去。地震当天，她的房客正好去了趟赤柯山，因为山路坍方被困，直到傍晚才找到小路脱困。
周琬恩担心，就算通往山区的道路修复了，这次地震还是会影响游客前往的意愿，“好在花季已经快结束了，上两个月还是有赚到⋯⋯接下来可能要用前两个月赚的，来贴接下来几个月了。”
再说，由旧铁路改建成的“玉富自行车道”现在已经封闭，而自行车道终点的旧东里车站也严重受创、原本标志性的月台候车亭已经倒塌，玉里最重要的观光资源都受创颇深。“如果有人现在跟我说要来玉里做民宿，我会跟他说要再考虑一下。”
既然如此，周琬恩是否想过离开玉里呢？她听了问题之后，不假思索地说，“不会啦，这个地震是百年一遇的。我自己是返乡青年，一直都想回来这里生活。既然地震就是花莲的一部分，那我们就要去和地震好好相处。”
天佑台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