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站起来，要带脑袋出去：”飞狗”老崔与他的邀请

“居高临下看见，自由的底线，人群被带进，羊群的圈。我如此悬在颠倒的空间，如同黑洞里的，一条飞狗。”

刚过六十岁的崔健，日前发行了时隔六年的新专辑《飞狗》。但在台湾，只有一些老乐迷注意到这个消息，不像去年底石家庄乐团万能青年旅店发片，当天脸书就已经洗版一片。这或许并不意外。对大部分台湾的摇滚乐迷而言，对崔健的印象大多停在1989年的〈一无所有〉，至多，是1991年的〈一块红布〉。有的朋友，仍然会在下班后小酌的时候，弹起吉他唱起当年的歌。但“中国摇滚第一人”也意味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比较让人意外的是，对于中国乐迷来说，老崔竟也显得是那么久以前的事了。在发片一个月后，我上“豆瓣”网站看了一下，《飞狗》的评分，只有一千多个投票，长篇的评论更是寥落。

在告别革命的时代开端唱起〈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崔健，把西北民歌跟摇滚雷鬼爵士拼成“七合板”的崔健，据说当年正版加上盗版卖了一千万张的崔健，总是把个人爱情去留和时代的不安交错在一起的崔健，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竟显得那样格格不入。

对这张“每首感觉都有一两句似曾相识”的新专辑，最负面的评论说，“还是几十年前的作词水平”，仿佛歌词也该随著GDP一样每年增长。给了高分的写道“大爷还是你大爷”、“没有停止思考和反抗”，但也不免惆怅，“他还是那个崔健，世界却不是那个世界。”中间的，尽管佩服他在这全民娱乐时代的坚持，却也说，“歌有点听不习惯，可能我过了听摇滚的年纪？”

然而，真正让人意外的或许是，如果仔细听完《飞狗》，你会发现，老崔完全知道，那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中国再一次站到时代转换的风口，他在这三十年里的各种尝试与困惑，终于汇集在这张专辑，形成了一种新的声音，一个新的邀请。

自由以检查过的版本来到，在中国GDP每年增长的那些年里，个体的欲望流淌，终于得以伸展，却始终感到不知往何处去。离开与留下仍然是歌词的主题，但却没有当年时代转折之际徬徨里的坚定了。

如何在盛世开口

崔健的歌词一直像刀子那样尖利，使得大部分的评论谈起老崔，总是围绕在他表达的种种意象，也总从他的反抗开始，像是他那句著名的“艺术有政治的责任，但是没有政治的目的”。对于这张专辑，评论也总是绕不开歌词的意象“昨日的追求，不再明确”，“我初心到底，却怀疑”。但是三十年来，虽然主题不曾改变，用什么样的声音去表达，却不断在改变。

从1994年的《红旗下的蛋》开始，崔健的歌唱与肉身的节奏，便开始逐渐分离，“我想唱一首歌宽容这儿的一切，我的嗓子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然后到了四年后的《无能的力量》，已经是“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

自由以检查过的版本来到，在中国GDP每年增长的那些年里，个体的欲望流淌，终于得以伸展，却始终感到不知往何处去。离开与留下仍然是歌词的主题，但却没有当年时代转折之际徬徨里的坚定了。在迎来21世纪的《给你一点颜色》，崔健一头钻进了说唱与电子节拍。仍然有许多故事要说，但是那些难以听清的字句也像是说著，除了分割生活的各种节拍，每一个人的故事再难相连。在那里面，唯一能够一起唱的歌〈迷失的季节〉，他这样唱道：“你是春天的花朵，长在了秋天里。”

仿佛，老崔预先知道，所有歌唱时代的尝试，都将化作盛世的晚宴。与他有意的选择恰成对比，他早期的歌一首一首被翻唱。那些歌不是在精良制作下，变成了动感澎湃的舞曲，像是徐佳莹跟邓紫棋的〈一无所有〉，张惠妹跟李荣浩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时代少年团的〈一块红布〉；便是百分之百忠于原作，却更显得只是对上个时代忆苦思甜的怀旧，像是房企大亨王健林在万达年会上唱的〈假行僧〉。跳出这些的，只有程璧放慢一倍速度自弹自唱，几乎忘记了时间的〈花房姑娘〉。

最近十年，在那些歌上遍歌唱节目的同时，崔健则试图打造另一种整体的声音，寻找兼具肉身燥动与一起合唱的方式。2010年，他与北京交响乐团合作演唱会，在沧桑的嗓子和大气的交响乐之间，将旧的歌新的歌放进一个空间，一场迷离的庆典。但是，那个特别的空间，也只能存在于现场。在bibibili的影片，有人问道，不是还有〈最后一枪〉，下面回答，没办法，这首上传不了。正如从其中两首歌展开的，五年后重拾旋律与歌唱的，长篇戏剧化铺陈的专辑《光冻》，在那里面，随著节奏加速，电吉他feedback不断扩展，和声远远呼应，孤独的个体跟著旋律高高扬起，但那一瞬间，最后却终要落下。面对粉红色的天空，他终究不能让歌曲结束在庆典的高潮，而选择多给了〈阳光下的梦〉一个小节的沉默，给了梦醒时“我的口水在流，我要吐出我的心胸”的无路可走。

从1994年的《红旗下的蛋》开始，崔健的歌唱与肉身的节奏，便开始逐渐分离。到了四年后的《无能的力量》，已经是“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

如果歌唱就是节奏

1998年，在一次访谈中，崔健这样回答乐评人颜峻关于摇滚乐的社会功能：

他们（社会学家）听到这个可能会觉得很遗憾。⋯⋯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它的话，每个人都会给它判断一个独特的社会功能。⋯⋯但我觉得这是非常个人性的东西，我更愿意说摇滚乐就是一种娱乐，它是身体。

如果从那时候一路听到这里，你便会发现，这二十多年来，那些过于个体的节奏，过于宏大的铺排，都是围绕著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尝试。

你会发现，《飞狗》既不只是“倔强依旧”、“烈士暮年”，也不是技术上的“回归传统”、“增加了布鲁斯吉他的比重，更摇滚了”，而是关于，在这个体生活被胡萝卜和大棒打成碎片的时代，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歌唱？可以把一个人的困惑、他对时代的解释，与每个人之间仅存相连的身体的压抑与冲动，再一次合而为一？可以不只是未醒的梦，也不只是没有方向的原地踏步？

按下播放键，你很快就发现，这是这一张崔健很久没有的，好适合一起唱的专辑，又很快发现，那合唱并不久长，然后发现，那并不久长的合唱却没有尽头。

不同于《光冻》把身体的节奏放进了长篇的旋律编制里，在《飞狗》里面，崔健用一句一句变形的歌唱，构成了节奏。他不是配合著节奏组歌唱，而用自己的呼吸构成了节奏。歌唱、和声、吉他的riff、贝斯的重点、鼓落下的拍子，萨克斯风的短句，都差了微小的时间。那跌宕的节奏，并不跟著歌声直线前进，却在歌声停顿的时候弹了上来，撑住你的下坠。

有的句子很快，有的很慢，有的拍子很重，有的很轻，歌唱不断在反复中变形，在变形中形成力量。那些字句并不是印在歌词本就有了意义，而是在歌唱的过程而累积出力量。那仿佛不是一首完整的歌，又像每一句都是一首歌。在那一句一句的节奏里，每一首歌，仿佛都没有结束的时候，却又像是，那不只是一首歌，而可以一直连下去。然后在某个片刻，那些片段，以各自的样子一起涌现开来，海浪来回，不觉已是惊涛拍岸。

在这声音的变化中，我们才能理解〈时间的B面〉里“这时有人大声喊，嘿老子根本没变”说的是什么。显然，崔健知道，不大声喊的，才是没变的人。

在这个体生活被胡萝卜和大棒打成碎片的时代，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歌唱？可以把一个人的困惑、他对时代的解释，与每个人之间仅存相连的身体的压抑与冲动，再一次合而为一？可以不只是未醒的梦，也不只是没有方向的原地踏步？

“我和你”的距离

那些主题，你都已经很熟悉了，出走，上路，变化的世界，方向不确定的自由，找不到的理想，无法放弃又留不住的爱情，浪漫，并且失落。许多句子都似曾相识，但是听著听著，你会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你以前并没有真正听完那些歌。

最体现出这点是〈留守者〉，撷取了1980年代旧作，写成了新的歌。那是比〈一无所有〉还早录音的〈恐惧〉的一段旋律：“你说你要走，我并没有挽留”。多年后，小青年变成了老狗，接续的句子从“你可千万不要回头，因为我怕你看到我泪流”变成了“千万不要回头，因为你的借口，就是你的自由”。崔健唱道，“你说走就走，还留下了一个借口，它像你的一只手，抓住我的心颤抖 ”。这几首关于出走的歌里，唱得一直是同一个故事，但是这次，当“你说你要走”、“抓住我的”不断重复不断流变，歌词的意义像是地层一样，叠上了三十年的变迁，也叠上了每个走、每个留、不得不留下、仍然想留下、留下后仍然思考著自由的个体的心情。

如是，当他不再要求每个乐器都在同一个节奏的时候，当拍子与和声各自开展，它们却更能够描绘出时代那破碎的整体。在这里，崔健也许是第一次，清楚地面对著这个现实，他与他的人民，他与他的祖国，并不完全在一起。

在〈末日海滩〉，他唱，“我渴望被大风吹，我渴望被大浪推，可海水干燥得像风，可风却柔情得似水”，节拍不断下沉而悬疑，而他的呼吸与和声全不同调，在那无风也不起浪的沙滩上，他反复地唱，直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都有些遥远，“我把勇气堆成了堆，咱们来个互相摧毁”。然后在〈爱情量子定律〉里，他这样唱，“我和你没有分离，近在咫尺，却各自孤立……我在天空你在地，隔十万八千里，只要我张口唱一句，爱就在你梦里……我和你，有一个频率，心心相系。”一遍一遍地唱，“我和你”，“我和你”，吉他跟重拍总是慢上嗓子一拍，落在“你”后面的空隙。

我们并不真的在一起，并不真正共享时代的整体经验，但是，我们却又因为距离而那么靠近。

今年4月，在上海的Blue Note，〈一块红布〉歌词唱完，老崔没有闭口，他把原来轻声的“嘟，嘟嘟嘟嘟…”，变成了将近一分钟的咬牙切齿，仿佛一条老狗的呜咽吠叫，在那节奏中奔跑飞翔。然后在那节奏中，台下的每个人，随著身体的律动发现自己跟旁边的人更靠近了一点。影片上传，有一则留言写道，他那天是站在拍摄者后面，“部分歌曲中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那不禁让人想起，1994年《红旗下的蛋》的最后一首歌〈彼岸〉。在大量街头访谈录音中，他唱道“今天是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共同面对同样的现实，这里是世界，中国的某地，我们共同高唱著一首歌。”仿佛，当确知不再有“同样的现实”，那“一首歌”才真正要开始浮现。

在这里，崔健也许是第一次，清楚地面对著这个现实，他与他的人民，他与他的祖国，并不完全在一起。我们并不真的在一起，并不真正共享时代的整体经验，但是，我们却又因为距离而那么靠近。

一首未完成的歌

也在这里，在寻求新的声音之际，崔健关于摇滚乐社会功能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清楚地展开。他从摇滚乐中感受到的“自由”不只是抽象的权利，也不只具体的政治批判。他同时问的是，身体挣脱束缚之后，在个体展现欲望之后，我们如何还有一个“共同”的歌？当告别了革命之后，人们剩下的联系还有什么？

这不是一个21世纪歌手会问的问题，却是在20世纪革命浪潮中长成的、至今仍头戴红星棒球帽的大院少年的问题。1989年后的历史演变，并没有给“我曾经问个不休”的崔健一个答案。政治控制使得“共同”的想像只有一种，资本的发展则使得个体分崩离析。

沿著这个问题，我们便终于能够理解，多年来的歌里，“我”跟“你”的关系，为什么总是这样暧昧纠葛。“你”，既是情人，也是人民，是曾经革命的党，也是仍然压抑的国族，既是反抗的对象，也是拥抱的对象，是吻的对象，也是刀子的对象。

而在这张专辑里，在承认“我”跟“你”的距离之后，崔健终于找到了一种唱歌的方式。那以歌唱叠成的节奏，像是对“你”的邀请，也是一个挑战。说著，这首歌并未完成，尚未结束。

在专辑的最后一首歌〈继续〉里面，你会听到三个不一样的曲子交织在一起。有一个男子温柔的低语，声音贴近喉咙，仿佛刚从战场归来。有另一个男子暴烈的高亢，伴随著远远的女子和声，仿佛一切才要开始。两段彼此交错，而在它们的背后，是一个钟摆般的拍子和老派的吉他拨弦，无尽地延伸。

“大棒子落下，击打我如雨。你随我站起，身体颤栗。仅仅是站立，在出生的土地。天空压下来，考验我的耐力。你的身体弯曲，为我哭泣，你的心却要我，继续 ”，会有怎么样的继续呢，会是“我和你没有分离”？还是“咱们来个互相摧毁”？

就像老崔没有在这三十年里得到回答，他也没有给听众留下答案，他只是在专辑自序写道：
我现在才知道，我曾经试图做的是一张扭曲现时的专辑。可当我做完第8首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或者说我已经自我感觉平衡了。……最后我想问，2021是一个出唱片的好时机吗？希望这个问题是压垮我的平衡的一根稻草，成为我下一个不平衡的开始。

翻过各家平台评论，那根稻草跟答案一样，都还没到来。“像一只困兽”，许多评论注意著歌词里的疲倦，“廉颇老矣”，他们说。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在那疲倦里，有著崔健三十多年来最诚实的时刻。没有坚持，也没有放弃，不抱希望，也不抱绝望，只是开始歌唱，只是让“身体站起来，要带脑袋出去”。这样的邀请与挑战，或许，是他最接近1986年第一次登台的时刻吧。

2021年是出唱片的好时机吗？在这个谣传越来越多的夏末秋初，标举“二次文革”的檄文被官媒转发又随即消毒，房地产泡沫终于戳破，各地供电突袭中断。当越来越多的困惑，使得一篇过时的政治样板文被广泛流传，那也像是在说著，有一些早已经被脑袋忘记的事情，正在随著身体的颤栗而慢慢地回返，要求著节奏，要求著思考，要求著歌唱。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我不能用这样的句子来结束这篇文章。我不能说这是一张划时代的专辑——时代两个字已经如此可疑，就像样板檄文一样可疑。但我想，在这张专辑，老崔真正地，有些迟到地，进入了他的后革命时代，与此同时，也有些早到地，为接下来的、还不知道往何处去的时代开始了新的声音。

他从摇滚乐中感受到的“自由”不只是抽象的权利，也不只具体的政治批判。他同时问的是，身体挣脱束缚之后，在个体展现欲望之后，我们如何还有一个“共同”的歌？当告别了革命之后，人们剩下的联系还有什么？

附记

整张专辑放完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崔健跟台湾最靠近的时候是在哪一年呢？也许，那不是2007年海洋音乐祭，他第一次在台湾登台，因为前面演出耽搁而到半夜才开始，也不是台北Legacy开幕特邀，票却没有卖完的专场。也许，更靠近的时刻，是当年《一无所有》发片的时候。在刚解严的台湾，新闻局禁止了MV在电视上播放。同样正走出集体主义政治体制寻求自由的年轻人，或许，也在那歌与那禁止中听到了类似的事物吧。而在解严过去三十多年，在这几年东亚局势的变幻中，当自由再一次显得并不像空气一样自然，再一次显示出脆弱，也许，我们也再一次跟崔健靠近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