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碳承诺下的两座煤城：失去煤的冷清无措，燃煤正旺的不见未来

【编者按】2030年碳高峰，2060年碳中和——中国在2020年做出的减碳承诺中，最重要的一环便是能源、便是减少中国经济对煤炭的依赖。中国会迅速“去煤”吗？中国应该怎样“去煤”？而这些承诺，又会体现在中国对外投资的能源项目上吗？端传媒推出“去煤的未来？”系列报导，本文是系列第一篇，我们走进了陕西省的两座煤炭资源重镇。

作为曾经和现在为经济发展输出血脉的矿区，铜川在煤炭资源耗尽后一直不知所措，而产量依旧的大柳塔则有恃无恐，似乎全然在这场能源转型的讨论之外。在以矿区为生的普通人身上，我们也看到，那些宏观经济数据的获益与损耗，那些“改革”与“转型”，都会直接作用到每一个个体的身上。尽管他们常常只是在灰头土脸时抱怨一句，“都是命不好”；却不会再问，是否无论大扩张还是大转型，就非得以他们的利益为代价？

呜——，火车拖著上百节空荡荡的铁皮车厢缓缓驶入大柳塔镇，停在一栋蓝色大楼下方，等待装煤。铁道纵向穿过这座陕西与内蒙古交界的小镇，连接起北部煤矿，又沿著“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多条铁路，抵达中国东部、南部的用电大省。运煤火车也曾这样轰鸣过被称为“关中之‘肾’”的陜西铜川，不眠不休地穿梭了几十年。

煤炭，在肆意扩张的年代里，代表著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希望。这种可燃的黑色岩石，与下游的火力发电、钢铁、水泥等，为中国经济腾飞的神话提供著源源不断的动能，也让铜川、大柳塔这样煤资源丰富的地方，从夹在山沟里的贫困地区，变为财富聚集的工业重镇。

时过境迁，煤炭身上的标签已经不再是财富或发展。气候危机迫使各国做出减碳承诺，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也终于在2020年的联合国年度大会上表态，承诺中国在2030年实现碳高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在近年大举推进煤改气及新能源发电措施。在这份关于未来的叙事中，煤，定然要逐渐退场。而中国中西部以煤为生的资源城市，也似乎到了命运的拐点。

事实上，早在2015年左右，铜川就因资源枯竭而相继关停了数个矿区。曾累积为中国各地输出煤炭6亿多吨的铜川老城，如今人流稀落，街道上一连数家商铺紧紧关闭著卷帘门，在旅游城市、数据城市等诸多转型的声音里显得不知所措。而自1996年来已输出5.69亿吨煤炭的大柳塔，因坐拥目前中国已探的最大煤田——神府煤田，而热闹依旧，有恃无恐，似乎全然在这场能源转型的讨论之外。

铜川： 曾经的“一锅沸水”

上世纪的中国，几乎每一个煤矿城市最繁荣的地方，都会有“小香港”的称号。

“铜城无铜，出产的却是煤。”问及铜川，爱掉书袋的出租车司机会用作家路遥的这句话开头。路遥曾以铜川市为背景之一，创作小说《平凡的世界》，纪录中国北方农村在1970-1980年代的社会生活。书中，路遥形容“这城市没有白天和夜晚之分，它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激动不安地喧腾着，像一锅沸水。”

这座位于黄土高原沟壑地带的狭长小城，靠近陜西省会西安，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最早布局的资源城市之一，也是陜西继西安建立的第二个省辖市。贯穿中国东西的陇海铁路，特意为煤都铜川的开辟了第一条支线，延伸至矿区腹地。只是，铁路主要为北煤南运服务，1998年起就不再通客运，到如今，铜川成了目前全中国唯一一个不通火车客车的地级市，当地人也只能乘坐大巴或拼车，到邻近的西安转高铁或飞机。

铜川分三区一县，更靠近陜西省会西安的耀洲区，为如今的市政府所在地，当地人称为“新区”，汇聚著年轻人、旅游资源及网红的餐馆商铺。而王益区和印台区则为老城，与目前已枯竭废弃的多个矿区相邻，居民以中老年人为主。铜川矿务局及2003年以前的市政府，就位于老城城区王益。

创立于1956年的铜川矿务局，由当时的中国国家煤炭工业部组建。在计划经济时期，地区矿务局的行政级别甚至高于两年后才建市的铜川县政府，与地级市政府平级。铜川矿务局曾拥有近10个生产矿井，大部分藏在东侧山谷中，王石凹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当年喧腾的景象早已不再。“王石凹都没人了，现在那边都是老年人和娃娃。”50多岁出租车司机林祥，有一张国字脸，习惯在车里播放有声小说，即便在交谈时也不曾停下。他过去常往来王石凹等各个矿区与铜川老城之间，自2015年煤矿相继关停后，在这些环山路线上通行的频率也越来越低。

王石凹煤矿距王益区仅十多公里，不足半小时的车程，但城里几乎没有直达的公共交通线路。在王石凹生活的人，曾经有川流不息的出租车接送，如今则主要乘坐“村村通”——一辆14人坐的白色客车到市区。市区如今也是商铺店门紧闭，街道清冷，不时还会在路边撞上一两辆拉著花圈的黑色轿车。

很难想像，这处矿井曾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重点工程之一，是西北地区第一座大型机械化竖井，一度是西北乃至全中国经济效益最好的煤矿。自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起，煤炭工业便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一五”定下了煤炭年产翻一番的目标，结束后，中国煤炭年产能从1952年的6600万吨，翻倍到了1957年的1.31亿吨。

王石凹煤矿矿内的建筑与机械，最早由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与西安煤矿设计院共同完成，因此曾被誉作“中苏友好矿”。50年代末中苏交恶，中共称当时的苏共是“现代修正主义”，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更名“反修煤矿”，4年后改回原地名王石凹。现存的矿区遗址里，还可见当时苏联专家居住的窑洞式小楼，门前，有人种上了花。

1970年代是王石凹最热闹的时候，矿区生活著近3万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打工者，更被当地人称作“小香港”——上世纪的中国，几乎每一个煤矿城市最繁荣的地方，都会有“小香港”的称号。

老矿工樊建国，指著身旁一条200多米的长坡回忆说，“以前人多的时候，坡上下24小时不断人。”这条两侧为阶梯、中间是载人绞车轨道的长坡，连接起王石凹人的工作与生活。下方的采矿厂房、小型发电厂等工作区，支撑著上方居民区的日常，也支撑著陜西省、乃至全国各地的煤炭消费。

樊建国说话的间隙，曾经的矿友走了过来，听罢又补充到，那时，矿井效益好、生活富足，中央文工团、京剧团不时便会到王石凹，在办公楼对面、日常用来开大会的矿工俱乐部中演出。

但如今，曾经的绞车早已停运生锈，绞车落车处正对面，曾是王石凹煤矿的离退休娱乐活动中心，后来改成了“日间照料中心”，还在矿区生活的老人们平日里便到其中下下棋、聊聊天。

2003年，铜川市行政中心从老城王益区，转到了更靠近西安和旅游开发的新区。2015年，王石凹煤矿因资源枯竭正式关停。2016年，陜煤集团与铜川市政府计划将王石凹保存为遗址公园，成为铜川“十三五”重点旅游项目。2018年开始这个旅游工程的一期工程（譬如游客中心、煤炭博物馆等）的建设，拟在2年内完成。或许有疫情的缘故，王石凹的“旅游项目”，到了2021年夏天，仍在叮叮当当的工期中。

在王石凹街道商铺区的尽头，有一栋淡黄色的住宅楼。据当地人说，王石凹停产的时候，这栋楼还没有给矿区子弟分配完。住宅楼便静静地闲置至今，围栏内长起了荒草。

神木大柳塔：燃烧旺盛的小镇

如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铜川街道上随处可见“核心价值观”等红色宣传标语。有趣的是，离铜川以北600多公里、基础设施薄弱的大柳塔镇，标语却很少，只在主路上有几处褐色的牌子，上头写著：“矿山机电行业的‘乌镇’”。

神木大柳塔镇，在行政区划上虽归属陜西榆林市，但由于地处陜蒙交界，反而距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更近，距鄂尔多斯机场仅40多分钟车程，口音也多参杂内蒙方言。榆林市人戏谑地将这种口音称为“富人口音”，人们掰着手指头说，如今陜西省内GDP排名第二的榆林，财富主要来自神木县，而神木过半的财富源自大柳塔。

大柳塔所在的陕北侏罗纪煤田，煤炭储量是铜川所在煤田的20倍之多，且大多为露天煤矿——用当地人的话说，是“扒一层土，就有一车煤的利润”。

由于勘探发现及铁路公路通车较晚，大柳塔的煤矿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逐步开采。1984年，官媒《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陜北有煤海，质优易开采”的新华社通讯，指出神木拥有大量含硫量低、灼烧烟雾小、几乎不含瓦斯、埋藏浅的露天煤矿产。

这座与外界隔著重重山林、土地贫瘠、鲜少可以耕种的贫困小镇，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财富密码。80年代曾布满光棍村、贫困村的大柳塔，全因煤炭在数年内暴富。2019年，更被评为中国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是中国“十三五”规划中，百个特色小镇之一——能矿资源型特色镇。

在这座遍地“黑金”的小镇，一切建设均是为了煤矿。2020年，大柳塔才刚刚开通了公交线路，但不远的神木县城却在为各地慕名而来的商家计划架设机场——这意味著，小小的大柳塔，却紧邻两座机场。横行各地的网约车在大柳塔失了踪迹，因生意旺盛、监管疏松，取而代之的，是无运营执照的黑车。大柳塔黑车不用计程表，起步价均为10元——是铜川起步价的2倍，出了镇子路途遥远的，靠司机的人品与诚信叫价。

在铜川等不少能源城市为煤炭枯竭寻不到出路时，大柳塔还能看到趴在三轮拉煤车上午休的大叔，墙上有人用白色粉笔写著低价售煤的电话。老城的几处旅店，虽然外型陈旧，内部却装修浮夸，甚至有专门的浴场。当地人提醒，近期政府“扫黄打非”严格，酒店可能因住满藏身的性工作者，而订不到房间。

7、8月的傍晚，去掉了午后的闷热，正是小镇夜市热闹的好时候。餐馆不同颜色的塑料桌椅挤在人行道，雪柜塞满啤酒，小吃摊滋啦啦冒著油烟，烧烤店的老板坐在门外，一刀一刀用力分割著今日的牛肚，放暑假的学生们等在文体中心的门前，期待当日露天电影的开场。不时穿过的火车，与新店开张震耳欲聋的放砲声，仿佛只是市井生活微不足道的配乐。

街道上一处巨幅醒目的中国国旗背后，有一个在烟火气映照下显得有几分冷清的展区。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有政府支持和规划的新区招商展，正中央摆著理想中的新区模型，试图打造集餐饮服务、住宅与工业于一体的“河西新城”。新城有一个能源产业园区，中央立著选煤楼，旁边则是光伏发电规划区。

虽也难免接收到一些新能源转型的信号，但这座城市的未来，仍以煤为首。

疯狂的煤炭：热闹的，失去的

在资源型城市，煤矿不仅是经济支柱，矿区也意味著一种生活型态。

铜川司机林祥，虽是土生土长的陜西人，说话却带著河南口音，不时会在句子中夹杂“弄那个啥类（干什么啊？）”。在做司机前，林祥的一生都围著煤矿打转。

60年代初，林祥的父亲因河南灾荒严重，与同乡一路乘火车西入铜川，成为当地三里洞煤矿里一位矿工。三里洞隶属铜川矿务局，是最靠近铜川老城的一个矿。

在资源型城市，煤矿不仅是经济支柱，也意味著一种生活型态。每一个矿，几乎都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商户，矿区子弟可以一路从幼儿园读到中学，之后在该矿就业。不少人，也在一起玩耍、一起就读的矿区里，结识另一半。

林祥一家，就遵循著这样的路径生活。儿时的林祥不爱上学，常在矿山上下疯跑，日日到煤矿的大澡堂玩水。为了供应上百人洗澡，澡堂里有数个深1米左右的大水池，矿工们上班时，他就偷偷溜进澡堂，在池子边玩耍，等工人下班再跑回家。

“那时候都不讲究，上工一天都脏的很，一下去水都黑了。”林祥回忆。

林祥是家中唯一一个没有下过井的男丁。70年代初，林祥三岁，父亲在下井时出意外去世。煤矿事故在设备不完善、开采杂乱的早期很常见，王石凹的老矿工樊建国，也在一次下井事故中伤了右腿。据中国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统计，自1949年至2020年，有超过26万余人死于煤矿矿难，因矿难死亡常有瞒报发生，实际人数可能更多。

林祥的母亲就这样独自一人，拉扯四个孩子长大，三里洞矿给林祥的母亲安排了矿里石砸场的工作，作为补偿。父亲出事时尚年幼的林祥，再不愿从事井下工作，中学毕业后选择了学开车。而他的两个哥哥仍然成为了煤矿工人，大哥更不到18岁便下了井。“没有别的门路呀，没办法。矿上子弟都是这样。”林祥说。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各行业生产迅速扩张，电力供应却短缺成为制约经济的主要因素，20%-30%的工业产能因电力不足而无法实现。1982年，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口号，各大矿井生产加速。同年，铜川的王石凹矿井创下机械化程度的最高纪录。

198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提出要“有水快流”，谈及允许个人办矿。1983年，中国提出《关于加快发展小煤矿八项措施的报告》，允许群众集资办矿。在此背景下，乡镇集资小矿迅速崛起，1993年，集体和个体小煤矿产量甚至超过了中国国有重点煤矿。

80年代中期发现海量矿藏的神木大柳塔镇，也是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开始涌现集资矿。

1989年，25岁的鄂尔多斯人罗三，藉著求签称“会遇到贵人、找到工作”的勇气，来到大柳塔的煤矿。当时，煤矿招募的均是集资工，即要求每位工人投6000元作为煤矿的入股集资。除此之外，招工还有名额限制，每个村大队只有4个名额，退伍军人或老干部子弟优先。

罗三想方设法做工，与村支书打通了关系，又东拼西凑出6000元，才乘上了大柳塔招工的快船。

露天煤矿在当时已使用机械装煤、运煤，因此仅需要器材修理工，曾在村里经营过打铁营生的罗三，顺利成了煤矿修理工的一员。入职之处，设备崭新，罗三平日里除了学习安全知识和开工会，就只剩下在厂房对面的宿舍睡觉。“睡得脖子都疼”的罗三却内心忐忑：在那个将村里富人称为“万元户”的年代，他却为入矿工作和结婚就欠下了1万的债款，照这样睡下去，欠款何时还得上？

没承想，用工资和家里架设机修电焊的副业，罗三第二年年末便轻松还上了债，村里此前不看好他的同龄人，也换成了羡慕的眼光。罗三说，一个月300元的煤矿工人月薪，是当时乡长的2倍之多，年末还有高额奖金，矿里对他开办副业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过多干涉。

然而好景不长，1998年左右，煤价大跌，罗三所在的煤矿连续数月卖不出一顿，著急的工人们你一车、我一车地从煤矿中拉煤，罗三形容“落成一窝蜂”。当工人们把煤运到邻近的煤炭运输火车站、或周边需要用煤的发电厂、食堂时，别说给煤炭付钱了，对方可能连运费都不愿出。

煤价的断崖式下跌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此前煤矿持续“闹高产”的双重结果。1996年，煤矿年产量达到13.74亿吨，供应出现过剩。到1998年初，未使用的煤产能达9000吨。1997年亚洲经融危机雪上加霜之后，煤炭年产一连5年下跌。

“那几年是矿上人最可怜的时候，不像是现在这样，下马（编注：指工人下岗）还给你生活费，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下马就下马了，矿都停产了，工资都开不出来。”林祥说。同一时间的铜川，也在煤价下跌的痛苦中挣扎。

后来，随著对乡镇小煤矿的整治、收购及经济回弹，煤价在2000年代初开始逐步回温，并进入发展最黄金的10个年头。于是人们挖淘“黑金”的热情又回来了。

就在煤价回温的前一年，罗三所在的矿因资不抵债，被神华集团收购。罗三虽然失业，但此前的积蓄可令他在煤价疯涨的时期，购入一辆属于自己的运煤车，若没有意外，趁著一天5元、甚至一天10元的涨价高峰，罗三或许也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那几年贩煤，说句不好听话，就是像是拿簸箕往家里铲钱，”罗三用力地吸了一口指缝中的香烟，连著叹了两声气，“我真的是运气不好。”

一次试图囤煤、伺机再卖的夜晚，罗三在拉煤车厢上搬运煤块，将大块头移到旁边，以装取更多的煤。却不想装载机刺眼的灯光，猛得射了过来，罗三没能躲过装载机卸煤的弧形铲，被压断了7根肋骨，其中一根更断在肺部。

在他住院及休养的一年间，煤价再次疯涨，从2003年的不足200元一吨涨到了300以上。死里逃生的罗三却把自己的拉煤卡车卖掉了，此后再也没有开过大车。“打击太大了，买卖能错过，命不能啊。那次之后，我就彻底泄气了。”罗三说。

在罗三的记忆里，2008年至2010年是钱最好赚的时候。所有的物品都在涨价，只要不懒，只要买得到东西，总能找到赚钱的门路。大柳塔的煤炭产业也在那三年里发展到顶峰，为了供应来自各地“淘金者”的一日三餐，餐饮业也随之发达，成百人卖菜的菜市场门口，队伍可以从清晨五点排到中午。

2009年，为了平稳度过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启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通货迅速膨胀，带动了各行业的发展，煤炭也不例外，但同时也累积了祸根。用林祥的话说，“煤价好、好赚钱的时候，也是钱开始突然不值钱的时候。”

2011年，煤价达到逾800元一吨的高峰，在进入21世纪的头10年里，翻了近10倍。

与此同时，当地生态也出现了难以挽回的破坏：地下水水位不断下降，水污染严重，流经铜川的漆水河变得浊臭难闻，大柳塔的饮用水里也常出现煤渣。农民耕地因挖矿塌陷无法耕种，牧民失去了草原。大柳塔矿区附近的村民，不时会因煤灰的味道过于浓烈而头痛，空气污染严重的铜川，则一度被称为“卫星上看不到的城市”。

如今，随著产能再次过剩与能源转型的到来，因“黑金”而沸腾的时代渐渐落幕，如林祥、罗三这样的普通人，又一次陷入困境，却也只能再点一支烟，叹声“命不好”。

派对散场，能源转型

“煤价好、好赚钱的时候，也是钱开始突然不值钱的时候。”

煤炭繁盛时期，大柳塔兴起了民间借贷。通过熟人关系链藉帐、高额利息还款的方式，大柳塔人开始将钱投给私人煤矿、工程队等。大柳塔的民间借贷，原是以淳朴民风、熟人信用为基础的，但随著雪球越滚越大，关系网上的信誉度开始降低，煤炭产业与经济形势又再度转弯，环环相扣的民间借贷2011年起开始崩盘。

也在2011年，中国煤炭再次过剩，中国政府在这一年发布《“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大柳塔新开煤矿的开采申请变得越来越难。此外，大柳塔邻近的鄂尔多斯，以房地产刺激经济的发展模式开始遭遇反噬，房市供给远大于需求，房价一度跌落冰点，从曾经炒至2万一平米的房价，跌至3000元，8成房产项目出现停工和烂尾。

罗三就是在这一年，因把自己的积蓄、亲友的投资连同银行贷款，投入民间借贷，却有藉无还，亏了400万。那一年，不少煤贩、工程队，在政策紧张、房价冰点之时，携款离开或因资金链断裂血本无归，罗三出藉的款项里，也不乏熟人朋友开矿资质未获批、或开工寻不得工钱的例子。

600公里外，铜川的困境则更为棘手——好开采的煤层挖空了。2014年，王石凹面临资源枯竭。同年10月，王石凹煤矿停产，矿井关闭，大量设备被搬出，连当年运煤的火车车头也被售卖了出去。

更大范围的资源和产业转型也在同步发生。2012年，中国煤矿总产能约39.6亿吨，产能剩余3亿吨左右；到了2015年，煤炭的过剩产能高达近20亿吨。2015年，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煤炭产业被要求去除过剩产能和库存，关停过剩煤矿，王石凹也正式宣布关停。

只是，离了煤的未来，再画蓝图不易。关停后，王石凹被设计成了一个旅游资源，林祥对此并不看好。“全国各地都有矿，谁来看这个啊，”林祥提到，铜川王益区有一处热门景点叫工人文化宫，宣传里写著重现老区记忆和曾经的苏联印记，实则只有门楼还是过去的，其余均是仿造老照片重修而成。

老城区入口，一座十几层楼高的煤矿工人铜像伫立著。铜像下方写著：“国家一五期间156个项目实施城市”，底部还有4张黑白画像——提著突破计划量产牌子的矿工、写著“社会主义好”的拉煤车、举著毛泽东语录的矿工、及矿井下方交谈的工人。

铜川曾布满井架与平房的矿山间，如今在平地上铺著成片成片的太阳能板。只是，这些深蓝色、划满网格的光伏板，无法代替煤炭标志的希望。当地人心知肚明，煤被挖完后，这座城市就失去了价值。

失去煤矿的铜川，尝试了不同的转型：旅游城市、宜居城市、承接高新技术产业、电子商务赋能。2021年8月，铜川又获批了“台湾产业园”，计划建设电子信息、高端设备为主的产业园区，以帮助加快“台商向内陆西部地区转移。”只是，市政府的策略一个接一个地推出，曾仅次于西安的铜川GDP，现今却始终在陜西省末位徘徊。

在大柳塔，能源转型与“减碳”，除了小吃摊被要求使用液化气与同样成片的太阳能板外，也似乎找不到更多的痕迹。罗三等邻近鄂尔多斯的部分居民，仍然烧煤取暖、烧煤做饭。

2018年，由于煤炭开采证件申请愈发严格，部分工程队开始以“灭火”——也即治理停产露天矿坑的名义，在已关停的厂矿上偷偷开采。然而为了打击偷采，当地政府“一刀切”的政策又使得真正的治理团体也难以开展工作。

2021年7月，大柳塔活鸡兔沟附近的废弃矿坑附近，飘著股股煤炭自燃引起的灰烟，空气里也弥漫著煤炉灰的酸臭味。罗三对此习以为常，淡淡地说：“冬天来这边，更是这样，全是烟雾。”

“小煤矿都关了，煤矿倒闭，我们也没的生意做，”在大柳塔旧车站旁贩煤的老王皱著眉头说。

老王可能是大柳塔因政策变动关停小煤矿感受最强烈的一批人之一，62岁的他做过电焊、跑过小运输，近10年一直开著他的三轮车贩煤，赚取运费。2020年，减碳政策加码，大柳塔关停数个私人煤矿后，只能拉取2、3吨煤的老王，很难与大煤矿谈判，只能找一些私人关系偷偷运出。

老王之外，大柳塔的多数人依赖国企神华集团及其所辐射的周边商业生活，曾经因民间借贷亏损的钱财，又因神木丰富的矿藏资源而渐渐补了回来。罗三400万的欠债，也还得七七八八。

“煤怎么会挖完呢，几十年都挖不完，”大柳塔另一位出租车司机，表现出如铜川人曾经一样的乐观，“你看你脚下走的每一寸土地，那下面，都是煤啊。”

尾声

2021年7月至8月，因小煤矿产能退出，中国国内煤炭供应再次紧张。湖南、浙江等南方多个省份陆续发布“有序用电”的通知，甚至开始拉闸强制限电。煤价自3月开始飙升，从曾经平稳的400至500元，涨至800元以上。

为缓解需求，中国国家发改委7月底重新批覆此前因用地手续不全而停产的煤矿，仅大柳塔邻近的鄂尔多斯市，就批覆了38处。

2020年，铜川市政府称，将在铜川建成动车站，预计2024年竣工。曾以房价低闻名的铜川，如今新区房价却在飞涨。当地人说，新市长来自邻近的陜西韩城，也是煤炭枯竭的资源型城市，韩城房价就在其执政期间被抬高了，到了铜川，造了一个人工湖，不知怎的，新区房价就飞增了上去。

铜川近期还在申请“文明城市”，林祥的出租车公司说可能有检查员“暗访”，要求车容整齐、统一著装，因此收去了他过去常用的旧地毯。但怕热的林祥，还是偷偷将统一长裤换成了自己的黑短裤。

“共产党不就是一阵风，说检查了就风风火火，就是给你找点事，让你别闲著想其他，有其他想法，”林祥呷了一口茶，把话也吞了回去，“不过也不是咱操心的事，老百姓没权没势，就只能这样过。”

端传媒“去煤的未来？”系列报导与环境与气候报导媒体机构Earth Journalism Network（EJN）合作，是EJN关于亚洲化石能源投资的跨境合作报导“Available but not Needed”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