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碳承諾下的兩座煤城：失去煤的冷清無措，燃煤正旺的不見未來

【編者按】2030年碳高峰，2060年碳中和——中國在2020年做出的減碳承諾中，最重要的一環便是能源、便是減少中國經濟對煤炭的依賴。中國會迅速「去煤」嗎？中國應該怎樣「去煤」？而這些承諾，又會體現在中國對外投資的能源項目上嗎？端傳媒推出「去煤的未来？」系列報導，本文是系列第一篇，我們走進了陝西省的兩座煤炭資源重鎮。

作為曾經和現在為經濟發展輸出血脈的礦區，銅川在煤炭資源耗盡後一直不知所措，而產量依舊的大柳塔則有恃無恐，似乎全然在這場能源轉型的討論之外。在以礦區為生的普通人身上，我們也看到，那些宏觀經濟數據的獲益與損耗，那些「改革」與「轉型」，都會直接作用到每一個個體的身上。儘管他們常常只是在灰頭土臉時抱怨一句，「都是命不好」；卻不會再問，是否無論大擴張還是大轉型，就非得以他們的利益為代價？

嗚——，火車拖著上百節空蕩蕩的鐵皮車廂緩緩駛入大柳塔鎮，停在一棟藍色大樓下方，等待裝煤。鐵道縱向穿過這座陝西與內蒙古交界的小鎮，連接起北部煤礦，又沿著「西煤東運」、「北煤南運」的多條鐵路，抵達中國東部、南部的用電大省。運煤火車也曾這樣轟鳴過被稱為「關中之『腎』」的陜西銅川，不眠不休地穿梭了幾十年。

煤炭，在肆意擴張的年代裏，代表著工業化與現代化的希望。這種可燃的黑色岩石，與下遊的火力發電、鋼鐵、水泥等，為中國經濟騰飛的神話提供著源源不斷的動能，也讓銅川、大柳塔這樣煤資源豐富的地方，從夾在山溝裏的貧困地區，變為財富聚集的工業重鎮。

時過境遷，煤炭身上的標籤已經不再是財富或發展。氣候危機迫使各國做出減碳承諾，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國，也終於在2020年的聯合國年度大會上表態，承諾中國在2030年實現碳高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並在近年大舉推進煤改氣及新能源發電措施。在這份關於未來的敘事中，煤，定然要逐漸退場。而中國中西部以煤為生的資源城市，也似乎到了命運的拐點。

事實上，早在2015年左右，銅川就因資源枯竭而相繼關停了數個礦區。曾累積為中國各地輸出煤炭6億多噸的銅川老城，如今人流稀落，街道上一連數家商鋪緊緊關閉著捲簾門，在旅遊城市、數據城市等諸多轉型的聲音裏顯得不知所措。而自1996年來已輸出5.69億噸煤炭的大柳塔，因坐擁目前中國已探的最大煤田——神府煤田，而熱鬧依舊，有恃無恐，似乎全然在這場能源轉型的討論之外。

銅川： 曾經的「一鍋沸水」

上世紀的中國，幾乎每一個煤礦城市最繁榮的地方，都會有「小香港」的稱號。

「銅城無銅，出產的卻是煤。」問及銅川，愛掉書袋的出租車司機會用作家路遙的這句話開頭。路遙曾以銅川市為背景之一，創作小說《平凡的世界》，紀錄中國北方農村在1970-1980年代的社會生活。書中，路遙形容「這城市沒有白天和夜晚之分，它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激動不安地喧騰着，像一鍋沸水。」

這座位於黃土高原溝壑地帶的狹長小城，靠近陜西省會西安，是中國計劃經濟時期最早佈局的資源城市之一，也是陜西繼西安建立的第二個省轄市。貫穿中國東西的隴海鐵路，特意為煤都銅川的開闢了第一條支線，延伸至礦區腹地。只是，鐵路主要為北煤南運服務，1998年起就不再通客運，到如今，銅川成了目前全中國唯一一個不通火車客車的地級市，當地人也只能乘坐大巴或拼車，到鄰近的西安轉高鐵或飛機。

銅川分三區一縣，更靠近陜西省會西安的耀洲區，為如今的市政府所在地，當地人稱為「新區」，匯聚著年輕人、旅遊資源及網紅的餐館商鋪。而王益區和印台區則為老城，與目前已枯竭廢棄的多個礦區相鄰，居民以中老年人為主。銅川礦務局及2003年以前的市政府，就位於老城城區王益。

創立於1956年的銅川礦務局，由當時的中國國家煤炭工業部組建。在計畫經濟時期，地區礦務局的行政級別甚至高於兩年後才建市的銅川縣政府，與地級市政府平級。銅川礦務局曾擁有近10個生產礦井，大部分藏在東側山谷中，王石凹就是其中之一。

不過，當年喧騰的景象早已不再。「王石凹都沒人了，現在那邊都是老年人和娃娃。」50多歲出租車司機林祥，有一張國字臉，習慣在車裏播放有聲小說，即便在交談時也不曾停下。他過去常往來王石凹等各個礦區與銅川老城之間，自2015年煤礦相繼關停後，在這些環山路線上通行的頻率也越來越低。

王石凹煤礦距王益區僅十多公里，不足半小時的車程，但城裏幾乎沒有直達的公共交通線路。在王石凹生活的人，曾經有川流不息的出租車接送，如今則主要乘坐「村村通」——一輛14人坐的白色客車到市區。市區如今也是商鋪店門緊閉，街道清冷，不時還會在路邊撞上一兩輛拉著花圈的黑色轎車。

很難想像，這處礦井曾是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156個重點工程之一，是西北地區第一座大型機械化竪井，一度是西北乃至全中國經濟效益最好的煤礦。自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起，煤炭工業便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關鍵，「一五」定下了煤炭年產翻一番的目標，結束後，中國煤炭年產能從1952年的6600萬噸，翻倍到了1957年的1.31億噸。

王石凹煤礦礦內的建築與機械，最早由蘇聯列寧格勒設計院與西安煤礦設計院共同完成，因此曾被譽作「中蘇友好礦」。50年代末中蘇交惡，中共稱當時的蘇共是「現代修正主義」，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度更名「反修煤礦」，4年後改回原地名王石凹。現存的礦區遺址裏，還可見當時蘇聯專家居住的窯洞式小樓，門前，有人種上了花。

1970年代是王石凹最熱鬧的時候，礦區生活著近3萬人，吸引了全國各地的打工者，更被當地人稱作「小香港」——上世紀的中國，幾乎每一個煤礦城市最繁榮的地方，都會有「小香港」的稱號。

老礦工樊建國，指著身旁一條200多米的長坡回憶說，「以前人多的時候，坡上下24小時不斷人。」這條兩側為階梯、中間是載人絞車軌道的長坡，連接起王石凹人的工作與生活。下方的採礦廠房、小型發電廠等工作區，支撐著上方居民區的日常，也支撐著陜西省、乃至全國各地的煤炭消費。

樊建國說話的間隙，曾經的礦友走了過來，聽罷又補充到，那時，礦井效益好、生活富足，中央文工團、京劇團不時便會到王石凹，在辦公樓對面、日常用來開大會的礦工俱樂部中演出。

但如今，曾經的絞車早已停運生鏽，絞車落車處正對面，曾是王石凹煤礦的離退休娛樂活動中心，後來改成了「日間照料中心」，還在礦區生活的老人們平日裏便到其中下下棋、聊聊天。

2003年，銅川市行政中心從老城王益區，轉到了更靠近西安和旅遊開發的新區。2015年，王石凹煤礦因資源枯竭正式關停。2016年，陜煤集團與銅川市政府計劃將王石凹保存為遺址公園，成為銅川「十三五」重點旅遊項目。2018年開始這個旅遊工程的一期工程（譬如遊客中心、煤炭博物館等）的建設，擬在2年內完成。或許有疫情的緣故，王石凹的「旅遊項目」，到了2021年夏天，仍在叮叮噹噹的工期中。

在王石凹街道商鋪區的盡頭，有一棟淡黃色的住宅樓。據當地人說，王石凹停產的時候，這棟樓還沒有給礦區子弟分配完。住宅樓便靜靜地閒置至今，圍欄內長起了荒草。

神木大柳塔：燃燒旺盛的小鎮

如中國大多數城市一樣，銅川街道上隨處可見「核心價值觀」等紅色宣傳標語。有趣的是，離銅川以北600多公里、基礎設施薄弱的大柳塔鎮，標語卻很少，只在主路上有幾處褐色的牌子，上頭寫著：「礦山機電行業的『烏鎮』」。

神木大柳塔鎮，在行政區劃上雖歸屬陜西榆林市，但由於地處陜蒙交界，反而距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更近，距鄂爾多斯機場僅40多分鐘車程，口音也多參雜內蒙方言。榆林市人戲謔地將這種口音稱為「富人口音」，人們掰着手指頭说，如今陜西省內GDP排名第二的榆林，財富主要來自神木縣，而神木過半的財富源自大柳塔。

大柳塔所在的陝北侏羅紀煤田，煤炭儲量是銅川所在煤田的20倍之多，且大多為露天煤礦——用當地人的話說，是「扒一層土，就有一車煤的利潤」。

由於勘探發現及鐵路公路通車較晚，大柳塔的煤礦直到1980年代才開始逐步開採。1984年，官媒《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發「陜北有煤海，質優易開採」的新華社通訊，指出神木擁有大量含硫量低、灼燒煙霧小、幾乎不含瓦斯、埋藏淺的露天煤礦產。

這座與外界隔著重重山林、土地貧瘠、鮮少可以耕種的貧困小鎮，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財富密碼。80年代曾佈滿光棍村、貧困村的大柳塔，全因煤炭在數年內暴富。2019年，更被評為中國全國綜合實力千強鎮，是中國「十三五」規劃中，百個特色小鎮之一——能礦資源型特色鎮。

在這座遍地「黑金」的小鎮，一切建設均是為了煤礦。2020年，大柳塔才剛剛開通了公交線路，但不遠的神木縣城卻在為各地慕名而來的商家計劃架設機場——這意味著，小小的大柳塔，卻緊鄰兩座機場。橫行各地的網約車在大柳塔失了蹤跡，因生意旺盛、監管疏鬆，取而代之的，是無運營執照的黑車。大柳塔黑車不用計程錶，起步價均為10元——是銅川起步價的2倍，出了鎮子路途遙遠的，靠司機的人品與誠信叫價。

在銅川等不少能源城市為煤炭枯竭尋不到出路時，大柳塔還能看到趴在三輪拉煤車上午休的大叔，牆上有人用白色粉筆寫著低價售煤的電話。老城的幾處旅店，雖然外型陳舊，內部卻裝修浮誇，甚至有專門的浴場。當地人提醒，近期政府「掃黃打非」嚴格，酒店可能因住滿藏身的性工作者，而訂不到房間。

7、8月的傍晚，去掉了午後的悶熱，正是小鎮夜市熱鬧的好時候。餐館不同顏色的塑料桌椅擠在人行道，雪櫃塞滿啤酒，小吃攤滋啦啦冒著油煙，燒烤店的老闆坐在門外，一刀一刀用力分割著今日的牛肚，放暑假的學生們等在文體中心的門前，期待當日露天電影的開場。不時穿過的火車，與新店開張震耳欲聾的放砲聲，彷彿只是市井生活微不足道的配樂。

街道上一處巨幅醒目的中國國旗背後，有一個在煙火氣映照下顯得有幾分冷清的展區。工作人員介紹，這是有政府支持和規劃的新區招商展，正中央擺著理想中的新區模型，試圖打造集餐飲服務、住宅與工業於一體的「河西新城」。新城有一個能源產業園區，中央立著選煤樓，旁邊則是光伏發電規劃區。

雖也難免接收到一些新能源轉型的信號，但這座城市的未來，仍以煤為首。

瘋狂的煤炭：熱鬧的，失去的

在資源型城市，煤礦不僅是經濟支柱，礦區也意味著一種生活型態。

銅川司機林祥，雖是土生土長的陜西人，說話卻帶著河南口音，不時會在句子中夾雜「弄那個啥類（幹什麼啊？）」。在做司機前，林祥的一生都圍著煤礦打轉。

60年代初，林祥的父親因河南災荒嚴重，與同鄉一路乘火車西入銅川，成為當地三里洞煤礦裏一位礦工。三里洞隸屬銅川礦務局，是最靠近銅川老城的一個礦。

在資源型城市，煤礦不僅是經濟支柱，也意味著一種生活型態。每一個礦，幾乎都有自己的學校、醫院、商戶，礦區子弟可以一路從幼兒園讀到中學，之後在該礦就業。不少人，也在一起玩耍、一起就讀的礦區裏，結識另一半。

林祥一家，就遵循著這樣的路徑生活。兒時的林祥不愛上學，常在礦山上下瘋跑，日日到煤礦的大澡堂玩水。為了供應上百人洗澡，澡堂裏有數個深1米左右的大水池，礦工們上班時，他就偷偷溜進澡堂，在池子邊玩耍，等工人下班再跑回家。

「那時候都不講究，上工一天都髒的很，一下去水都黑了。」林祥回憶。

林祥是家中唯一一個沒有下過井的男丁。70年代初，林祥三歲，父親在下井時出意外去世。煤礦事故在設備不完善、開採雜亂的早期很常見，王石凹的老礦工樊建國，也在一次下井事故中傷了右腿。據中國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統計，自1949年至2020年，有超過26萬餘人死於煤礦礦難，因礦難死亡常有瞞報發生，實際人數可能更多。

林祥的母親就這樣獨自一人，拉扯四個孩子長大，三里洞礦給林祥的母親安排了礦裏石砸場的工作，作為補償。父親出事時尚年幼的林祥，再不願從事井下工作，中學畢業後選擇了學開車。而他的兩個哥哥仍然成為了煤礦工人，大哥更不到18歲便下了井。「沒有別的門路呀，沒辦法。礦上子弟都是這樣。」林祥說。

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各行業生產迅速擴張，電力供應卻短缺成為制約經濟的主要因素，20%-30%的工業產能因電力不足而無法實現。1982年，鄧小平提出「發展是第一要務」的口號，各大礦井生產加速。同年，銅川的王石凹礦井創下機械化程度的最高紀錄。

1981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提出要「有水快流」，談及允許個人辦礦。1983年，中共提出《關於加快發展小煤礦八項措施的報告》，允許群眾集資辦礦。在此背景下，鄉鎮集資小礦迅速崛起，1993年，集體和個體小煤礦產量甚至超過了中國國有重點煤礦。

80年代中期發現海量礦藏的神木大柳塔鎮，也是在這樣的政策推動下，開始湧現集資礦。

1989年，25歲的鄂爾多斯人羅三，藉著求籤稱「會遇到貴人、找到工作」的勇氣，來到大柳塔的煤礦。當時，煤礦招募的均是集資工，即要求每位工人投6000元作為煤礦的入股集資。除此之外，招工還有名額限制，每個村大隊只有4個名額，退伍軍人或老幹部子弟優先。

羅三想方設法做工，與村支書打通了關係，又東拼西湊出6000元，才乘上了大柳塔招工的快船。

露天煤礦在當時已使用機械裝煤、運煤，因此僅需要器材修理工，曾在村里經營過打鐵營生的羅三，順利成了煤礦修理工的一員。入職之處，設備嶄新，羅三平日裏除了學習安全知識和開工會，就只剩下在廠房對面的宿舍睡覺。「睡得脖子都疼」的羅三卻內心忐忑：在那個將村裏富人稱為「萬元戶」的年代，他卻為入礦工作和結婚就欠下了1萬的債款，照這樣睡下去，欠款何時還得上？

没承想，用工資和家裏架設機修電焊的副業，羅三第二年年末便輕鬆還上了債，村裏此前不看好他的同齡人，也換成了羨慕的眼光。羅三說，一個月300元的煤礦工人月薪，是當時鄉長的2倍之多，年末還有高額獎金，礦裏對他開辦副業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並不過多干涉。

然而好景不長，1998年左右，煤價大跌，羅三所在的煤礦連續數月賣不出一頓，著急的工人們你一車、我一車地從煤礦中拉煤，羅三形容「落成一窩蜂」。當工人們把煤運到鄰近的煤炭運輸火車站、或周邊需要用煤的發電廠、食堂時，別說給煤炭付錢了，對方可能連運費都不願出。

煤價的斷崖式下跌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與此前煤礦持續「鬧高產」的雙重結果。1996年，煤礦年產量達到13.74億噸，供應出現過剩。到1998年初，未使用的煤產能達9000噸。1997年亞洲經融危機雪上加霜之後，煤炭年產一連5年下跌。

「那幾年是礦上人最可憐的時候，不像是現在這樣，下馬（編註：指工人下崗）還給你生活費，那個時候什麼都沒有，下馬就下馬了，礦都停產了，工資都開不出來。」林祥說。同一時間的銅川，也在煤價下跌的痛苦中掙扎。

後來，隨著對鄉鎮小煤礦的整治、收購及經濟回彈，煤價在2000年代初開始逐步回溫，並進入發展最黃金的10個年頭。於是人們挖淘「黑金」的熱情又回來了。

就在煤價回溫的前一年，羅三所在的礦因資不抵債，被神華集團收購。羅三雖然失業，但此前的積蓄可令他在煤價瘋漲的時期，購入一輛屬於自己的運煤車，若沒有意外，趁著一天5元、甚至一天10元的漲價高峰，羅三或許也可以賺得盆滿缽滿。

「那幾年販煤，說句不好聽話，就是像是拿簸箕往家裏鏟錢，」羅三用力地吸了一口指縫中的香菸，連著嘆了兩聲氣，「我真的是運氣不好。」

一次試圖囤煤、伺機再賣的夜晚，羅三在拉煤車廂上搬運煤塊，將大塊頭移到旁邊，以裝取更多的煤。卻不想裝載機刺眼的燈光，猛得射了過來，羅三沒能躲過裝載機卸煤的弧形鏟，被壓斷了7根肋骨，其中一根更斷在肺部。

在他住院及休養的一年間，煤價再次瘋漲，從2003年的不足200元一噸漲到了300以上。死裏逃生的羅三卻把自己的拉煤卡車賣掉了，此後再也沒有開過大車。「打擊太大了，買賣能錯過，命不能啊。那次之後，我就徹底洩氣了。」羅三說。

在羅三的記憶裏，2008年至2010年是錢最好賺的時候。所有的物品都在漲價，只要不懶，只要買得到東西，總能找到賺錢的門路。大柳塔的煤炭產業也在那三年裏發展到頂峰，為了供應來自各地「淘金者」的一日三餐，餐飲業也隨之發達，成百人賣菜的菜市場門口，隊伍可以從清晨五點排到中午。

2009年，為了平穩度過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啟動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通貨迅速膨脹，帶動了各行業的發展，煤炭也不例外，但同時也累積了禍根。用林祥的話說，「煤價好、好賺錢的時候，也是錢開始突然不值錢的時候。」

2011年，煤價達到逾800元一噸的高峰，在進入21世紀的頭10年裏，翻了近10倍。

與此同時，當地生態也出現了難以挽回的破壞：地下水水位不斷下降，水污染嚴重，流經銅川的漆水河變得濁臭難聞，大柳塔的飲用水裏也常出現煤渣。農民耕地因挖礦塌陷無法耕種，牧民失去了草原。大柳塔礦區附近的村民，不時會因煤灰的味道過於濃烈而頭痛，空氣污染嚴重的銅川，則一度被稱為「衛星上看不到的城市」。

如今，隨著產能再次過剩與能源轉型的到來，因「黑金」而沸騰的時代漸漸落幕，如林祥、羅三這樣的普通人，又一次陷入困境，卻也只能再點一支煙，嘆聲「命不好」。

派對散場，能源轉型

「煤價好、好賺錢的時候，也是錢開始突然不值錢的時候。」

煤炭繁盛時期，大柳塔興起了民間借貸。通過熟人關係鏈藉帳、高額利息還款的方式，大柳塔人開始將錢投給私人煤礦、工程隊等。大柳塔的民間借貸，原是以淳樸民風、熟人信用為基礎的，但隨著雪球越滾越大，關係網上的信譽度開始降低，煤炭產業與經濟形勢又再度轉彎，環環相扣的民間借貸2011年起開始崩盤。

也在2011年，中國煤炭再次過剩，中國政府在這一年發布《「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大柳塔新開煤礦的開採申請變得越來越難。此外，大柳塔鄰近的鄂爾多斯，以房地產刺激經濟的發展模式開始遭遇反噬，房市供給遠大於需求，房價一度跌落冰點，從曾經炒至2萬一平米的房價，跌至3000元，8成房產項目出現停工和爛尾。

羅三就是在這一年，因把自己的積蓄、親友的投資連同銀行貸款，投入民間借貸，卻有藉無還，虧了400萬。那一年，不少煤販、工程隊，在政策緊張、房價冰點之時，攜款離開或因資金鏈斷裂血本無歸，羅三出藉的款項裏，也不乏熟人朋友開礦資質未獲批、或開工尋不得工錢的例子。

600公里外，銅川的困境則更為棘手——好開採的煤層挖空了。2014年，王石凹面臨資源枯竭。同年10月，王石凹煤礦停產，礦井關閉，大量設備被搬出，連當年運煤的火車車頭也被售賣了出去。

更大範圍的資源和產業轉型也在同步發生。2012年，中國煤礦總產能約39.6億噸，產能剩餘3億噸左右；到了2015年，煤炭的過剩產能高達近20億噸。2015年，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煤炭產業被要求去除過剩產能和庫存，關停過剩煤礦，王石凹也正式宣布關停。

只是，離了煤的未來，再畫藍圖不易。關停後，王石凹被設計成了一個旅遊資源，林祥對此並不看好。「全國各地都有礦，誰來看這個啊，」林祥提到，銅川王益區有一處熱門景點叫工人文化宮，宣傳裏寫著重現老區記憶和曾經的蘇聯印記，實則只有門樓還是過去的，其餘均是仿造老照片重修而成。

老城區入口，一座十幾層樓高的煤礦工人銅像佇立著。銅像下方寫著：「國家一五期間156個項目實施城市」，底部還有4張黑白畫像——提著突破計劃量產牌子的礦工、寫著「社會主義好」的拉煤車、舉著毛澤東語錄的礦工、及礦井下方交談的工人。

銅川曾佈滿井架與平房的礦山間，如今在平地上鋪著成片成片的太陽能板。只是，這些深藍色、劃滿網格的光伏板，無法代替煤炭標誌的希望。當地人心知肚明，煤被挖完後，這座城市就失去了價值。

失去煤礦的銅川，嘗試了不同的轉型：旅遊城市、宜居城市、承接高新技術產業、電子商務賦能。2021年8月，銅川又獲批了「台灣產業園」，計劃建設電子信息、高端設備為主的產業園區，以幫助加快「台商向內陸西部地區轉移。」只是，市政府的策略一個接一個地推出，曾僅次於西安的銅川GDP，現今卻始終在陜西省末位徘徊。

在大柳塔，能源轉型與「減碳」，除了小吃攤被要求使用液化氣與同樣成片的太陽能板外，也似乎找不到更多的痕跡。羅三等鄰近鄂爾多斯的部分居民，仍然燒煤取暖、燒煤做飯。

2018年，由於煤炭開採證件申請愈發嚴格，部分工程隊開始以「滅火」——也即治理停產露天礦坑的名義，在已關停的廠礦上偷偷開採。然而為了打擊偷採，當地政府「一刀切」的政策又使得真正的治理團體也難以開展工作。

2021年7月，大柳塔活雞兔溝附近的廢棄礦坑附近，飄著股股煤炭自燃引起的灰煙，空氣裏也瀰漫著煤爐灰的酸臭味。羅三對此習以為常，淡淡地說：「冬天來這邊，更是這樣，全是煙霧。」

「小煤礦都關了，煤礦倒閉，我們也沒的生意做，」在大柳塔舊車站旁販煤的老王皺著眉頭說。

老王可能是大柳塔因政策變動關停小煤礦感受最強烈的一批人之一，62歲的他做過電焊、跑過小運輸，近10年一直開著他的三輪車販煤，賺取運費。2020年，減碳政策加碼，大柳塔關停數個私人煤礦後，只能拉取2、3噸煤的老王，很難與大煤礦談判，只能找一些私人關係偷偷運出。

老王之外，大柳塔的多數人依賴國企神華集團及其所輻射的周邊商業生活，曾經因民間借貸虧損的錢財，又因神木豐富的礦藏資源而漸漸補了回來。羅三400萬的欠債，也還得七七八八。

「煤怎麼會挖完呢，幾十年都挖不完，」大柳塔另一位出租車司機，表現出如銅川人曾經一樣的樂觀，「你看你腳下走的每一寸土地，那下面，都是煤啊。」

尾聲

2021年7月至8月，因小煤礦產能退出，中國國內煤炭供應再次緊張。湖南、浙江等南方多個省份陸續發佈「有序用電」的通知，甚至開始拉閘強制限電。煤價自3月開始飆升，從曾經平穩的400至500元，漲至800元以上。

為緩解需求，中國國家發改委7月底重新批覆此前因用地手續不全而停產的煤礦，僅大柳塔鄰近的鄂爾多斯市，就批覆了38處。

2020年，銅川市政府稱，將在銅川建成動車站，預計2024年竣工。曾以房價低聞名的銅川，如今新區房價卻在飛漲。當地人說，新市長來自鄰近的陜西韓城，也是煤炭枯竭的資源型城市，韓城房價就在其執政期間被抬高了，到了銅川，造了一個人工湖，不知怎的，新區房價就飛增了上去。

銅川近期還在申請「文明城市」，林祥的出租車公司說可能有檢查員「暗訪」，要求車容整齊、統一著裝，因此收去了他過去常用的舊地毯。但怕熱的林祥，還是偷偷將統一長褲換成了自己的黑短褲。

「共產黨不就是一陣風，說檢查了就風風火火，就是給你找點事，讓你別閒著想其他，有其他想法，」林祥呷了一口茶，把話也吞了回去，「不過也不是咱操心的事，老百姓沒權沒勢，就只能這樣過。」

端傳媒「去煤的未來？」系列報導與環境與氣候報導媒體機構Earth Journalism Network（EJN）合作，是EJN關於亞洲化石能源投資的跨境合作報導「Available but not Needed」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