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撤映的3部纪录片讲了什么？FIRST青年电影展上的温和与恐惧

“最佳纪录片空缺。”

八月刚在西宁落幕的第15届FIRST青年电影展落下帷幕，颁奖典礼上的这一幕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

“由于今年的纪录片竞赛中有4部作品完全或部分地缺席了面向公众的放映场次，当奖项脱离观看、脱离观众，它也会因此失去评价的有效性和意义。因此，评委会决定，本年度最佳纪录片荣誉从缺。我们期待影像终将抵达现实、抵达观众。”

当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先驱人物吴文光和电影人马英力（娄烨导演的夫人）一同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敏感一些的观众立刻解读出了某些不言而喻的弦外之音，现场旋即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掌声。

这掌声，既是为电影节秉持的立场，也是献给正在渐渐被“技术问题”所取消的中国电影。这样大规模的撤映在该影展的历史上应该是首次，作为一个身处官方和独立之间的民间影展，FIRST一直担当着两者之间的沟通和对话的桥梁。在这个影展上，既鼓励过大胆的独立电影导演，也曾走出过在中国电影市场创造数十亿票房的主流作者。过去很多年，一些独立电影圈的坚守者试图与这个电影节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保证自己的立场不被资本和权力裹挟，也有一些变通者通过这个舞台被更多观众知道。争议一直存在，但没有人可以否认FIRST电影节特殊的位置，毕竟在各地的文化高压政策下，这个电影节可能成为中国唯一一个可以公开展映“非龙标”电影的地方。

而今年这四部据说无法面向公众放映的电影，除了齐中华导演的《病人十一区》是片方处于各方面考量主动撤映，其它三部作品《遥望繁星》、《小人儿张》、《旷野歌声》均受到官方压力而终止或不得展映。

巧合的是，这三部作品的导演韩萌、陈东楠和张杰恰恰都是女性，而她们的作品既关乎个人的存在，也关乎我们的时代。

“当奖项脱离观看、脱离观众，它也会因此失去评价的有效性和意义。因此，评委会决定，本年度最佳纪录片荣誉从缺。我们期待影像终将抵达现实、抵达观众。”

《小人张》：当小人物遇到城市治理

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设其实是建立在牺牲小人物利益的基础上，城市的更新与改造考虑的往往不是普通人的生活诉求，而是尽量展现出“高大上”的高级都市面貌。

90后导演张杰拍摄的《小人儿张》讲述了患有成骨不全症的剪纸艺人“小人张”（张永红）北漂的艰辛故事。2008年，因为女儿遗传了自己的疾病，离异后的张永红带着女儿来北京治病，就再也没有离开这座城市，想尽办法留在北京成了张永红的心愿，为此他交往了一位北京女友并期待与之结婚⋯⋯

2017年，偶然的机会令张杰在北京的皇城根公园认识了卖剪纸为生的张永红，被他的传奇故事所打动，产生了拍摄纪录片的念头。据悉，整部纪录片除了极个别的素材是用相机拍摄，其他都是张杰用手机完成的，手机虽然会一定意义上折损电影的画质，但也因为设备日常且轻便，让拍摄更容易进入被摄者的生活。

作为行走江湖的卖艺人，张永红的生活永远充满了变动，尽管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他却依然没有自己固定的容身之所。尤其是在张杰拍摄之后没多久，恰逢北京的城市治理政策缺乏严格，开始集中治理城市的“开墙打洞”行为，城市中大量的小店铺被迫关闭，张永红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小店，生活陷入了巨大的窘境。反观张永红的江湖朋友，有的人决定离开北京去外地生活，有的则不知所踪，只有他坚持留在北京，不停地搬家，辗转着给女儿治病，继续在北京过着野草一般的生活。

其实，对于年轻女孩张杰来说，拍摄张永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不仅缺乏拍摄纪录片的经验，也缺乏社会阅历。但在长期的相处中，张杰从没有把张永红当成猎奇的对象来拍摄，而是将他视为最普通的人来看待。在她的镜头里，身有残疾的张永红有着普通人的欲望与爱，有自己的小算计，也有对生活的规划和向往。面对结构性的不公正，外地人张永红没有抱怨，他只是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获得成为北京人的资格。

或许，北京仅仅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的符号，张永红渴望的是这个符号可以带给自己的尊严感。他不明白为何自己奋斗了多年的地方容不下自己。在所谓的整齐划一的“国家审美”的指导下，2017年这场城市治理运动的结果是让原本业态丰富的北京胡同变成了只有统一招牌的萧条街道。各种各样的小店消失殆尽，游客不再在此流连忘返，就连本地居民的生活也多有不便。

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设其实是建立在牺牲小人物利益的基础上，城市的更新与改造考虑的往往不是普通人的生活诉求，而是尽量展现出“高大上”的高级都市面貌。可以说，张永红的“北漂”生活正好见证了十几年来的北京城市治理，他的遭遇并不是孤例。

其实，看过这部作品的人对《小人儿张》被撤映纷纷感到不解，作为一部人物纪录片，电影的绝大多数内容都在展现张永红的个人生活，并不涉及到社会问题和政治表达，以至于有网友猜测其背后原因可能是片中有人物提到最高领导人的姓名，可见“技术原因”之所以如此困扰中国的电影制作人员就是因为其没有标准，也从不给出处理理由。

至于导演张杰，她在遭遇撤映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对此表示了不解，但她同时表示：“片子最后还是被撤了，早知道我就多放些镜头⋯⋯”

《旷野歌声》：少数民族的信仰危机

“我期待影片对观众产生的影像不是口号那般简单激烈，生活本身层层叠叠，在看不见的隙缝中都藏匿着闪光点。”

2013年，还在纽约大学就读的陈东楠拍摄了纪录短片《偷》，关注的是一群在河南新乡的新疆维吾尔族小偷的生活。这群来自新疆的流浪青年在陌生的环境里从事着见不得光的工作，但内心的孤独和无奈却鲜为人知。当时只有二十出头的陈东楠和这群被主流视为危险的边缘人混在了一起，不但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还将他们的生活用摄影机记录了下来。

此后，陈东楠开始将注意力投向云南山区的苗寨唱诗班，她被这里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吸引，一拍就是五六年时间。在不被人所知的大山里，有一个叫做小水井村的地方，这里的苗族人普遍信奉基督教，还成立了一个颇有历史渊源的唱诗班。经过长时间的拍摄，陈东楠深入了唱诗班的两位灵魂人物的家庭生活和精神世界，从青年男女的困惑折射出民族身份、信仰危机、城乡差距等问题。

乍一看，《旷野歌声》的故事既猎奇，又具有一定的政治意味。一般来说，生活在城市的观众很难抛开猎奇的眼光去看待少数民族的生活与信仰，而基督教在中国又颇有争议和政治性。这或许也是这部曾在国内外斩获不少电影节提案奖项的纪录片最终无法在FIRST公映的原因。

在笔者看来，《旷野歌声》关注的始终是个体的生存状况：在大山里生活的苗族人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小水井村的人接受了外国来的传教士并学会了唱圣歌，这些本都不被主流社会关注，村里的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随着时代的变化，当地政府发现了小水井村人的价值，并将其开发成了旅游资源，南来北往的游客将这里视为一块异域景观，在消费这里的特殊文化的同时也为这里的人带来了外面的世界。

陈东楠记录唱诗班的变化，他们走出了大山被世人发现，开始参与选秀节目并在北京获得了演出机会，从旷野到庙堂，唱诗班的龙指挥和唱诗班的成员既兴奋又担心，他们不适应外面的世界，却又不得不被外面的世界改变着。

纯净的歌声为小水井村人带来了肉眼可见的收入，连外村的人都想通过学习唱歌改变自己的命运，房地产开发商也看中了这片商机，他们征用了村民的土地，许诺了一个落空的美好生活。对于片子的男主人公来说，最大的困惑是在外不可以再唱与基督教有关的歌曲，他想要用一生奉献给上帝，却在父母的压力下选择了没有爱情的婚姻。女主人公是同村的一位女青年，她嫁到了外村，不得不放弃唱歌与信仰，在新的环境里，丈夫更喜欢赌钱，她在世俗的环境里渐渐有些迷失⋯⋯

拍摄这部片子的过程里，陈东楠自己也成为了母亲，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她将自己对家庭的观察放进了这部本可以更有议题性的作品里。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陈东楠表示：“我期待影片对观众产生的影像不是口号那般简单激烈，生活本身层层叠叠，在看不见的隙缝中都藏匿着闪光点。”

《遥望繁星》：雾霾治理的系统性问题

它揭开了中国庞大的官僚系统的一角，让普通观众得以窥见其运作的精密和对个人的漠视与消耗。

韩萌曾是内地某著名媒体的摄影记者，2017年她制作完成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江南女儿》。这部作品缘起于2014年韩萌辞去媒体工作远赴美国访学，走访了11个州20个收养中国孤儿的家庭所完成的摄影作品《流美孤儿》。后来，她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以蔡凤侠为主角的纪录片，讲述了中国弃儿被美国家庭收养后回国寻亲的故事。

这部作品完成后，韩萌马不停蹄开始了《遥望繁星》的创作，这部作品关注的是河北廊坊的雾霾整治工作，细致展现了政府官员、企业老板和普通民众在这个过程中遭遇的难题和困境。这部电影不仅仅关注中国的环保问题，更展现出环保问题背后的整个链条，最终指出每个人都在为环保治理付出代价的主题。

韩萌通过对中国基层环保局长的观察，揭示出政府机构的运作逻辑，环保和民生息息相关，但经济发展同样关系着众人的利益。“不管做什么，第一要考虑政治。”环保局长的领悟是多年官场积累的经验，在工作中时刻考虑的是政治的平衡术。尽管是典型的官僚心态，但此人又十分敬业，天天加班，从内心关心环保事业，生怕完不成KPI而被约谈。而作为制造雾霾“元凶”的当地大企业同时又是纳税大户，只能从小企业和小作坊以及个体户着手，以至于每个人都陷入一个困局。

难怪有人说，这是除了周浩的《大同》之外，罕见地将镜头对准中国体制内官员的纪录片。它揭开了中国庞大的官僚系统的一角，让普通观众得以窥见其运作的精密和对个人的漠视与消耗。

应该说，在仅仅90分钟的片子里能够展现雾霾治理的复杂实属不易。但遗憾的是，在FIRST电影展上这部电影仅仅放映了一次就被叫停。据悉，早于2020年这部作品就已经制作完成，迟迟没有机会在国内看到的原因之一就是导演的诸多现实顾虑。笔者有注意到，就在上半年，韩萌就因为这部作品反映了所谓社会“阴暗面”在新浪微博遭到“小粉红”的网暴。好事者不但以及其暴力的话语侮辱她，甚至还人肉其过往的经历，将其视为“汉奸”。

让人感动和敬佩的是，作为一位妻子和母亲，韩萌在照顾家庭的同时，依然坚持将自己看到的真相呈现给观众并无所畏惧。她在被网络暴力之后在微博上回应：“被理解是稀少的。一路走来，终究还是会孤独的，这么老气横秋的感叹，还是会在被误会时发出。虽然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一样，但还是想去尽力沟通。所以，做片子的意义和价值之一是，我们需要彼此理解，消除偏见，最终能有一点点的共识，就还好了，哪怕一点点。否则，裂痕和隔阂会越来越多。”

是谁害怕纪录片？

三部被撤映的纪录片的表达其实都很温和，对社会问题的观点并不激进，甚至仅仅想要提出一些问题，表现一种状态，但就因为它们触及到被官方遮蔽的真实就无法被冠以“技术问题”，这其实是一种恐惧的表现，是对真实力量的畏惧。

回到FIRST电影节和中国电影的今日状况，如果说，在今天中国的电影市场的刺激和电影政策的压力下，投资较大的剧情片往往最终都会寻求某种妥协，争取“龙标”获得公映，中国的纪录片则显得更为可贵，因为始终处于小众的位置，大部分的纪录电影都放弃了对市场的诉求，转而通过其它方式传播。

尽管在FIRST的历史上也曾有《四个春天》、《棒！少年》这样的纪录片，既获得了公映也有不错的票房表现，但那些不远千里远赴西宁看片的观众往往都是更期待看到别处无法看见的作品，尤其是深入中国社会的纪录片。从这点来说，最佳纪录片奖的存在保证了FIRST的独立精神，也体现出这个电影节的人文价值，在这里获奖或展映的作品不仅有反映中国精神病院的《囚》（也曾是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有揭秘重庆某饭店权色交易和权力控制内幕的作品《世外桃源》，也有关注“毛左”群体的《昨日狂想曲》和关注国际垃圾问题的《塑料王国》⋯⋯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有四部作品缺席，今年的纪录片单元可谓精彩荟萃，应该会让观众不虚此行。在电影节开幕前，不少媒体都预测纪录片单元会有一番激烈的竞争，却未曾料到这个备受关注的单元最终以奖项“空缺”收场。

事实上，三部被撤映的纪录片的表达其实都很温和，对社会问题的观点并不激进，甚至仅仅想要提出一些问题，表现一种状态，但就因为它们触及到被官方遮蔽的真实就无法被冠以“技术问题”，这其实是一种恐惧的表现，是对真实力量的畏惧。我们于是不禁要问，究竟谁在害怕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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