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撤映的3部紀錄片講了什麼？FIRST青年電影展上的溫和與恐懼

「最佳紀錄片空缺。」

八月剛在西寧落幕的第15屆FIRST青年電影展落下帷幕，頒獎典禮上的這一幕成為了人們討論的焦點。

「由於今年的紀錄片競賽中有4部作品完全或部分地缺席了面向公眾的放映場次，當獎項脱離觀看、脱離觀眾，它也會因此失去評價的有效性和意義。因此，評委會決定，本年度最佳紀錄片榮譽從缺。我們期待影像終將抵達現實、抵達觀眾。」

當中國獨立紀錄片的先驅人物吳文光和電影人馬英力（婁燁導演的夫人）一同宣布這個消息的時候，敏感一些的觀眾立刻解讀出了某些不言而喻的弦外之音，現場旋即響起了此起彼伏的掌聲。

這掌聲，既是為電影節秉持的立場，也是獻給正在漸漸被「技術問題」所取消的中國電影。這樣大規模的撤映在該影展的歷史上應該是首次，作為一個身處官方和獨立之間的民間影展，FIRST一直擔當着兩者之間的溝通和對話的橋梁。在這個影展上，既鼓勵過大膽的獨立電影導演，也曾走出過在中國電影市場創造數十億票房的主流作者。過去很多年，一些獨立電影圈的堅守者試圖與這個電影節保持一定的距離，以保證自己的立場不被資本和權力裹挾，也有一些變通者通過這個舞台被更多觀眾知道。爭議一直存在，但沒有人可以否認FIRST電影節特殊的位置，畢竟在各地的文化高壓政策下，這個電影節可能成為中國唯一一個可以公開展映「非龍標」電影的地方。

而今年這四部據說無法面向公眾放映的電影，除了齊中華導演的《病人十一區》是片方處於各方面考量主動撤映，其它三部作品《遙望繁星》、《小人兒張》、《曠野歌聲》均受到官方壓力而終止或不得展映。

巧合的是，這三部作品的導演韓萌、陳東楠和張傑恰恰都是女性，而她們的作品既關乎個人的存在，也關乎我們的時代。

《小人張》：當小人物遇到城市治理

90後導演張傑拍攝的《小人兒張》講述了患有成骨不全症的剪紙藝人「小人張」（張永紅）北漂的艱辛故事。2008年，因為女兒遺傳了自己的疾病，離異後的張永紅帶着女兒來北京治病，就再也沒有離開這座城市，想盡辦法留在北京成了張永紅的心願，為此他交往了一位北京女友並期待與之結婚⋯⋯

2017年，偶然的機會令張傑在北京的皇城根公園認識了賣剪紙為生的張永紅，被他的傳奇故事所打動，產生了拍攝紀錄片的念頭。據悉，整部紀錄片除了極個別的素材是用相機拍攝，其他都是張傑用手機完成的，手機雖然會一定意義上折損電影的畫質，但也因為設備日常且輕便，讓拍攝更容易進入被攝者的生活。

作為行走江湖的賣藝人，張永紅的生活永遠充滿了變動，儘管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他卻依然沒有自己固定的容身之所。尤其是在張傑拍攝之後沒多久，恰逢北京的城市治理政策缺乏嚴格，開始集中治理城市的「開牆打洞」行為，城市中大量的小店鋪被迫關閉，張永紅失去了自己賴以生存的小店，生活陷入了巨大的窘境。反觀張永紅的江湖朋友，有的人決定離開北京去外地生活，有的則不知所蹤，只有他堅持留在北京，不停地搬家，輾轉着給女兒治病，繼續在北京過着野草一般的生活。

其實，對於年輕女孩張傑來說，拍攝張永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不僅缺乏拍攝紀錄片的經驗，也缺乏社會閲歷。但在長期的相處中，張傑從沒有把張永紅當成獵奇的對象來拍攝，而是將他視為最普通的人來看待。在她的鏡頭裏，身有殘疾的張永紅有着普通人的慾望與愛，有自己的小算計，也有對生活的規劃和嚮往。面對結構性的不公正，外地人張永紅沒有抱怨，他只是想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奮鬥獲得成為北京人的資格。

或許，北京僅僅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巨大的符號，張永紅渴望的是這個符號可以帶給自己的尊嚴感。他不明白為何自己奮鬥了多年的地方容不下自己。在所謂的整齊劃一的「國家審美」的指導下，2017年這場城市治理運動的結果是讓原本業態豐富的北京胡同變成了只有統一招牌的蕭條街道。各種各樣的小店消失殆盡，遊客不再在此流連忘返，就連本地居民的生活也多有不便。

作為中國的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設其實是建立在犧牲小人物利益的基礎上，城市的更新與改造考慮的往往不是普通人的生活訴求，而是儘量展現出「高大上」的高級都市面貌。可以說，張永紅的「北漂」生活正好見證了十幾年來的北京城市治理，他的遭遇並不是孤例。

其實，看過這部作品的人對《小人兒張》被撤映紛紛感到不解，作為一部人物紀錄片，電影的絕大多數內容都在展現張永紅的個人生活，並不涉及到社會問題和政治表達，以至於有網友猜測其背後原因可能是片中有人物提到最高領導人的姓名，可見「技術原因」之所以如此困擾中國的電影製作人員就是因為其沒有標準，也從不給出處理理由。

至於導演張傑，她在遭遇撤映後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對此表示了不解，但她同時表示：「片子最後還是被撤了，早知道我就多放些鏡頭⋯⋯」

《曠野歌聲》：少數民族的信仰危機

2013年，還在紐約大學就讀的陳東楠拍攝了紀錄短片《偷》，關注的是一群在河南新鄉的新疆維吾爾族小偷的生活。這群來自新疆的流浪青年在陌生的環境裏從事着見不得光的工作，但內心的孤獨和無奈卻鮮為人知。當時只有二十出頭的陳東楠和這群被主流視為危險的邊緣人混在了一起，不但取得了他們的信任，還將他們的生活用攝影機記錄了下來。

此後，陳東楠開始將注意力投向雲南山區的苗寨唱詩班，她被這裏特殊的人文地理環境吸引，一拍就是五六年時間。在不被人所知的大山裏，有一個叫做小水井村的地方，這裏的苗族人普遍信奉基督教，還成立了一個頗有歷史淵源的唱詩班。經過長時間的拍攝，陳東楠深入了唱詩班的兩位靈魂人物的家庭生活和精神世界，從青年男女的困惑折射出民族身份、信仰危機、城鄉差距等問題。

乍一看，《曠野歌聲》的故事既獵奇，又具有一定的政治意味。一般來說，生活在城市的觀眾很難拋開獵奇的眼光去看待少數民族的生活與信仰，而基督教在中國又頗有爭議和政治性。這或許也是這部曾在國內外斬獲不少電影節提案獎項的紀錄片最終無法在FIRST公映的原因。

在筆者看來，《曠野歌聲》關注的始終是個體的生存狀況：在大山裏生活的苗族人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他們的基督教信仰也是歷史原因造成的，小水井村的人接受了外國來的傳教士並學會了唱聖歌，這些本都不被主流社會關注，村裏的人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隨着時代的變化，當地政府發現了小水井村人的價值，並將其開發成了旅遊資源，南來北往的遊客將這裏視為一塊異域景觀，在消費這裏的特殊文化的同時也為這裏的人帶來了外面的世界。

陳東楠記錄唱詩班的變化，他們走出了大山被世人發現，開始參與選秀節目並在北京獲得了演出機會，從曠野到廟堂，唱詩班的龍指揮和唱詩班的成員既興奮又擔心，他們不適應外面的世界，卻又不得不被外面的世界改變着。

純淨的歌聲為小水井村人帶來了肉眼可見的收入，連外村的人都想通過學習唱歌改變自己的命運，房地產開發商也看中了這片商機，他們徵用了村民的土地，許諾了一個落空的美好生活。對於片子的男主人公來說，最大的困惑是在外不可以再唱與基督教有關的歌曲，他想要用一生奉獻給上帝，卻在父母的壓力下選擇了沒有愛情的婚姻。女主人公是同村的一位女青年，她嫁到了外村，不得不放棄唱歌與信仰，在新的環境裏，丈夫更喜歡賭錢，她在世俗的環境裏漸漸有些迷失⋯⋯

拍攝這部片子的過程裏，陳東楠自己也成為了母親，或許因為這個原因，她將自己對家庭的觀察放進了這部本可以更有議題性的作品裏。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陳東楠表示：「我期待影片對觀眾產生的影像不是口號那般簡單激烈，生活本身層層疊疊，在看不見的隙縫中都藏匿着閃光點。」

《遙望繁星》：霧霾治理的系統性問題

韓萌曾是內地某著名媒體的攝影記者，2017年她製作完成自己的第一部紀錄片《江南女兒》。這部作品緣起於2014年韓萌辭去媒體工作遠赴美國訪學，走訪了11個州20個收養中國孤兒的家庭所完成的攝影作品《流美孤兒》。後來，她在這個基礎上完成了以蔡鳳俠為主角的紀錄片，講述了中國棄兒被美國家庭收養後回國尋親的故事。

這部作品完成後，韓萌馬不停蹄開始了《遙望繁星》的創作，這部作品關注的是河北廊坊的霧霾整治工作，細緻展現了政府官員、企業老闆和普通民眾在這個過程中遭遇的難題和困境。這部電影不僅僅關注中國的環保問題，更展現出環保問題背後的整個鏈條，最終指出每個人都在為環保治理付出代價的主題。

韓萌通過對中國基層環保局長的觀察，揭示出政府機構的運作邏輯，環保和民生息息相關，但經濟發展同樣關係着眾人的利益。「不管做什麼，第一要考慮政治。」環保局長的領悟是多年官場積累的經驗，在工作中時刻考慮的是政治的平衡術。儘管是典型的官僚心態，但此人又十分敬業，天天加班，從內心關心環保事業，生怕完不成KPI而被約談。而作為製造霧霾「元兇」的當地大企業同時又是納税大戶，只能從小企業和小作坊以及個體戶着手，以至於每個人都陷入一個困局。

難怪有人說，這是除了周浩的《大同》之外，罕見地將鏡頭對準中國體制內官員的紀錄片。它揭開了中國龐大的官僚系統的一角，讓普通觀眾得以窺見其運作的精密和對個人的漠視與消耗。

應該說，在僅僅90分鐘的片子裏能夠展現霧霾治理的複雜實屬不易。但遺憾的是，在FIRST電影展上這部電影僅僅放映了一次就被叫停。據悉，早於2020年這部作品就已經制作完成，遲遲沒有機會在國內看到的原因之一就是導演的諸多現實顧慮。筆者有注意到，就在上半年，韓萌就因為這部作品反映了所謂社會「陰暗面」在新浪微博遭到「小粉紅」的網暴。好事者不但以及其暴力的話語侮辱她，甚至還人肉其過往的經歷，將其視為「漢奸」。

讓人感動和敬佩的是，作為一位妻子和母親，韓萌在照顧家庭的同時，依然堅持將自己看到的真相呈現給觀眾並無所畏懼。她在被網絡暴力之後在微博上回應：「被理解是稀少的。一路走來，終究還是會孤獨的，這麼老氣橫秋的感歎，還是會在被誤會時發出。雖然覺得自己像個小丑一樣，但還是想去盡力溝通。所以，做片子的意義和價值之一是，我們需要彼此理解，消除偏見，最終能有一點點的共識，就還好了，哪怕一點點。否則，裂痕和隔閡會越來越多。」

是誰害怕紀錄片？

回到FIRST電影節和中國電影的今日狀況，如果說，在今天中國的電影市場的刺激和電影政策的壓力下，投資較大的劇情片往往最終都會尋求某種妥協，爭取「龍標」獲得公映，中國的紀錄片則顯得更為可貴，因為始終處於小眾的位置，大部分的紀錄電影都放棄了對市場的訴求，轉而通過其它方式傳播。

儘管在FIRST的歷史上也曾有《四個春天》、《棒！少年》這樣的紀錄片，既獲得了公映也有不錯的票房表現，但那些不遠千里遠赴西寧看片的觀眾往往都是更期待看到別處無法看見的作品，尤其是深入中國社會的紀錄片。從這點來說，最佳紀錄片獎的存在保證了FIRST的獨立精神，也體現出這個電影節的人文價值，在這裏獲獎或展映的作品不僅有反映中國精神病院的《囚》（也曾是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有揭秘重慶某飯店權色交易和權力控制內幕的作品《世外桃源》，也有關注「毛左」群體的《昨日狂想曲》和關注國際垃圾問題的《塑料王國》⋯⋯可以想見，如果不是有四部作品缺席，今年的紀錄片單元可謂精彩薈萃，應該會讓觀眾不虛此行。在電影節開幕前，不少媒體都預測紀錄片單元會有一番激烈的競爭，卻未曾料到這個備受關注的單元最終以獎項「空缺」收場。

事實上，三部被撤映的紀錄片的表達其實都很温和，對社會問題的觀點並不激進，甚至僅僅想要提出一些問題，表現一種狀態，但就因為它們觸及到被官方遮蔽的真實就無法被冠以「技術問題」，這其實是一種恐懼的表現，是對真實力量的畏懼。我們於是不禁要問，究竟誰在害怕紀錄片？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