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台湾选手拿下金牌时，颁奖典礼升什么旗？放什么歌？

2021 年 7 月 31 日，台湾选手李洋和王齐麟，在东京奥运羽球男子双打项目中，打败了由李俊慧、刘雨辰组成的中国组合，并为台湾写下了奥运史的新页：这是“中华台北”在奥运羽球项目中获得的第一面奖牌——而且这面奖牌，还是面金牌。

这个消息，不只让台湾网民一片沸腾、脸书上几被洗版，在海峡另一边也引起了热议，甚至让“中国台北夺羽球奥运历史首金”这个关键词组，一度登上微博热搜前五名。

然而和台湾人的振奋、喜悦相比，中国网民更多是表达了愤慨：有人痛批“国家队竟不敌省队”，认为李俊慧、刘雨辰失误太多，斗志全失，但也有人认为“中国台北夺金也很好，反正都是中国”。

然而也有些中国网民，像是突然意识到似地纷纷发问：“中国台北夺冠，那颁奖时奏的是什么歌？”

很有意思的是，若把这个问题拿来问两岸三地的人民，或许也很少有人能完全答对。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中华奥会会歌》。许多台湾人或许会因为它与中华民国《国旗歌》的旋律几乎完全相同而答错，但答案并非如此。

但话说回来，《中华奥会会歌》的来由又是什么呢？事实上，这首“会歌”所反映的，依然是两岸政权过去争夺“正统中国”代表权，坚守“汉贼不两立”的历史。

在1979年之前，奥运会中“两个中国”的参与状况是与今日完全相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以中国之名参与奥运，中华民国“抵制”中共队伍参赛的动作亦没有少过。为了此一原因，1952年到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派队伍参加奥运。

1979 年，国际奥会执委会于名古屋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为中国奥委会，并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与国歌代表中国；至于中华民国奥委会，则必须在“中华台北奥委会”（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的名称下参加奥运，而且必须修改参与奥会的旗、歌、徽以及宪章。

虽然当时的中华民国奥委会极力抗议，并向执委会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但国际奥委会并没有改变决议。在 1970 年代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和美国断交的脉络之中，国际奥委会的这个决定，对台湾来说，无疑又是一记沉重的打击，意味着中华民国在“正统中国”代表权的争夺上再失一城。

几番斡旋无效之后，中华台北奥委会遂于 1981 年 3 月 23 日，与国际奥委会签订协议，确认台湾运动员此后将以“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名义出赛，并使用“奥会会旗”（旗面元素为梅花、青天白日徽和奥运五轮），而这种模式，也成为台湾日后参与国际事务的主流模式，一般称为“奥会模式”。举凡亚太经合会（APEC）、世界卫生大会（WHA），以及其他重要的多边合作组织，都能见到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参与。

不过中华奥委会 1981 年和国际奥委会签订协议时，并未明定“会歌”为何，直到 1983 年、洛杉矶奥运召开前夕，才在国际奥委会催促之下，确定以“中华民国国旗歌”送交。

然而严格来说，中华台北代表队使用的《奥运会歌》，并不能称作中华民国国旗歌，因为这首歌虽然旋律与国旗歌相同，但为了避免中共杯葛，歌词内容其实经过时任中华奥委会副主席张彼得的改写。

经过改写后，歌词的开头，从带点民族主义色彩的“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改为世界主义精神的“奥林匹克，奥林匹克，无分宗教，不论种族”。至于歌词最末，则从庄严、而有点文诌诌的“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改为乐观、白话的“努力向前，更快更强，奥林匹克永光辉”。

有意思的是，现行国旗歌的旋律，也曾在对日抗战期间，成为​​童子军的体操配乐，因而确实和体育有些渊源。

不过关于《国旗歌》，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根据《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升降国旗时，必须先唱国歌，接着才升降旗，而升降旗时，则可以“奏乐，或吹升降旗号”，但起初并未规定升降旗时应该奏什么音乐。

到了对日抗战结束后的 1947 年，中华民国行政院才颁布命令，规定升降旗时“应奏《青天白日满地红》乐谱”，并再次确认升国旗前仍必须先唱国歌。

这个规定，也让中华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专为升降旗仪式制定歌曲、“先唱国歌、后升旗”的国家，和世界上多数国家“边唱国歌、边升旗”的做法不同。

也因此，虽然有些人或许会为台湾人“叫屈”，认为“台湾在奥会上升旗时不能用中华民国国歌、只能用奥会会歌”，但事实上，台湾人在升旗时，本就是使用国旗歌作为配乐的，因而在会场中升起“代替国旗”的会旗时，听到《国旗歌》，对许多台湾人来说，也不算太突兀。

更重要的是，颁奖典礼上演奏的奥委会会歌，本就是演奏版、而不会有歌词，因此台湾人一般也都以为，奥会上奏的就是国旗歌，而不是《中华奥会会歌》；知名律师吕秋远，也在昨天发文疾呼“不要再说奥会播放的是国旗歌了”。

其实，这并不是中华台北首次在奥运会上夺金，“国歌”之所以会在此时突然引起关注，或许是因为这场羽球男双比赛，是两岸少数在决赛中碰头、而且由台湾胜出的案例，也因而更容易引起中国网民关注。用台湾网友的话来说，这是史上第一次，台湾让“中国选手乖乖站好听国旗歌”的时刻。

此外，有些中国网民也“语带安慰”地写道，至少台湾仍是用“中国台北”名义参赛，总归“都是为中国添光”。不过如果较真来看，这种说法其实也并不精确，因为台湾在国际奥委会登记的是“Chinese Taipei”，而正式的中文翻译，则是“中华台北”，而非“中国台北”。

事实上，早在 1988 年，两岸当局就曾对“Chinese Taipei”一词的中文翻译进行协商，最后明定“凡以中文指称台湾体育团队与体育组织时，均称之为『中华台北』”——换言之，“中华台北”这个译名，北京方面也是接受的；2008 年北京奥运期间，北京也是使用“中华台北”来指称台湾代表队。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台湾海峡两边，显然都有人对于“中华台北”这个名字不太满意。

对大部分台湾人而言，“中华台北”都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对立场偏蓝的选民而言，“中华台北”是中华民国失去正统后，不得不使用的名称；对本土派而言，“中华”一词则像一道“紧箍咒”，对他们来说，这是台湾难以“国家正常化”的原因之一。

这种看似是奥运队名争议、实则反映台湾人国家认同纠结的现象，直到近期都依然能引起争议——刚在 2018 年落幕的“东奥正名”公投案，就是这类角力暗潮最近一次浮上台面的例子。

至于北京方面，过往接纳“中华台北”的默许态度，似乎也在近期出现了变化。

2016 年 7 月，新华社公布了《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下称《禁用词》），在针对国际奥委会和体育事务的条文里，规定原则上“按相应章程的要求或约定称呼”，但在举例说明时，只提及了“中国奥委会”、“中国香港奥委会”，以及“中国香港队”可简称“香港队”等例子，并未详述“Chinese Taipei”、台湾代表队应当如何称呼。

然而同一份文件中关于“国际组织”的条文却明定，参与国际组织的台湾代表团，应称为“中国台北”或“中国台湾”；若特殊情况下使用“中华台北”，则需事先请示外交部和国台办。

综合这两个条文来看，由于关于奥运的条文并未提及台湾，而关于“国际组织”的条文，又把“中国台湾／中国台北”当成了预设、默认（default）的译名，因此在奥运报导之中，一般记者若想省事，最简单的方式确实就是直接使用“中国台北”，而非需要请示外交部、国台办才能使用的“中华台北”。

这种几乎等同于不再使用“中华台北”的现象，从中国媒体近年的用词，或许也能略窥一二。

2016 年里约奥运举办时，《禁用词》刚刚公布，而中国官媒也依然能见到“中华台北”这样的用词；然而从2018 年平昌冬季奥运、到此次的东京奥运，“中国台北”却已经几乎成了中国官媒的统一用词。

此外，在《新华网》上若以“中国台北”进行搜寻，还能找到新闻标题，最早可上溯至 2019 年；然而若以“中华台北”进行搜寻，却只会跳出“无法找到与『中华台北』相关的信息”字样；至于《人民网》上，亦有相似现象。

有人说，运动场上进行的，就是场没有烟硝的战争；但对台海两岸来说，奥运这座战场，显然更加宽阔、也更加幽微——半世纪以来，谁代表中国、双方的队伍名称叫什么、夺金牌后升什么旗奏什么歌，是一道道必须谨守、退让不得的交战前线，也总是点燃观众国族情绪的敏感触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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