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寄养的女孩:七年,三个家庭,谁是我的亲生父母?

她们是中国长达4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下,不被“允许”出生的二孩。
独生一代 大陆 公共政策 威权政治

8岁的苏衡有一个小行李箱,放着“如果明天立马走,一定要带的东西”。每晚睡觉,她还会把小钱包用绳子串起来挂在脖子上,钱包里装满过年收到的压岁钱,“害怕突然被叫起来就要走。”

苏衡前12年的人生经历了四次转移。1996年,出生仅一个月,她就被送到邻近县城的远房亲戚家寄养。到了读幼儿园的年纪,“爸妈”把她送去一个“叔叔阿姨”家生活。那时的苏衡不知道,“叔叔阿姨”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小学一年级,她被匆忙送到安徽的大姨家。初中,又再次回到亲生父母家。

她是中国长达4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下、不被“允许”出生的二孩。为避免身世暴露,和苏衡一样的女孩们在成长过程中辗转多个家庭,并用尽全力消化由此带来的迷惘、不安、愤怒和恨意。

“这不是一场感冒说痊愈了就好了,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伤害。就好像一个人突然断了一只手,那段时间他很伤心,但是后面他还是照常的生活,但是你问他现在想开了吗?手臂好了吗?还是好不了的”。十多年后,谈起那段经历,苏衡用了四个字——“阴影一样”。

错位的童年

三四岁时,苏衡被寄养的家庭送回亲生父母家。大她五岁的姐姐苏云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跟屁虫”是亲妹妹。她在日记里写:这个表妹一直住在家里,很烦人。“表妹”黑黑瘦瘦小小,“挺内向的”,把妈妈叫作“阿姨”。

后来爸妈告诉苏云,这是不能告诉别人的、要藏好的“亲妹妹”。苏云没多想,觉得家里有一个小朋友“可以使唤”挺好的,让妹妹每天去妈妈开的杂货店里拿两个鸡蛋和一瓶AD钙奶回家。

年幼的苏衡并不知道自己住在亲生父母家。有一次爸爸被火烧伤,姐姐苏云开始哭,苏衡不知道为什么要哭,“反正我看她哭我也就哭了”。

和苏衡一样,范宁的童年也是“稀里糊涂”的。她生于广东惠州,自小被寄养在大姨家。虽然大姨对外总会说她“是帮别人带的”,但范宁认定大姨、姨丈就是亲生爸妈。大姨告诉她,因为家里已有一个姐姐,计划生育抓得严,不能让别人知道范宁是他们生的。听多了这话,范宁感到很郁闷,“我跑去问我妈(大姨),凭什么就说我是帮别人带的,不能说我姐是帮别人带的?”大人们都笑了。

范宁不知道对自己格外亲近的“小姨、姨丈”才是亲生父母。“小姨”和“姨丈”每周都会拿一个印着红绿花纹的保温瓶来家里,倒出冬虫夏草煲鸡汤或燕窝给她喝,偶尔也会给范宁买来两件新衣服。

“每年生日也都是两家人一起给我过的”,范宁穿着裙子坐在放蛋糕的玻璃桌子前,两家人一起拍手给她唱生日快乐歌,“从小就这样,你没有对比,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和亲生父母一起的生活持续到苏衡小学一年级的期末考前夜。舅舅哄苏衡说带她出去玩,连夜开摩托车到温州,又换乘火车,她在深夜的火车上睡着了,第二天就到了安徽。苏衡惦记期末考,没见过几面的大姨却告诉她以后要在这里生活了。怕人追查,她被告知要把大姨叫作“大姑”。苏衡听后一直哭一直闹,有次还自己跑出去,大姨在背后追,不小心崴到脚。苏衡回头看到大姨,停下来,跟着大姨回家了。

在安徽,每次打架,孩子们都会说“滚回你的江苏去”。其实她是浙江人,只是名字里有一个“苏”字。有次她把一个小男孩的脸抓出了几道红痕,男孩的爸妈和姐姐找过来,爸爸一巴掌打在男孩脸上,嘴里说的却是“你怎么能和这样的野种玩”——苏衡至今记得这句话。男孩的姐姐指着苏衡的鼻子骂,不断冒出“野种”、“野孩子”这样的词。苏衡觉得很无助,眼泪噼哩啪啦往下掉,只能躲到单元楼里哭。

后来大姨的儿子经常给苏衡弹吉他、讲故事,又陪她玩。胖胖的、说话苦口婆心的大姨也让她感到亲近。慢慢地苏衡不再想跑了,但她仍强烈缺乏安全感。在那个随时可以带走的行李箱里,放着几个单价五元钱的芭比娃娃和几件娃娃的衣服。娃娃是她自己攒下的零花钱买的,她每次帮姨丈买醋,都能得到一、两元钱。衣服是她用裁缝店淘来的碎布头做的,她小时候帮大姨穿针,在旁学会了做针线。此外,行李箱还装着一些她的衣服,严格来说,这些衣服属于苏衡的侄子、也就是大姨的孙子——他比苏衡大一岁,把穿过的旧衣分了一些给苏衡穿。

十多年后,苏衡才知道,那次连夜转移事发于父亲职场的一次“勾心斗角”。苏衡的父亲退伍之后在体制内的一家医院工作,“想搞他”的同事举报苏衡家超生。收到风声的父母只能赶快把苏衡送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让她再回家。

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举报与搜查,打乱了苏衡和范宁的童年乃至整个人生,也让像王玉莲这样的母亲,不得不忍受送走亲生骨肉的痛。

2005年6月8日,生果市场上的两名小学生。
2005年6月8日,生果市场上的两名小学生。

没有“准生证”的女儿

24天——王玉莲清楚记得这个数字,那是女儿出生后在她身边待的天数。

那是1995年,王玉莲怀着二女儿。她说那时计划生育执行很严格,在浙江农村,她总听到抓人的故事。“有人被拉去结扎,家里房顶被人掀了,家里的东西被人搬了,老婆抓不到,把她老公抓去,还要罚款”

整个孕期就是逃和躲。“吓死人了。”每次听说要抓人,大着肚子的王玉莲就躲到老家、没人住的空房和鸭棚里。因为这个孩子“不是计划内的”,没有准生证。

准生证

官方叫法是“计划生育服务证”,各地政策略有不同。据北京2006年公布的管理办法,准生证是“怀孕前三个月或怀孕后三个月”里,由“达到晚育年龄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夫妻”办理,没到晚育年龄(已婚妇女24岁),将会“动员其推迟生育时间”。2015年,全国人大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开放二胎生育。但这仍属于“计划生育”,新生儿依然需要办理准生证才能上户口。

没有准生证的孩子不属于“合法生育”,不能去医院生。王玉莲提前找好一位民间产婆。偏巧在她生产前一天,计生人员查到这个产婆,搬走产床,罚了七千元。第二天夜里两点,王玉莲腹痛。家人用大篷车载着她从乡下跑到城里,产婆的老公出来说了声“人不在家”,再按门铃也不开门。

凌晨三点,王玉莲和母亲、妹妹以及邻居大姨四个人站在马路中间哭。那是寒冬1月,王玉莲裹着棉袄,肚子已经疼到站不住,妹妹和大姨两人各架着她一边胳膊才勉强站着。王玉莲想:“计划生育啊,医院肯定会把孩子打掉,人家都说会打一个针进去,小孩就死掉了,但是生在马路上怎么办,难产就完了。”

凌晨四点左右,一个骑三轮车的师傅听到哭声寻过来:“你们别哭,是不是生小孩啊?我带你们去”。师傅载她们到一个民间接生婆家。那是一个菜场,楼下是店铺,楼上是民房。接生婆叮嘱王玉莲一家不要出声,不然会被人发现。楼梯是竹子做的,很窄。下面的人推,上面的拉,王玉莲艰难地上了楼。

生产中,王玉莲一直忍住不发出太大声音,“为了孩子,要活命啊”。凌晨五点,女儿出生了,“脸胖胖的,九斤多”。女儿在身边养了24天便被送去寄养,王玉莲记得送走前她“头发很浓密”。

“不是计划生育根本不会送出去的,因为还要吃奶”。王玉莲每日提心吊胆,她又说了一次“吓死人”。寄养费每月500元,奶粉钱另算。

想女儿时,王玉莲就会带着奶粉去看她,再抱一会儿,但只能待一会儿,“村子里人很多,怕人家会认到”。

女儿自小体弱多病,一病就会被寄养的人抱回外婆家,前后换了好几户人家。家里人猜测可能是没打疫苗或没喝够母乳。在中国,新生儿可以免费接种例如卡介苗、百日破、乙肝等“免疫规划”内的疫苗。因为是“非法生育”,王玉莲的女儿没打疫苗。

女儿三岁时,小姨家开了一个幼儿园,王玉莲借机把女儿接回来。刚回家时,女儿盯着王玉莲不讲话,“眼睛看看,她不敢叫妈妈,认生”。

1985年4月1日,一个巨大的宣扬中国一孩政策广告牌。
1985年4月1日,一个巨大的宣扬中国一孩政策广告牌。

女儿出生后就没户口,是个“黑户”,直到碰上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好也准备要上小学了,才登进去。“普查就是人生落地了。”因为弟弟夫妇一直没有小孩,外婆做主把玉莲女儿的户口登到弟弟名下,“民间有说法,很久不生育了,有个小孩了很快就能再生一个”。后来弟弟再婚,生了两个女儿,户口登不进去,亲生父亲从国外回来做了亲子鉴定,才把玉莲女儿的户口移出来。

在2010年进行的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发现全国有1300万人没有户口,也就是说大约每100个中国人里就有1个是“黑户”。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万海远的调查,这个数字可能更高。没有户口的1300万人中,大约有780万属于超生人员,他们大多是女性,主要在农村。万海远指,男性在农村的地位显著更高,去派出所主动登记男婴户口的意愿更高。

如果没有玉莲弟弟这样凑巧的情况,超生家庭为了给孩子上户口,大多只能缴纳“社会抚养费”。苏衡家找了关系,把户口落在阿姨家。如今在香港读博士的范宁,是爸妈“认识派出所的人”,做了一本假户口本上小学。

社会抚养费

违规生育子女的居民被要求缴纳的一笔“罚款”。2002年公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指,因为超生的人口“侵占了社会公共资源”,“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社会抚养费的金额因各地人均收入、当事人收入和超生情节而异。中国计生系统在2011年一年收缴了超过200亿人民币的“超生罚款”。

范宁的父亲是国企公职人员,生二胎就要丢工作。妈妈怀她时一直正常上班,预产期正好碰上国庆假期,前后多休了几天假,用来生产和坐月子,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范宁直到中学才换到真的户口本,登在姑姑名下,关系写的侄女。

“计划生育为什么能限制一个人的生育权,这是一件很诡异的事。”长大后的范宁问道,“这个政策完全构造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很多人因此不能跟自己亲生父母一起生活”。

被寄养的女孩们发现,长大后,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生活,变成了一件别扭、甚至伤痛的事。

我是谁的女儿?

范宁小学升初中时,老师让她们填档案资料。大姨和范宁说以后要换一个名字,让范宁纳闷的是,自己既不跟“爸爸”、也不跟“妈妈”姓。

一段儿时的记忆不知怎么浮现出来。五六岁时,范宁跟着大姨去工作的地方,同事问大姨,“她多久见一次亲生父母?”大姨说:“她不知道这个事情”。范宁当时感到疑惑,但也没深想。如今再回想起来,越来越觉得亲生父母可能另有他人。

“为什么我不是我爸妈的女儿,那我是谁的女儿?”那段时间,她常常夜里躺在床上哭,“一方面很想知道,一方面又害怕有一天会失去现在的父母。”

后来,大姨和亲生父母搬到一个小区住,两家来往更密切了。亲生父亲(小姨丈)和她说,“要经常来这边玩,可以把这里当作你的家”。范宁想起改名后自己的姓和“小姨丈”的一样,所有线索终于串在了一起。

她曾经想过,等大人们把这件事说出来,她一定要大发脾气。“这样的事从来没有人要好好跟我谈,安排我的人生从来没问过我愿不愿意。”

但大姨一家亦或亲生父母,从来都没有和范宁捅破这层纸。搬家之后,两家人似乎默认范宁知道了真相。“就很搞笑,这个家里从没有人问我知不知道,一切就是暗流涌动”。

只有那么一次。那时范宁在读寄宿高中,亲生父亲每周日会开车送她去学校,大多时候都很沉默。但那天,车快到学校了,父亲突然自言自语,说大姨丈第一份工作被辞退下岗,做生意也没成功、一直在打零工,生活比较困难。“这样还一直帮我带你这么多年,把你当女儿一样看,真的很感谢你大姨丈”。范宁坐在后座,看不到父亲的表情,她“有点感动,又有点不爽”,觉得接话自己就会哭,于是一句话也没有接。

2020年3月27日,一个男子与孩子在街上骑着自行车。
2020年3月27日,一个男子与孩子在街上骑着自行车。

和亲生父母的关系令范宁和苏衡感到不自在。初中之后,苏衡也再次从安徽被接回亲生父母家。最开始,爸妈的称呼是缺失的,“就不叫,有事就说事,回避这个。”那时大姨姨丈为了让苏衡适应生活,陪她住了半年左右。她说自己“对父母抱有仇视”,只要大姨姨丈不在,“用我姐的话来说,脸臭的就好像别人欠了我500万”。妈妈想要抚摸她的背,苏衡都会躲开,非常抗拒和父母接触,“不像我姐姐会抱着我爸爸手臂撒娇”。

范宁身上也有同样的抵触。大二下学期,亲生父母告诉她一家人要一起搬去新家,但范宁并不想离开。在她初中写的小说里,她给有着相似经历的女主角安排的情节也是——不愿意离开现在生活的家庭。但现实中的范宁没有表达过任何不愿意。“感觉没办法拒绝这个事,没办法说出口”。她说自己成长在很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父母和大姨姨丈都是50年代出生的人,姐姐们都比范宁大十几岁。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很难跟他们谈感觉有点敏感的话题,或者说内心的感受”。

但范宁依赖并信任大姨和姨丈。大姨丈很瘦,有副“一看就知道是广东男人”的长相,总穿着polo衫,沉默,但对小孩子特别好。大姨丈在范宁小时候要从惠州坐车到深圳工作。每个周末大姨丈离开时,范宁都会哭,再跟着车跑一段路,直到追不上。范宁和大姨也亲。从小学到中学,几乎每天晚饭后,她都会和大姨在一个有很多青蛙的洼地旁散步。她什么事情都会和大姨讲,因为大姨了解她。

在邻近搬家的一天下午,范宁和大姨、大姐姐坐在一起喝茶闲聊,姨丈一个人沉默地坐在客厅角落。范宁突然说,我好不想走。大姨马上说,那你就别走,你跟他们说你不想搬。说完之后,两个人对视着笑了,谁都没再接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艰难的融入

搬家那天,大姐姐(大姨的女儿)把随身的玩偶送给了范宁,她带着很大的玩偶猪搬到亲生父母家,但还是留了很多物品在大姨家,“他们每年都催我赶紧把东西拿走,我就当没听见”。她觉得如果东西全搬走了,在那个家生活过的痕迹就少了。

融入新家的过程充满不适。妈妈能清楚记得亲姐姐吃东西的喜好,却会忘记范宁不吃番茄。有时妈妈买了番茄,做饭时才想起来,于是放下不煮。“有时就会有一些矫情的想法,如果我不吃的东西也很多的话,我就会比较容易被记住”。

过节,范宁一家总会去一家叫西湖宾馆的餐厅吃饭。每次亲姐姐都会说起以前父亲工作很忙,妈妈带自己来这里吃饭,总爱点生炒牛肉饭。“那时会觉得这些东西是只属于她们的回忆,和我没太大关系,会突然意识到我姐是跟他们一起长大的,我不是”。

2005年12月30日,成都一间学校的学生被指示站在凳子上,以帮助他们提高耐力。
2005年12月30日,成都一间学校的学生被指示站在凳子上,以帮助他们提高耐力。

范宁觉得自己和妈妈相处很客气,很少吵架,但亲姐姐和妈妈就会吵,“大概是我姐觉得和家里人有什么好在意的,吵就吵。而我和他们还不算很熟,我怕他们觉得我太小气”。

和苏衡一样,范宁刚回到亲生父母家时,称呼也是缺失的。“再叫小姨和姨丈肯定不合适,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叫爸妈”。她说家乡话的爸妈永远是留给大姨姨丈的。直到范宁的姐姐们生了小孩,家里开始流行和新生儿讲普通话,她才能用普通话叫出爸妈,“就不会觉得像是替代了某一个人”。

一次叫亲生母亲“妈妈”的经历留在范宁心里。那时她和亲姐姐还有妈妈坐在一起说话,姐姐很自然用普通话叫了妈,范宁说着说着也跟着叫了妈,“突然间脑子有点醒过来,意识到转变了”。妈妈也没说什么。“我觉得我的整个人生一直都在这种很含糊的状态里,很自然一样就都过去了”。

苏衡也是在经历了一件事后才改口叫爸妈。那是2009年甲型H1N1病毒流行时,读寄宿初中的苏衡发烧到40多度,在宿舍戴着口罩睡了一晚。第二天,父亲开车到当时绿皮火车要坐两个小时的学校接她回家,一直照顾她。“那时才觉得心里比较坚硬的东西有点瓦解了,他们是真的对我好,才能叫出爸爸”。

尽管如此,苏衡还是很介意爸妈对别人介绍自己时,说这是朋友的女儿、亲戚的女儿。她记得爷爷葬礼时,她被爸妈关在二楼,不能给别人看到。墓碑和族谱写到孙女时,也只有姐姐的名字,没有她。

“我真正在意的不是他们为什么不把我养在身边,是为什么把我养在身边时没有给到我爱。”没在父母身边时,苏衡会想像父母会怎么爱她,“会问我作业有没有写完,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没有跟小朋友打闹呀,像其他爸妈一样去爱自己的小孩”。

“在他们身边之后反而打碎了自己的这种想像。”整个初高中寄宿期间,苏衡一点也不喜欢回家,对亲人也没有依赖的感觉。在她印象里,妈妈总对自己冷嘲热讽,经常吵架。在她初高中阶段,母亲出国做生意,两年才回来一次。父亲总是喝酒到很晚,回来就带碗医院饭堂的面给她吃,“反正在我记得的日子里,只要回家就没在家吃过一顿正常时间的晚餐”。记忆里最夸张的一次,父亲半夜四点才带面回来。

偶尔,在节日的时候,一家人和和气气坐在那里,也让苏衡感到很平和,“不是做什么有趣的事情,只是听着家人聊天”,她在那一刻尝到了一点家庭的滋味。

但苏衡读大学时,姐姐苏云和她说,爸妈可能要离婚了。她旋即陷入了强烈的抑郁情绪。“那时我刚刚适应和能接受完整家庭的滋味,他们要离婚我很难接受,我很质疑他们是否真的爱我”。苏衡觉得,这是一个导火索,小时候的经历叠加到这个时刻爆发了,“觉得忍了那么多事,到最后还是这样子”。

那一个月苏衡没怎么吃饭,人暴瘦,半夜失眠,精神状态非常不好。看到网上说褪黑素有用,就买来吃,吃了之后成宿做梦,凌晨4点又醒来,躺在宿舍的床上睁眼到天亮。她会拿父亲的刮胡刀片自残,割自己的手腕,“割得还挺深的,也不觉得痛,反正想要看血流出来”。也产生过自杀的想法,过马路的时候突然停下来,不想走,站在高的地方就想要跳下去。苏衡去连续坐了四五次跳楼机,感到很麻木。

五一小长假,苏衡回家,爸妈再次吵架,爸爸冲到她房间问她要跟谁,苏衡彻底崩溃了,嚎叫道:“你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的感受,觉得给我吃给我上学给我穿,这已经是对我好了”,她把自残的伤疤给父母看,“我已经都这样了,你们还是没有考虑过我”。

苏衡回到学校,把爸妈的联系方式全删掉,打电话也不接。一个月后,父母和姐姐一起来到学校找苏衡,妈妈拿出熬得浓浓的中药给她喝。“我妈对我的态度就那种360度大转弯,不再说什么要好好学习的话,感觉他们在关心我的身体”。晚上一起出去吃饭,妈妈一直说“你看这个药方有用,一喝马上就可以吃饭了”。

苏衡感到,妈妈开始尊重自己的意愿,不再强硬地要求她做这做那了。苏云也觉得,妹妹感受到家人是在用实际行动去保护她。过了两三年,苏衡恢复了正常生活。“也没有想开,只是觉得生活要过,总不能这样子给别人带来麻烦”,她说自己也能理解了一点父母了,“心里还生气,但能够去体会他们也不容易,我不能再过多要求他们对我付出。”

一起生活五六年后,妈妈也记住了范宁爱吃的东西,经常蒸多宝鱼和炒薄壳给她吃,和她一起逛街买衣服、出去吃饭,“慢慢地这些都会有,就有了一种家人的实感”。亲生姐姐经常和范宁说妈妈其实很担心她,说妈妈也很辛苦,做了这些那些,“在我姐的煽风点火下,就会变得很像一家人”。

2020年6月18日,成都的摊贩市场熙来攘往。
2020年6月18日,成都的摊贩市场熙来攘往。

尾声

苏衡说,自己在亲情上的缺失很大一部分都托付到爱情上了。高中时她开始谈恋爱,但几个男友都分手了。因为自己会把很不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希望对方像亲人一样无条件地接受自己。她不停地和男友说分手,“想要对方求我,想要那种打也打不走的感觉,想要看别人努力想回来的样子”。

去年,在妈妈和姐姐的支持下,苏衡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前我不觉得家里有任何东西是属于我的,包括房子,但这次让我意识到其实我妈妈是爱我的,她也有为我想过”。她也谈了新的恋爱,对恋爱的态度是“两个人在一起挺不容易的”。现在和男友、好友和四只猫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有一次,一家人开车出门,路上遇见了朋友,车窗摇下来,寒暄了几句,朋友看了后排问这个小孩是谁,爸爸说,这是小女儿。苏衡当时松了一口气,“我终于不用再解释我自己是谁了。”她说,“我爸也退休了,大家也都老了,国家也放开了。”

“独生子女政策国家有规定肯定是有它的规划了,当初人口太多,确实要控制。现在二胎政策开放了,也不是强制去生二胎。”苏蘅说,“哪怕没有这个政策,难道我的生活就会非常顺风顺水?”

范宁长大之后变得特别独立,“我爸妈和我也不是很熟,我向他们请求帮助的时候很少”。她仍对父母从未和她好好谈过寄养一事感到“无语又生气”,但读研究生之后,她放下了自己的愤怒,“我爸妈也一把年纪了,也没什么好追究了”。虽然现在,妈妈也不会对外人介绍范宁是亲生女儿,“我妈会打擦边球尽量不回答,她也怕我难过,不会说这不是女儿,迫不得已会说是侄女”。

范宁有时觉得她能有两对父母也挺幸运的,自己不像两个姐姐受到很严厉的管教,能在两个家庭稍微抽离的环境里自由成长。父亲节和母亲节她都会买双份的礼物。外地读书回家也一定会去看望大姨姨丈。

王玉莲49岁时生了一场重病。她躺在病床上,母亲和教会的人围在身边给她祈祷。自此之后,她也信了主。她说自己“身上的罪太多”,没能给两个女儿完整的家庭,“亏欠她们太多了”。“如果再让我做一次选……”,说到这里,王玉莲哽咽了,话筒里传来低低的抽泣和一段沉默,“我想把女儿养在身边。”

应受访者要求,苏衡、苏云、范宁、王玉莲为化名。

读者评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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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身边有两个这样的例子,一个是上幼儿园前的玩伴,被寄养在外婆家,也就是我们那个村里,她离开的前几天,我和她打了一架,正在冷战,冷战完毕她就消失了,大学时候我们见了一面,就是陌生人的状态;高中有一个同学也是这样,被家里人送到一个大山里的不算是亲奶奶的家里,她本人很乐观开朗,我后来去过一次她的家里,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局外人,反正伤害在那人可能就没办法还得过下去。我自己是一孩半政策,从来没和父母撒过娇,到弟弟出生后,看着他和父母撒娇,父母对他那么好,当年一面心里又嫉妒,一面又拼命讨好,以为只要做的好,父母就会对自己好。不过,到如今,已经醒悟了,没用,我也是这个家的局外人罢了,你不是他们真心想生下来的,没有爱可能就是被迫的责任。现在到了收果子的时候,罢了。

  2. 我太太也有著相似的故事:上面有姐姐、爸媽想拼生兒子、從小在親戚間輾轉被寄養、8歲被接回家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是誰、對外從來不能公開真正的親子關係、家裡有客人要躲起來,這一切的經歷都在她心裡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3. 左岸没有公民

  4. 把負罪感歸於自己,把社會中的好事歸於黨的領導,一直是我很難理解的左岸公民思維。

  5. 鬼國現實
    錯誤的生育政策
    現在先話生育率唔夠要生二胎

  6. 與社會風氣不符的政策要雷厲風行的強硬執行,就總是會有這樣的悲劇;但如果緩慢溫和的執行,那麼社會潛藏的問題就會耗時許久才終於被解決,累積更多隱患。

  7. 作为一个有幸被留在家里的孩子,一直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们抱有负罪感,对不起😔

  8. 計劃生育迄今不知引發多少悲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