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敖晖专访：留在香港，做一个不被辗碎的幸存者

在反修例运动后的香港，常有人问岑敖晖，你在忙什么。这不容易回答。当选区议会9个月了，他的工作时间表很散乱，有时忙区务，有时忙着协助被内地拘留的12名港人。上星期，他花了许多时间找一本书，因为一个被囚禁的示威者透过女友传话，特别想读某本书。

不过，“12港人案”不容易推进，而民阵申请的十一国庆日游行，已经被警方禁止。清算和打压从四面八方而来，恐惧难以摆脱。在家的晚上，他坦言自己经常感到害怕，“怕睁开眼就有警察上门、站在床头。”第二天早上倘若一切如常，他便继续是一个努力奔波的幸存者。

“不太知道香港人可以做些什么，如果可以上街，那我们可以说：今星期一定要去救手足。”在2020年十一国庆前夕，岑敖晖承认，此刻的香港有一种“真空”的状态。“现在政治议程真空，运动的事推进不到，或正慢慢熄灭。香港的政治领域里，没有可以动员整个社会一起关心参与的一件事。”

他今年27岁，经历过两场浩大的社会运动。六年前的9月，他作为学生领袖，站上雨伞运动的大台，在运动高峰，他和周永康、钟耀华、梁丽帼、罗冠聪一同参加与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的世纪对话。占领后来被清场，诉求无疾而终，对话没有成效，好几年，岑敖晖抑郁低沉，不知去向。直到去年，他仿佛找到着力点，胜出区议会选举后不久，他宣布参选立法会，为此放弃美国国籍。

狂风大浪又吹散部署，他被取消参选资格，港府宣布立法会选举延后一年。“没有选举之后，日常和时钟会照样过去，7月30日到现在，就像没了一个轴，就是你看见的这个状态。”面对记者，岑敖晖并不掩饰，在当下的香港，“我不知我在做什么。”对比后雨伞时期，这状态有点熟悉，但岑敖晖说，他和香港，都已经彻底不同了。

破局

对岑敖晖来说，2019年之前的事﹐仿佛是上一个生命阶段的记忆，但回想起来，他仍然记得当时自己走进了一个很深的“个人困局”。79天的大规模和平占领之后，运动无声落幕，学运领袖一度被批评失职，大台组织之一的学联爆发退联浪潮。2015年3月，还在中大读政治与行政学系的他也宣布从香港学联副秘书长的位置退下来。

提起同期的学运战友，岑敖晖逐渐回溯当时的迷茫。2016年，他和周永康、朱凯廸等人组成“香港列阵”参选立法会，但他说当时自己“决心不大”，最终没有参选。后来周永康退下火线、赴美读书，梁丽帼专攻法律，岑敖晖却找不到自己的出路。

他一度想过淡出政治圈，走上学术路，但想到要在房间里没日没夜的研读文献，就觉得不适合自己；他想过读法律，后来也不了了之。最后，他还是喜欢从政。在上一届立法会选举中，民主自决派获得胜利，朱凯廸当上立法会议员，岑成为朱的议员助理，进入立法会工作。

但他慢慢发现，2014年后政治形势出现巨大改变，他无法参考前人的从政经验，也不容易找到推动香港民主变革的路径。“那个困惑好像第一代考中学文凭试的学生：转新制，无法take reference（参考）、没有past paper（旧试卷）可以做。”

困局在2019年4月展现裂缝。4月28日，民阵举办“反送中，抗恶法”游行，铜锣湾街头挤满了久违的游行人潮。5月底，网上出现大量反修例关注组，市民自发联结了中小学的校友、不同界别的专业人士，向政府抛出一份份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联署。

运动是faceless（无面目）的，不会有人递咪（高锋）给你，叫你说说现在去哪里。在街上大家都‘咁高咁大’（一样高低），不会有人知你是谁。

除了做议员助理，岑敖晖当时也在荃湾从事地区工作，为参选区议会作准备。他去茶餐厅吃饭，周遭的人都在讨论要不要上街。“6月之后，整个城市同步了，不同阶层、不同年纪的人，去到哪里，大家都在讨论（这场运动）。”

伞运的时候，岑说组织核心者最多30人组成，咪高锋总会递到他的面前，要他给出一个行动的答案。2019年，“运动是faceless（无面目）的，不会有人递咪（高锋）给你，叫你说说现在去哪里。在街上大家都‘咁高咁大’（一样高低），不会有人知你是谁。”

在群众的浪潮中，后雨伞时代、不知如何自处的个人死局，在2019年全然爆破了。他觉得反修例运动所爆发的生命力，就是他从政以来希望达到的目标。

那是他个人的解放时刻，也是香港社会运动的破局时刻。沉寂多年的社会能量，卷土重来。运动进入了无面目、无大台、无领袖的社运模式，参与者透过Telegram、连登讨论区等自发联动他人，决定每次的去留和策略。他觉得这种模式产生出来的能量加倍，造就去年许多意想不到的“和你塞（机场）”、“香港之路”人链行动，“再没有参加者、记者和警察都大概知道怎样发生的剧本。”

然而今年年初，疫情来袭，加上大规模的拘捕检控，战火漫天的街头运动静止了。一年过去，有声音开始问：反修例运动完结了吗？香港是否重新踏入后雨伞的低潮期？

岑敖晖不完全同意。对比雨伞，他认为反修例运动已经深入民间。

“你跟一个OL聊天，她说近来不知干什么好、政府好癫。”在区议会办公室里，“买黄店月饼变为一个活动，以前的人不太接受用政治赚钱，但现在良心生意是一种美德。”一些阿姨、伯伯过来，一边拿口罩一边关心12港人的近况，忍不住掉眼泪。

每个人身边都总有人坐监，总有人离开香港，总有人被控暴动的。

雨伞过后，岑敖晖记得，跟人谈政治会被视为怪胎（freak）。

“别人会当你是癫佬，”他模仿那种嘲讽的口吻：“哇仲搞紧呢啲、辛苦了，你哋真系好关心社会，多谢你为香港付出咁多。（哇，还在做这些东西，辛苦了，你们真的很关心社会，多谢你们为香港付出这么多。）”不理政治的气氛当时一度蔓延。

五年后，回避不可能了。“每个人身边都总有人坐监，总有人离开香港，总有人被控暴动的。上年到现在，政权对我们所创造的suffering（痛苦），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没有谁可以说别过脸、不看新闻就可以当没事发生。”

不过，如何把痛苦转化成能量，能量又在哪儿找到出口？岑敖晖明白，街头运动暂时已经平息，但他看见，这个城市有很多“死不断气”的人，还在挣扎的人。他给出许多零碎的例子：黄店facebook专页赞好数节节上升，每逢大新闻爆发时、Facebook和Instagram的洗板现象。

他也试图给一个具体的形容——人的眼神。2015年做街站的时候，他记得，人们的眼睛是死的、没有神，看也不看他。2020年，国安法通过前夕的晚上，他在屯门的初选街站拿着大声公说：“6月30日不是香港的末日。”他呼吁人们翌日走上街头。当时，他看到一些市民的眼神，让他想起在香港社媒广传的影片，“那个踩单车前往天安门的青年、一样的眼神”。

这些吉光片羽，说服他运动的能量仍未消散。

从政治环境来看，两场运动过后的香港更是全然不同。2015年后，政府和建制大党表面上摆出求和的姿态，中间路线仍有一定空间。“那个气氛就是会造就到曾俊华上台的一个时期。”岑敖晖说。“当然，背后有很多北京要报复的工作要做，首当其冲就是（港）独派，”不过，岑认为，当时港府和北京还保持一段距离，而现在，“香港政府已经像被架空”。

“2015年，北京的敌人是它心目中少数的（港）独派，2020年，他的敌人是香港人。消灭香港的过程是未完的，香港人面临的清算，表面上几暴力和血腥的镇压，可能刚刚才开始。”

搏一舖

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离开香港。普通人移民，民主派流亡；最初，是前线的抗争者离开。港区国安法之后，罗冠聪、张昆阳等民主派政治人物也离开香港另觅战场，岑敖晖说自己事后才知道认识多年的伙伴离开了。

“以前是一觉睡醒有谁被拘捕，现在是睡醒（就发现）有谁离开了香港。”

要不要也离开，他想过很多次。“我又没有小朋友，也不会有小朋友。脱离了本地，所谓事业更加什么都不是，去洗碗、去Costco（美国超级市场）夹冻肉？有家庭和专业的人，我能明白，但我自己，确是想像不到。”

流亡是世界上其中一样最痛苦的事情….. 你一走了，就永远是一个异乡人。

1993年，他在美国出生。两三岁时，跟家人回流香港。他坦承，美国国籍，对他来说是以前一直未有决心舍弃的东西，因为参选，他开始直视，继而决心放弃，选择留下。

“流亡是世界上其中一样最痛苦的事情，黄台仰走的时候，我已经这样想。我觉得我要面对的代价，永远比不上永远离开这里这么大。你所有的经历，认识的人和事都在这里，你怎样把一个不属于你的地方当是家？你一走了，就永远是一个异乡人。”

留在香港，意味着持续的恐惧。“我起码不信我自己会被送中，何德何能呢？我一定不是站得最前的，如果连我都容纳不到，也挺夸张的。”他承认，最让人恐惧的，除了暴动罪，就是被送往中国内地审判和服刑。

但他还是更想，留下来“搏一舖”，赌一把。

早前参与立法会选举的民主派初选时，他的口号是“狭路相逢勇者胜”。逼使敌方一起走上狭路，是加速、揽炒的思路。

“你的能量够大，就会触发到事件发生，可能是对方做错事，或者用不合理的比例和程度去伤害你——运动的momentum某程度就是不断去创造、推进这些转捩点、破局，直到某个breakdown位，看是它抑或我崩溃。”

参选立法会，也是沿着这策略。他说，进入立法会不是要“查警暴、止警谎”，反而是要“令一堆速龙冲入议事厅拉人”，让全世界都看到香港的立法会抢救无效、正式死亡。“你去到最尽，令它（中国政府）去到最癫，然后要动手锯你。”

港府确实强力回应——延迟选举一年、人大宣布本届立法会议员延任一年，始料未及的举措让民主派陷入去留之争：是该坚守议会、尽量阻止政府快速通过某些议案，还是该离开，拒绝人大的委任？9月29日，立法会任期的最后一天前，民主派宣布民调结果，并称会作出政治判断，最后共21名议员决定留任。

岑敖晖主张彻底的离开。他认为，接受延任会令中国政府未来有借口再次延任或取消选举，无助重夺选举权；现在一些传统民主派主张留任，是“求和派”。

“（传统民主派）仍然以‘处理社会矛盾’去理解代议士的职责…… 你不要这样疯狂，please，收手了——这不是我理解的推进方向，”他说，“求和的路线和运动的核心精神是有距离的。”

反修例运动之前，岑敖晖并未完全拥抱及接受揽炒路线。2014年6月，中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表明“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当时他已经感觉，在加速的是北京。“香港什么时候要死，是由中国决定的，他在2014年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就是他等不到2047年。”

2018年，公民党郭荣铿赴美游说维持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指香港的司法制度仍然独立、只是面对外来的挑战，岑敖晖很不认同。当时时值朱凯廸竞选地方村代表、被民政事务专员取消资格，岑觉得香港体制也有部分是从内里开始腐烂的。

“但是，当时会不会觉得主动追求全世界围堵香港、制裁香港是好事？哪有走得那么前？”这个转变的过程，他说是基于北京对于香港的整顿不断，“你冇得拣（没有选择）的紧急程度愈来愈高”、“（这个转变）是和很多香港人一起慢慢去‘浸’（浸泡）出来的。”

去到尽、搏一舖，真的会赢？狭路相逢，胜出的到底是谁？岑敖晖认为，揽炒路线并不代表全无理性，更多时候只是在政治上做一个“挺直腰板”的决定，“你做一个正常人、政权就打你，打你的时候又会发生一些连锁的效果——揽炒是这样发生的，你不是打算去自杀的嘛。”

主轴

反修例运动期间，支持者希望从三方面一起推动香港变革：街头示威、议会选举和国际游说。来到2020年，街头静寂、选举中止，在岑敖晖看来，国际游说是目前最有空间的战线。

他坦承自己对国际局势难以深入分析和预测。只是对比15、16年，他感觉原本坚固的局势有了明显的松动，疫情又进一步加速局势，不少西方国家围堵中国。

“你回想15、16年，你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撼动政权，但现在是四面楚歌、八方受压，很容易有变数出现…… 经验告诉我们，每次有疯狂的事情出现，就创造到一个反抗的空隙。”但他无法预测时候出现空隙，“现在说能告诉你的，都是神棍（骗子）……. 你永远都不知道，原来这就是条件，你往往是过后才知道的。”

他说，自己现在以星期为单位来预测未来走向，而每天的工作，则以大量看似微小的事情来铺排：给身在深圳看守所的12名港人写明信片，推动市民关注健康码的实施。不论去区议会工作、到立法会帮忙，出镜或是摆街站，岑敖晖总是穿着看上去同一套的黑衣和牛仔裤。

战友罗冠聪离开香港后，在欧洲各国进行游说工作，经常会见不同政客，接受外媒访问，岑敖晖觉得，罗找到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独特位置。“不断做外媒访问，又要去颇多的政治人物派对，穿着西装跟政客一人说几句，交换卡片……”他摇头摆手说自己不习惯着西装，也无能力做到罗冠聪所做到的事。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留在香港的他也有不少工作。在他担任区议员的荃湾海滨区，老牌屋苑海滨花园已有32年历史，居民有时抱怨小巴脱班的问题，哪一架小巴有蟑螂，有时投诉天花板渗水，争论楼上楼下的赔偿责任。

一天下来，他忙著处理花草树木、推动居民关注业委会选举，偶尔尝试和政治中立的街坊拉近距离；同时以不同形式支援被捕者，然后与理念相近的初选胜出者一起做直播，点评时政。

9月18日星期五的晚上，岑敖晖完成民主派去留辩论的拍摄，离开将军澳《壹传媒》大楼。他吸完最后一口烟带点愤忿地弄熄了火苗。“最后一个辩论，之后的不做了。觉得没什么意思，星期五晚可以摆街站写明信片。”他心里想着要去做的，是处理给12港人写明信片的事。

2020年的香港还可以做什么？岑敖晖思考良久道出一句：“我不知道”。未来大体的运动方向是什么，他无法给出一个确实具体的答案。坊间不少人批评“揽炒路线”的主张：逼使政府发疯之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说，这倒也是真的；但是，在他看来，去年示威之中每一个行为，包括占领立法会等等，行动当刻也无法计算即时效果，或是给出一个“未来怎样做”的方案。

“不知可以做什么，在香港不知做什么，但起码在这里存在着先。”他缓缓地说。

现在，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日常的反抗和坚持相当重要，“要维持这个城市的灵魂不会死亡。”“不去附和红色资本、蓝色经济圈，”他说，一些日常小事看来微不足道，却很考意志，他举例说，例如巴士久久未到站，要不要坐港铁；再宏观一点来说，目前香港的司法界、教育界、新闻界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异动。

“要在这些体制齿轮底下，保持自身不被辗碎，比起去年街头运动一定是更困难的事。”

幸存

8月10日，香港警察国安处以涉嫌犯国安法、拘捕《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众志常委周庭等人。岑敖晖的妈妈看到新闻，立即私讯儿子，劈头问：“你在干什么？你在哪里？”

平日不太理会妈妈信息的岑敖晖“秒覆”：“我还没八卦到是什么事，但不关我的事。”

“见到周庭（都这样），好怕。”他记得妈妈说了一句。

持有美国绿卡的岑妈妈，一直没有离开香港。母子之间从来不过问彼此的去留，反倒是在八九六四后移民海外的许多亲戚，时不时问岑妈妈：为什么Lester还不走？不要再跟政府斗！妈妈把这些话挡下来。偶尔有亲人私讯岑敖晖，他没忍住怒气回骂：“你们一早走了！”后来顾虑到妈妈，又删去信息。

各自生活之后，两母子很少谈及推动社会运动的危险困境。“免得跌入一说就哭的位置，只是偶尔吃个饭都弄得这样，我最怕了。”他说。

“她很熟知我的脾性，我一旦决定了，就不会多想。2014年开始，她就表达得很理解。”他笑起来，有点困惑地赞叹母亲的“策略”很成功，多年来，她不加阻挡，反而让他心里折腾：“我（放弃美籍时）想了很久，不知她会否爆血管……”

2016年至2018年间，反新界东北案与占领旺角案判刑。同为社运人士、岑当时的女朋友何洁泓因反东北案入狱，而岑敖晖身负占旺案、被控藐视法庭。他频频受访，记者下笔都判断这名学运青年即将入狱，他对此也已经形成了决心。开庭前一刻，他和黄之锋、社民连黄浩铭，一同听律师告知判刑结果：“姓黄两个要坐（牢），其他不用”。他板起脸，静静坐了下来。

他心里想着，大家做了一样的事，但自己不用坐牢，是“幸存者”。2020年，他觉得自己又一次“幸存”下来，而香港这城里，也有了更多这些经历了亲友入狱、流亡的“幸存者”。

“个人的困局，变了整个城市的困局。”走出了个人困局，不代表走出了众人的困局。只是，岑敖晖终于感觉没有那么孤独。

目前，他因为今年悼念六四，身负“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一罪。未来，区议会工作还有三年时间，岑敖晖期望在地区中做更多的社区反抗工作，又向记者提起艺术家程展纬的社区实验。但他很快想到，可能下星期政府就会取消一堆区议员的资格，又可能，明天自己就会再被捕。

或许你可以说反送中完了，但是我觉得，香港是远远都未完的。

他自言是很悲观的人。近日，惩教署的公务探访因疫情暂停，他终于收到狱中示威者寄来的信，心里很高兴；回信时触及自己感受，又往往哀大于乐。信件内容中，他没有回避监狱外面的沉重现实。“沉重和犬儒对我来说很不同，绝望跟放弃之间还是有一段颇大的距离。”

想到香港过往所建立的种种根基，岑敖晖觉得，很难想像香港就此消失。“它在城市根植恐惧的同时，它也正在散播仇恨。所以它创造的那么多Martyr（烈士）……它会不断尝试去消灭你，但我也不相信这些反抗不回来。”所以，他可能有点颓废，没有一个重心概括他现在的所有热情，但是他却没有雨伞之后“重启运动”的焦虑。

“或许你可以说反送中完了，但是我觉得，香港是远远都未完的。”

（实习记者李智贤、余颕彤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