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爱国．殉国：溥仪与木兰，还有八佰护旗手

意大利名导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经典电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最近随著香港戏院复业而重新上映高清修复版，其实已不记得初看此片是哪一年，但无可否认，时间证明了尊龙（John Lone）神采从不褪色，亦叫观众置身今日这个愁城坐困的时势里，再一次感受到废帝溥仪是如何从姹紫嫣红的权力颠峰坠落凡间，被朝代更迭连番践踏的坎坷一生。

三岁登基，以稚气见证皇城崩毁前的夕阳艳色，舍得剪下辫子，接受西化教育，但始终放不下一朝帝王的身段，恋栈权力，扑向形如纸屏风的伪满洲国，咬著牙成为日本军阀的傀儡，然而，时局不如所愿，电影镜头一转，华衣美服不再，却是囚禁在劳改营的十年屈辱和辛酸。溥仪一生命途多舛，从末代皇帝沦为饱历批斗与思想改造的中国公民，前朝的富丽堂皇、万人膜拜，正对照了新时代的寒窘日子，天堂与地狱，想来都带著贝托鲁奇遥看东方亡国之君的西方悲剧视点。再看一次这部经典电影，却让我猛然记起一件许多年前的往事，当时人在中国，穿州过省，机缘巧合来到北京一个小型美术馆，无所事事看了某个关于溥仪的展览，结果大感震撼。翻看近代中国历史课本，以至《末代皇帝》所梳理的故事脉络，对溥仪的记载，都是一半关于他在紫禁城的最后时光，另一半是他在清代覆亡后的经历。但在中国，对溥仪一生功过的描述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他被放逐，他盼待帝制复辟，光复大清江山，但这些事情，都在中国视点之下被重新编纂和修剪成另一个版本，一个讲述溥仪被伟大社会主义救赎和解放，为他破地狱，让他重获新生的版本。两个多小时的见闻让我眼界大开，感觉就像看了一部中国版的《发条橙》。

诚然，史诗式的西方经典《末代皇帝》没有将整个故事说完，故事的后半部分，或某程度上落在李翰祥同期执导的《火龙》。《火龙》故事极短，跳过了溥仪大部分的动荡人生，只集中描述他离开劳改营、最后十年的光景。生于帝王家，终成一介布衣平民，他就在新政府的“再教育”下成为一个洗心革面、思想健康正直的老实人，但《火龙》跟美术馆里那个溥仪官方展览的政治立场是阳奉阴违的，由梁家辉饰演的溥仪，是个教育失败的例子，不识人情世故，严重缺乏自理能力，他的下半辈子都是个笑话，而等待著他的，偏偏是比他更愚蠢、更无见识，抄家抄到溥仪家里却连“爱新觉罗”姓氏都未听过的少年红卫兵。李翰祥显然借用了溥仪出狱、再婚、回归社会的“重生”际遇，以不违反政治论调为前提，实则表达了对文革时期各种光怪陆离的调侃。

无论是《末代皇帝》或是《火龙》，电影中的溥仪仍然一生懵懂单纯，有著不（敢）说穿的抑郁。或者，溥仪的真正坎坷之处，是他曾经拥有一切，但最终一无所有，只能成为别人所捡拾和争逐的论述。他在《末代皇帝》是西方导演眼中的悲剧，在《火龙》又是香港导演遥看中国的一出政治荒诞剧。他是历史的转捩点，他的国家被不同人瓜分，而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亦早已注定在不同人的想像中凌乱暧昧，成为别人的一出戏。

溥仪一生被政治操弄，而关于他的电影，本身也逃不出丰富复杂的政治计算。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不但包含著一种西方视点对中国历史的解读、骑劫、或再创造 —— 电影暗示了溥仪对新世界的一切美好想像，都是来自他的外籍老师庄士敦，西方国家的文明启蒙及教化，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瞰着改朝换代的中国乱世、不守信用的日本政府。但有趣的是，这部自抬身价的西方电影，同时亦是当年中国用来讨好西方国家的素材。《末代皇帝》当年横扫奥斯卡金像奖，赢尽一时，甚至成为了西方国家的东方奇观，最主要原因，是贝托鲁奇用上艳丽的电影画面，对皇宫奢华荒唐生活的描绘，都满足了那些不曾踏足中国而又猎奇心盛的西方观众，这其实很大部分受惠于中国政府对《末代皇帝》的友善合作态度。《末代皇帝》是中国政府首次与西方电影公司合作，亦是第一部开放让剧组进入紫禁城内部实景拍摄的西方电影。电影背后，从来都是政治，中国政府于 80 年代立场明确，为了争取国际地位，他们愿意摆出开放的姿态，满足西方猎奇之余，亦想换取西方国家的好感。

政治计算，创造了《末代皇帝》于西方影史上的空前成功，然而，事过境迁三十年，主客易位，外资想流入中国营商，再看今日美国迪士尼影业《花木兰》的荒腔走板焦头烂额，正印证著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变迁。

《花木兰》上映前，因为女主角刘亦菲的“撑警”言论闹得满城风雨，被香港观众扬言杯葛，其后亦因为电影片尾感谢新疆“再教育营”再度备受批评，尚未公映已换来一片嘘声。有部分观众认为，电影就是电影，谈电影不应该谈政治，但这句话本身就错得天真。迪士尼重金投资《花木兰》，摆明车马是西方企业为讨好中国市场而开拍，真人版电影比起原版动画，更强化了两大主题，第一是迎合国际社会趋势，标榜女性自强，第二，是拥抱（西方眼中的）中国传统思想及政治伦理 —— 就像当年《末代皇帝》中国有意讨好西方电影市场的猎奇心一样，但结果，中国市场不受落，电影更创下迪士尼有史以来最差评价。除了因为情节平淡、转折生硬，更重要的原因，其实都是政治。电影背后，从来都是政治。全员流利英语（配音）的东方人面孔，或许是种西方国家一厢情愿的亲近，以换来中国观众的好感，但对于历史与文化流于表面的解读，甚至不惜画出肠，跟外国人将汉字纹在身上的行为一样，电影亦将“忠、勇、真、孝”这些信条直直白白刻在花木兰的家传宝剑之上，这反而被中国观众视为耻辱。事实上，同期中国电影市场出现大量“翻版”《花木兰》电影，比起迪士尼的“原装”粗制滥造得多，同样贩卖廉价的爱国情怀，纯粹炒作话题，可能仍能回本有赚，偏偏外人重金打造的版本就是不行。时移世易，再不是贝托鲁奇走入中国拍《末代皇帝》获得厚待的时代，在今日中美关系严峻之下，《花木兰》的惨败，标志著行之多年的东方消费主义彻底粉碎，迪士尼这种刻意、却片面的迎合，完全是拍错马屁的撞墙之举。

电影背后，从来都是政治。同期在中国上映，由管虎执导的《八佰》，却示范了一种逆向操作的大中华爱国意识形态。《八佰》本身改编自 1937 年国民革命军著名的上海四行仓库守卫战，当年仅凭八百死士（实为四百）四日四夜奋战日军，从战役而言，是虽败犹荣，鼓动人心。但从政治而言、从电影而言，国军传奇一役，毫无疑问是旗帜鲜明的中国政治禁片。电影本身背负著“美化”国军、扭曲历史的政治指控，曾于去年一再撤档，却又终获放行，更创下票房佳绩。置身动辄过亿的中国电影市场，禁片或已被视为行销策略之一，要是不禁一禁，就没话题，而问题是如何将爱国意识形态移花接木，获得后续的解禁和票房奇迹。

有别于中国近年陈腔滥调、流于爱国主义自我膨胀（而带有反效果）的抗日神剧，《八佰》出类拔萃之一，是非英雄，守在仓库里的一群主角，都不是勇武当头的精锐雄师，却全是胆怯、软弱、贪生怕死的国军弃卒。其二，是非胜仗，七十万国军兵败如山倒，仅剩数百残兵死守，没有反败为胜的奇迹，亦没有“战狼”般以一敌百将手刃日寇的荒唐情节。电影要的正是败中取义，褒中带贬，在最黑暗的时势，经营最微小的光芒。故事的最高潮，就是本来一盘散沙的国军弃卒，于绝望之中激发起殉国的风骨，以血肉之躯誓死护旗 —— 而又讽刺地整部电影从来没有那一面旗的特写。爱国意识形态移花接木的关键，就是《八佰》电影海报上的一角红旗。不见青天白日，只有半截满地红的旗，说明了中国的政治审查机制是多么暧昧。就是硬生生的欲盖弥彰，不能说、不能露，不能让十四亿人民看到这部票房过廿亿的抗日神剧里，国军拿著的是一支怎样的国旗。

国军的负隅顽抗，随著《八佰》的逆向操作变奏成一段爱国护旗手的挽歌，“美化”国军的禁片指控，则升华成一个以中华民族、中国人为前提，捐躯报国的悲壮一役。而且，写实之中，电影还带一点魔幻感的诗兴，特意加了几段经典京剧。这一边生死旦夕，守兵无路可逃，近在咫尺的租界区，却有戏子在台上唱起《走麦城》，以关羽的穷途末路、英雄气短，呼应著一败涂地的淞沪会战。决战前夕，仓库里则有人以皮影戏演了一幕《长阪坡》，提振士气，正好小湖北亦梦到死去的兄长端午，身骑白马，化身赵云，单枪匹马杀入曹营（日军）。姜武饰演的老铁，最后在仓库天台挥刀起舞，唱起《定军山》，以黄忠视死如归的豪情，“汉室中兴”的大义，呼应死守仓库的国军。引《三国演义》为典的戏曲文本，加上国民革命军政治色彩的模糊处理，便转换了四行仓库守卫战的象征意义，将八百死士重塑为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英雄。

按电影最后解读，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纯粹是做给“观众”看的一场戏。远者，是为蒋介石于布鲁塞尔会谈争取西方国家同情，近者，是以近到无法视而不见的鲜血，唤醒另一端租界区内依旧沉溺于歌舞升平、自觉安逸的中国人。为团结人民，激发同仇敌忾的爱国心，尽管输硬，就算输，但是都要硬、要争气，做一场轰轰烈烈的好戏。时至今日，八百壮士借电影还魂，其“作用”与当年不谋而合，暗藏著以死伤枕藉的殉国者悲歌，唤醒上世纪国共伤痕记忆，维系两岸爱国情怀。与讨好不成反惹祸的《花木兰》相映成趣，《八佰》不仅擦边球打得出色，政治上的踩线操作，亦正好呼应了今日中共与台湾国民党关系暧昧，像海报上那半截红旗一样不能说、不能露的政治现实。其实它不在乎被禁，甚至非要被禁不可，这才能够以失禁的亢奋换来更高层次的爱国高潮。

而在《八佰》的尾声，黄晓明饰演的特派员悄悄来见死守仓库的指挥官谢晋元，为蒋介石传话，劝其撤退。布鲁塞尔会谈失败，死守下去再没有价值。简而言之，政治家眼中，为尊严而战、为旗而死的他们，跟租界区唱京剧取悦外国人的戏子没有分别，但他们的戏已经做完了，人走茶凉，只留下一句：“战争，背后都是政治。”

电影背后，又何尝不是政治。从末代皇帝溥仪到八百壮士，当然还有身世一直被搬弄的花木兰，无论是帝王家、女儿身，还是国难当前的贩夫走卒，同样都带著政治任务，成为一场戏，一群被美化、被转借及嫁接的历史人物。当然，观众的历史记忆并不一样，正如电影放在香港（不日上映），就是另一回事。四行仓库最惨烈、最让租界区冷漠自私的“顺民”痛心一幕，莫过于死士们一个紧接一个，抱著炸药，高喊名字，然后从高楼跳下自杀。租界区的中国人动容，是因为血浓于水，但这一幕让我动容，是因为它有著别的象征意义，无论如何都无法不联想到去年发生在中大、理大的围城之夜。我们都会确凿记住，他们不是为了做一场戏。“历史会记住今天”，电影收笔的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里打转。

但用这个说法，为免电影错误唤醒另一段历史记忆，《八佰》可能无法落户香港。因为日前连小规模放映的纪录片《理大围城》都受到诸多阻挠，到放映前一刻才突然被评为三级片，而且要求片商必须加入“可能会构成刑事罪行”和“可能未获证实或有误导成份”等警告字句。若然《花木兰》让你振振有词，认为电影就是电影，谈电影不应该谈政治，其实你尚未理解中国政治审查机制的暧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