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金？硅谷投资者说：竞争为主，合作为辅

如今回想起来，2016至2018这三年可“算作中美跨境投资的蜜月期”，在硅谷创业的美国人William说。他是硅谷一家投资基金的联合创始人。这间基金在美国帕洛阿尔托（Palo Alto）、香港、日本东京都有办公室，投资早期创业项目，帮助美国创业者在中国开拓市场，也帮助中国资本在美国落地。

William回忆，那三年间，先是中国人来好莱坞投资电影大行其道，接着VR和AR又成为风口，到了2017年底至2018年初，比特币、以太坊等虚拟货币达到历史最高点，区块链成了硅谷最热门的话题。William接触的中国投资者，在2016年前多靠地产或矿业发家，在2017、2018年则以炒卖虚拟货币致富。有些人为了向他证明实力，包下米其林三星餐厅宴请，邀他乘坐私人飞机或游艇，还有中国人把他带到价值几千万美金的豪宅，向他展示车库里成排的劳斯莱斯汽车。威廉也曾接触一些由中国市级政府或县级政府运作的投资基金，那些人想要加入William的投资基金，格外看重他在香港有分公司，William自己也曾在香港驻扎五年，更熟悉中港情况——中国投资者要将资金转移到海外，香港是重要的中转站；并且，身在中国内地的投资者去香港商讨业务，比去美国更方便快捷。

然而，“我们在香港的办公室从一月开始就关门了。”William对端传媒记者说。

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引发大规模示威，William的香港分公司业务同期大幅下降。为分担风险，William逐渐把香港的业务转移到美国和日本的分公司去，并开始考察欧洲和中东市场。目前，香港分公司只剩下两名全职员工，因Covid-19疫情从2020年1月开始在家办公，公司大门紧锁。如今虽然疫情在香港得到控制，但新国安法和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令香港局势雪上加霜。William决定在一年之内彻底关掉香港分公司，如果两名员工愿意，他会帮助他们申请签证，来美国工作。

“小心被中国人窃取机密”

根据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的数字，中国对美国的风险投资从2014年开始增长，在2018年到达顶峰，然后从2019年直线下落。2018年时达47亿美金，2019年就萎缩至26亿美金，且数字仍在下降。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亦从高峰时的465亿美金，跌落至49亿美金。

这期间，中美关系频现不乐观的信号——贸易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美国政府出台各种政策遏制技术、人才外流，加之中国的外汇管制愈发严格——美国风投公司开始对中国资金持有谨慎态度，中国投资者也纷纷缩减在美投资。

“紧张的中美政治局势和美国的监管措施，是中国在美投资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荣鼎集团在其最新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其中美国的监管措施包括FIRRMA和ECRA。前者是《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后者是《出口管制改革法》（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两个法案都在2018年出台，要求国际投资者必须获得美国政府批准才能开展技术交易，审查更加严格，涉及敏感技术的公司在获得投资方面会受到更多限制，外国资金进入美国的流程也更加繁琐和缓慢。

自2018年末以来，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一直与硅谷的科技公司高管、风险投资者及大学频繁召开简报会，这些会议是机密的，但《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与会者被要求减少与中国的往来，警惕中国对美国科技成果的窃取。

William回忆，从那时开始，“小心被中国人窃取机密”成了硅谷圈子里常常谈起的话题。

他们不仅对创新和研发有兴趣，还对成本和价格信息、定价策略、供应链的优化都有兴趣。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专门在毗邻硅谷的旧金山成立团队，进行关于网络安全威胁和经济间谍活动的知识普及。“各种网络安全专家，通过讲座和工作坊的形式，讲述如何防止重要信息被中国窃走。”William说。

“我们被告知尽量使用加密的邮箱，如果去中国出差，最好准备单独的手机来使用中国电话卡，不要在微信上讨论关键信息。”Wiiliam补充，“我们还被告知，中国人感兴趣的公司不仅仅是软件、人工智能、高端医疗设备，还有农业、能源等。”

“他们（中国人）不仅对创新和研发有兴趣，还对成本和价格信息、定价策略、供应链的优化都有兴趣。”从那时起，威廉感觉到中美之间的合作蜜月期已经结束，接下来，“两国会进入互相角力的阶段。”

当年接受中国投资的美国同僚，或多或少都陷入了麻烦。美国政府的政策限制，使得半导体、大数据运算、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敏感技术领域无法再运转中国资金。正在洽谈的合作显然没有空间再推进；已经拿了中国资金的，为了防患于未然，正在想办法找其他国家的投资人把那部分股份买下来，让中国投资者撤出。

例如，2018年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报告，点名有中国背景的丹华资本（Digital Horizon Capital）投资美国AI公司是为了将技术转移到中国。丹华资本位于硅谷，创始人是知名华裔物理学家张首晟，背后还有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关村发展集团。而原本拿到丹华资本投资的美国AI公司Pilot AI Labs Inc.，因为担心公司有中资股东会影响其在美业务，希望张首晟出售股份。张首晟在2018年末自杀身亡，外界曾猜疑其去世的原因与该报告有关，但家人表示他曾饱受抑郁症困扰。

荣鼎公司的统计显示，移动通信、工业、软件、可穿戴技术等是中国资金缩水最严重的领域。

William对端传媒表示，半导体产业是敏感行业中最敏感的。“中国政府曾动用大量资金投资半导体行业，到美国知名企业中抢人才。”譬如，中国的私募基金凯桥资本（Canyon Bridge）曾试图收购美国半导体制造商Lattice Semiconductor，但最终被特朗普总统发出行政令叫停。凯桥资本位于硅谷，其背景可追溯至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因此普遍被视作有中国政府背景。

美国的半导体技术领先全球，而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产品买家。“当（美国的）半导体行业无法和中国合作之后，行业协会不断向华盛顿施压，希望美国政府可以每年投资数亿美元在该行业，帮助其始终保持领先位置。”William说。

“中国人一直处在顺境，合作时候过于自信”

“恐惧”是Paul Orlando在采访中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他在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教授与创业相关的课程，同时也是大学创业公司孵化器（USC Incubator）的负责人。“当今社会，人们对于疫情的恐惧，对领导层做出未知决定的恐惧，中美两国人民对彼此的恐惧交织在一起，”Orlando说，“很有可能会做出不理智，甚至有危害的举动或决策。”

如今，中美“脱钩”的主张在华盛顿呼声甚高。但世界两大经济体早已是盘根错节的关系，想要彻底剥离并不是一件易事。

Orlando曾在中国生活多年，可以讲流利中文，也曾任职美国企业的驻华办事处代表，他还在香港成立过首个针对创业公司的加速器（Accelerator HK）。目前美国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在他看来，“都是不理智的”。“例如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看似打击了中国，但对于不得不依赖从中国进口的美国企业来说，打击才是最大的。”Orlando提到他在加州结识的创业者，“他们研发出来可以让日常生活更便利的小玩意，准备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赚钱。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网上众筹到一笔资金，在中国批量生产，再贩卖。”

“只有中国才能找到在订单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为你打模生产，还不厌其烦地为你定制各种颜色和大小的厂家。”Orlando对端传媒说，“对于资金和资源都很有限的创业者来说，关税可能是让他们放弃创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亦因为恐惧，Orlando看到美国人不顾居家令上街抗议，即便在疫情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也希望政府开放经济，当下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将错误归结于中国身上，便可以为“恐惧”找到一个出口。

而常年在硅谷生活的华裔投资人Kaixin对端传媒记者说，FIRRMA和ECRA两个新法案“充满敌意”，令他“感觉十分糟糕”，未知的审查风险令他觉得“这个国家不欢迎任何来自中国的钱或公司”。大约从一年前开始，他洽谈项目，通常要先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公司的核心员工是不是中国人？二是，公司的知识产权能否与中国干净利落地切割开？”

William亦觉得不仅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关系变差，紧张的关系同时存在于两国的民间交流和认同之中。这些同时影响了中美双方投资人的心态和交流的语境。

“来自中国的基金出资人非常有控制欲，有时候不按照游戏规则出牌。”William对端传媒解释，投资基金中有两个重要的角色，一个是GP（General Partner），即普通合伙人，负责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管理项目；另一种是LP（Limited Partner），即基金的出资人，他们分享基金的收益，享有知情权，但一般不参与公司的管理。在风投领域，GP和LP的分工非常明确。

“但许多来自中国的LP，却想要扮演GP的角色。他们希望对基金的投资策略有更多的话语权，有些人则希望在基金投资的项目中担任董事的角色，但董事通常是由GP来担任。”William谈起自己遭遇最离谱的经历，是一个中国投资人，在签订了投资协议之后，知道了William的基金近期有兴趣注资的几个项目，竟单独去联系，想要绕过William和他的基金而以个人名义投资。“这完全违背了投资基金的运作法则。”

“中国处于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人一直处在顺境，合作的时候过于自信，也不怎么相信我的判断。”William说。

紧张的关系同时存在于两国的民间交流和认同之中。影响了中美双方投资人的心态和交流的语境。

也正因为这一点，使得William从中国投资人手中拿钱的时候非常谨慎。他目前保持合作的仅有几位，都在香港定居，且受过西方教育，他认为和自己的思维和理念比较接近。

而“战狼式”外交，更引得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更为恶劣。William坦承，他学过一些粤语，有不少中国朋友，虽不认同中国政府的许多政策，但依然拥抱中国文化，并不抵触中国人民。然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发言引发的舆论，成为了William心态上的转折点。

“后疫情时代，中美将分道扬镳，世界上其他国家各自站队”

2020年3月，赵立坚在推特上用英文暗示新型冠状病毒有可能是美国通过军运会带到中国去的，令美国民众一片哗然。“彻彻底底的bullshit”，采访中，William数次提起此事。而在英文互联网上的“小粉红”出征更令人反感。近几年，他和中国年轻人接触，发现民粹主义观念盛行，中国年轻人不再能容忍不同的声音，对于举报机制的使用非常娴熟。

“这些人在‘六四’事件后出生，他们读书的时候，谷歌等公司已经在中国被禁止，他们没有经历过言论相对自由的那个阶段，而是一直生活在‘大国崛起’的舆论下，也不再向往西方世界的民主和自由。”William说，“相反，他们中很多人认为言论自由、选举自由等制度并不适合中国。”

William觉得，随着这一代人的成长，中国在外交上更加激进，也不再掩饰自己的野心。中美政治上的交锋引发民间语境的转向——究竟还要不要吸收中国资金，与中国投资者合作，便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中国资本亦知难而退。过去那些高调地开着豪车、手握支票的中国脸孔，渐渐消失在了硅谷的圈子里。

“这反而是好事，让世界的局势更加明朗了。”William补充。

“未来的中美关系是竞争为主，合作为辅。”曜宇航空的硬件CTO屠浩锋对端传媒记者说。曜宇航空在上海和深圳均有站点，主要研发生产无人机，从事地表正射影像分析、大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识别，恰好是中美贸易争端和科技竞逐中的敏感领域。这间公司原本在2019年融资成功后打算进入美国市场，但因为贸易战的不确定因素而耽搁了，原本谈妥的投资公司亦反悔。

雪上加霜的是，2020年3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中国无人机巨头大疆侵犯了一家美国小型无人机制造商的专利，因此建议阻止大疆的进口。曜宇航空也正在制造无人机。

“全球经济形势在2019年已见疲态，加上疫情的冲击，导致对许多创业者而言，2019年到现在都是一段艰难的‘资本寒冬期’。”屠浩锋表示，各行各业都出现因为资金流断裂而带来的清算和倒闭，曾经的风口风光不再。“美国和中国都不敢进入对方的市场，美国和中国的投资圈也都缺少资金，”他补充，形势好的时候，投资人争着给钱，现在投资人手里也没钱了。

但是他反问记者，“中美关系恶化使初创企业遭受困境，这个是真命题吗？”

在屠浩锋看来，在资本寒冬里遭受困境甚至倒闭的企业，都是本身有些问题的。有些公司在市场营销上的开支并没有转化成销售额，有些公司没有找到合适的盈利模式，有些公司一直在“烧”投资人的钱。但是真正优秀的公司能够经得起挑战。

William也表示，他已经让投资的公司做好未来几年融资困难的准备，要求他们减少公关、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开支，把有限的现金流用在开发产品上。

“最终，中国和美国都会凭借资深扎实的基础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度过难关，”William认为，“而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格局，中美将分道扬镳，世界上其他国家各自站队。”

屠浩锋也认为，虽然现在中美的创业公司都处在困境中，但最终会有一部分能顶住压力；中国和美国也会各自变得更加强大，但可能不会回到两国关系的“蜜月期”了。

Orlando则推测，美国政府接下来会采取各种措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对于未来，“少看新闻，少用社交软件，”他对端传媒记者说，“避免一下子接受太多负面信息，因此作出不理智的决定。”对于硅谷的创业者和资金的渴求者，“应该保守，不要贸然涉足新的未知领域。”

应受访者要求，William、Kaixin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