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卓翔谈“戏棚”：空间江湖，戏曲人安抚灵魂之地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世事无常”的道理，但有谁真的会预早为“无常”做准备？独立导演卓翔算是“知行合一”的少数。

认识中的卓翔，不像多数同代人爱追潮流、处事急、重成效，他的性情比较低调和沉静，兴趣还带点古风——钟情传统文化、喜欢寻根溯源，倾向慢工出细活，拍摄纪录片《乾旦路》和《一个武生》亦以冷门的戏曲入题，总是默默地走在非主流的路途上。

这一切，多少源于卓翔对“无常”的高度敏感。“世界时刻在改变。我指的，不是事物‘变好了’或‘变坏了’，而是时间必然流逝，万物原初的模样，亦无可避免会出现天然的变化，或人为的改动，这是纯粹的时代更替吧。”

感慨物事常变迁，卓翔不只喜欢回头追查历史，还萌生以创作抵抗幻变的自觉，“我觉得很多人事物，假如不及时地被纪录，就算他朝不会消失，状态都已不会再一样。还能拍时，想尽快拍。”

卓翔，2009年参与首届金马电影学院。2012年联合创立“映像先验”。 曾执导两部讲述粤剧及昆剧的戏曲演员纪录片《乾旦路》（2012） 及《一个武生》（2015）。《乾旦路》获“香港艺术发展奖”艺术新秀奖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 最佳新导演提名。新作《戏棚》（2019）入围第56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香港电影金像奖“新晋导演”，以及荣获2020年香港电影导演会“执委会特别奖”、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年度推荐电影”。2017年获邀到Tokyo Arts and Space当驻场艺术家，发展其剧场短编《He and I》。2018 年联合导演作品《肖像曲》上演，与三位不同地域的表演艺术家（昆剧、能剧及歌剧）共同合作，将纪录影像延伸至舞台。

以创作抵抗无常人生

第三部戏曲纪录片《戏棚》应运而生。卓翔眼中，戏曲不仅是表演艺术，还跟庶民宗教、风俗与生活的脉络交织，“戏曲自古有酬神娱人的意义，它的表演场所，亦即戏棚，从来都建于室外或半开放的场地，本质也不仅牵涉伶人的技艺，观赏时还可感受到风声、海浪和鸟语，这才是戏曲表演最原始和最美的状态。”奈何，面对西化、现代化、甚至全球化等冲击，都市人跟传统文化的距离渐远，变得倚重科技与享受娱乐，加上现时神功戏演出减少，年轻人不愿入行，令戏棚搭建技艺逐渐式微，这门艺术的存在及展现形式，正承受着不少时代挑战。

念及此，2016年当时任香港西九文化区表演艺术行政总监的茹国烈招手，提议卓翔延续本身的粤剧主题再拍一部纪录片时，他主动建议，想以香港独有的竹建戏棚成新作的“主角”，捕捉本地戏棚建筑生态及棚内各行当人员的生活模式。“无人知道现时的搭建模式会怎样演变，像‘竹棚会否变铁棚？数量可会再减少？’等。尚有机会，我想尽力留住此刻的梨园风光，好让新一代认识这项在其他华人地区早已消失、但在港已发展并保留逾150年历史的传统文化。”他说。

卓翔的丹心经历三年蕴酿，终于熬成心机之作《戏棚》。影片自去年上映以来，于业界回响不俗，先后获得第56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入围今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新晋导演”，并得到2020年香港电影导演会的“执委会特别奖”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年度推荐电影”殊荣。

不过，正如卓翔的创作初衷，“拍《戏棚》不为与谁比较高低。”得奖与否属其次，重要的是，它确实保留了难得的历史与时光。皆因本年3月初跟卓翔访谈，来到影片的场景之一长洲时，大家讨论到全球正深陷于突如其来的武汉肺炎中，世界各地陆续封关、群众开始社交隔离，戏曲演出亦告取消，当时大家同声疑问：疫情持续燃烧，将为这演出界别带来什么影响？

戏棚，从来都建于室外或半开放的场地，本质也不仅牵涉伶人的技艺，观赏时还可感受到风声、海浪和鸟语，这才是戏曲表演最原始和最美的状态。

言犹在耳，完成访谈和拍摄后，才刚踏入四月，特区政府就发布新一轮防疫政策及“限聚令”，香港所有戏院陆续得停业，《戏棚》多场放映随之取消，就连长洲岛民和戏班苦苦坚持，原订于本月27日至30日举行的长洲太平清醮，继取消飘色及抢包山后，终要取消神功戏表演。原意“抗瘟疫”的节庆，终因“瘟疫”停摆，足证世道多无常，现实多讽刺。

理所当然的日常，忽尔不能再如常，还使无数人疑惑，即使待疫情完结，我们的生活和娱乐方式，还能回复所谓“正常”吗？不得而知。唯是次亲历其境，想起卓翔的说话，真的有种“冥冥中”的感恩，庆幸早于变异来临前，他已及时拍成了《戏棚》，起码让某些真实发生过的故事与人情，不至于烟尘消散于虚空中。

想不到，香港戏棚如此多

试幻想，若然计划迟一年开始，或需要多拍一年，恐怕已难如期顺利结束。身为主创人的卓翔，比谁都更抹一把汗。“《戏棚》从构思、筹备、联络、拍摄、剪接到配乐等过程，不敢说千辛万苦，但绝不轻易。首先，我不是速度极快、产量很高的创作人，倾向用长时钻研资料，及跟拍摄对象仔细沟通，以争取更深入的观察和找到新观点，开始计划时已预计要花几年制作。再者，选‘戏棚’做主角，亦是想急都急不来的，因为神功戏表演有时间性，拍摄必须迁就每年节期、各棚搭建时间，还有戏班安排等，创作过程不得不以年月来计算。”

时间之外，地段又是难题。因香港昔日是渔村，渔民为求鱼获、保安全，向来非常乐意做戏酬神，譬如单讲天后庙，全港已逾百间，加上现时本地尚保留各式神诞、醮会或盂兰胜会传统，定期上演神功戏或进行宗教活动，故此各区合计起来就约有四十个戏棚之多，“选择哪些拍摄地点，都颇花心力。幸好，我从《乾旦路》起已在研究相关题材，亲身看过的戏棚也累积约三十多个，认识到不少热心的戏班工作人员，跟他们请教和自行观摩后，慢慢也想清楚心水。”卓翔于2016年起搜集资料，2017年春天起拍摄，在《戏棚》里走访了九个场地，包括每年屹立于大海峭壁上、被誉为全港最高难度的“蒲台岛戏棚”；位处青衣闹市中，庆祝真君大帝及天后宝诞、除有经典粤剧上演还有近70个小食摊档的“青衣戏棚”，以及另外七个位于渔村、乡镇、小岛与市区的选址。

“ ‘要有空间，才能聚人’，不同人进来，就有不同功能的产生，而‘戏棚就是戏曲工作者的江湖’。”

戏棚，是戏曲工作者的江湖

听着卓翔分享创作源由，突然心生好奇，之前他于《乾旦路》谈年轻戏曲演员的艰辛，以及在《一个武生》谈昆曲艺术家的孤寂，关注对象都以“人物”为主，何以今回却转而研究起“建筑／场地”？“我对戏棚的兴趣，可非出于一时。其实多年来追随不同戏曲演员，令我留意到‘要有空间，才能聚人’，不同人进来，就有不同功能的产生，而‘戏棚就是戏曲工作者的江湖’。”卓翔说。

“香港粤剧演员要得到真正的认同，必须获得各地村民认识和主会接纳，在神功戏中找到属于个人的位置。因为神功戏不像一般在康文署场地看到的戏曲表演，你给钱book场就可以演出，必须由主会发出正式的邀请。”卓翔引《乾旦路》的主角谭颖伦追逐戏曲演员梦的经验为例，“谭颖伦年纪很小已目标清晰，知道要往戏曲演员路发展，就一定要在神功戏的范畴中有所发展。所以当年他有机会以“二步针”（二三线演员）身份踏台板演出，期间即使要应付校内读书考试好忙碌，他都会坚持争取时间、老远坐船入岛入乡去参演神功戏。”

谭颖伦的上进，令卓翔为之难忘，开始留意“戏棚”这地方，以至演员之外，那些戏棚师傅、班主、舞台监督、乐师、衣箱及观众的身影，“华人地区中，像东南亚仍有戏曲演出，台湾也时见野台戏，但特别的是，像台湾祭祀传统做得比较好，戏曲部份倒没香港‘揼本’（肯花费成本）。香港的戏棚搭建技艺算是华人地区中最完整保留、也最上乘的，大多数棚子仍会采用由竹、杉构成基本的梁柱及框架结构，外盖锌铁片遮阴挡雨，并保存‘随建随拆’的灵活性与特色，规模盛大、非常独特，同时参演的都是戏曲行业的一线演员。每次看到棚内各行当的人，全神贯注地游走其中，风雨不改地发挥所长，就让我深感好奇：这里有何吸引力，凝聚了这班人？”

香港的戏棚搭建技艺算是华人地区中历史最完整，保留也最上乘的，大多数仍会采用由竹、杉构成基本梁柱及框架结构，外盖锌铁片遮阴挡雨，并保存“随建随拆”的灵活性与特色。

人心与信仰，是戏曲艺术的支柱

“是对戏曲的信仰。”卓翔肯定的说。“像当日茹国烈支持我用‘戏棚’作纪录片主角，也是出于他作为文化工作者的用心，明白一个演出空间不仅为人提供表演机会，也是同业安身立命之所。当我拍摄《戏棚》时，也沿此理念出发，不是仅仅拍一部‘画面好靓、建筑好劲’的纪录片，在描画每一根竹、每一条杉展示戏棚优美的建筑结构时，也不忘捕捉那些穿枝其中的工作人员的活动，透过他们参与祭祀、表演、联谊，甚或饮食等情节，反映人与戏棚的关系，突出它是安抚灵魂之地的主题。这‘灵魂’讲的不是指‘鬼魂’，而是每位在生者的心灵。”

难怪《戏棚》开首，卓翔会以搭棚师傅于竹棚之间轻盈跃动、为棚架打结等动静，作为掀幕及定调，中段又不时加入搭棚师傅边工作边哼曲、老演员以棚子为家，在里头安静地看书、煮食和睡眠的细节。“戏棚里的每个人，都是棚内的竹枝，在各自岗位上撑起一台又一台的戏。虽然他们不是台前的演员，但他们对戏曲存在不同程度的热爱。譬如有些衣箱和舞台监督，不会上台演出做戏，却会收工后自己去唱曲录碟，有些师傅或看来麻甩（世俗），可是私下唱起曲来情感有致。这让我看到，每个人走进来的人都很可爱，也有共同‘信仰’去支撑这艺术的发展。”

单听分享，也觉有趣。幸运地于“限聚令”颁布前（三月），因着是次跟卓翔访问的机会，我和摄影师也得以从银幕走到现实，抵达位于长洲的北帝诞戏棚，欣赏其时尚可能如期演出的一场神功戏《春花笑六郎》。开锣前，卓翔带我们观看戏棚的基本结构，并细心解说起当中细节，譬如战后，部分搭棚师傅怎样从广东肇庆、东莞、宝安等地迁移到香港定居，再将相关技术跟本地戏棚工艺结合；每个戏棚最理想位置，是舞台正中要对向庙的正中，方便神明直线“看到戏”，然而受限于地理、资金，或填海等城市规划影响，当不能原址建棚或要调整规模时，戏班就得搭建神棚面对舞台，并以祭祀仪式去“请神到神棚看戏”；还有竹材来货及保养等信息，非常长知识。

另一感动之处，是亲睹棚中人的认真。有缘地，是次《春花笑六郎》的主演之一，正是谭颖伦，看长大了、自信了的他，到场后跟卓翔熟络地问好、聊天，其他岗位的工作人员边认真准备开场所需、化妆更衣，边用心抽出空档配合拍摄所需，还有主办单位严谨地为进场人士做检疫工作，民众小心翼翼地戴好口罩，静待锣鼓声响迎接好戏，然后演员随掌声接续登场。这些鲜活的人情互动，恰如卓翔所说般让人看到每个进到戏棚的人，心里对这艺术、这地方，都有爱。

透过他们参与祭祀、表演、联谊，甚或饮食等情节，反映人与戏棚的关系，突出它是安抚灵魂之地的主题。这‘灵魂’讲的不是指“鬼魂”，而是每位在生者的心灵。

用声音，跟观众的脑袋玩游戏

“戏曲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叫法有点难明，台湾和日本的称呼比较清晰，叫‘无形文化’，即是看不到的。但正因它看不到，所以该怎样拍？幸好现在有戏棚为骨架、族群为血肉，配上演出的每项程序，从无到有地，合力为这门艺术注入灵气去活起来，让人清楚看到当中脉络与功能。卓翔解说，当初如何一步步厘清拍摄挑战。看过电影，再到现场，又更理解他的处理。

特别的是，纵然卓翔拍了不少人与戏棚的互动，可是留意到这次他没有置入任何访问、独白，反而在戏曲表演的乐声之外，收进很多风声、鸟鸣、树稍晃动等的自然声识，或工作者在棚内切菜煮食、群众在棚外或寒暄、或饮食的环境声，甚至在配乐上有点反差地以巴哈的西洋风古典乐，搭黑幕与诗化语句作过场。何以有此安排？

“剪接，是《戏棚》另一挑战之处。拍完八十多小时的影像，我跟剪接师剪辑时看着那些以‘地方’、‘人物’、‘性质’和‘内容’分类的档案，的确有点头痛（笑）。起初，我们试剪了初稿，选了好些人物、透过他们的访谈内容讲故事，只是看下去又不对劲，觉得有了画外言语，会压缩现场感，使观者挂着‘听’内容、随讲者说话发展，而局限了自行观察细节的动力，也失去用眼睛‘发现’的过程。”卓翔惊觉，“原来人脑很易被主导，当戏棚内外的声音如此独特，难以用言语去诠释时，该怎么办？”

这时候，卓翔想起美国纪录片和戏剧导演Frederick Wiseman，惯常以“不干预、不介入、不评价、不解说”的方式敍事，譬如名作《Ex Libris :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安安静静、全方位到包揽琐碎地，以三小时片长客观凝视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建筑设计、馆员与民众活动，突显这里作为人民心灵圣地的重要性；或名作《National Gallery》将画廊中绘画的景深、人生百态，与真实活在博物馆的人们，相互融合所衍生的精神之美。

古典乐，触发万千想像

“我和团队大胆地想：不如试试抽掉所有访问吧！这样的处理，令观众无具体信息跟随，观看之初或需时去适应，但我们以形同摄影集或展览的形式，将九个戏棚的特色归类及分类，构成一道隐然存在但不打扰观赏的脉络，让大家逐步走进戏棚的不同时空、以特定角色的角度欣赏不同的活动，并在需要时以一些简单文字或引旨作提示，最终有条理地看完所有章节。”卓翔解释除去访问的原因，再解构采用古典乐的想法。

“虽则我想客观地展现戏棚特色，但部份编排会想加入少量主观注脚。我的角度，不喜欢将乐器分国籍，它们只是抽象的声音，表达抽象的情绪。采用时，我没划分它是东方或西方的乐曲，只是看需要而选用。《戏棚》中三次有古典乐出现的画面，首两次都是师傅正在搭棚的时候。‘搭棚’对我是很重要的部份，认为大提琴音色很配合，有时觉得独奏的乐师，精神跟搭棚工匠相似，都透过专注与技艺，跟天与地互相沟通。可是这么内在感受，好难单纯靠画面表达，及引起观众注意。所以我想加入大家没预期的古典乐，刺激大家的脑袋随旋律，稍为抽离地感受视听的反差，并产生不同的疑问、观察和思考。”

有效吗？“有啊！有观众说他边听音乐，边看师傅踩竹棚，感觉像脚踏五线谱；又有熟古典乐的观众提问，巴哈终生为宗教做音乐，我选用他的曲，是否想表达跟搭棚师傅敬神的态度。”他笑说。“电影像建筑，有时很科学和理性，需要很多精密的结构安排，但当它与人互动后，却又会引发许多感性的想像和情绪，好有趣！”

“树和树之间的关系微妙，它们会互相感知对方的距离，然后避免枝叶互相打扰、或有触碰，这自然而然构成一道道漂亮的‘树河’，好奥妙。”

爱，让我离不开这江湖

看卓翔入行近十载，谈起电影、创作，仍如当年初见般，满心雀跃、满脸光采，真难得。不禁又好奇问起他，多年来常被记者和评论人，以“行路难”、“关注边缘人”等字眼，形容其创作风格与命题，如今从“现实中的戏棚”到“光影中的戏棚”，长期与不同灵魂互动，除了看到“别人的江湖”，他又找到“自己的江湖”了吗？

“嗯，现在的我，仍然喜欢创作、喜欢电影，状态也愈来愈轻松。”卓翔轻拓眼镜，沉思顷刻，坚定地说，“曾几何时，我对这些问题，都有过疑惑，也很执着去问。记得拍《乾旦路》时，就问过谭颖伦和王侯伟：‘你们为何喜欢戏曲？为何坚持继续做？’，当时他们无明确答案。往后的日子，当我通过纪录片、剧场或其他工作，接触更多不同个案，认识更多被社会各有标签的人，留意他们不管怎样被环境限制、被人议论、被生计所限，都有一个最大的共通点，就是会抱持最初的信念、对艺术的热诚，去面对恶劣的客观环境，无论最后成名与否，也继续争取在不同位置上，努力追随想做的事。”他举例，“像有些美术馆的导赏员，原来私下是一个画家，可能只是没有办过个人画展，但仍然不影响他对艺术的追求。那一刻，我就明白，当日问两位演员的问题，无需要答案。当你喜欢上一件事，往后再痛苦和困难，都坚持要在一起，那就是‘爱’。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想不通的事，树都知道

卓翔感激这些意想不到的生命方式，让自己放下许多执念，“观照之下，我好幸福。比起视觉艺术的边缘，传统戏曲的边缘，原来做电影的路已相对平坦。不是比较谁更好，只是觉得他们的故事，真的给我很多鼓励、提醒，有时还会惭愧，想要再努力一点。”他说，“他们引导我，回归出发的原点。当初为何想做电影？因为被电影感动过、影响过。小时候，我说话唔叻（不厉害），成长期常被人批评，直到接触了电影，学会感受、表达和交流，整个人逐点进步，找回自身的价值。这次完成《戏棚》后，发现到底是拍纪录片或剧情片，也不是重点，重点是过程中，自己有否真诚地说故事。”

拍电影、做创作，对卓翔来说仍然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仪式”，只是他笑言如今心态比以前较为“佛系”和“随缘”了，“人，总要面对自己的宿命，付出勇气和坚持，才能继续走下去。可是，人生却不可过度规划，因为有计划就有欲望，就会有失望。尤其拍摄《戏棚》时跟自然相处久了，开始想学习‘顺应天命’，按环境给予你的机会，或限制，去做当下可做的事。譬如不必被艺术形式限死自己，必须拍哪类型的影片才成事。若然你有话想表达，时机又配合，就算做剧场、写作，甚或教育和宣传工作也可以的。最紧要放宽心面对变化，保持生活的想像和弹性。”

问及未来大计，卓翔直言除了继续朝“戏曲”前进，看有否机会创作相关剧情片，暂时并没太明确或详尽的计划，他反而分享了一项生活化，但当下对自己却重要的小情趣，“这几年有个癖好，就是喜欢看树。我常会走到种满大树的地方，由下而上观看树干的生长，期间发现，树和树之间的关系微妙，它们会互相感知对方的距离，然后避免枝叶互相打扰、或有触碰，这自然而然构成一道道漂亮的‘树河’，好奥妙。我有时想，人跟树木也一样，各有天赋的角色、岗位和责任，你不需要去问别人‘自己是什么’，只需要好好求问自己的内心‘你想做什么’，然后跟随光和风，去成长、去发展，自能活出生命力，当大家聚起来，就会构成一个丰富和多元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