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一场瘟疫打断了政变

一场全球流行的巨大瘟疫，打断了马来西亚的2月政变。

今年3月，“国民联盟”以不光彩的手段在内阁制里夺权成功，取代原先的希望联盟、上台执政。和前首相敦马哈迪（Tun Dr. Mahathir bin Mohamad）一样、来自土著团结党的新首相丹斯里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宣称自己已得到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但却迟迟提不出有力证明。

马国许多人认为，国盟最多只掌握了222个议席里的109个议席，但慕尤丁仍因为得到最高元首的钦点授权，而成功上位。即使慕尤丁已经于3月1日正式宣誓，但在3月9日新内阁名单公布之前，希盟仍公开放话，寻求以国会不信任动议或重新选举的方式，试图扭转局势。

这一切随后却不了了之。3月中旬，2019冠状病毒疫情突然大爆发，本土传染的单日确诊人数攀升过千，更出现死亡病例。人民关注的焦点，已经从政变连续剧，转向突然大爆发的疫情。

此时，谈论任何与疫情无关的政治课题都显得不合时宜。国盟宣布把第一次国会展延到5月18日，使希盟陷于被动、暂且无力回天。

2月中旬，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还对马国的疫情应对表示赞赏。世界卫生组织的公信力近来备受质疑。而以数据来看，马来西亚从3月底开始已经跃升为东南亚中确诊病例数量最高、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是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让马来西亚的疫情变得失控吗？如果同时审视疫情变化与2月政变的时间线，会发现马国在疫情控制上，因为政变而出现了一段真空期。

2020年1月25日，马来西亚出现首宗确诊病例，1号病人是来自中国武汉的游客，从新加坡陆路入境马来西亚南部城市新山。

2月6日，马来西亚出现第一宗本土感染病例，一名不曾前往中国的女患者，因为接触已确诊的哥哥而成为第13号病人。

来到2月18日，马国当时共22宗的确诊病例中，有13宗已康复出院，另外9名病人仍留医治疗；没有任何死亡案例。22名患者中，只有6人是马国公民，其余16人皆是外国人。2月24日，卫生部宣布22名确诊病患都已痊愈并获准出院。2月17日到2月27日之间的10天里，没有新增病例。

但2月23日到3月1日这段关键时期，政变突如其来、马国内阁停摆，让人民忘了疫情正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快速传播，而是专心嗑这一场天天精彩节奏明快、每几个小时就有新翻转的政变大戏。

政变和瘟疫的齐头并进

在最关键的几天里，马来西亚的抗疫进程群龙无首。

2月23日当天，出现了一场“喜来登行动”（Langkah Sheraton）。这是2月政变的开端。

前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Mohamed Azmin Ali），当晚与敌对阵营的在野党联盟“国民阵线”成员在喜来登酒店闭门会面，被怀疑商议叛变。隔天，阿兹敏被公正党以“叛党”之名开除党籍；他率领10名国会议员出走，后被前首相马哈迪创立的土著团结党所接收。

随后的2月24日下午，马哈迪宣布辞去首相一职。同一时间，卫生部宣布此前的22名确诊病患都已痊愈并获准出院。

虽然最高元首在同一天晚上也委任刚辞职的马哈迪担任过渡期首相，但所有内阁部长的任命也一并因此撤除；政府领导班底陷入无内阁的真空状态，仅有行政文官、警队、军队等重要部门让国家体系持续正常运转。

政变此刻来到高潮部分，震撼弹一个接一个炸开，众多阴谋论纷纷出笼。马哈迪失势之后，把慕尤丁称为叛徒；但他袒护阿兹敏的举动也让许多人无法谅解。马哈迪是精心策划一切却功亏一篑吗？而公正党内部，安华与阿兹敏派系斗争已久，终以阿兹敏出走为结局落幕；被视为下一任首相的安华（Anwar bin Ibrahim），眼看从此与首相大位无缘。

同一时间的2月底，意大利、伊朗与韩国的确诊人数急速增加。2月29日，世卫组织将疫情的全球风险级别提升为“非常高”。新首相慕尤丁3月1日宣誓上任，他第一次召开内阁会议的3月11日，世卫组织宣布此次疫情已构成“全球大流行”。

在这关键几天里，马来西亚的抗疫进程却是群龙无首。

广受好评的希盟前卫生部长祖基菲里阿莫（Dzulkefly Ahmad），早在2月底已黯然下台。而疫情情势剧变，独留卫生部总监诺希山（Noor Hisham Abdullah ）率领部门对抗。此时，马国境内口罩在先前大量以捐赠或买卖形式运往中国，市场上因此渐渐出现口罩短缺的问题，却无人能宣布物资管制方案。而对人员流动的边境管制该如何随机应变？这时候也无人做主。

此时，马国的疫情才刚迎来一个重要的节点：吉隆坡大城堡清真寺万人集会。

在族群间，防疫的不同步调

当华人社群从1月开始批评政府应变太慢的时候，非华人社群仍把疫情视为遥远的“中国的肺炎”。

2月27日到3月1日期间——政变最激烈的关键时刻——吉隆坡大城堡的占美清真寺（Jamek Mosque），举办了一场为期四天的万人大集会。参与者据说超过1万6000人，其中至少1万4500人是马来西亚公民，余者包括境内的罗兴亚难民，以及来自文莱、新加坡、印尼、泰国、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突尼西亚、南非、日本、土耳其、美国等地的教众，幅员广阔、涉众甚多。

虽然携带病毒者是谁已难以追溯，但这场在封闭环境举行的万人集会，造成的群聚感染甚为严重，直接导致了马来西亚境内的病毒大传播，堪称是韩国新天地教会群聚感染的马来西亚版本。根据《当今大马》，截至3月28日，卫生部已鉴定出1万7684名集会有关人士，其中已有1207人确诊，却仍有高达5048人未主动前往有关部门配合检测、隔离与追踪行动。

目前，吉隆坡大城堡清真寺万人集会已经造成病毒的五代传染；根据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截至3月28日，有至少55%的确诊数字都和该集会有直接与间接相关。而坏消息是，非集会相关的病例的数字正持续增加；这证明本土社区感染的情况正日益严重。

这直接导致各界关注同一个问题：是否该马上暂停所有大规模群聚的宗教集会？比如，每个周五的清真寺祈祷活动（Solat Jumaat）。这个问题，在非穆斯林社群获得一面倒的答案，但在穆斯林社群里却有不同的意见。宗教义务是否比公共卫生事务更重要？作为以马来穆斯林支持为主的新上任的联邦政府，不敢贸然做下决定。

虽然卫生部总监诺希山持续呼吁各界停办大型活动，但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祖吉菲里却不主张停止周五祈祷活动。于是，这个权衡最终被下放给各州宗教局做出抉择。其中，雪兰莪与玻璃市最早禁止群聚祈祷活动，但其余各州决定不一，难免成为防疫漏洞。

宗教集会课题不仅限于伊斯兰教。就在清真寺集会的10余天之前，为期五天的2020年柔佛古庙众神出游，已经早一步掀起了社会争议，最终在前希盟政府的调停下落幕。柔佛古庙拥有超过141年历史，众神出游是极其重要的华人文化活动与庆典。以往可吸引至少40万人参与。因而，筹备许久的古庙游神活动计划缩减引起了许多信众不满。但最后在各方协调下，主办单位还是把人数规模缩减到有能力追踪的千人范围。据《东方日报》报导，重头戏“众神夜游”2月14日当晚，比往年减少了约70%参与者，但仍有近万人。

马来西亚中文社群比其他社群更早意识到COVID19病毒的危害与传播。从1月开始，马来西亚中文媒体紧密跟进中港台媒体对疫情的报导，华人社群因此多有警觉。一水之隔的新加坡，也早在2月7日把疫情警戒级别提升到级别第二高的橙色。因此，柔佛州政府的介入干预与调停，方能说服主办单位改措，并获得足够的社会舆论支持。

相比起来，马来西亚的英文媒体和马来文媒体，却是要等到疫情大爆发的3月之后，才加紧追踪疫情报导——他们的读者因此慢了一拍。而若采信世卫组织在那段时间发布的信息，也更有可能对疫情扩散掉以轻心。当华人社群以台湾防疫措施为对照，从1月开始批评政府应变反应太慢——如没有严格限制口罩出口并扩增国内产量的时候，非华人社群仍把疫情视为遥远的“中国的肺炎”而认为祸不及自身，或是把它当成一种流行性感冒而等闲视之。

位于布城的布特拉清真寺和端姑米占再纳阿比丁清真寺，以及及吉隆坡的联邦直辖区清真寺，在1月底2月初这段时间，一度以疫情爆发为名，暂停开放予非穆斯林进入参观，只允许穆斯林进入礼拜。后来在前希盟政府的沟通协调下，才解除了这个充满族群歧视意味的禁令。

而吉隆坡大城堡占美清真寺万人集会，注定揹负大传播源头的罪名。一直等到3月9日、万人集会的一星期之后，人们才从文莱参与者返国后的确诊，以及马国第131个病例，而开始广泛注意到这一场万人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

瘟疫撞上族群政治

希盟执政时没有出手治理网络仇恨言论。如今对疫情的焦虑，激化了族群间“寻找战犯”的集体猎巫。

然而，在马来西亚，伊斯兰教不仅是信仰和意识形态，也是不少信徒坚决奉行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对上遵循科学准则的公共卫生困境，就成为信念之争。举例来说，吉兰丹州政府以应对疫情扩散为名，在州内大规模举办“祈祷大会”，祈求上苍让病毒远离国人。

看在马来西亚的非穆斯林眼里，危急时刻坚持举办导致群聚的祈祷大会，不仅违背科学常识，甚至可说是轻忽人命。甚至，教义里禁止信徒饮酒或使用含酒精产品，因此在此危急时刻、依然耗费了许多时间，争论“穆斯林能不能使用酒精消毒剂、洗手液”的课题。这让许多非穆斯林，直接把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活动视为马来西亚的防疫缺口，对他们倾泻自身对疫情的焦虑，陷入“寻找战犯”的集体猎巫行为。

许多情绪激动的华裔读者，在相关网络新闻页面留下针对伊斯兰日常活动大肆批评，有者更对马来人与伊斯兰信仰语出冒犯；或是把马来穆斯林标签为“潜在携带病毒者”，提醒他人对其保持社交距离。这一些言论被有心人士截图之后，转帖到各大马来社群的网络联系群组，也借此成功炒作了族群矛盾情绪。

有马来网民这么写道：当华人批评清真寺祈祷活动造成群聚感染的时候，你们有想过这个病毒是从你们的来源地（中国）开始传出来的吗？

言下之意，依然是把华人视为外来者（pendatang）的语境。

这一类挑弄族群课题的行为由来已久，国阵往往听之任之、甚至是主动为“枪手”制造“武器”，以成就他们挑弄种族课题以帮助选举的辅助工具。但希盟执政之时，也因为出于相信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天真理念，而没有对这些风气加以整肃、出手治理网络仇恨言论。

新首相慕尤丁曾说，自己先是一个马来人，之后才是一个马来西亚人；这和希盟前财政部长林冠英“马来西亚人优先，华人其次”的多元文化主义说法大相径庭。而长期主打种族矛盾和宗教议题的巫统、伊斯兰党重回朝政，和明晃晃打着“土著团结”招牌的土著团结党结盟。

一时之间，“马来人大团结”的国民联盟成功掌权，让马来穆斯林右翼分子欢欣鼓舞。

族群政治的幽灵再次强势回归？这个局面下，非马来人、非穆斯林族群势必丧气，但仍有许多马来族群和穆斯林表示不满。马来裔人权律师和大学生，主动发起了几场街头示威行动，指责政客玩弄权术、典当民主选举。社交媒体上迅速出现 #NotMyPM（不是我选的首相）和 #RespectMyVote（请尊重我的选票）的热门标签，响应者不分族裔。

有马来网民发问：我们的同胞宁愿拥抱严重贪污的马来领袖，也不愿意接受执政表现良好的华裔领袖吗？

去年10月，巫统署理主席拿督斯里莫哈末哈山（Mohamad Hasan）曾提出建议，希盟应该与巫统和伊党和解，与国阵、伊党、沙巴和砂拉越的政党，以马来人概念组成新政府。他早前发表的文告表示，马哈迪若想要巩固马来人及伊斯兰地位，这就是应该采取的做法。

虽然莫哈莫哈山的献议遭马哈迪拒绝，但是行动党依然常常在马来社群中被标签为种族主义的华人政党。“希盟无法捍卫马来人与伊斯兰地位”、“行动党主导希盟”这一类说法，时时成为政敌攻击的武器。

前首相马哈迪声称，慕尤丁曾经尝试说服他摆脱“补选票房毒药”行动党，也试图说服他退出希盟，但他没有接受。接着的2月政变中，土团党就此分裂为慕尤丁、马哈迪两大阵营。

英国《卫报》一篇社论大胆指出，马来西亚2月政变是一场“皇室政变”（Royal Coup）：国家元首选择慕尤丁任相、让腐败的“旧秩序”回归，犹如推翻了正当的民主选举结果。尽管马来西亚国家王宫随后发文驳斥《卫报》社评，表示最高元首在关键时刻拥有宪法赋予的酌量权，最终决策也没有违背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但却始终难以让国民联盟政府洗脱羞名——马国许多人称其为“后门政府”。

华人的戒备心态

根据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大马与国际研究所研究员丘伟荣的观察，大部分穆斯林领袖和传教士都认同搁置清真寺祈祷活动，他们也抨击一些发表谬论的传教士和固执的穆斯林。然而，出于对马来社群的不了解与长期偏见，或许也有民粹情绪的点击率考虑，中文媒体却依然乐于发出可能造成误解与猜疑的新闻内容。一般人难以分辨其中微妙的状况，却平白助长了族群仇恨与宗教仇恨情绪。

轻忽群聚感染风险的，也不仅是部分固执的穆斯林。尽管卫生部和宗教局已经多次呼吁暂缓任何公开活动，但有些马来西亚人依然没有吸取大城堡清真寺集会的教训。直到3月中旬，仍有许多佛教、道教、印度教群聚活动，低估潜在疫情的风险，不顾政府劝告、执意进行活动；当然，他们也惹来舆论骂声一片。

而由于非马来穆斯林已经把国盟视为“大马来主义”阵营，因此相关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也被放大检视。

国盟的妇女与家庭副部长西蒂再拉（Dato Hajah Siti Zailah），一上任不久就对外表示，她将在近期内与首相署部长会面，讨论空姐制服是否符合伊斯兰教义。接着，她又表示将检讨前朝希盟所推行的“禁止童婚”政策，并将重新检视前朝在妇女部留下的政策，确保他们符合伊斯兰教义。

来自盟友巫统的边加兰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阿莎莉娜，立即出声抨击西蒂再拉“利用宗教来否定保护孩子的政令”，可能导致侵犯者用婚姻来逃避性剥削他人的代价。即便这回击如此及时，但这种“旧秩序”回归的现象，直接打中非马来穆斯林惶恐的心理预期。

而另一场文化误读的发生也加剧了华人社群的怨愤心理。同样是西蒂再拉副部长，她在推特上针对肺炎疫情发表评论，其中一段被中文媒体翻译为“病毒的死亡率是1%，但有时人随时可能死亡的机率是100%；听天由命吧，畏敬真主，人终究会死，那是预测不到的。”

这一段话在马来西亚引起华人社群哗然，“听天由命”的说法违背人们对公共卫生管理的期待；一时之间，社交媒体上许多充满宗教、语言与性别歧视的挞伐言论再次发酵。然而，已经有专家指出，这里的原文“Perbaharuilah iman kita dan bertaqwalah kepada Allah”是相关教义的，简单来说就是规劝穆斯林信徒必须时时刻刻对真主表示忠诚，要透过遵从其训诫，扬善止恶，必能获得护佑。因此翻译成“听天由命”，不仅是错译，且严重扭曲了原意。

马来政治的“温和化”可能

如果和华人社群相比，马来穆斯林群众对这些细节的态度要温和得多。

非马来穆斯林社群可能极其痛恨肩负“大马来主义”标签的国盟，但许多马来穆斯林群众却未必有太激烈的情绪反应——希盟表现不如人意，换人做做看也好。而国盟内部个别的政治领袖如慕尤丁，由于形象温和、曾有质疑前首相纳吉贪污而被开除巫统党籍的经历，或许还能为他争取少部分希盟支持者的好感。

马来政治，始终是主导马来西亚的关键因素。许多中间派城市马来人未必是极端和排他立场，但会认为马来人必须主导国家政治。

失去中央政权的同时，希盟也因多位议员跳槽，而陆续丢失马六甲、柔佛、霹雳的州政权，更让国人担心希盟内部不稳，难以和国盟抗衡。但巫统与伊斯兰党现阶段利益一致，仍旧拥护慕尤丁。

目前，慕尤丁已经宣布土团党退出希盟。保守地说，希盟尚未瓦解；但土团党、公正党严重分裂。除了以开明派马来人为主的诚信党之外，希盟的其他马来盟友都可算是在背后刺了行动党一刀。马哈迪3月1日表示，慕尤丁等土团党领袖曾以行动党是补选票房毒药为理由，游说他率土团党退出希盟，接纳巫统组成新的政治联盟，但马哈迪拒绝接受与深陷贪污丑闻的巫统领袖为伍。

尽管巫统、伊斯兰党和土团目前结盟组政府，但他们各自要争取的目标选民高度重叠，充满不安因素的合盟状态，即便能撑过这一届执政期，却未必能在下届大选期间再次合体。敦马哈迪对此评价称：马来人已经分裂，那么非马来人即将成为下次大选的造王者。

土著团结党原定在4月举行党选，届时将是马哈迪和慕尤丁的正面对决。但由于疫情加剧，党选被迫展延，马来西亚政局也将继续充满诸多变数。

丘伟荣指出，国盟知道要妥善治国就必须接受马来西亚多元族群的事实，因此他们会利用种族课题来夺权与掌权，但不会走向过于极端：

“马来西亚将继续在困局中打转，伊斯兰化和伊斯兰恐惧互相排斥却又彼此建构。我们一方面担心伊斯兰化，又忧虑伊斯兰被边缘化，如此拉锯中，反而助长伊斯兰化现象，让伊斯兰议题更容易被炒作为政治筹码，令保守的伊斯兰党团更能引领穆斯林的社群舆论。”

因此丘伟荣认为，无论马来西亚是哪个联盟执政，都无法阻挡该国政治上伊斯兰化的趋势。马来穆斯林里的极右派分子虽是少数，但他们精于制造舆论、带风向，相对温和的中间派和政治人物即便有多番族群论述，也往往只能在复杂的政局中被动防守。

应急管理突然缺位

疫情当头，首相慕尤丁亲自召开的跨州特别会议，竟然没有邀请希盟所执政的州属参与。

政变之前，前希盟政府一切防治疫情相关事务，由国家天灾管理委员会负责。这是一个跨部门的防疫核心小组，由希盟前副首相旺阿兹莎（Wan Azizah Wan Ismail）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并多次召开特别会议。

1月5日，卫生部辖下的全国危机准备及应对中心（CPRC）开始运作。从1月1日到2月24日的55天里，国家天灾管理委员会密切监控疫情传播情况，并且与各部门配合执行防疫措施，如外交部安排海外撤侨、逐步收紧边境管制、提前部署收治患者隔离治疗的医院等。随后一直到3月之前，确诊病例数量极少并具有明显传播路径，卫生部仍能准确追溯病毒传播的接触史，并掌握、隔离观察相关的潜在病患。

而换了国盟上台，转由国家安全理事会全权负责防疫工作，内部成员包括首相、副首相、国安总监、国防部长、外交部长、通讯及多媒体部长、政府首席秘书、三军总司令和总警长共9人组成。首相慕尤丁拥有最终决策权。

国家安全理事会的职能，和希盟的天灾管理委员会有所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卫生部长并未被纳入国家安全理事会；而卫生部前部长基菲里阿莫，却是先前天灾管理委员会里的重要主导人物。

国盟这一安排，让卫生部被归属为向国家安全理事会定期汇报的角色；这直接导致卫生部的防疫劝告不能有效传达给其他相关部门与行政单位，以至于政府其他部门无法迅速、有效地采取措施回应日益严重的疫情。于是，此前发生了卫生部无法直接下令禁止集会，而是交由宗教事务部裁决而拖延防疫时机的弊病。

不过，坊间猜测，或许国盟里也无人对新的卫生部长有所期待。卫生部有一位正部长与两位副部长，他们被称为“静静部长”。正部长一朝出现，就引发了一场争议。3月20日，卫生部长拿督斯里阿汉峇峇在第一国营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中表示，只要在病毒抵达肺部之前喝水，就能将病毒“冲”到胃部，让胃酸“杀死病毒”。他还现场亲自示范如何喝水，并称病毒怕热，因此可以喝温水。

这番“喝水论”马上引起各方驳斥，这一失误如火上加油，在非穆斯林社群中勾起新仇旧恨，再次于网络上掀起了一番充满充满歧视意味的嘲讽，并且出现“撤换卫生部长”的声浪。

这时候，许多人开始怀念卫生部前部长基菲里阿莫。来自希盟诚信党的他，因为此前指挥抗疫工作表现良好，被委任为雪兰莪州4人抗疫专案小组主席。他还透露，国盟里有多人曾上门接触，试探他是否愿意担任国盟政府里的卫生部长职务，但都被他以政治理念不合为由婉拒。直到后期疫情日益严重，希盟才发表文告表示，愿意抛开政党斗争、派出基菲里阿莫帮助国盟，但这提议最终也未被慕尤丁接受。

而政变之后的短短三个星期里，卫生部总监诺希山，从一个原本一直默默跟随前卫生部长左右的配角，意外的变成一个全民英雄。他需要24小时关注疫情发展、还要为上司各种荒腔走板的言论和举动缓颊圆场，但始终表现得沉稳有方。而他每天下午5点的新闻发布会被媒体操作为网络直播，受欢迎程度远远超过记者会前2小时的首相演说电视直播。

希盟的国防部前副部长刘镇东指出，这一次肺炎疫情严重，应该以战争规格处理，动员国内一切人力与资源，跨部门互相配合、确保步伐一致，而不是仅视之为卫生部的工作。

“其实一直以来，在结构上，卫生部长这个职务都不被重视，大家都不会把有想法的人带到这个位置。但卫生部这是一个开销很大、很重要的部门；有大事发生的时候，比如现在，这就是一个人命关天的职位。如果这是一场战争，卫生部就是最前线的位置。以前的国阵在排阵的时候，都会把这个被视为次要的位子留给马华或国大党成员。所以，有时候在这个位置上的部长，能力其实是不能胜任的。”

然而，国盟政府在3月17日又爆出一项丑闻。首相慕尤丁亲自召开的跨州特别会议，竟然没有邀请希盟所执政的州属参与——吉打、吉兰丹、沙巴、森美兰、雪兰莪、槟城。这五个州属占据马来西亚40%的人口，且已经发现大量的确诊案例。

对抗紧急肺炎疫情，也要先划分政治阵营？慕尤丁上任第一天自称“全民首相”，此刻显得特别讽刺。舆论炮轰之后，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祖基隔天出面道歉，称这是沟通上的误会，往后将一视同仁、跨党派携手对抗疫情。

瘟疫揭露出马来西亚的困境

3月18日，马来西亚为期14天的第一阶段行动管制令（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开始实行。后来，政府再加码14天，第二阶段管制时间延长到4月14日。在此期间，一切多人集会禁止进行；非必要时候，人民不能随意外出。

由于担心人民不听指令，政府甚至还劳动最高元首在电视直播上进行劝诫。3月22日开始，国防部出动军队，协助警队维持秩序，确保人民遵守政府发布的行动管制令。

然而，仍有固执者阳奉阴违。3月28日，国防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透露，昨日警方发现共有5间清真寺公然违抗行动管制令，依然开放进行周五祈祷。参与祈祷活动的116名穆斯林，已经全数被警方逮捕。

不过，动用国家安全理事会主持肺炎防疫，是否合情合理？后门政府是否有滥权之嫌？其中就涉及了程序正当性的疑虑。

3月26日，安理会宣布将制定新的条规和标准作业程序，来执行更加严格的行动管制令。截至3月29日，依据国防部长伊斯迈沙比利宣布，柔佛、雪兰莪共有9个村庄实行“封村”，规定当地居民不得离开居所，14天基本膳食由社会福利局提供，且关闭了当地的所有出入口、由警方和武装部队负责管制。

不过，3月18日开始生效的行动管制令，是卫生部长援引《1988年防范疾病传染法令》，针对传染病疫区而颁布的抗疫措施；但这项法令并未赋予国安会或国防部任何权力。

根据《2016年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首相有权在国安会的建议下，宣布被评估安全受威胁的地区为保安区（security area）、接管该区域并实行军事管理。华人民间组织隆雪华青发表文告指出，国安会对于行动管制令的接管属于违法，因为马来西亚尚未有任何地方被宣告为保安区，因此建立国安会的首要条件并未被满足。也就是说，目前国安会制定的任何政策，可能都并未有法律基础。

3月28日，国盟政府公布了2500亿林吉特的经济振兴配套，其财务来源已经被法律界人士质疑并不符合《联邦宪法》第104项的规定；他们认为，如此庞大开销缺乏程序正当性，且没有国会鉴证过程。

人们当然可以辩解这是“非常时期、非常措施”，但这些举措却仍难逃法律正当性的责问。毕竟，马来西亚很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肺炎疫情关键时期更换政权的国家。目前国盟政府合法性未定，国会停摆，内阁隐形，国安机制主导一切。慕尤丁领导的弱势政府，很可能借此机会收紧集权，架空内阁部长和相关机构的权力，进一步巩固对政权的掌控。

此外，国盟政府另一个最被人诟病的问题，是缺乏配套措施与细节的防疫方案。

3月16日晚上，慕尤丁电视直播预告18日的全国管制令。他提及马国公民在期限内不能出国，外国人也暂时禁止入境。然后，随后由首相署办公室发出的详细文告，却完全忽略了30万名每日来回马新陆路关卡的马籍劳工——没有任何针对他们的详细指南。

他们可以豁免于行动管制、继续每日往返吗？一时之间，媒体也无法确认准确的新闻来源。于是，首相电视直播结束后，许多马国劳工担心无法正常上班，因此连夜奔赴新加坡，造成新山市区大塞车、网络假新闻流窜的混乱场面。这样的车流和人流，一直持续到18日马来西亚正式“锁国”的那一天。接着，往日川流不息的新柔长堤，出现了历史性的寂静画面。

而在新加坡，政府很快地在17日早上就出台一连串针对这批马劳的援助措施，包括每日补助津贴、协调住宿安排、雇主应对方案。这和马来西亚的混乱形成了对比。

但马来西亚的信息混乱持续了好几天。行动管制令的官方询问电话，竟然要等到隔天17日中午才开放民众拨电。上班族被迫放假，雇主该如何支付薪金？特准在此期间营业的关键领域，其中充满模糊地带，政府也并未详列行业指示。

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对疫情的恐慌，或许还有假新闻的推波助澜；马来西亚在行动管制令正式宣布之前，早已出现一轮超市粮食物资抢购潮——难以避免的群聚活动。而口罩已经缺货2个月，价格飙涨10倍，黑市猖獗。政府不愿揹负骂名，两次调整口罩市场顶价，却让一些正规药局等较为值得信赖的通路，不愿继续揹负亏损风险引入口罩货源。

国盟政府仓促出台的抗疫、救市方案缺乏细节，政策还多次刹车急转弯，使民众不知所措，甚至让媒体也感到混肴。和新加坡相比，马国政府的做法显得零碎被动，缺乏深思熟虑的布局，像是被病毒追着挨打。

这是一个马来西亚常年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只是病毒将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尖锐。疫情赤裸裸暴露了国盟内阁有限的治理能力。但这将会让大马来主义者抛弃种族视角，改而奉行任人唯贤的态度吗？对大多数马来西亚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有生之年难以实现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