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來西亞，一場瘟疫打斷了政變

一場全球流行的巨大瘟疫，打斷了馬來西亞的2月政變。

今年3月，「國民聯盟」以不光彩的手段在內閣制裏奪權成功，取代原先的希望聯盟、上台執政。和前首相敦馬哈迪（Tun Dr. Mahathir bin Mohamad）一樣、來自土著團結黨的新首相丹斯里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宣稱自己已得到多數國會議員的支持，但卻遲遲提不出有力證明。

馬國許多人認為，國盟最多只掌握了222個議席裏的109個議席，但慕尤丁仍因為得到最高元首的欽點授權，而成功上位。即使慕尤丁已經於3月1日正式宣誓，但在3月9日新內閣名單公布之前，希盟仍公開放話，尋求以國會不信任動議或重新選舉的方式，試圖扭轉局勢。

這一切隨後卻不了了之。3月中旬，2019冠狀病毒疫情突然大爆發，本土傳染的單日確診人數攀升過千，更出現死亡病例。人民關注的焦點，已經從政變連續劇，轉向突然大爆發的疫情。

此時，談論任何與疫情無關的政治課題都顯得不合時宜。國盟宣布把第一次國會展延到5月18日，使希盟陷於被動、暫且無力迴天。

2月中旬，世界衞生組織（WHO）總幹事譚德塞，還對馬國的疫情應對表示讚賞。世界衞生組織的公信力近來備受質疑。而以數據來看，馬來西亞從3月底開始已經躍升為東南亞中確診病例數量最高、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是這一場突如其來的政變，讓馬來西亞的疫情變得失控嗎？如果同時審視疫情變化與2月政變的時間線，會發現馬國在疫情控制上，因為政變而出現了一段真空期。

2020年1月25日，馬來西亞出現首宗確診病例，1號病人是來自中國武漢的遊客，從新加坡陸路入境馬來西亞南部城市新山。

2月6日，馬來西亞出現第一宗本土感染病例，一名不曾前往中國的女患者，因為接觸已確診的哥哥而成為第13號病人。

來到2月18日，馬國當時共22宗的確診病例中，有13宗已康復出院，另外9名病人仍留醫治療；沒有任何死亡案例。22名患者中，只有6人是馬國公民，其餘16人皆是外國人。2月24日，衞生部宣布22名確診病患都已痊癒並獲准出院。2月17日到2月27日之間的10天裏，沒有新增病例。

但2月23日到3月1日這段關鍵時期，政變突如其來、馬國內閣停擺，讓人民忘了疫情正在中國以外的地區快速傳播，而是專心嗑這一場天天精彩節奏明快、每幾個小時就有新翻轉的政變大戲。

政變和瘟疫的齊頭並進

在最關鍵的幾天裏，馬來西亞的抗疫進程群龍無首。

2月23日當天，出現了一場「喜來登行動」（Langkah Sheraton）。這是2月政變的開端。

前公正黨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茲敏（Mohamed Azmin Ali），當晚與敵對陣營的在野黨聯盟「國民陣線」成員在喜來登酒店閉門會面，被懷疑商議叛變。隔天，阿茲敏被公正黨以「叛黨」之名開除黨籍；他率領10名國會議員出走，後被前首相馬哈迪創立的土著團結黨所接收。

隨後的2月24日下午，馬哈迪宣布辭去首相一職。同一時間，衞生部宣布此前的22名確診病患都已痊癒並獲准出院。

雖然最高元首在同一天晚上也委任剛辭職的馬哈迪擔任過渡期首相，但所有內閣部長的任命也一併因此撤除；政府領導班底陷入無內閣的真空狀態，僅有行政文官、警隊、軍隊等重要部門讓國家體系持續正常運轉。

政變此刻來到高潮部分，震撼彈一個接一個炸開，眾多陰謀論紛紛出籠。馬哈迪失勢之後，把慕尤丁稱為叛徒；但他袒護阿茲敏的舉動也讓許多人無法諒解。馬哈迪是精心策劃一切卻功虧一簣嗎？而公正黨內部，安華與阿茲敏派系鬥爭已久，終以阿茲敏出走為結局落幕；被視為下一任首相的安華（Anwar bin Ibrahim），眼看從此與首相大位無緣。

同一時間的2月底，意大利、伊朗與韓國的確診人數急速增加。2月29日，世衞組織將疫情的全球風險級別提升為「非常高」。新首相慕尤丁3月1日宣誓上任，他第一次召開內閣會議的3月11日，世衞組織宣布此次疫情已構成「全球大流行」。

在這關鍵幾天裏，馬來西亞的抗疫進程卻是群龍無首。

廣受好評的希盟前衞生部長祖基菲里阿莫（Dzulkefly Ahmad），早在2月底已黯然下台。而疫情情勢劇變，獨留衞生部總監諾希山（Noor Hisham Abdullah ）率領部門對抗。此時，馬國境內口罩在先前大量以捐贈或買賣形式運往中國，市場上因此漸漸出現口罩短缺的問題，卻無人能宣布物資管制方案。而對人員流動的邊境管制該如何隨機應變？這時候也無人做主。

此時，馬國的疫情才剛迎來一個重要的節點：吉隆坡大城堡清真寺萬人集會。

在族群間，防疫的不同步調

當華人社群從1月開始批評政府應變太慢的時候，非華人社群仍把疫情視為遙遠的「中國的肺炎」。

2月27日到3月1日期間——政變最激烈的關鍵時刻——吉隆坡大城堡的占美清真寺（Jamek Mosque），舉辦了一場為期四天的萬人大集會。參與者據說超過1萬6000人，其中至少1萬4500人是馬來西亞公民，餘者包括境內的羅興亞難民，以及來自文萊、新加坡、印尼、泰國、韓國、澳洲、加拿大，突尼西亞、南非、日本、土耳其、美國等地的教眾，幅員廣闊、涉眾甚多。

雖然攜帶病毒者是誰已難以追溯，但這場在封閉環境舉行的萬人集會，造成的群聚感染甚為嚴重，直接導致了馬來西亞境內的病毒大傳播，堪稱是韓國新天地教會群聚感染的馬來西亞版本。根據《當今大馬》，截至3月28日，衞生部已鑑定出1萬7684名集會有關人士，其中已有1207人確診，卻仍有高達5048人未主動前往有關部門配合檢測、隔離與追蹤行動。

目前，吉隆坡大城堡清真寺萬人集會已經造成病毒的五代傳染；根據衞生部的統計數據，截至3月28日，有至少55%的確診數字都和該集會有直接與間接相關。而壞消息是，非集會相關的病例的數字正持續增加；這證明本土社區感染的情況正日益嚴重。

這直接導致各界關注同一個問題：是否該馬上暫停所有大規模群聚的宗教集會？比如，每個週五的清真寺祈禱活動（Solat Jumaat）。這個問題，在非穆斯林社群獲得一面倒的答案，但在穆斯林社群裏卻有不同的意見。宗教義務是否比公共衞生事務更重要？作為以馬來穆斯林支持為主的新上任的聯邦政府，不敢貿然做下決定。

雖然衞生部總監諾希山持續呼籲各界停辦大型活動，但掌管宗教事務的首相署部長拿督祖吉菲裏卻不主張停止週五祈禱活動。於是，這個權衡最終被下放給各州宗教局做出抉擇。其中，雪蘭莪與玻璃市最早禁止群聚祈禱活動，但其餘各州決定不一，難免成為防疫漏洞。

宗教集會課題不僅限於伊斯蘭教。就在清真寺集會的10余天之前，為期五天的2020年柔佛古廟眾神出遊，已經早一步掀起了社會爭議，最終在前希盟政府的調停下落幕。柔佛古廟擁有超過141年歷史，眾神出遊是極其重要的華人文化活動與慶典。以往可吸引至少40萬人參與。因而，籌備許久的古廟遊神活動計劃縮減引起了許多信眾不滿。但最後在各方協調下，主辦單位還是把人數規模縮減到有能力追蹤的千人範圍。據《東方日報》報導，重頭戲「眾神夜遊」2月14日當晚，比往年減少了約70%參與者，但仍有近萬人。

馬來西亞中文社群比其他社群更早意識到COVID19病毒的危害與傳播。從1月開始，馬來西亞中文媒體緊密跟進中港台媒體對疫情的報導，華人社群因此多有警覺。一水之隔的新加坡，也早在2月7日把疫情警戒級別提升到級別第二高的橙色。因此，柔佛州政府的介入干預與調停，方能說服主辦單位改措，並獲得足夠的社會輿論支持。

相比起來，馬來西亞的英文媒體和馬來文媒體，卻是要等到疫情大爆發的3月之後，才加緊追蹤疫情報導——他們的讀者因此慢了一拍。而若採信世衞組織在那段時間發布的訊息，也更有可能對疫情擴散掉以輕心。當華人社群以台灣防疫措施為對照，從1月開始批評政府應變反應太慢——如沒有嚴格限制口罩出口並擴增國內產量的時候，非華人社群仍把疫情視為遙遠的「中國的肺炎」而認為禍不及自身，或是把它當成一種流行性感冒而等閒視之。

位於布城的布特拉清真寺和端姑米佔再納阿比丁清真寺，以及及吉隆坡的聯邦直轄區清真寺，在1月底2月初這段時間，一度以疫情爆發為名，暫停開放予非穆斯林進入參觀，只允許穆斯林進入禮拜。後來在前希盟政府的溝通協調下，才解除了這個充滿族群歧視意味的禁令。

而吉隆坡大城堡佔美清真寺萬人集會，註定揹負大傳播源頭的罪名。一直等到3月9日、萬人集會的一星期之後，人們才從文萊參與者返國後的確診，以及馬國第131個病例，而開始廣泛注意到這一場萬人集會帶來的嚴重後果。

瘟疫撞上族群政治

希盟執政時沒有出手治理網絡仇恨言論。如今對疫情的焦慮，激化了族群間「尋找戰犯」的集體獵巫。

然而，在馬來西亞，伊斯蘭教不僅是信仰和意識形態，也是不少信徒堅決奉行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對上遵循科學準則的公共衞生困境，就成為信念之爭。舉例來說，吉蘭丹州政府以應對疫情擴散為名，在州內大規模舉辦「祈禱大會」，祈求上蒼讓病毒遠離國人。

看在馬來西亞的非穆斯林眼裏，危急時刻堅持舉辦導致群聚的祈禱大會，不僅違背科學常識，甚至可說是輕忽人命。甚至，教義裏禁止信徒飲酒或使用含酒精產品，因此在此危急時刻、依然耗費了許多時間，爭論「穆斯林能不能使用酒精消毒劑、洗手液」的課題。這讓許多非穆斯林，直接把穆斯林和伊斯蘭教活動視為馬來西亞的防疫缺口，對他們傾瀉自身對疫情的焦慮，陷入「尋找戰犯」的集體獵巫行為。

許多情緒激動的華裔讀者，在相關網絡新聞頁面留下針對伊斯蘭日常活動大肆批評，有者更對馬來人與伊斯蘭信仰語出冒犯；或是把馬來穆斯林標籤為「潛在攜帶病毒者」，提醒他人對其保持社交距離。這一些言論被有心人士截圖之後，轉帖到各大馬來社群的網絡聯繫群組，也藉此成功炒作了族群矛盾情緒。

有馬來網民這麼寫道：當華人批評清真寺祈禱活動造成群聚感染的時候，你們有想過這個病毒是從你們的來源地（中國）開始傳出來的嗎？

言下之意，依然是把華人視為外來者（pendatang）的語境。

這一類挑弄族群課題的行為由來已久，國陣往往聽之任之、甚至是主動為「槍手」製造「武器」，以成就他們挑弄種族課題以幫助選舉的輔助工具。但希盟執政之時，也因為出於相信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天真理念，而沒有對這些風氣加以整肅、出手治理網絡仇恨言論。

新首相慕尤丁曾說，自己先是一個馬來人，之後才是一個馬來西亞人；這和希盟前財政部長林冠英「馬來西亞人優先，華人其次」的多元文化主義說法大相徑庭。而長期主打種族矛盾和宗教議題的巫統、伊斯蘭黨重回朝政，和明晃晃打着「土著團結」招牌的土著團結黨結盟。

一時之間，「馬來人大團結」的國民聯盟成功掌權，讓馬來穆斯林右翼分子歡欣鼓舞。

族群政治的幽靈再次強勢回歸？這個局面下，非馬來人、非穆斯林族群勢必喪氣，但仍有許多馬來族群和穆斯林表示不滿。馬來裔人權律師和大學生，主動發起了幾場街頭示威行動，指責政客玩弄權術、典當民主選舉。社交媒體上迅速出現 #NotMyPM（不是我選的首相）和 #RespectMyVote（請尊重我的選票）的熱門標籤，響應者不分族裔。

有馬來網民發問：我們的同胞寧願擁抱嚴重貪污的馬來領袖，也不願意接受執政表現良好的華裔領袖嗎？

去年10月，巫統署理主席拿督斯里莫哈末哈山（Mohamad Hasan）曾提出建議，希盟應該與巫統和伊黨和解，與國陣、伊黨、沙巴和砂拉越的政黨，以馬來人概念組成新政府。他早前發表的文告表示，馬哈迪若想要鞏固馬來人及伊斯蘭地位，這就是應該採取的做法。

雖然莫哈莫哈山的獻議遭馬哈迪拒絕，但是行動黨依然常常在馬來社群中被標籤為種族主義的華人政黨。「希盟無法捍衞馬來人與伊斯蘭地位」、「行動黨主導希盟」這一類說法，時時成為政敵攻擊的武器。

前首相馬哈迪聲稱，慕尤丁曾經嘗試說服他擺脱「補選票房毒藥」行動黨，也試圖說服他退出希盟，但他沒有接受。接着的2月政變中，土團黨就此分裂為慕尤丁、馬哈迪兩大陣營。

英國《衞報》一篇社論大膽指出，馬來西亞2月政變是一場「皇室政變」（Royal Coup）：國家元首選擇慕尤丁任相、讓腐敗的「舊秩序」回歸，猶如推翻了正當的民主選舉結果。儘管馬來西亞國家王宮隨後發文駁斥《衞報》社評，表示最高元首在關鍵時刻擁有憲法賦予的酌量權，最終決策也沒有違背馬來西亞聯邦憲法，但卻始終難以讓國民聯盟政府洗脱羞名——馬國許多人稱其為「後門政府」。

華人的戒備心態

根據馬來西亞國民大學大馬與國際研究所研究員丘偉榮的觀察，大部分穆斯林領袖和傳教士都認同擱置清真寺祈禱活動，他們也抨擊一些發表謬論的傳教士和固執的穆斯林。然而，出於對馬來社群的不了解與長期偏見，或許也有民粹情緒的點擊率考慮，中文媒體卻依然樂於發出可能造成誤解與猜疑的新聞內容。一般人難以分辨其中微妙的狀況，卻平白助長了族群仇恨與宗教仇恨情緒。

輕忽群聚感染風險的，也不僅是部分固執的穆斯林。儘管衞生部和宗教局已經多次呼籲暫緩任何公開活動，但有些馬來西亞人依然沒有吸取大城堡清真寺集會的教訓。直到3月中旬，仍有許多佛教、道教、印度教群聚活動，低估潛在疫情的風險，不顧政府勸告、執意進行活動；當然，他們也惹來輿論罵聲一片。

而由於非馬來穆斯林已經把國盟視為「大馬來主義」陣營，因此相關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也被放大檢視。

國盟的婦女與家庭副部長西蒂再拉（Dato Hajah Siti Zailah），一上任不久就對外表示，她將在近期內與首相署部長會面，討論空姐制服是否符合伊斯蘭教義。接着，她又表示將檢討前朝希盟所推行的「禁止童婚」政策，並將重新檢視前朝在婦女部留下的政策，確保他們符合伊斯蘭教義。

來自盟友巫統的邊加蘭國會議員拿督斯里阿莎莉娜，立即出聲抨擊西蒂再拉「利用宗教來否定保護孩子的政令」，可能導致侵犯者用婚姻來逃避性剝削他人的代價。即便這回擊如此及時，但這種「舊秩序」回歸的現象，直接打中非馬來穆斯林惶恐的心理預期。

而另一場文化誤讀的發生也加劇了華人社群的怨憤心理。同樣是西蒂再拉副部長，她在推特上針對肺炎疫情發表評論，其中一段被中文媒體翻譯為「病毒的死亡率是1%，但有時人隨時可能死亡的機率是100%；聽天由命吧，畏敬真主，人終究會死，那是預測不到的。」

這一段話在馬來西亞引起華人社群譁然，「聽天由命」的說法違背人們對公共衞生管理的期待；一時之間，社交媒體上許多充滿宗教、語言與性別歧視的撻伐言論再次發酵。然而，已經有專家指出，這裏的原文「Perbaharuilah iman kita dan bertaqwalah kepada Allah」是相關教義的，簡單來說就是規勸穆斯林信徒必須時時刻刻對真主表示忠誠，要透過遵從其訓誡，揚善止惡，必能獲得護佑。因此翻譯成「聽天由命」，不僅是錯譯，且嚴重扭曲了原意。

馬來政治的「温和化」可能

如果和華人社群相比，馬來穆斯林群眾對這些細節的態度要温和得多。

非馬來穆斯林社群可能極其痛恨肩負「大馬來主義」標籤的國盟，但許多馬來穆斯林群眾卻未必有太激烈的情緒反應——希盟表現不如人意，換人做做看也好。而國盟內部個別的政治領袖如慕尤丁，由於形象温和、曾有質疑前首相納吉貪污而被開除巫統黨籍的經歷，或許還能為他爭取少部分希盟支持者的好感。

馬來政治，始終是主導馬來西亞的關鍵因素。許多中間派城市馬來人未必是極端和排他立場，但會認為馬來人必須主導國家政治。

失去中央政權的同時，希盟也因多位議員跳槽，而陸續丟失馬六甲、柔佛、霹靂的州政權，更讓國人擔心希盟內部不穩，難以和國盟抗衡。但巫統與伊斯蘭黨現階段利益一致，仍舊擁護慕尤丁。

目前，慕尤丁已經宣布土團黨退出希盟。保守地說，希盟尚未瓦解；但土團黨、公正黨嚴重分裂。除了以開明派馬來人為主的誠信黨之外，希盟的其他馬來盟友都可算是在背後刺了行動黨一刀。馬哈迪3月1日表示，慕尤丁等土團黨領袖曾以行動黨是補選票房毒藥為理由，遊說他率土團黨退出希盟，接納巫統組成新的政治聯盟，但馬哈迪拒絕接受與深陷貪污醜聞的巫統領袖為伍。

儘管巫統、伊斯蘭黨和土團目前結盟組政府，但他們各自要爭取的目標選民高度重疊，充滿不安因素的合盟狀態，即便能撐過這一屆執政期，卻未必能在下屆大選期間再次合體。敦馬哈迪對此評價稱：馬來人已經分裂，那麼非馬來人即將成為下次大選的造王者。

土著團結黨原定在4月舉行黨選，屆時將是馬哈迪和慕尤丁的正面對決。但由於疫情加劇，黨選被迫展延，馬來西亞政局也將繼續充滿諸多變數。

丘偉榮指出，國盟知道要妥善治國就必須接受馬來西亞多元族群的事實，因此他們會利用種族課題來奪權與掌權，但不會走向過於極端：

「馬來西亞將繼續在困局中打轉，伊斯蘭化和伊斯蘭恐懼互相排斥卻又彼此建構。我們一方面擔心伊斯蘭化，又憂慮伊斯蘭被邊緣化，如此拉鋸中，反而助長伊斯蘭化現象，讓伊斯蘭議題更容易被炒作為政治籌碼，令保守的伊斯蘭黨團更能引領穆斯林的社群輿論。」

因此丘偉榮認為，無論馬來西亞是哪個聯盟執政，都無法阻擋該國政治上伊斯蘭化的趨勢。馬來穆斯林裏的極右派分子雖是少數，但他們精於製造輿論、帶風向，相對温和的中間派和政治人物即便有多番族群論述，也往往只能在複雜的政局中被動防守。

應急管理突然缺位

疫情當頭，首相慕尤丁親自召開的跨州特別會議，竟然沒有邀請希盟所執政的州屬參與。

政變之前，前希盟政府一切防治疫情相關事務，由國家天災管理委員會負責。這是一個跨部門的防疫核心小組，由希盟前副首相旺阿茲莎（Wan Azizah Wan Ismail）親自擔任委員會主席，並多次召開特別會議。

1月5日，衞生部轄下的全國危機準備及應對中心（CPRC）開始運作。從1月1日到2月24日的55天裏，國家天災管理委員會密切監控疫情傳播情況，並且與各部門配合執行防疫措施，如外交部安排海外撤僑、逐步收緊邊境管制、提前部署收治患者隔離治療的醫院等。隨後一直到3月之前，確診病例數量極少並具有明顯傳播路徑，衞生部仍能準確追溯病毒傳播的接觸史，並掌握、隔離觀察相關的潛在病患。

而換了國盟上台，轉由國家安全理事會全權負責防疫工作，內部成員包括首相、副首相、國安總監、國防部長、外交部長、通訊及多媒體部長、政府首席秘書、三軍總司令和總警長共9人組成。首相慕尤丁擁有最終決策權。

國家安全理事會的職能，和希盟的天災管理委員會有所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別之一，就是衞生部長並未被納入國家安全理事會；而衞生部前部長基菲里阿莫，卻是先前天災管理委員會裏的重要主導人物。

國盟這一安排，讓衞生部被歸屬為向國家安全理事會定期彙報的角色；這直接導致衞生部的防疫勸告不能有效傳達給其他相關部門與行政單位，以至於政府其他部門無法迅速、有效地採取措施回應日益嚴重的疫情。於是，此前發生了衞生部無法直接下令禁止集會，而是交由宗教事務部裁決而拖延防疫時機的弊病。

不過，坊間猜測，或許國盟裏也無人對新的衞生部長有所期待。衞生部有一位正部長與兩位副部長，他們被稱為「靜靜部長」。正部長一朝出現，就引發了一場爭議。3月20日，衞生部長拿督斯里阿漢峇峇在第一國營電視台的談話節目中表示，只要在病毒抵達肺部之前喝水，就能將病毒「沖」到胃部，讓胃酸「殺死病毒」。他還現場親自示範如何喝水，並稱病毒怕熱，因此可以喝温水。

這番「喝水論」馬上引起各方駁斥，這一失誤如火上加油，在非穆斯林社群中勾起新仇舊恨，再次於網絡上掀起了一番充滿充滿歧視意味的嘲諷，並且出現「撤換衞生部長」的聲浪。

這時候，許多人開始懷念衞生部前部長基菲里阿莫。來自希盟誠信黨的他，因為此前指揮抗疫工作表現良好，被委任為雪蘭莪州4人抗疫專案小組主席。他還透露，國盟裏有多人曾上門接觸，試探他是否願意擔任國盟政府裏的衞生部長職務，但都被他以政治理念不合為由婉拒。直到後期疫情日益嚴重，希盟才發表文告表示，願意拋開政黨鬥爭、派出基菲里阿莫幫助國盟，但這提議最終也未被慕尤丁接受。

而政變之後的短短三個星期裏，衞生部總監諾希山，從一個原本一直默默跟隨前衞生部長左右的配角，意外的變成一個全民英雄。他需要24小時關注疫情發展、還要為上司各種荒腔走板的言論和舉動緩頰圓場，但始終表現得沉穩有方。而他每天下午5點的新聞發布會被媒體操作為網絡直播，受歡迎程度遠遠超過記者會前2小時的首相演說電視直播。

希盟的國防部前副部長劉鎮東指出，這一次肺炎疫情嚴重，應該以戰爭規格處理，動員國內一切人力與資源，跨部門互相配合、確保步伐一致，而不是僅視之為衞生部的工作。

「其實一直以來，在結構上，衞生部長這個職務都不被重視，大家都不會把有想法的人帶到這個位置。但衞生部這是一個開銷很大、很重要的部門；有大事發生的時候，比如現在，這就是一個人命關天的職位。如果這是一場戰爭，衞生部就是最前線的位置。以前的國陣在排陣的時候，都會把這個被視為次要的位子留給馬華或國大黨成員。所以，有時候在這個位置上的部長，能力其實是不能勝任的。」

然而，國盟政府在3月17日又爆出一項醜聞。首相慕尤丁親自召開的跨州特別會議，竟然沒有邀請希盟所執政的州屬參與——吉打、吉蘭丹、沙巴、森美蘭、雪蘭莪、檳城。這五個州屬佔據馬來西亞40%的人口，且已經發現大量的確診案例。

對抗緊急肺炎疫情，也要先劃分政治陣營？慕尤丁上任第一天自稱「全民首相」，此刻顯得特別諷刺。輿論炮轟之後，政府首席秘書莫哈末祖基隔天出面道歉，稱這是溝通上的誤會，往後將一視同仁、跨黨派攜手對抗疫情。

瘟疫揭露出馬來西亞的困境

3月18日，馬來西亞為期14天的第一階段行動管制令（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開始實行。後來，政府再加碼14天，第二階段管制時間延長到4月14日。在此期間，一切多人集會禁止進行；非必要時候，人民不能隨意外出。

由於擔心人民不聽指令，政府甚至還勞動最高元首在電視直播上進行勸誡。3月22日開始，國防部出動軍隊，協助警隊維持秩序，確保人民遵守政府發布的行動管制令。

然而，仍有固執者陽奉陰違。3月28日，國防部高級部長拿督斯里依斯邁沙比里透露，昨日警方發現共有5間清真寺公然違抗行動管制令，依然開放進行週五祈禱。參與祈禱活動的116名穆斯林，已經全數被警方逮捕。

不過，動用國家安全理事會主持肺炎防疫，是否合情合理？後門政府是否有濫權之嫌？其中就涉及了程序正當性的疑慮。

3月26日，安理會宣布將制定新的條規和標準作業程序，來執行更加嚴格的行動管制令。截至3月29日，依據國防部長伊斯邁沙比利宣布，柔佛、雪蘭莪共有9個村莊實行「封村」，規定當地居民不得離開居所，14天基本膳食由社會福利局提供，且關閉了當地的所有出入口、由警方和武裝部隊負責管制。

不過，3月18日開始生效的行動管制令，是衞生部長援引《1988年防範疾病傳染法令》，針對傳染病疫區而頒布的抗疫措施；但這項法令並未賦予國安會或國防部任何權力。

根據《2016年國家安全理事會法令》，首相有權在國安會的建議下，宣布被評估安全受威脅的地區為保安區（security area）、接管該區域並實行軍事管理。華人民間組織隆雪華青發表文告指出，國安會對於行動管制令的接管屬於違法，因為馬來西亞尚未有任何地方被宣告為保安區，因此建立國安會的首要條件並未被滿足。也就是說，目前國安會制定的任何政策，可能都並未有法律基礎。

3月28日，國盟政府公布了2500億令吉的經濟振興配套，其財務來源已經被法律界人士質疑並不符合《聯邦憲法》第104項的規定；他們認為，如此龐大開銷缺乏程序正當性，且沒有國會鑑證過程。

人們當然可以辯解這是「非常時期、非常措施」，但這些舉措卻仍難逃法律正當性的責問。畢竟，馬來西亞很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在肺炎疫情關鍵時期更換政權的國家。目前國盟政府合法性未定，國會停擺，內閣隱形，國安機制主導一切。慕尤丁領導的弱勢政府，很可能借此機會收緊集權，架空內閣部長和相關機構的權力，進一步鞏固對政權的掌控。

此外，國盟政府另一個最被人詬病的問題，是缺乏配套措施與細節的防疫方案。

3月16日晚上，慕尤丁電視直播預告18日的全國管制令。他提及馬國公民在期限內不能出國，外國人也暫時禁止入境。然後，隨後由首相署辦公室發出的詳細文告，卻完全忽略了30萬名每日來回馬新陸路關卡的馬籍勞工——沒有任何針對他們的詳細指南。

他們可以豁免於行動管制、繼續每日往返嗎？一時之間，媒體也無法確認準確的新聞來源。於是，首相電視直播結束後，許多馬國勞工擔心無法正常上班，因此連夜奔赴新加坡，造成新山市區大塞車、網絡假新聞流竄的混亂場面。這樣的車流和人流，一直持續到18日馬來西亞正式「鎖國」的那一天。接着，往日川流不息的新柔長堤，出現了歷史性的寂靜畫面。

而在新加坡，政府很快地在17日早上就出台一連串針對這批馬勞的援助措施，包括每日補助津貼、協調住宿安排、僱主應對方案。這和馬來西亞的混亂形成了對比。

但馬來西亞的資訊混亂持續了好幾天。行動管制令的官方詢問電話，竟然要等到隔天17日中午才開放民眾撥電。上班族被迫放假，僱主該如何支付薪金？特准在此期間營業的關鍵領域，其中充滿模糊地帶，政府也並未詳列行業指示。

出於對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對疫情的恐慌，或許還有假新聞的推波助瀾；馬來西亞在行動管制令正式宣布之前，早已出現一輪超市糧食物資搶購潮——難以避免的群聚活動。而口罩已經缺貨2個月，價格飆漲10倍，黑市猖獗。政府不願揹負罵名，兩次調整口罩市場頂價，卻讓一些正規藥局等較為值得信賴的通路，不願繼續揹負虧損風險引入口罩貨源。

國盟政府倉促出台的抗疫、救市方案缺乏細節，政策還多次剎車急轉彎，使民眾不知所措，甚至讓媒體也感到混餚。和新加坡相比，馬國政府的做法顯得零碎被動，缺乏深思熟慮的布局，像是被病毒追着捱打。

這是一個馬來西亞常年來難以解決的問題——只是病毒將它變得前所未有地尖鋭。疫情赤裸裸暴露了國盟內閣有限的治理能力。但這將會讓大馬來主義者拋棄種族視角，改而奉行任人唯賢的態度嗎？對大多數馬來西亞人來說，這或許是一個有生之年難以實現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