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叙利亚战地手记：罗贾瓦，被入侵的乌托邦

【编者按】2019年10月，土耳其发动代号为“和平之泉”的军事行动，进攻战事已经吿一段落的北叙利亚。在这里，由库尔德人主导的“罗贾瓦”自治区建立了一个基于平等、进步和革命理想的乌托邦式政府。但对于远离北叙利亚的人来说，尽管媒体上常能看到各式消息，这里的战事和未来，却远离人们的视线。在北叙利亚究竟发生了什么？新的库尔德人政权能否带来更好的未来？土耳其的入侵会带来什么影响？本文作者刘怡曾两度进入叙利亚交战前线采访，并在2019年3月作为中文世界唯一在场的文字记者，在北叙利亚见证了库尔德武装解放“伊斯兰国”控制下的最后一片领土。这篇手记，则是他对北叙利亚库尔德“罗贾瓦”自治区的纪录。

对2019年春天曾经在北叙利亚度过若干个难忘夜晚的国际记者们来说，关于罗贾瓦的一切已经随着“伊斯兰国”占据的最后一块领土被库尔德武装收复而成为往事。罗贾瓦（Rojava），库尔德语的意思是“西方”，特指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聚居区“西库尔德斯坦”。在短暂相处的一个多星期里，我们每天日出前从“绿村”媒体营出发，乘坐架着机枪的皮卡车去到南方100多公里外的巴古兹·法卡尼镇（Al-Baghuz Fawqani），近距离观察库尔德武装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这块最后盘踞领土的围攻。

在巴古兹附近的艾什沙法赫丘陵（Ash Sha’Fah），我们见到了数百名放下武器投降的“伊斯兰国”伤兵及其家眷，婴儿凄厉的哭喊声盖过了头顶美军侦察机发动机的轰鸣。日落西山之后，供电中断的北叙利亚旷野陷入一片静谧的黑暗，我们在“绿村”一角点燃篝火，谈论起自己曾经的职业轨迹：伊拉克，阿富汗，缅甸，埃及……

但我们内心皆知，罗贾瓦不会是终点，它只是驿站。

3月23日，巴古兹镇获得解放之后，曾经的“绿村”揹包客们相继启程离开，如候鸟般奔向下一个目的地。之后我们通过聊天软件和电子邮件交流着彼此的行踪：伊朗流亡者库巴尼（Soran Qurbani）返回英国处理自己的入籍事务，意大利人希尼斯（Valentina Sinis）准备去往苏丹，路透社的赛义德（Rodi Said）则在贝鲁特街头关注着小哈里里政府的新一场危机。我在阿富汗和越南度过整个夏天之后，在秋雨到来前进入了巴勒斯坦。没有人认为新的战事迫在眉睫——北叙利亚库尔德自治政府的准独立地位已经获得了大马士革（叙利亚首都）当局的默许，土耳其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5公里宽边境缓冲区。在10月7日傍晚的一次线上交谈中，我乐观地告诉索兰：“埃尔多安有什么大动干戈的必要呢？罗贾瓦威胁不到安卡拉。库尔德人没有重武器，更没有领土野心。”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完全错了。

两天之后，土耳其入侵北叙利亚的“和平之泉”作战（Operation Peace Spring）开始了。我们无能为力地看着战线一步步朝那些熟悉的城镇延伸：科巴尼（Kobanî）——神秘的马祖鲁·阿卜迪将军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卡米什利（Qamishli）——那里是记者们的物资补给站；艾因伊萨（Ayn Issa）——那里有北叙利亚第二大战俘和难民收容所……美军装甲车队在战斗开始前已经撤往伊拉克，象征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三色国旗时隔7年又回到了土叙边境。我们烦躁地谈论起阿尔豪尔（Al-Hawl）收容营中的7万多名“伊斯兰国”被俘人员家眷，祈祷他们不至于在入侵造成的混乱中出逃：关于难民营里的孩子重蹈父辈旧辙的例子，我们已经见证过太多了。

唯一的好消息是，我们终于知晓了恐怖主义“哈里发”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的最终下落。在“绿村”的那些夜晚，我们曾经兴致勃勃地讨论过这个伊拉克人可能的去向：是躲藏在巴古兹的“潜伏者密室”（Sleeper Cell）中，还是向东潜回到了摩苏尔，抑或是和亲信一起奔向了叙利亚沙漠深处？

10月27日，特朗普给出了答案：藏匿在伊德利卜省（Idlib）北部哈利姆区的巴格达迪在遭遇美军特种部队从天而降的突袭时，引爆炸弹背心自杀身亡。他是在今年春天库尔德武装对幼发拉底河河曲的包围圈（巴古兹镇即在其中）合龙之前，从那里穿过无人区进入伊德利卜的。今天的伊德利卜省云集着大约10万名背景不同的反政府武装，是叙利亚内战在北方的最后一块修罗场。2019年1月初，我曾在该省东侧的古城阿勒颇（Aleppo）近距离感受过那里的紧张气氛。如今，伊德利卜已经和土耳其军队在阿夫林（Afrin）周边的控制区连结起来，短期之内难于决出胜负；在未来的和平进程中，它势必成为各方力量博弈和争执的焦点。

但我们关于罗贾瓦的担忧和困惑，并没有变得更少，相反正在累积得越来越多。离开罗贾瓦之后的半年里，当我读到欧洲左派知识分子对北叙利亚民主革命的描述时，感受是高度陌生的。那里的确有“主义”，但更多的是“问题”——关于重建城市道路和供水系统，关于安置数以十万计的难民和“伊斯兰国”关联人员，关于恢复正规学校教育。所有这一切，库尔德工人党的兵营式共产主义都解决不了。他们甚至无法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倘若今天的库工党已经放弃了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单一库尔德民族国家的企图，那么作为外来者的土耳其籍库工党派遣员，又是凭借何种正当性在属于叙利亚的土地上开展他们的理想社会实验呢？

对那些穿越国境线而来的革命者来说，罗贾瓦或许是他们心目中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但罗贾瓦的叙利亚原住民们并未做好终身为理想而战的准备。8年之前，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学生和小商人，如今也依旧希望回到属于农民、学生和小商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他们已经为免遭恐怖主义哈里发国的荼毒牺牲了一代年轻人，并不打算为属于库工党的宏伟理想牺牲另一代人。离开卡米什利之前，我曾在好几个街区发现了巴沙尔·阿萨德总统褪色的宣传画——在成为叙利亚共和国公民70多年之后，罗贾瓦人已经接受了这个身份。

墙上的“阿波”

普通地图并不会指出进入罗贾瓦的道路。尽管它在理论上仍是叙利亚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沿着幼发拉底河和阿萨德湖形成的实控线已经把忠于大马士革的政府军控制区与库尔德武装控制区彻底隔开，两者之间的交通受到严格管控。与土耳其共享的北部边境线在2015年之后关闭，使得底格里斯河畔古镇前哈布尔（Faysh Khabur）附近的一座小桥成为了连接罗贾瓦与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桥的东侧是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自治区，当地人称为“巴舒尔”（Basure），即南库尔德斯坦；西侧则是通往卡米什利的边境公路入口。

作为罗贾瓦仅有的一种访客——外国记者，我和搭档李亚楠在巴舒尔首府埃尔比勒（Erbil）联系上了罗贾瓦自治政府在当地的办事处，获得了一张制作粗糙的记者证和厚厚一摞身份证明文件，这才得以通过边境检查站、踏上北叙利亚的土地。抵达卡米什利的库尔德武装对外接待处之后，负责审核通行证的军官再三建议我立即造访当地的一处特殊目的地——牺牲库尔德战士纪念公墓。“烈士们不会说话。但只有在见过他们之后，你才能理解这场战争之于整个库尔德民族的意义”，小胡子军官的口气显得不容置疑，“阿拉伯人曾说我们不可能成为好战士，他们错了。库尔德人完全是依靠自己的牺牲收复了被恐怖分子侵占的家园，这是事实”。

即使是在满目疮痍的北叙利亚，造访纪念公墓依旧能给人带来由衷的震撼和痛心感。那是一些本不必拿起武器的人：年过五旬、已经当上祖父的一家之主、出生于1999年的女高中生、墓碑彼此相邻的双胞胎兄弟……根据库尔德武装新闻处发布的数据，截至到2019年夏天，罗贾瓦库尔德武装在抗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中累计已有1.1万人阵亡。其中一些人在战死前甚至不曾留下确切的出生年月，他们的至爱亲朋也已经逃散无踪，于是墓碑上只能孤零零地镌刻着年轻生命终结的时间和地点。

右腿伤残的退役老兵艾达尔陪着我们在墓道之间穿梭。墓基顶端的花台里，各色野花已经开得很繁盛。“库尔德武装在2014年就已经承诺不会征召未成年士兵，你们撒谎了”，我直白地质疑道。艾达尔用他温和而坚定的语气做出回应：“死去的孩子里有不少是已经失去了父母亲朋的孤儿，军营是他们获得庇护和成长的另一种环境。”他用手指了指公墓入口处的墙壁——“‘阿波’告诉我们，为自由而牺牲是光荣的”。

在库尔德语中，“阿波”（Apo）的意思是“大叔”，也是阿卜杜拉这个常见阿拉伯语名字的简称。不过在罗贾瓦，只有一个人在被称为“阿波”时不必加上任何前缀，那就是公墓墙壁上画着的那个长着两道浓眉、蓄有浓密小胡子的人物：库尔德工人党创始人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尽管今天的奥贾兰已经年过七旬，但库尔德人对这位“阿波”的印象还停留在1999年他被捕之前。于是，出现在卡米什利、拉卡、哈塞克等主要城市街道上的库工党宣传画，也相当奇异地凝固住了“阿波”20多年前的相貌，从未老去。

1947年出生于土耳其东部的奥贾兰，拥有库尔德族和突厥族混合血统，在安卡拉大学研读政治学时成为名噪一时的激进学生领袖。1978年，奥贾兰和他的两个弟弟在迪亚巴克尔省组建了秘密军事组织“库尔德工人党”（PKK），宣布将按照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原则，在土耳其南部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在那之后的40多年间，库工党始终坚持以暴力方式反击土耳其政府的“土耳其化”政策，发起了接连不断的暗杀、绑架、武装暴动以及自杀式爆炸行动，至今仍拥有3万多名武装人员。由于土耳其政府发布了对奥贾兰的通缉令，他在1979年夏天进入叙利亚北部，获得了老阿萨德（Hafez Assad）政权的庇护，并在当地定居到1998年。

叙利亚政府和库工党之间暧昧而矛盾的合作关系令人感到困惑。1970年“纠正运动”之后，老阿萨德对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聚居区采取的是温和的防范政策；但与此同时，基于“扶助整个中东的民族独立运动”的长期立场，以及削弱北方强邻土耳其的现实考虑，“阿波”却被叙利亚当局奉为座上宾，予以长期支持和资助。这种合作关系一直维持到1998年10月：决心转入战略收缩姿态的老阿萨德下令将奥贾兰礼送出境。这位在美国和欧盟被列入恐怖分子名单的革命家于1999年初抵达肯尼亚，随后被土耳其情报机关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诱捕。如今他被孤独地囚禁在马尔马拉海上的伊姆拉利岛，将在那里服刑终身。

墙上的“阿波”从此被定格在了他51岁时的面容，但库工党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影响力并未就此消退。长达40年凭靠乡村社区的斗争经验在地中海和里海之间造就了一个属于库工党的灰色地带，并且由于21世纪初中东世界的持续动荡，再度进入了活跃期。2012年，陷入多线作战困境的叙利亚政府军决定撤出东北部地区，将当地的行政管理权和军事事务移交给民主联盟党（PYD）、民主社会运动（TEV-DEM）等本地库尔德人秘密政党及其麾下的民兵。这些政党和武装需要与形形色色的阿拉伯人反政府军以及正在崛起中的恐怖主义哈里发国“伊斯兰国”相对抗，却缺乏足够的行政和军事经验。库工党的作用在这个危急关头获得了凸显——那些从土耳其南下罗贾瓦的老游击队员们，拥有一套系统的政治理念和长期从事游击战的经验，迅速成为了罗贾瓦库尔德人的指挥官和组织者。从那时起至今，罗贾瓦已经逐步发展为一个拥有200多万人口和超过7万名武装力量的半独立政治实体，并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政府“北叙利亚民主联邦”（DFNS）。

集结在罗贾瓦黄红绿三色旗下的武装力量“叙利亚民主军”（SDF），包含有“人民保卫军”（YPG）和“妇女保卫军”（YPJ）这两支表现活跃的库尔德民兵组织，另外还有亚述人组建的“叙利亚人军事委员会”（MFS）、原代尔祖尔省反政府武装，以及为数约1000人的外籍志愿营。2015年以来，在美法两国的军事援助下，他们独立承担了消灭“伊斯兰国”在代尔祖尔省的最后基地的任务，因此蜚声全球。但耐人寻味的是，我所接触的一切“民主军”战士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他们和库工党之间的关联——即使在卡米什利随处可见“阿波”的头像和PKK的宣传标语，即使每位外国记者都知晓在科巴尼有一个库工党领导人专属的指挥部，那些年轻的罗贾瓦人依然会一脸真诚地告诉你：“我们不是库工党的傀儡，叙利亚的一切和库工党没有关系。”

这并不仅仅是一句托辞。当宣传人员兴致勃勃地在卡米什利的土墙上刷上PKK的标语时，开设小旅馆的本地人依旧在抱怨每天的供电只能维持不到6个小时。妇女们小声议论着关闭的中学不知何日才能重开：库工党提供给她们的替代方案是枯燥的政治培训班和女兵训练营。负责管理“绿村”的库尔德武装军官对最宝贵的采访机会明码标价：NBC买下专访第一名“伊斯兰国”投降者的报导机会花了3000美元，进入阿尔豪尔收容营的报价则是每天1000美元。这大概不属于“阿波”的乌托邦理想的一部分，但它们的的确确存在着。

分裂的拉卡

拉卡（Raqqa）这座幼发拉底河畔古城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完全是因为“伊斯兰国”在2014年将它当作了自己的“行政首都”，并在这里策划了2015年11月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2016到2017年，“民主军”出动将近4万人的兵力，花费整整一年时间，终于将盘踞在当地的1万多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歼灭或驱逐出去。但在那之后，拉卡的重建状况并不理想。“严格说来，今天你能见到的大部分居民已经不是本地人了”，陪同我进入拉卡的“人民保卫军”士兵曼索尔介绍道，“在‘伊斯兰国’占领拉卡之前，城里已经被从整个北叙利亚涌来的逃难民众所填满。其间经过反复的围城、逃离和返归，拉卡本身变成了一个安置难民的大收容所。这里的一切都是临时的”。

同为劫后余生的古城，2019年春天的拉卡与我在两个月前造访的阿勒颇的气象可谓大相径庭。在阿勒颇，千疮百孔的老城地区的主要街道已经被清理干净，推土机、卡车和重建工作队正在将堆积如山的瓦砾搬运出城，联合国难民署（UNHCR）投放的红色淡水罐和蓝色防雨布随处可见。而在拉卡，一切仍然是围城战刚刚结束时的模样：由于下水道系统完全被摧毁，公路在春雨中变成了沼泽和泥塘，被迫击炮和火箭榴弹（RPG）轰塌的楼板依然倾倒在最初坍陷时的位置。将近20万难民就深陷在这座完全丧失了生命气息的废都里。

市政委员会负责重建事务的委员阿卜杜拉·阿尔-阿里安（Abdullah al-Aryan）在位于一所废弃中学里的办公室和我见面，战前他是一名经手进出口货物报关的律师。“要在一座90%的市政设施和公共建筑都已经被炸毁的城市养活20万人绝对是一项大工程”，阿里安指着一张新地图摇起了头，“电力短缺65%，供水每天只能维持4个小时，全城只有7辆完好的救护车和一间外科手术室。我们甚至不得不推迟所有中学的复课，因为找不到足够数量的教师”。相比遥远的新规划，头发花白的律师更关心一些棘手的眼前问题：“我们没有足够的工程机械来拆除那些已遭严重破坏的建筑：它们不可能再被修复，但也无法重新使用，就像僵尸。”

“为什么在这里没有看到阿勒颇已经安装上的那种淡水罐和小型发电机呢？你们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阿里安的表情开始变得严肃：“在罗贾瓦的政治地位通过战后和平进程获得最终确认之前，‘民主军’不允许我们直接向外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申请大规模援助。联合国在叙利亚的救援行动是通过大马士革的中央政府来推进的；对罗贾瓦这片已经脱离了大马士革控制的领土，中央政府并不会承担任何义务。推土机，发电机，雨水过滤装置……所有我们紧缺的一切在大马士革都有，但无人愿意和我们分享。”

还有一件事是阿里安不曾告诉我的：尽管在美国的主导下，“民主军”在2018年已经将拉卡的难民安置和重建事务委托给了由一群本地律师、工程师以及大学教师组成的市政委员会（RCC），但委员会本身却是一座沙中之塔。“几乎没人认识他们”，在“伊斯兰国”统治下幸存下来的杂货店主祖拜尔显得很不屑，“战争开始之后，这些人就逃去了哈塞克，如今又在库尔德军队的保护下跑了回来，自说自话地搞起了一个什么政府”。30岁的女工程师蕾拉·穆斯塔法（Leila Mustafa）扮演着临时市长的角色，但拉卡市民对她的熟悉程度远不及欧美记者。“老实说，过去几个月她对媒体发表的言论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同行的伊朗人索兰暗暗腹诽。

战前的拉卡曾是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亚述人、土库曼人等多个民族的混居地，如今则完全变成了库尔德人武装的占领地。尽管阿拉伯人在市政委员会中同样拥有几个席位，但他们很少能拿到离开罗贾瓦的通行证，通过检查站时受到的盘问也更多，这让身为阿拉伯人的祖拜尔感到极不适应：“和我的库尔德人邻居一样，我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如今却好像背上了某种道德负担。我感到自己不再是这座城市的一份子了。”

不止是祖拜尔一个人有着类似的感受。当我走向幼发拉底河上的拉卡老桥、观察那里的重建状况时，一群阿拉伯船民涌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和我搭话。为首的苏莱曼显得最为激动：“‘伊斯兰国’占领这里时，因为河上的桥梁都被炸断，全城居民所需的大部分燃料、粮食和药品都是靠我们从水上运进。”在这位活跃于大河之上将近20年的中年船主看来，残暴的恐怖分子至少有一点好处：“内战爆发以前，河运船主是腐败的税务部门最爱勒索的对象。随后‘伊斯兰国’来了，他们会不经警告随意射击夜航的船只，但也取消了名目繁多的税种，只收10%的特许费。如今掌权的是库尔德人军队，和十年前相比，他们一分钱也不会少要。”

这并不是我在北叙利亚遇到的最后一个满腹牢骚的本地人。革命的浪漫主义并不属于同样居住在罗贾瓦土地上的阿拉伯人，乌托邦的诞生也没有征求过北叙利亚原住民的意见。存在两个反差巨大的拉卡：顶端的那个由男女比例均衡的市政委员会、说着一口流利英语的女市长以及忙于粉刷标语的库工党宣传人员组成，底端则是几十万被安置在废楼和泥水之中、不知这一切何时才能结束的外来逃难者。分裂之家是难以长久的。

战争与和平

离开拉卡的路上，皮卡车猛然折向公路另一侧的兵营。曼索尔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不是所有记者都有机会和库尔德女兵做近距离接触的。你的运气不错，明天是国际妇女节，今天拉卡的女兵训练营对外开放。”

从踏上罗贾瓦土地的第一天起，随处可见的“妇女保卫军”武装士兵便引起了我的注意。关于这些稚气未消的年轻人，外界流传着许多荒诞不经的传说：库尔德女兵个个都是百步穿杨的神枪手；为了避免被恐怖分子俘虏，她们随身携带着自杀用的手雷；擅自与男兵建立恋爱关系者将被开除出队伍、甚至枪毙……但所有这些流言，在第一位女兵指挥官向我伸出手的那一刻便已不攻自破——那是个矮小敦厚的农家少女，脸上带着朴实的微笑和紫红色青春痘，对外来者毫无戒备的神情：“我叫艾尔莎（Elsa），19岁，卡米什利人。”

若不是附近频频传来排雷部队的爆破声，拉卡郊外的这处女兵训练营会更像是中学生的户外拓展基地。30多名受训女兵没有一人年纪超过20岁，肩膀上挂着陈旧褪色的AK-47突击步枪和做工粗糙的手雷。“大部分女兵和这些年轻人一样仅仅是新人”，艾尔莎以老兵的口气向我介绍，“她们需要在基地接受一个月的理论培训，随后是轻武器的使用、维护以及步兵战术。通常在半年之后，女兵们会被分配到三个州的不同部队。不过战争最紧张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目前并不需要她们充当野战军，通常的任务仅仅是把守难民营或检查站”。

尽管院墙外清晰可见“阿波”的宣传画，艾尔莎还是小心翼翼地否认了“妇女保卫军”与任何外国势力有关：“没有PKK，没有外国人。一切都是库尔德妇女自己的选择：我们希望为这场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做出贡献，希望向全世界展示库尔德妇女的勇气和能力。”只有在谈到“妇女解放”这个话题时，她从奥贾兰那里获得的乌托邦主义的影响才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我们并不打算模仿任何一个现实中的国家。即使是在美国和西欧，女性依然受到事实上的歧视和区别对待。我们要争取的是全世界妇女无条件的平等和解放：现在用枪，将来用知识。军营是我们探索库尔德妇女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的载体，这项事业不会因为罗贾瓦获得自治地位就宣告终结。它会持续下去，直到永远，直到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位妇女也获得解放。”

这是我在过去若干年中听过的最有感染力的女权主义宣言。它由一位不曾读过大学、从未走出过自己出生土地的少女在北叙利亚一处简陋的兵营内发出，力量却超过了许多故弄玄虚的学术论文。然而追问下去便会发现，成为战士并不是大部分罗贾瓦女孩的主动选择——内战爆发之前，北叙利亚的农村少女们通常等不到初中毕业就会被父母要求辍学回家，帮助照顾一大群年纪尚小的弟弟妹妹。随后的几年里，她们往往会被匆匆安排出嫁，换取一笔或多或少的彩礼。仅仅是由于战争破坏了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秩序，农耕、畜牧和婚嫁都被暂时画上了休止符，她们才会被征兵人员带到这处小小的训练营，开始在军事乌托邦里的新生活。

是的，库尔德工人党的思想政治教官已经把罗贾瓦的女孩们教育得足够好，好到表现出了与她们的年龄不相称的勇敢和深刻：但这依然是不够的。战时状态造成的紧张和匮乏使人们可以不受拘束地谈论许多宏大概念，比如自由、平等和解放；而和平才是更复杂、也更纠结的考验。

当年轻女孩们的父母带着他们传统的头脑回归，那些身背AK-47的孩子将不得不重新做出选择。她们已经知晓未来的战斗需要用知识作为武器，但库工党无法提供这一切——罗贾瓦唯一一所公立高等院校幼发拉底大学（Al-Furat University）已经在内战爆发后溃散；考虑到库工党在整个欧美世界的复杂名声，目前尚未有任何国家承诺会为罗贾瓦教育体系的重建提供帮助。而整个北叙利亚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恢复，也必须以罗贾瓦的地位获得澄清作为先决条件。

还有更重要的：在巴黎和会结束整整100年之后，罗贾瓦问题依然是自决（Self-determination）问题吗？

2016年秋天第一次造访北伊拉克时，我曾经为巴舒尔库尔德人对伊拉克的国家认同感到震惊：尽管就在30多年前，他们还曾经遭受萨达姆·侯赛因政府军的化学武器屠杀，但在第二次海湾战争后重新塑造的权力格局中，伊拉克库尔德人对自己获得的高度自治地位以及有资格分享中央政府的现状感到相当满意。这种认同，甚至不曾因2017年的基尔库克冲突而产生动摇。以此观之，伊拉克库尔德人问题并不属于典型的民族自决问题，而是与民主化转型相伴随的少数族裔权力分享问题。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罗贾瓦：在独立以来的叙利亚历史上，阿拉伯人教派之间冲突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分歧。卡米什利街头的小阿萨德宣传画显示，诉诸民族自决并非罗贾瓦库尔德人的夙愿，这与库工党的立场截然不同。

如果说在1919年的世界里，库尔德人诉诸民族自决的可能性的确构成了中近东国家版图重构中的重大影响因子；那么必须承认，当这个虚构的库尔德国家的领土分别被纳入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乃至伊朗的统治之下超过90年之后，不同国家的库尔德人群体，面对的已经是迥异的现实问题。诚然，在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打造的那个以土耳其民族主义为特征的土耳其共和国，作为少数族裔的库尔德人被迫长期忍受安卡拉政权的土耳其化改造，继而引发了库工党40年如一日的武力抵抗，但这并不意味着类似的经验可以平行移植到叙利亚。战前叙利亚的200多万库尔德裔国民仅占全球库尔德人总数的5%，尚不及伊拉克库尔德人的1/3。仅以这些库尔德人及其居住的领土为依托，根本不可能像7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一样凭空创造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

在靠近巴古兹的苏塞镇（Al-Susah），我曾经遇到一个名叫谢尔比的“人民保卫军”连长，战前他是幼发拉底大学文学系二年级的学生。在临时指挥部的屋顶，谢尔比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重回校园的可能，如果有，我希望改学社会学或者人类学。我想知道亚洲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何相互仇视，宗教对每个民族究竟又意味着什么。”我知道谢尔比始终感念他的库工党指导者和上级；但在内心深处，他依然是那个意外中断了学业的大学生，依然希望以学者、而不是独立运动战士的身份度过自己接下来的人生。由此我又想到了在艾什沙法赫丘陵碰上的一个外籍志愿营女兵，她来自意大利，为了寻求一种“和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而来到罗贾瓦。这里或许有她愿意投身的事业，但这并不是属于她的土地，正如我们这些曾经在罗贾瓦停留的外来者最终仍须回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