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敘利亞戰地手記：羅賈瓦，被入侵的烏托邦

【编者按】2019年10月，土耳其發動代號為「和平之泉」的軍事行動，進攻戰事已經吿一段落的北敘利亞。在這裏，由庫爾德人主導的「羅賈瓦」自治區建立了一個基於平等、進步和革命理想的烏托邦式政府。但對於遠離北敘利亞的人來說，儘管媒體上常能看到各式消息，這裏的戰事和未來，卻遠離人們的視線。在北敘利亞究竟發生了什麼？新的庫爾德人政權能否帶來更好的未來？土耳其的入侵會帶來什麼影響？本文作者劉怡曾兩度進入敘利亞交戰前線採訪，並在2019年3月作為中文世界唯一在場的文字記者，在北敘利亞見證了庫爾德武裝解放「伊斯蘭國」控制下的最後一片領土。這篇手記，則是他對北敘利亞庫爾德「羅賈瓦」自治區的紀錄。

對2019年春天曾經在北敘利亞度過若干個難忘夜晚的國際記者們來說，關於羅賈瓦的一切已經隨着「伊斯蘭國」佔據的最後一塊領土被庫爾德武裝收復而成為往事。羅賈瓦（Rojava），庫爾德語的意思是「西方」，特指敘利亞境內的庫爾德人聚居區「西庫爾德斯坦」。在短暫相處的一個多星期裏，我們每天日出前從「綠村」媒體營出發，乘坐架着機槍的皮卡車去到南方100多公里外的巴古茲·法卡尼鎮（Al-Baghuz Fawqani），近距離觀察庫爾德武裝對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IS）這塊最後盤踞領土的圍攻。

在巴古茲附近的艾什沙法赫丘陵（Ash Sha’Fah），我們見到了數百名放下武器投降的「伊斯蘭國」傷兵及其家眷，嬰兒淒厲的哭喊聲蓋過了頭頂美軍偵察機發動機的轟鳴。日落西山之後，供電中斷的北敘利亞曠野陷入一片靜謐的黑暗，我們在「綠村」一角點燃篝火，談論起自己曾經的職業軌跡：伊拉克，阿富汗，緬甸，埃及……

但我們內心皆知，羅賈瓦不會是終點，它只是驛站。

3月23日，巴古茲鎮獲得解放之後，曾經的「綠村」揹包客們相繼啟程離開，如候鳥般奔向下一個目的地。之後我們通過聊天軟件和電子郵件交流着彼此的行蹤：伊朗流亡者庫巴尼（Soran Qurbani）返回英國處理自己的入籍事務，意大利人希尼斯（Valentina Sinis）準備去往蘇丹，路透社的賽義德（Rodi Said）則在貝魯特街頭關注着小哈里里政府的新一場危機。我在阿富汗和越南度過整個夏天之後，在秋雨到來前進入了巴勒斯坦。沒有人認為新的戰事迫在眉睫——北敘利亞庫爾德自治政府的準獨立地位已經獲得了大馬士革（敘利亞首都）當局的默許，土耳其也得到了他們想要的5公里寬邊境緩衝區。在10月7日傍晚的一次線上交談中，我樂觀地告訴索蘭：「埃爾多安有什麼大動干戈的必要呢？羅賈瓦威脅不到安卡拉。庫爾德人沒有重武器，更沒有領土野心。」

事實證明，我的判斷完全錯了。

兩天之後，土耳其入侵北敘利亞的「和平之泉」作戰（Operation Peace Spring）開始了。我們無能為力地看着戰線一步步朝那些熟悉的城鎮延伸：科巴尼（Kobanî）——神秘的馬祖魯·阿卜迪將軍的指揮部就設在那裏；卡米什利（Qamishli）——那裏是記者們的物資補給站；艾因伊薩（Ayn Issa）——那裏有北敘利亞第二大戰俘和難民收容所……美軍裝甲車隊在戰鬥開始前已經撤往伊拉克，象徵巴沙爾·阿薩德政權的敘利亞三色國旗時隔7年又回到了土敘邊境。我們煩躁地談論起阿爾豪爾（Al-Hawl）收容營中的7萬多名「伊斯蘭國」被俘人員家眷，祈禱他們不至於在入侵造成的混亂中出逃：關於難民營裏的孩子重蹈父輩舊轍的例子，我們已經見證過太多了。

唯一的好消息是，我們終於知曉了恐怖主義「哈里發」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的最終下落。在「綠村」的那些夜晚，我們曾經興致勃勃地討論過這個伊拉克人可能的去向：是躲藏在巴古茲的「潛伏者密室」（Sleeper Cell）中，還是向東潛回到了摩蘇爾，抑或是和親信一起奔向了敘利亞沙漠深處？

10月27日，特朗普給出了答案：藏匿在伊德利卜省（Idlib）北部哈利姆區的巴格達迪在遭遇美軍特種部隊從天而降的突襲時，引爆炸彈背心自殺身亡。他是在今年春天庫爾德武裝對幼發拉底河河曲的包圍圈（巴古茲鎮即在其中）合龍之前，從那裏穿過無人區進入伊德利卜的。今天的伊德利卜省雲集着大約10萬名背景不同的反政府武裝，是敘利亞內戰在北方的最後一塊修羅場。2019年1月初，我曾在該省東側的古城阿勒頗（Aleppo）近距離感受過那裏的緊張氣氛。如今，伊德利卜已經和土耳其軍隊在阿夫林（Afrin）周邊的控制區連結起來，短期之內難於決出勝負；在未來的和平進程中，它勢必成為各方力量博弈和爭執的焦點。

但我們關於羅賈瓦的擔憂和困惑，並沒有變得更少，相反正在累積得越來越多。離開羅賈瓦之後的半年裏，當我讀到歐洲左派知識分子對北敘利亞民主革命的描述時，感受是高度陌生的。那裏的確有「主義」，但更多的是「問題」——關於重建城市道路和供水系統，關於安置數以十萬計的難民和「伊斯蘭國」關聯人員，關於恢復正規學校教育。所有這一切，庫爾德工人黨的兵營式共產主義都解決不了。他們甚至無法回答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倘若今天的庫工黨已經放棄了建立一個新的、獨立的單一庫爾德民族國家的企圖，那麼作為外來者的土耳其籍庫工黨派遣員，又是憑藉何種正當性在屬於敘利亞的土地上開展他們的理想社會實驗呢？

對那些穿越國境線而來的革命者來說，羅賈瓦或許是他們心目中的無政府主義烏托邦。但羅賈瓦的敘利亞原住民們並未做好終身為理想而戰的準備。8年之前，他們只是普普通通的農民、學生和小商人，如今也依舊希望回到屬於農民、學生和小商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他們已經為免遭恐怖主義哈里發國的荼毒犧牲了一代年輕人，並不打算為屬於庫工黨的宏偉理想犧牲另一代人。離開卡米什利之前，我曾在好幾個街區發現了巴沙爾·阿薩德總統褪色的宣傳畫——在成為敘利亞共和國公民70多年之後，羅賈瓦人已經接受了這個身份。

牆上的「阿波」

普通地圖並不會指出進入羅賈瓦的道路。儘管它在理論上仍是敘利亞共和國的一部分，但沿着幼發拉底河和阿薩德湖形成的實控線已經把忠於大馬士革的政府軍控制區與庫爾德武裝控制區徹底隔開，兩者之間的交通受到嚴格管控。與土耳其共享的北部邊境線在2015年之後關閉，使得底格里斯河畔古鎮前哈布爾（Faysh Khabur）附近的一座小橋成為了連接羅賈瓦與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橋的東側是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自治區，當地人稱為「巴舒爾」（Basure），即南庫爾德斯坦；西側則是通往卡米什利的邊境公路入口。

作為羅賈瓦僅有的一種訪客——外國記者，我和搭檔李亞楠在巴舒爾首府埃爾比勒（Erbil）聯繫上了羅賈瓦自治政府在當地的辦事處，獲得了一張製作粗糙的記者證和厚厚一摞身份證明文件，這才得以通過邊境檢查站、踏上北敘利亞的土地。抵達卡米什利的庫爾德武裝對外接待處之後，負責審核通行證的軍官再三建議我立即造訪當地的一處特殊目的地——犧牲庫爾德戰士紀念公墓。「烈士們不會說話。但只有在見過他們之後，你才能理解這場戰爭之於整個庫爾德民族的意義」，小鬍子軍官的口氣顯得不容置疑，「阿拉伯人曾說我們不可能成為好戰士，他們錯了。庫爾德人完全是依靠自己的犧牲收復了被恐怖分子侵佔的家園，這是事實」。

即使是在滿目瘡痍的北敘利亞，造訪紀念公墓依舊能給人帶來由衷的震撼和痛心感。那是一些本不必拿起武器的人：年過五旬、已經當上祖父的一家之主、出生於1999年的女高中生、墓碑彼此相鄰的雙胞胎兄弟……根據庫爾德武裝新聞處發布的數據，截至到2019年夏天，羅賈瓦庫爾德武裝在抗擊「伊斯蘭國」的軍事行動中累計已有1.1萬人陣亡。其中一些人在戰死前甚至不曾留下確切的出生年月，他們的至愛親朋也已經逃散無蹤，於是墓碑上只能孤零零地鐫刻着年輕生命終結的時間和地點。

右腿傷殘的退役老兵艾達爾陪着我們在墓道之間穿梭。墓基頂端的花台裏，各色野花已經開得很繁盛。「庫爾德武裝在2014年就已經承諾不會徵召未成年士兵，你們撒謊了」，我直白地質疑道。艾達爾用他温和而堅定的語氣做出回應：「死去的孩子裏有不少是已經失去了父母親朋的孤兒，軍營是他們獲得庇護和成長的另一種環境。」他用手指了指公墓入口處的牆壁——「『阿波』告訴我們，為自由而犧牲是光榮的」。

在庫爾德語中，「阿波」（Apo）的意思是「大叔」，也是阿卜杜拉這個常見阿拉伯語名字的簡稱。不過在羅賈瓦，只有一個人在被稱為「阿波」時不必加上任何前綴，那就是公墓牆壁上畫着的那個長着兩道濃眉、蓄有濃密小鬍子的人物：庫爾德工人黨創始人阿卜杜拉·奧賈蘭（Abdullah Öcalan）。儘管今天的奧賈蘭已經年過七旬，但庫爾德人對這位「阿波」的印象還停留在1999年他被捕之前。於是，出現在卡米什利、拉卡、哈塞克等主要城市街道上的庫工黨宣傳畫，也相當奇異地凝固住了「阿波」20多年前的相貌，從未老去。

1947年出生於土耳其東部的奧賈蘭，擁有庫爾德族和突厥族混合血統，在安卡拉大學研讀政治學時成為名噪一時的激進學生領袖。1978年，奧賈蘭和他的兩個弟弟在迪亞巴克爾省組建了秘密軍事組織「庫爾德工人黨」（PKK），宣布將按照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原則，在土耳其南部的庫爾德人聚居區建立一個獨立國家。在那之後的40多年間，庫工黨始終堅持以暴力方式反擊土耳其政府的「土耳其化」政策，發起了接連不斷的暗殺、綁架、武裝暴動以及自殺式爆炸行動，至今仍擁有3萬多名武裝人員。由於土耳其政府發布了對奧賈蘭的通緝令，他在1979年夏天進入敘利亞北部，獲得了老阿薩德（Hafez Assad）政權的庇護，並在當地定居到1998年。

敘利亞政府和庫工黨之間曖昧而矛盾的合作關係令人感到困惑。1970年「糾正運動」之後，老阿薩德對敘利亞北部的庫爾德人聚居區採取的是温和的防範政策；但與此同時，基於「扶助整個中東的民族獨立運動」的長期立場，以及削弱北方強鄰土耳其的現實考慮，「阿波」卻被敘利亞當局奉為座上賓，予以長期支持和資助。這種合作關係一直維持到1998年10月：決心轉入戰略收縮姿態的老阿薩德下令將奧賈蘭禮送出境。這位在美國和歐盟被列入恐怖分子名單的革命家於1999年初抵達肯尼亞，隨後被土耳其情報機關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誘捕。如今他被孤獨地囚禁在馬爾馬拉海上的伊姆拉利島，將在那裏服刑終身。

牆上的「阿波」從此被定格在了他51歲時的面容，但庫工黨在敘利亞東北部的影響力並未就此消退。長達40年憑靠鄉村社區的鬥爭經驗在地中海和裏海之間造就了一個屬於庫工黨的灰色地帶，並且由於21世紀初中東世界的持續動盪，再度進入了活躍期。2012年，陷入多線作戰困境的敘利亞政府軍決定撤出東北部地區，將當地的行政管理權和軍事事務移交給民主聯盟黨（PYD）、民主社會運動（TEV-DEM）等本地庫爾德人秘密政黨及其麾下的民兵。這些政黨和武裝需要與形形色色的阿拉伯人反政府軍以及正在崛起中的恐怖主義哈里發國「伊斯蘭國」相對抗，卻缺乏足夠的行政和軍事經驗。庫工黨的作用在這個危急關頭獲得了凸顯——那些從土耳其南下羅賈瓦的老游擊隊員們，擁有一套系統的政治理念和長期從事游擊戰的經驗，迅速成為了羅賈瓦庫爾德人的指揮官和組織者。從那時起至今，羅賈瓦已經逐步發展為一個擁有200多萬人口和超過7萬名武裝力量的半獨立政治實體，並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政府「北敘利亞民主聯邦」（DFNS）。

集結在羅賈瓦黃紅綠三色旗下的武裝力量「敘利亞民主軍」（SDF），包含有「人民保衞軍」（YPG）和「婦女保衞軍」（YPJ）這兩支表現活躍的庫爾德民兵組織，另外還有亞述人組建的「敘利亞人軍事委員會」（MFS）、原代爾祖爾省反政府武裝，以及為數約1000人的外籍志願營。2015年以來，在美法兩國的軍事援助下，他們獨立承擔了消滅「伊斯蘭國」在代爾祖爾省的最後基地的任務，因此蜚聲全球。但耐人尋味的是，我所接觸的一切「民主軍」戰士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他們和庫工黨之間的關聯——即使在卡米什利隨處可見「阿波」的頭像和PKK的宣傳標語，即使每位外國記者都知曉在科巴尼有一個庫工黨領導人專屬的指揮部，那些年輕的羅賈瓦人依然會一臉真誠地告訴你：「我們不是庫工黨的傀儡，敘利亞的一切和庫工黨沒有關係。」

這並不僅僅是一句託辭。當宣傳人員興致勃勃地在卡米什利的土牆上刷上PKK的標語時，開設小旅館的本地人依舊在抱怨每天的供電只能維持不到6個小時。婦女們小聲議論着關閉的中學不知何日才能重開：庫工黨提供給她們的替代方案是枯燥的政治培訓班和女兵訓練營。負責管理「綠村」的庫爾德武裝軍官對最寶貴的採訪機會明碼標價：NBC買下專訪第一名「伊斯蘭國」投降者的報導機會花了3000美元，進入阿爾豪爾收容營的報價則是每天1000美元。這大概不屬於「阿波」的烏托邦理想的一部分，但它們的的確確存在着。

分裂的拉卡

拉卡（Raqqa）這座幼發拉底河畔古城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完全是因為「伊斯蘭國」在2014年將它當作了自己的「行政首都」，並在這裏策劃了2015年11月的巴黎恐怖襲擊事件。2016到2017年，「民主軍」出動將近4萬人的兵力，花費整整一年時間，終於將盤踞在當地的1萬多名「伊斯蘭國」武裝人員殲滅或驅逐出去。但在那之後，拉卡的重建狀況並不理想。「嚴格說來，今天你能見到的大部分居民已經不是本地人了」，陪同我進入拉卡的「人民保衞軍」士兵曼索爾介紹道，「在『伊斯蘭國』佔領拉卡之前，城裏已經被從整個北敘利亞湧來的逃難民眾所填滿。其間經過反覆的圍城、逃離和返歸，拉卡本身變成了一個安置難民的大收容所。這裏的一切都是臨時的」。

同為劫後餘生的古城，2019年春天的拉卡與我在兩個月前造訪的阿勒頗的氣象可謂大相徑庭。在阿勒頗，千瘡百孔的老城地區的主要街道已經被清理乾淨，推土機、卡車和重建工作隊正在將堆積如山的瓦礫搬運出城，聯合國難民署（UNHCR）投放的紅色淡水罐和藍色防雨布隨處可見。而在拉卡，一切仍然是圍城戰剛剛結束時的模樣：由於下水道系統完全被摧毀，公路在春雨中變成了沼澤和泥塘，被迫擊炮和火箭榴彈（RPG）轟塌的樓板依然傾倒在最初坍陷時的位置。將近20萬難民就深陷在這座完全喪失了生命氣息的廢都裏。

市政委員會負責重建事務的委員阿卜杜拉·阿爾-阿里安（Abdullah al-Aryan）在位於一所廢棄中學裏的辦公室和我見面，戰前他是一名經手進出口貨物報關的律師。「要在一座90%的市政設施和公共建築都已經被炸毀的城市養活20萬人絕對是一項大工程」，阿里安指着一張新地圖搖起了頭，「電力短缺65%，供水每天只能維持4個小時，全城只有7輛完好的救護車和一間外科手術室。我們甚至不得不推遲所有中學的復課，因為找不到足夠數量的教師」。相比遙遠的新規劃，頭髮花白的律師更關心一些棘手的眼前問題：「我們沒有足夠的工程機械來拆除那些已遭嚴重破壞的建築：它們不可能再被修復，但也無法重新使用，就像殭屍。」

「為什麼在這裏沒有看到阿勒頗已經安裝上的那種淡水罐和小型發電機呢？你們需要我們做些什麼？」

阿里安的表情開始變得嚴肅：「在羅賈瓦的政治地位通過戰後和平進程獲得最終確認之前，『民主軍』不允許我們直接向外國政府以及國際組織申請大規模援助。聯合國在敘利亞的救援行動是通過大馬士革的中央政府來推進的；對羅賈瓦這片已經脱離了大馬士革控制的領土，中央政府並不會承擔任何義務。推土機，發電機，雨水過濾裝置……所有我們緊缺的一切在大馬士革都有，但無人願意和我們分享。」

還有一件事是阿里安不曾告訴我的：儘管在美國的主導下，「民主軍」在2018年已經將拉卡的難民安置和重建事務委託給了由一群本地律師、工程師以及大學教師組成的市政委員會（RCC），但委員會本身卻是一座沙中之塔。「幾乎沒人認識他們」，在「伊斯蘭國」統治下倖存下來的雜貨店主祖拜爾顯得很不屑，「戰爭開始之後，這些人就逃去了哈塞克，如今又在庫爾德軍隊的保護下跑了回來，自說自話地搞起了一個什麼政府」。30歲的女工程師蕾拉·穆斯塔法（Leila Mustafa）扮演着臨時市長的角色，但拉卡市民對她的熟悉程度遠不及歐美記者。「老實說，過去幾個月她對媒體發表的言論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同行的伊朗人索蘭暗暗腹誹。

戰前的拉卡曾是阿拉伯人、庫爾德人、亞述人、土庫曼人等多個民族的混居地，如今則完全變成了庫爾德人武裝的佔領地。儘管阿拉伯人在市政委員會中同樣擁有幾個席位，但他們很少能拿到離開羅賈瓦的通行證，通過檢查站時受到的盤問也更多，這讓身為阿拉伯人的祖拜爾感到極不適應：「和我的庫爾德人鄰居一樣，我也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如今卻好像背上了某種道德負擔。我感到自己不再是這座城市的一份子了。」

不止是祖拜爾一個人有着類似的感受。當我走向幼發拉底河上的拉卡老橋、觀察那裏的重建狀況時，一群阿拉伯船民湧了上來，七嘴八舌地和我搭話。為首的蘇萊曼顯得最為激動：「『伊斯蘭國』佔領這裏時，因為河上的橋梁都被炸斷，全城居民所需的大部分燃料、糧食和藥品都是靠我們從水上運進。」在這位活躍於大河之上將近20年的中年船主看來，殘暴的恐怖分子至少有一點好處：「內戰爆發以前，河運船主是腐敗的税務部門最愛勒索的對象。隨後『伊斯蘭國』來了，他們會不經警告隨意射擊夜航的船隻，但也取消了名目繁多的税種，只收10%的特許費。如今掌權的是庫爾德人軍隊，和十年前相比，他們一分錢也不會少要。」

這並不是我在北敘利亞遇到的最後一個滿腹牢騷的本地人。革命的浪漫主義並不屬於同樣居住在羅賈瓦土地上的阿拉伯人，烏托邦的誕生也沒有徵求過北敘利亞原住民的意見。存在兩個反差巨大的拉卡：頂端的那個由男女比例均衡的市政委員會、說着一口流利英語的女市長以及忙於粉刷標語的庫工黨宣傳人員組成，底端則是幾十萬被安置在廢樓和泥水之中、不知這一切何時才能結束的外來逃難者。分裂之家是難以長久的。

戰爭與和平

離開拉卡的路上，皮卡車猛然折向公路另一側的兵營。曼索爾的臉上露出了微笑：「不是所有記者都有機會和庫爾德女兵做近距離接觸的。你的運氣不錯，明天是國際婦女節，今天拉卡的女兵訓練營對外開放。」

從踏上羅賈瓦土地的第一天起，隨處可見的「婦女保衞軍」武裝士兵便引起了我的注意。關於這些稚氣未消的年輕人，外界流傳着許多荒誕不經的傳說：庫爾德女兵個個都是百步穿楊的神槍手；為了避免被恐怖分子俘虜，她們隨身攜帶着自殺用的手雷；擅自與男兵建立戀愛關係者將被開除出隊伍、甚至槍斃……但所有這些流言，在第一位女兵指揮官向我伸出手的那一刻便已不攻自破——那是個矮小敦厚的農家少女，臉上帶着樸實的微笑和紫紅色青春痘，對外來者毫無戒備的神情：「我叫艾爾莎（Elsa），19歲，卡米什利人。」

若不是附近頻頻傳來排雷部隊的爆破聲，拉卡郊外的這處女兵訓練營會更像是中學生的戶外拓展基地。30多名受訓女兵沒有一人年紀超過20歲，肩膀上掛着陳舊褪色的AK-47突擊步槍和做工粗糙的手雷。「大部分女兵和這些年輕人一樣僅僅是新人」，艾爾莎以老兵的口氣向我介紹，「她們需要在基地接受一個月的理論培訓，隨後是輕武器的使用、維護以及步兵戰術。通常在半年之後，女兵們會被分配到三個州的不同部隊。不過戰爭最緊張的階段已經過去了，目前並不需要她們充當野戰軍，通常的任務僅僅是把守難民營或檢查站」。

儘管院牆外清晰可見「阿波」的宣傳畫，艾爾莎還是小心翼翼地否認了「婦女保衞軍」與任何外國勢力有關：「沒有PKK，沒有外國人。一切都是庫爾德婦女自己的選擇：我們希望為這場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做出貢獻，希望向全世界展示庫爾德婦女的勇氣和能力。」只有在談到「婦女解放」這個話題時，她從奧賈蘭那裏獲得的烏托邦主義的影響才會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來：「我們並不打算模仿任何一個現實中的國家。即使是在美國和西歐，女性依然受到事實上的歧視和區別對待。我們要爭取的是全世界婦女無條件的平等和解放：現在用槍，將來用知識。軍營是我們探索庫爾德婦女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的載體，這項事業不會因為羅賈瓦獲得自治地位就宣告終結。它會持續下去，直到永遠，直到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位婦女也獲得解放。」

這是我在過去若干年中聽過的最有感染力的女權主義宣言。它由一位不曾讀過大學、從未走出過自己出生土地的少女在北敘利亞一處簡陋的兵營內發出，力量卻超過了許多故弄玄虛的學術論文。然而追問下去便會發現，成為戰士並不是大部分羅賈瓦女孩的主動選擇——內戰爆發之前，北敘利亞的農村少女們通常等不到初中畢業就會被父母要求輟學回家，幫助照顧一大群年紀尚小的弟弟妹妹。隨後的幾年裏，她們往往會被匆匆安排出嫁，換取一筆或多或少的彩禮。僅僅是由於戰爭破壞了這種幾十年如一日的秩序，農耕、畜牧和婚嫁都被暫時畫上了休止符，她們才會被徵兵人員帶到這處小小的訓練營，開始在軍事烏托邦裏的新生活。

是的，庫爾德工人黨的思想政治教官已經把羅賈瓦的女孩們教育得足夠好，好到表現出了與她們的年齡不相稱的勇敢和深刻：但這依然是不夠的。戰時狀態造成的緊張和匱乏使人們可以不受拘束地談論許多宏大概念，比如自由、平等和解放；而和平才是更復雜、也更糾結的考驗。

當年輕女孩們的父母帶着他們傳統的頭腦回歸，那些身背AK-47的孩子將不得不重新做出選擇。她們已經知曉未來的戰鬥需要用知識作為武器，但庫工黨無法提供這一切——羅賈瓦唯一一所公立高等院校幼發拉底大學（Al-Furat University）已經在內戰爆發後潰散；考慮到庫工黨在整個歐美世界的複雜名聲，目前尚未有任何國家承諾會為羅賈瓦教育體系的重建提供幫助。而整個北敘利亞社會和經濟秩序的恢復，也必須以羅賈瓦的地位獲得澄清作為先決條件。

還有更重要的：在巴黎和會結束整整100年之後，羅賈瓦問題依然是自決（Self-determination）問題嗎？

2016年秋天第一次造訪北伊拉克時，我曾經為巴舒爾庫爾德人對伊拉克的國家認同感到震驚：儘管就在30多年前，他們還曾經遭受薩達姆·侯賽因政府軍的化學武器屠殺，但在第二次海灣戰爭後重新塑造的權力格局中，伊拉克庫爾德人對自己獲得的高度自治地位以及有資格分享中央政府的現狀感到相當滿意。這種認同，甚至不曾因2017年的基爾庫克衝突而產生動搖。以此觀之，伊拉克庫爾德人問題並不屬於典型的民族自決問題，而是與民主化轉型相伴隨的少數族裔權力分享問題。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羅賈瓦：在獨立以來的敘利亞歷史上，阿拉伯人教派之間衝突的激烈程度遠遠超過了阿拉伯人和庫爾德人之間的分歧。卡米什利街頭的小阿薩德宣傳畫顯示，訴諸民族自決並非羅賈瓦庫爾德人的夙願，這與庫工黨的立場截然不同。

如果說在1919年的世界裏，庫爾德人訴諸民族自決的可能性的確構成了中近東國家版圖重構中的重大影響因子；那麼必須承認，當這個虛構的庫爾德國家的領土分別被納入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乃至伊朗的統治之下超過90年之後，不同國家的庫爾德人群體，面對的已經是迥異的現實問題。誠然，在土耳其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打造的那個以土耳其民族主義為特徵的土耳其共和國，作為少數族裔的庫爾德人被迫長期忍受安卡拉政權的土耳其化改造，繼而引發了庫工黨40年如一日的武力抵抗，但這並不意味着類似的經驗可以平行移植到敘利亞。戰前敘利亞的200多萬庫爾德裔國民僅佔全球庫爾德人總數的5%，尚不及伊拉克庫爾德人的1/3。僅以這些庫爾德人及其居住的領土為依託，根本不可能像7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一樣憑空創造出一個新的民族國家。

在靠近巴古茲的蘇塞鎮（Al-Susah），我曾經遇到一個名叫謝爾比的「人民保衞軍」連長，戰前他是幼發拉底大學文學系二年級的學生。在臨時指揮部的屋頂，謝爾比鄭重其事地告訴我：「我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重回校園的可能，如果有，我希望改學社會學或者人類學。我想知道亞洲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為何相互仇視，宗教對每個民族究竟又意味着什麼。」我知道謝爾比始終感念他的庫工黨指導者和上級；但在內心深處，他依然是那個意外中斷了學業的大學生，依然希望以學者、而不是獨立運動戰士的身份度過自己接下來的人生。由此我又想到了在艾什沙法赫丘陵碰上的一個外籍志願營女兵，她來自意大利，為了尋求一種「和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而來到羅賈瓦。這裏或許有她願意投身的事業，但這並不是屬於她的土地，正如我們這些曾經在羅賈瓦停留的外來者最終仍須回到世界的各個角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