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断桥下，6名罹难者和他们身后的印、菲渔工社群

2019年的国历10月13日，正是农历的9月15日。以往每逢农历十四、十五，如果天气好、月光亮，捕捞黄鳍鲔的渔船便会渔获大减，在南方澳捕捞黄鳍鲔的渔工们能获得放“月光假”的机会。相反地，如果是想捕捞大目鲔的船，渔工就没法闲着，他们必须尽快出海，在大月光下追逐渔获。但在这个月，那座12天前垮下的大桥，压垮的虽是捕捞鲭鱼的渔船，仍像一场未经预警的台风一样，改写了渔村的月光时间。

10月1日上午9时30分，南方澳跨港大桥突然垮塌，断裂的桥体沉入海中，压垮三艘渔船，导致船上六名外籍渔工死亡，九名外籍渔工不同程度受伤。罹难印尼渔工 Ersona 的好友、29岁的 Agus 回忆，Ersona 工作的船很大，一群十几个年龄相仿的印尼渔工常常会上船去找他，一起吃饭、聊天，形成一个小团体。

事发前一天，有场台风侵袭南方澳，他们没有出海，就一起到码头附近的公园聚会、聊天。第二天清晨，台风终于过去，船只排队出港，Agus 的船排在 Ersona 的船前面，刚刚通过桥底不久。Agus 是虔诚的穆斯林，他记得那时自己刚刚在船上祈祷完十分钟左右，突然感到船身猛烈晃动，有海水直打上甲板。

“我那时还没看到桥塌下来，还以为是海啸！”等到看清发生了什么事，Agus 赶紧和所有人一起逃到岸上，却不知几个船位后的 Ersona 已经被压在海中。与 Ersona 一样被断桥压落海中的死者，共有六名，全为外籍渔工，引起了台湾社会对渔工处境的重视，人权团体、仲介、船东、渔会，各执一词，激烈交锋。然而，处在舆论中心的渔工们，表面看来，就像台风眼般安静。

在平地面积只有两平方公里的南方澳，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外籍渔工。南方澳位于台湾东北方的宜兰县苏澳镇，是台湾三大渔港之一，有近千艘渔船，年产值超过20亿台币，也是台湾依据《劳动基准法》（下称《劳基法》）在境内聘雇外籍渔工最多的地方。劳动部统计资料显示，截至今年8月，台湾共有71万1001名外籍劳工，其中有12,264人是“境内聘雇”的外籍渔工。

过往媒体揭露台湾外籍渔工议题，多指向以南部港口（高雄、屏东）为主的“境外聘雇”渔工，因其不受《劳基法》规范，渔工权益受限甚至遭苛待致死的个案时有出现。但在南方澳大桥意外断裂后，舆论首次将焦点拉到北部大港南方澳。许多人质疑，为何理应处境相对较好的“境内聘雇”渔工，在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仍会迎来这样的结局？

我们在事发后走访南方澳，拜访印尼渔工聚会的清真寺、印尼餐厅，以及为亡者举办的七日祈祷会，也走进菲律宾渔工们在岸上的小据点。这个人数接近两千的跨国社群，怎样用属于自己的方式，面对和处理事件带来的伤痛和震荡？我们也试图回答社会的疑问：外籍渔工是否被规定必须住在船上、不可上岸？这是否为六名渔工的死因之一？南方澳船东与仲介有否苛待渔工？

渔工被卷入复杂的利益网络中，既要保住工作，又运用宗教、同乡会、工会的力量，尝试为社群发出一点点声音，也渴望被台湾人听到。记者就此访问渔工及不同团体意见，试图还原多方角力下的复杂真相。

桥下

10月3日晚上7点半，在南方澳港口旁，一间印尼餐厅里坐满了身穿穆斯林服饰的渔工，人数达近两百人，店里坐不下，外围的人一直坐到码头上去。带祷告的 Hono 是印尼渔工在当地清真寺的教长，本身也是一名渔工。他手拿一个本子，上面写着罹难者和伤者的名字，一一念出，然后开始唱诵古兰经。为亡者连续祷告7晚，是他们的传统。

“Wartono，来自西爪哇省的井里汶（Cirebon）。Domiri，来自中爪哇省的八马兰（Pemalang）。Ersona，来自西爪哇省的南安由（indrawayu）。今天是第三晚，让我们为他们祈祷。”

29岁的 Wartono 和28岁的 Domiri 都是大桥压毁的新台胜366号渔船的船员，32岁的 Ersona 则是新台胜266号的船员。另外三位罹难的菲律宾船员，分别是29岁的 Escalicas Romulo JR Ilustrismo，47岁的 Impang George Jagmis 和44岁的 Serencio Andree Abregana。他们在船上工作的时间最短一年多，最长已经有12年。

事件中的三艘渔船同属一个船东，其中新台胜33号是“灯船”，新泰胜266和366号是“作业船”，三艘一组，一起作业捕鱼，称为“三脚虎”。在当地的清真寺，Agus回忆：“Ersona 本来打算在台湾工作久一点，多赚一点钱再回去的，”Agus 20岁就开始当渔工，四年半前来到南方澳工作，来了没多久就认识了开朗的 Ersona。因为船型相同，他们常常都在同一个港口，他眼中的 Ersona 个性很好，对朋友很亲切，“开玩笑的时候很好笑，讲正经事的时候又不会多嘴。”

Ersona 是宜兰县渔工职业工会的干部之一，Agus 也是会员。工会秘书长李丽华回忆，去年8月，Ersona 才因为在船上被机械手压伤手臂而受伤，躺在床上三个月，刚刚从死神手里把他抢回来，今年却发生这样的意外。去年11月，工会举办年终活动，Ersona 伤势还没痊愈，不能参加拔河，就坐在报到处负责引导大家摸彩券。“他还假装凶人家，说你不是摸过一次了吗？好好笑，好开心，”李丽华说。

李丽华成立的工会是全台第一个渔工工会，有一百多会员，包括印尼和菲律宾渔工，常常一起办活动，每年的年终活动都有渔工们自己设计的新游戏，除了拔河和摸彩券之外，还有传橡皮筋、吊虾饼、传吸管等等，但这些欢笑都在镁光灯的照射范围之外。每当新闻媒体找上她，想通过她照见渔工生活时，通常都是有悲剧发生时，“这样的伤亡事件，一年大概也有两三次。”李丽华说。

Ersona 来台九年多，每三年会请假回乡探亲一次。他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却始终还没有回家亲自抱过孩子，只能每天在视讯软体里见面，本来预定11月就要回家探亲。Ersona 和许多渔工一样，都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多年前，Ersona 的妻子曾一起到台湾做过看护工，最终因为要回家照顾孩子，留下 Ersona 在台工作。

事情发生之后，Ersona 没了、船也没了，好友的小团体聚会少了支柱，Agus 脸上满是苦涩。他这几天时不时翻看过去的合影，他们总在吃饭时用手机自拍。“现在看他的照片会感觉不一样”，他说，“有时候看到照片才又意识到，这个人已经不在了。”

从事渔工工作多年，Agus 见过很多意外。他亲眼看到过渔工从船上摔进海里，就不见了；也看过渔工从港口摔下去，撞到头死掉的。“常常见到，都没有去算。”但发生在自己好友身上，仍让他难以释怀，“Ersona 是我很好的朋友。昨晚还一起聊天，结果早上就突然发生意外。”

表达悲伤需要时间，但随着航道开通，许多渔工都要立刻回到船上去工作，出海一次要两、三天才回来，根本没有缓释悲伤的时间，Agus 和清真寺教长 Hono 都是如此。坐在 Agus 身边的副教长 Adi 说，事情发生之后，大家都彼此诉说伤心，可是碍于语言和宗教信仰不同，好像只有在印尼人自己之间，才能互相了解，彼此安慰。

对于菲律宾渔工来说，似乎也是如此。南方澳只有印尼餐厅，没有菲律宾餐厅，菲律宾渔工想吃家乡菜，只能自己煮。渔工工会办公室隔壁一条小巷，就是去世的菲律宾渔工 Jag 和 Romulo 常去的聚会所。

聚会所是一栋破旧的透天厝，六个菲律宾渔工一起凑钱租的落脚点，房租要台币7000元，有天台、客厅、厨房，和几个没有对外窗、只有通风扇的小房间。Romulo 姐夫的弟弟 Chritopher 是承租的渔工之一，一群人如果不用出海、老板又管得不严，常常会来这里聚会，“我们一起去南安国小、南安国中打篮球，一起去钓吴郭鱼来吃，或是在家里看影片、聊天。”

这一天，为了安抚在断桥灾难中受伤的渔工朋友，大家凑钱煮了猪脚汤来吃。31岁的 Christopher 说，Romulo 比他小3岁，就像亲弟弟一样，而 Jag 是他的同乡，两人都来自菲律宾的巴拉望（Palawan）。Jag 是工会的创会成员，有一个六岁的儿子，2020年4月就在台工作满12年，可以回菲律宾和家人团聚，却在此时发生意外。Romulo 刚来南方澳一年，在家乡有一个九岁的男孩与六岁的女孩。来的时间不够长，Romulo 还从没有放假回家过，最远只去过邻镇罗东吃饭。他不爱谈论自己的将来，却对孩子的未来充满期待，每天与他们视讯。

两人平常都住在船上，没有一起租屋，但如果不出海的时候，有时也会睡在屋子里。Christopher 最后一次见到两人，就是在台风前的周末，大家在此聚餐，再听到两人的消息，已经是大桥垮下后。Christopher 接到友人的电话，赶去码头，在岸边不知如何是好，只能一直等待，却没有等来好消息。

“我们也害怕，可是更多是悲伤，因为大家有空就会过来房子这里，一起吃饭，像一家人一样，”Christopher说。

除了死亡带来的离别与悲伤，断桥也在幸存者身体上留下不可抹灭的伤痕。35岁的 Supandi，在断桥时刻人在船上，被压伤脚后跟、膝盖与腰部，治疗数日后已经出院，但仍在休养。Supandi 来自印尼西爪哇省的南安由（indrawayu），和六名罹难渔工同为新台胜船员，在船上已经工作十年。死里逃生的记忆太可怕，他不敢回想、也不太愿意讲述，“我现在只要想到那些事，心里就很害怕。到现在，我也不敢去看那个桥，甚至是手机上有人传桥塌下来的影片，我都不敢看。”

包括 Supandi 在内，九名受伤的渔工中有三名印尼籍、六名菲律宾籍，受伤最重的印尼籍 Winanto 还躺在加护病房，被诊断为脑震荡兼脑水肿，昏迷多日才醒来，意识还不甚清醒。因为住在船上，他们的全部身家，不管是衣物、手机、现金还是给家人买的东西，都随船沉入海底，一夕之间，他们便一无所有，更难和外界联络。Supandi 说，他那天本来要把船上存的16,000元现金拿去汇款回家，结果全部没了。

仲介请 Supandi 写下他丢失的东西，渔会也承诺要买手机和衣服给他们，船东说仍会支付10月的薪水，行政院农委会给每人发放了2万台币的生活救助金，来自清真寺、工会、移民署的物资也逐渐送来。但心中的阴影和恐惧还是消不去。他至今都不敢告诉老家的妈妈，怕妈妈会害怕难过，只敢让哥哥知道。

包括受伤的九人在内，共有14名外籍渔工因事件失去工作，因为他们都住在船上，等于也失去了住所。仲介在码头附近安排一个临时住处，但没有足够的床位，有的人头几天需要睡在地上，铺一个纸箱或木板就躺上去，直到各方物资送到。Supandi 和另一名受伤的印尼渔工 Juedi 找到同乡帮忙，借宿在一间印尼餐厅的楼上，老板娘是印尼配偶，不仅借给他手机，还提供免费的食物，承诺让他们一直住到事情过去为止。

“我在台湾十年了，每次回去印尼最多就是六个月，又回来，”Supandi 说。他还在混乱中，不知道未来要怎么办，“要不要回去呢？”有仲介透露，14人中，已有多人表明要回家，不再留在台湾工作。

船上

渔工住在船上，空间狭窄，环境脏乱，十分拥挤，稍大一些的船型会好一些，但情况十分参差。外地人按照直觉猜测，似乎不可能有人“自愿住在船上”，因此外界对南方澳的船家有相当多的疑问与质疑，认为他们苛待渔工、不让上岸。例如，受伤的印尼船员 Supandi 全副家当都在船上，似乎就是“船主不让上岸”的经典案例。

不过，Supandi 自己却说，他觉得反正吃饭睡觉，整天都在船上，不然就是在船边，东西拿下来也不方便，还是放船上比较好。他也不觉得住在船上不好，因为“如果遇到地震或是浪很大的时候，在船上反而不会感觉那么严重。”

根据劳动部颁布的《雇主聘雇外国人许可及管理办法》，雇主可以自行决定要把渔工安置在陆上或船上居住。李丽华观察，有部分雇主会在岸上租了一个仓库给渔工放东西，也存放一些渔具，例如印尼渔工工会主席 Wardino 的雇主便是采取此一作法。但 Supandi 的老板， 也就是这次的船东江荣华并没有这样做。

不是每个渔工都像 Supandi 一样安于船上的生活，也确实有渔工在岸上自费租住。但若想上岸居住，租金对渔工而言是相当大的负担，船主给的自由度也因人而异。例如，罹难的印尼渔工 Ersona，本来一直想跟九个印尼渔工一起租房。但是一直找不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很小的空间，但房租要4000元，而且连瓦斯桶都没地方放，根本没办法洗澡。

身兼仲介的苏澳区渔会理事长蔡源隆回应《端传媒》指，他曾去过泰国、菲律宾的渔村亲自面试工人，“那边的渔船比台湾的渔船空间还要不好，渔船上的设备也比不上我们，所以他们才放弃那边的工作，跑来台湾。如果真的是台湾渔船不好的话，他们也不会来啊。”他还说，媒体报导南方澳所谓“地狱渔船”和“棺材床”的内容让不少船家十分难受，已经对船家造成伤害，“我们不是强迫他们来的，是他们来应征的，如果台湾渔船是地狱渔船的话，那他们那边的渔船又叫什么呢？”

蔡源隆解释，渔船空间小，是因为海上航行会导致渔船摇晃，如果床太大，人就会滚来滚去无法入睡。“（小床）就像小孩子的摇篮，都会把他塞得紧紧的。”

不过，显然不是每个渔工都能适应这样的环境。Christopher 就是因为船舱环境太差，有蟑螂老鼠，而选择自己出钱租屋的。有了清真寺以后，印尼渔工教长 Hono 和清真寺成员 Agus 晚上也会到清真寺一楼席地而睡。“如果住在船上真的那么好，为什么渔工们还会到陆地上找地方睡觉呢？如果在船上洗澡没问题，为什么渔工们还要抢着到工会办公室洗澡呢？”李丽华质疑。

平日能否上岸，因人而异，但在大桥断裂前一天，恰好有台风侵袭当地，而台湾法规其实已经规定，台风期间渔工应上岸避难，但却有一些模糊解释的缝隙。按照苏澳区渔会《台风期间渔船进港及船员避风须知（船员篇）》规定：“渔船主或其指派之本国籍人员指示上岸避风时，应随同前开人员至适当场所避难，拒绝上岸避风者，得依违反灾害防救法规定，核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锾。”

粗略看来，法规确实是认定台风天渔工应该上岸避难。但该规定的预设情境却是“渔工若拒绝遵从雇主指示上岸避风，必须受罚”，故，只要有雇主主张“是渔工自己不想上岸”便可以免于罚款。李丽华说：“政府的规定没有说清楚，这到底是要罚谁？”

记者从多位渔工口中得到证实，在南方澳不成文的规矩，船东规定台风天渔工要留在船上顾船，以免绳子松脱，而船长则不会留在船上。不过，也有船东允许船员上岸避风。 Christopher 回忆，平时如果遇上台风，罹难的 Romulo 和 Jag 的船东是允许他们借住在他家的，这一次，两人却没有去借住，他也觉得有点奇怪。但起码可以确定，两位罹难者的悲剧，并非肇因于“船东总是（连台风天）都不让渔工上岸”之故。

团结

按照印尼传统，社群中有人不幸身亡，其他成员必须为他们连续祷告七天。在第三晚的印尼祈祷会上，有两位坐在最里的穆斯林女性，特别引人注目。一问之下，两人是宜兰冬山的印尼看护工，在脸书上看到事件发生，特地骑上电动车，花了半小时赶来参加祈祷会，还送上同乡会的募款。第四晚，又有来自宜兰五结的印尼看护工和台北的印尼厂工代表出席祈祷会，在结束后不仅拿出几千元募款，还准备了自煮的炸香蕉。

“全台湾哪一个城市，只要有移工的事件发生，脸书上就会传，我们就会想办法来看望帮忙，不行的话就捐钱，”在台工作四年的看护工 Ani 说。她在一个同乡会的聚会上认识了这次罹难的 Domiri，一起庆祝过生日，“他很会逗人家开心，会弹吉他。”Ani 说，印尼移工在台湾的组织性很强、彼此人际关系的连结很强。

2014年，宜兰有了第一间清真寺，就在南方澳，成立人就是台湾印尼海员组织 FKPIT 的成员。他们曾借用一间印尼餐厅的三楼空间来做小型祈祷室。此后，他们募资租下一间两层的房子，作为第一间清真寺，却始终因为是租用的，不敢改建成心目中清真寺的样子。当时任教长的 Adi 决心，要募款买下一个属于印尼渔工自己的清真寺，但前前后后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却都没有成功。

直到他上台北，写了计划书交到台北的中国回教协会，对方亲自来到南方澳，被印尼渔工的虔诚所打动，出资390万买下一栋三层民宅，还考虑再买下隔壁，扩大清真寺。渔工们则募款200多万，自己装修、买地毯、给外墙拉皮，终于拥有了心中想要的清真寺，在三个月前正式启用。

和其他清真寺最大的不同是，这所清真寺除了一天五次祷告，拥有净室和祈祷室之外，一楼的开放空间，也在夜间成为渔工们睡觉的地方。另一个不同点是，为了纪念在船上罹难的同胞，他们的祈祷会是在海边举行的。在连续三晚的祈祷会之后，Hono 出海去大溪港口，他感叹，事情发生后大家很快要去工作，这本来没什么，但很失落的是，没有办法完成连续七天为亡者祷告的传统。

这种社群连结，不仅存在于印尼渔工之间。菲律宾渔工信仰天主教，在他们的租屋处附近原本有个小小的祈祷空间，有位神父每个月会从台北过来主持弥撒，成为大家精神慰借。但神父最近去了高雄，已经很久没有固定的弥撒了。为了悼念亡者，几十名菲律宾渔工在案发地点的岸边点蜡烛祈祷，又到苏澳的小教堂去参加弥撒。

在苏澳小教堂的弥撒中，神父告诉 Christopher，不要哀伤，“我们的生命是上帝借给我们的，随时会叫我们回去。每个人总是会回去找上帝。所以当我们在人间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帮忙，彼此相爱，不要太计较，要懂得原谅。”神父从前在菲律宾也做渔工，辛苦又危险，一天不工作就没有收入，“做这种工作有很多风险，当渔工要特别小心。”

而菲律宾渔工社群的连结，除了租屋处的小团体、祈祷会之外，很大程度上与李丽华组建的渔工工会有关。李丽华回忆，2013年，工会成立初期，她给菲律宾渔工教中文课，也做劳工相关知识的普及教育。有一次她讲到，“为什么渔工住在船上，还要被仲介扣膳宿费？”渔工们听到后，眼睛都亮了，“他们说对啊，为什么要付。”

后来在渔会宣导会上，就有菲律宾渔工直接举手提问，台上的渔会人员、仲介都答不出来，这个由菲律宾渔工发动的“维权”提问，引发了印尼渔工第二天早上的大罢工，约有三百人聚集在码头，要求改善不合理的规定。李丽华赶到现场一看，才发现印尼和菲律宾渔工已经悄悄建立了连结。李丽华说，在此前，印尼和菲律宾渔工因为语言和宗教信仰不同，其实出现过不少打架事件，但自从这次罢工之后，双方却达成了跨国连结，逐渐形成了一个社群。

“菲印社群”的诞生，给南方澳这个“正港台湾渔村”地方经济带来微妙的改变。南方澳目前有约15家东南亚杂货店，大部分都售卖印尼食物和日用品，少部分售卖菲律宾产品。Supandi 曾经在台湾北部另一个渔村金山打工，“从港口到印尼店超级远，搭计程车超级贵”，但在南方澳，不但有同乡会可以加入，还可以一起参加开斋节。Agus 曾在澎湖做渔工，但印尼人很少，他最后还是选择到南方澳找同乡，现在更成了清真寺的干部。

李丽华说，自己的努力，就是为了让渔工权益得到保障，也让台湾人明白渔工不是补充性人力，而是替代性人力。渔工给南方澳带来的，不但是劳动力、消费力，也带来一整套不同于台湾主流的宗教文化与生活方式，他们共同营造出一个与普通台湾渔村截然不同的南方澳，在时光流转之间，这些渔工不只是过客，也悄悄改写了当地的地景。

南方澳第一家东南亚杂货店的店长黄致钧是在地人，他回忆，15到20年前，父母就发现商机，开了第一家卖菲律宾食品和杂货的店。后来渔工数量变多，做类似生意的人也多起来，如今他家的店同时售卖菲律宾、印尼、越南的食品和杂货。虽然船主会供餐，但渔工在船上还是会想吃家乡的食物，所以罐头、泡面都卖得特别好。

除此之外，海上风寒，船员即使在夏天也会需要长袜和头套，但普通商店还没换季，渔工们就纷纷来请他进货。他也卖手机，价格从几百块到两千多都有，顺带帮办预付卡，也卖行李箱给渔工在船上放东西。店里还提供寄钱、寄东西的服务，常有渔工寄台湾的零食回去给家人，还会寄一些破掉的渔网回去卖，因为台湾使用日本渔网，价格较高。

一间小小的杂货店，宛如渔工服务中心，也撑起几十年的生意。类似因渔工而兴起的还有脚踏车店，“一度很没落，但后来因为渔工不能考机车驾照，都去买脚踏车，生意特别好，”黄致钧说，“我们的生活这么重叠，都融合在一起，一定有影响的，人口的结构一定会影响到当地产业。”

记者问：“在南方澳，有没有什么行业是完全不依赖外籍渔工的？”

他想了一想，说：“大概就海鲜餐厅吧。”但他立刻又说，“可是，海鲜餐厅其实也要他们去抓鱼。”

“妈祖庙？”

黄致钧翻来覆去地想了一会，终于承认，“恐怕真的只有妈祖庙了。”

角力

南方澳地狭人稠，船家、仲介、渔工与李丽华这样的工作者同在几条街区内，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间若有张力，关系会十分紧绷。在断桥事件中，船东是否有亏待这些伤亡的渔工？抑或是外界误会了这些“对待渔工就像自己家人”的跑船家族？这些高度紧张的话题，在受伤渔工 Winanto 的加护病房外，一览无遗。同样是去探视伤者，李丽华与江家人却站在远远的两端，等其中一方离去，另一方才出来帮忙。在小小的病房走廊里，就是一个多方角力的南方澳。

过往，李丽华时常在媒体上批评仲介，亦有仲介直接告诉《端传媒》记者，李丽华这个人根本“心术不正”。几年前，李丽华曾向政府检举渔工劳保“有扣钱却未加保”的问题，令当地船东一次最多被罚45万台币，也让她成为船家口中的“南方澳第四尊妈祖”，但并非正面的意思，“他们意思是，说我不保佑台湾人，只保佑外籍渔工。”

当然，仲介与船东的委屈，并非全无来由。船东江荣华虽然没有在岸上租用仓库给渔工放置物品，但众人多指，他是一位与渔工关系相当良好的雇主。受伤的 Supandi 也说，江荣华会跟台湾船员一起过年、一起烤肉，整体合作都很愉快，“如果老板不好的话，我就不会跟他工作十年了。”李丽华也同意，Ersona 跟老板一家确实关系很好。

“那位船东（江荣华）对渔工确实不错，但因为他在南方澳经营渔船，其他人怎么做，他是不能超过太多，因为整体氛围是这样，你太特立独行的话，可能会被围剿，可能他也有这样的为难。”李丽华说。她还透露，自己在其他渔港就听过，有船东因为对渔工太好，而遭受同行的流言蜚语，“你这样子，叫人家要怎么做”。

江荣华的渔船新台胜和南方澳大多数渔船一样，是家族企业。出事那一刻，船主的弟弟江伯豪就在岸边，亲戚庄俊杰正在船上甲板靠前的位置，准备替渔船加油，却突然听到巨大的声响，感觉船体在身后被压住，因为渔船停在靠近岸边的泊位，他赶紧跑上岸，回忆起当时，“吓到头脑一片空白。”

江伯豪认为，自己与哥哥都是会照顾渔工的船家。江家为了协助搜救渔工遗体，几天没睡过一个好觉，平常渔工不舒服，他会立刻开车送急诊。虽然语言不通，但他跟 Supandi 说法相同：“如果我们家真的对他们很苛刻的话，他们会跟我们十几年吗？”他还翻出自己与罹难菲律宾渔工 Jag 的照片，Jag 会跟他们家人一起去罗东吃饭，很照顾他的孩子。“我们自己也是受害者，但是我们的员工，还是要顾，”他说。

“有好的船东，也有不好的船东。”李丽华说，“但是，我没有见过哪个好的仲介。”

和 Ersona 的老板相比，工会理事长 Wardino 的弟弟同样是因为工作受伤，头被削掉一半，“可是船主就把他丢给仲介，住在蔡源隆那个仲介公司的办公室楼上，睡地板。他头盖骨都破掉，却连枕头都没有。”

李丽华又举出一个最近的例子，今年7月，一名菲律宾渔工手指尖被削去一半，血肉模糊，医生指明不能碰水，船东却要求他继续上船工作：“你一只手也可以做。”后来李丽华协助渔工请假，船东就把渔工安置在仲介公司的办公室，“他每天都被骂，你怎么不上船工作，你偷懒！”到8月，刚拆线的他立刻就上船工作，岂料船只失踪在钓鱼台附近，至今未能找到。

“南方澳的仲介就是把渔工当成商品卖给雇主，”李丽华说。仲介代船主发薪水给渔工，然而一定要先扣利润，她说。“巧立名目，居留证、膳宿费（注：印尼渔工的膳宿费已于几年前取消，菲律宾渔工至今被收膳宿费2500-5000元/月）、安家费、应扣费用，一大堆，还有贷款。”多名渔工向记者证实，来工作的第一年，往往前七个月的薪水都不到一万块，而这远低于《劳基法》规定的最低工资23,100元，就算扣除约八百元劳健保和一千多元所得税，也不致这么低。

仲介、渔会、渔工与工会，在南方澳的渔业中，各有角色。而蔡源隆同时兼有渔会理事长与仲介身分，他如何面对外界对仲介的评价？“以前（做船东）是照顾自家公司渔工而已，现在（做仲介）是整个南方澳的渔工我都要关心照顾，”他说，“我不敢讲所有的仲介都是好的，但是你如果不好，那些人不可能再介绍他们的亲戚、家人再从同一家仲介进来，这是一个抱一个的。社会上现在说仲介虐待工人，不可能。”

但是，外界对仲介的不信任，也非空穴来风。根据劳动部仲介机构查询系统显示，南方澳在2001年开始有合法登记的仲介公司，却陆续有超过十家仲介因不同原因而关闭，包括“违规处分停业””、 “行踪不明逾规定比率，不予换证”等。可以预见的未来，这场“仲介”、“渔工”与“渔工工会”的多方角力，依然会因为各种突发事件而反覆出现在媒体版面上，成为众人热议的话题。

除了三艘船受影响的渔工之外，几乎每一个渔工都回答记者，如果身体情况可以支撑，没有遇到意外，就会一直在南方澳工作下去，存一点钱。

断桥事件的创伤渗入社群中间，但生活迫人，Hono 说，做渔工要承担的风险，自己心里有数，如果发生意外，“那就是命吧。”

Christopher 特地带记者爬上租屋处的天台，看他种的菜。在晒满的衣服中间，由船上捡来的废弃塑胶箱里装上泥土，种起地瓜叶、柠檬草，一块破渔网被悬挂在旁，一颗小小的苦瓜爬藤而上。一楼厨房的罐子里，也有他们自己钓来的小鱼，腌制了，作为一道菜。

Christopher 希望，存到钱之后，他可以回菲律宾做一点小生意，开个杂货店，让村里的人每天都来买。来自印尼的 Agus 也有同样的希望。在 Christopher 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墙上却有一面画出来的窗，白色窗户向外打开，外面是沙滩和蓝色的大海。

在印尼和菲律宾，有6个家庭正在等待他们的丈夫、父亲、儿子归去，虽然归去的躯壳已不能说话和呼吸。而在南方澳，清真寺、工会、同乡们合租的小房子和家乡餐厅，也会持续等待海上的渔工们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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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目前台湾政府公开给伤亡渔工的善后措施包括：交通部长林佳龙允诺，会协助罹难者遗体运回母国，每位罹难者500万赔偿。六位罹难渔工都有投保劳保，宜兰县劳工处副处长李芳菁表示，家属可领取至少每人每月三千元的遗属年金，未成年子女一名可再加25%，领到就学结束为止。

有人权团体担心，遗属年金须每年交一次文件申办，对人在国外的遗属相当不方便。李芳菁回应，虽然家属人不在台湾，但可委托菲律宾或印尼办事处申请。

事件发生后，渔业署副署长王正芳对媒体表示，将补助宜兰县政府将南方澳现存却荒废的一栋中国大陆船员岸置中心转租给外籍渔工，费用会尽量减低，鼓励外籍渔工上岸居住。然而计划推动还需要一段时间，目前还未有进一步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