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琴峰专访：用日语写小说获得日本文学奖的台湾女孩

六年前来到日本读硕士，毕业后当了三年普通上班族，眼看日子仿佛可以如此顺理成章地推衍下去，李琴峰（Li Kotomi）却断然当起了摇笔为生的小说家。在她的小说中，主角通常身兼异乡人、女同志与受创者，而皆无可避免地趋归于某类“逃亡者”，逃离无法选择的家庭关系、无法改变的社会价值、无可控制的痛苦往事，最终落地彼岛，在异乡与陌生语言的土壤上，开生出微小但确实的花朵，努力面阳。

现实与虚构的距离

“文学创作的关键因素是痛苦与孤独，在同志相对受压抑的社会，文学较有机会被催生。”

较之日本读者，台湾读者若去读她在2017年获得“第60回群像新人文学奖”的小说《独舞》，反倒可能更感亲切，某些重要的族群记忆锚点如：九二一大地震、太阳花运动等，皆在小说中现身。令人好奇，小说家是否刻意在日语写作脉络中置入某些台湾元素，以传达某种隐微的乡愁？或是，作为时代背景之音，自然而然地如此安置？

李琴峰的答案似乎倾向后者，对她来说，与其说这些事件是某种政治寓言，不如说是某个世代共同的成长经历，并永久地留存于个人的生命内部，“我必须承认，主角赵纪惠本身的某些部份是我自身的投射，我们年纪相仿，成长经验也重叠，所以她的许多经历，是我本身的经历去变造的。九二一地震、太阳花运动甚至台大“百大维新”运动等事件，一旦放入小说中，便成为某种叙事要素。”

对小说主角赵纪惠（赵迎梅）来说，九二一震灾使她初次体会到生者与死者之间存在著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亦是死亡在她体内埋下未爆弹之始。至于太阳花运动，当时人在日本的李琴峰并未贴身参与，“我记得小说里提到太阳花运动的章节，是写到东京的同志游行。这场游行表面看来相当和谐，表面下却是各种身分与认同彼此碰撞摩擦，仅仅在表面和谐下，这些差异被模糊掉了。小说在这种情境下提到太阳花运动，应该是有意识地放入某些台湾元素，因为太阳花运动面向太广，本质上是抵抗服贸，但内部集结了各种社群，包括同志团体、反核团体与某些边缘团体。我想呼应的是这样的面貌。”

而台湾近期通过同婚专法，同志文学与议题研究的走向想必将更多元且乐观，不过难免使人猜想：如果同志婚姻提早三十年合法化，台湾的同志文学是否会拥有截然不同的面貌？我们还会拥有邱妙津、赖香吟、张亦绚或陈雪吗？对此一假设性的问题，李琴峰的态度是中性的，“我觉得文学创作的关键因素是痛苦与孤独，在同志相对受压抑的社会，文学较有机会被催生，同婚合法化不等同于同志已经被大众所接受了，但至少同志族群比较能够较为人所见，假如三十年同婚便已合法，我也不好说会是怎么样，只是那种痛苦、挣扎的文字可能减少，却不代表同志文学就不会存在，而是可能以某种比较不那么被标签化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存在著。我想，同婚的合法与否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社会如何看待同性恋族群，文学一定与社会是互相紧密连结了，而文学的表现方式一定会因为社会情态而有所变异，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日后的同志作家会写出怎样的作品来！”

被语言击中的瞬间

《独舞》主角赵纪惠的人生，可说是集各种苦难之大成──被仇同分子性侵、被恋人无情抛弃、忧郁症缠身──这些痛苦将她推离家乡、远赴日本，甚至改名以期铸造一具新的自己，但在这些求取光明生存的行动背后，死亡的阴影却不断缠绕著她，亦成为《独舞》的起始。一如《独舞》后记中所写，某日在电车上，“死ぬ”这个字眼从天而降，因而成就了《独舞》的开头：

死。死亡。

就像被从天而降的语言天启击中一般，李琴峰并未刻意设计惊天动地的起手式，而是让语言自然浮现，“我觉得小说是满不可思议的东西，我们可能会设计很多情节、去思考怎么样写一篇小说，但一篇小说的启动是突然出现的，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篇这样的小说，后来才渐渐将细节加进去。”小说后部描写赵纪惠的求死心境时，作者描述道：

死亡乃是对生命的逃避，但逃避又何妨。所谓出生，乃是无关乎自身意志，遭人强加以‘生’之事实。若人类注定无法对抗生之荒谬，那么最起码选择从生命逃避的权利，总该是天赋的。

这样的生死观，与李琴峰本人相差不远，“小说一开始赵纪惠就表示，她认为所谓的生存，只是尚未死亡的状态而已。而我认为生死其实是一种连续的状态，并在每个人体内心中不断地互相抗衡、辩证著。”但强烈的死亡意念，是否也伴随著同等巨大的求生本能？小说家认为，这个问题该交给读者解决，“我觉得身为作者不该说太多，若我们仔细想想赵纪惠的处境，她从医院醒来之后，面对以前的恋人与朋友前来探望，看起来似乎尽释前嫌，但这不意味著完全的和解，只要活著，就还有许多课题要处理──我自己对死亡的想法是，求死是相对容易的，活下去则是相对困难并且辛苦，最后因为种种因缘际会，让主角有勇气选择了一条辛苦的路，但很多人并没有这样的机运气跟文化资本，可以离家逃到其他国家去，更没有际遇在最后关头出现重要的人来赐予救赎。我想，现实往往并不像小说那么幸运。”

获得“第60回群像新人文学奖”的《独舞》，是李琴峰第一部长篇小说，其中对于同志议题的关注、对于个体与群体间的扞格冲突，在在有出人意表的细腻刻画，而这些身处于主流价值边缘的角色身上，仿佛可见某些哀伤的影子，“以《独舞》来说，受到邱妙津、赖香吟、中山可穗的影响满深的，而陈雪也是我喜欢的作家。”不过，李琴峰的启蒙读物反而是温婉静好的简媜，“一开始有意识地读纯文学，是高中时读简媜的散文，觉得怎么有人可以把文章写得这么漂亮，也刺激我开始努力写作；后来，有一阵子也读骆以军、朱天文、朱天心、张爱玲等等，而邱妙津毕竟在女同志中是影响很大的作家，所以重复读过好几次；赖香吟则是我来日本之后才读到的，《其后》对《独舞》的写作影响非常大。”

“用中文写作时，我可以完全相信自己的语感，包括文法使用、遣词用字，但用日语写作，就像隔了一层透明的膜，对自己只剩下百分之九十九的信任。”

另外，杨逸写天安门事件的《时光浸染》（时が渗む朝），以及小说家松浦理英子，也为李琴峰的创作带来启发，“杨逸虽然是身在日本以日文写作，但日文不是他的母语，所以他在日文中夹杂了许多中文用语和中国古诗，让我发觉原来日本文学可以这样写，在语言上启发我甚多；而松浦理英子则是写过大量女同志题材的前辈作家。”

游走于两种语言间，中文和日语对李琴峰而言，有如两把不同的厨刀，端看何时拔鞘而出，“中文是我的第一语言，跟第二语言的日语很不一样。用中文写作时，我可以完全相信自己的语感，包括文法使用、遣词用字，但用日语写作，就像隔了一层透明的膜，对自己只剩下百分之九十九的信任，有时候甚至必须边写边查资料。”

关于语言的特质，李琴峰说，某些概念或物件，有时必须使用日语才能精确地表达，“日语包括了和语，汉语、外来语，即使是表述同一种东西，但用不同语汇表达，感觉非常不一样。”以日语中的“门”为例，最常使用的是“ドア（door）”一词，汉语则读作“もん”，读起来更感厚沉；假如用“ゲート（gate）”一词，感觉又不一样，而和语中的“とびら（扉）”，则感觉轻盈些，“日语中的各种词汇，在各个语境下会发挥不同的作用跟温度，但若统一翻成中文，就只是‘门’而已。中文跟日语各有各的特色，所达致的效果不能一概而论。”

一个真实的日本

而年轻人惯常使用的Twitter等社群软体上，异议分子立即被网友冠上反社会的标签，这种令人惊异的保守性竟存在于年轻世代之中。

《独舞》的起始场景，便是在赵纪惠上班的公司，小说中对于日本职场中微妙的人际关系与阶级落差以轻笔描写，却不可忽视地呈显出台日两地职场文化的差异。而日本特殊的职场文化，即使在台湾，也能从大量的电影与戏剧中窥见，如年轻的“宽松世代”（ゆとり世代）所具体面临的困境、年轻人对现实的不满，以及网路舆论及社群团体之间的保守氛围，仿佛有另一个“真实的日本”，是我们未能得见的？

《独舞》虽将日本的职场环境作为小说背景，并未用力著墨，但在李琴峰的观察里，关于年轻世代所面临的困难，与台湾在某些方面确实相似，例如贫富不均、人口老化、财富不公平集中等等，“日本的年轻人相对拿的是低薪，青年贫穷问题也始终没有解决，我觉得台湾这几年年轻人的就业空间相对比较自由，在日本，大学生必须在毕业前就得找到工作，一毕业就进公司，采终身雇用制，几乎一辈子不会换工作，不像在台湾，大家毕业后可以慢慢地摸索方向，这个工作不适合，可以换另一份工作，甚至自己创业，这是日本比较不那么普遍的现象。”

1960年代，日本的社会运动与学生运动曾经风起云涌，但1960年代后，由于右翼势力抬头以及刻意的政治操作，社会运动于焉被加诸负面意义，甚至为社会大众所排斥，而年轻人惯常使用的Twitter等社群软体上，异议分子立即被网友冠上反社会的标签，这种令人惊异的保守性竟存在于年轻世代之中，李琴峰认为，这与日本民主化过程的匮乏有关，“日本与台湾不同，台湾经历白色恐怖、戒严时期而透过社会运动获得民主，但日本在二战后直接从美国接收了一套民主制度，所以一般人不认为能够透过社运来改变现况，而日本的年轻族群的投票率也很低，因为大家不觉得自己去投票能够改变什么，整体来讲，是这种悲观主义的氛围。”

以职业作家生活下去

即使目前已决定定居日本，但李琴峰笑说，明年还是会回台湾投票，“日本跟台湾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场所，虽然台湾不是我自己选的出生地，但毕竟是成长、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台湾又是亚洲人权灯塔，我也希望它能维持在人权、同志权益等部分，都维持民主开放的面貌，这些其实是日本赶不上的。”

辞去稳定工作，目前以写作与翻译维生，但李琴峰其实一开始并没打算真的工作到退休，“就算没有成为小说家，也打算在某个时间点成为自由业者，做翻译、口译都可以。”但要正式打进文学圈，在日本有另一套更加严格的流程，“日本的文坛有一套严格的体系跟阶层：拿到新人奖、作为作家出道、写作、再不断拿奖、最后成为中坚作家──大概是这样的体系；而台湾相对没有这样的状况。坦白说，在日本要以职业作家身分生存下去的条件，说得直白点，就是书要卖的好、文学奖拿得多，说穿了是很现实的。”

相较于东山彰良或温又柔这类从小生长于日本的作家，李琴峰的身分与境遇格外引人瞩目，“东山彰良和温又柔幼时便移居日本、在日语环境中成长，日语对他们来说是第一语言。我觉得我虽然是特例，但不是首例，例如先前提及的旅日中国小说家杨逸，跟我的情况有点像，不过像我这样在纯文学领域以第二语言获奖、出书，在台湾可说是第一个。”李琴峰自述，在风格与题材选择上，自己与温又柔、东山彰良等很不一样，“温又柔的许多作品中都呈现出一种认同摇摆的状态，她虽然国籍隶属台湾，但实际上与日本人没甚么差别，这造成她在身分认同上的复杂性；而东山彰良的《流》确实写进了台湾的历史和生活经验，不过他另外也写了许多通俗作品。”

日本的文坛有一套严格的体系跟阶层：拿到新人奖、作为作家出道、写作、再不断拿奖、最后成为中坚作家──大概是这样的体系。

身为译者，李琴峰有私心属爱的日本作家，例如中山可穗、村田沙耶香，“中山可穗的小说比较通俗，但真的满精彩；而台湾有译介村田沙耶香得芥川赏的小说《便利店人间》，她也是日本近年相当受瞩目的作家。目前台湾比较倾向将类型文学或是改编成电视剧、电影的日本小说翻译进来，但其实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值得介绍。”

李琴峰最新入围芥川奖的小说〈倒数五秒月牙〉，主要描述定居日本的台湾女性上班族（亦是女同志身分）林妤梅，与一名至台湾教日文并与台湾人结婚的日本女性浅羽实樱，两人之间发生的故事。林妤梅与浅羽实樱是研究所时代的好友，相隔多年后在东京重逢，小说即是描述两人重逢后共度的十个小时之内发生的事件，并由此引出彼此成长的背景，以及分别后的人生变化。

“这篇跟《独舞》的作风满不一样，〈倒数五秒月牙〉没有太多激烈的冲突或情节，笔触比较清淡，也没有写及太多社会事件或是戏剧性的伤痛，而是淡淡地描述两名女性间的关系，以及台湾、日本文化背景和语言的差异，比较细致地去处理一些人情上的细节，以及各自需要去处理、面对的生命课题。”〈倒数五秒月牙〉将于今年七月底，与其他短篇小说合集付梓、在日出版，与《独舞》一样，李琴峰也打算亲手翻译，我们就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