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民对峙之间，拿著麦克风喊话的香港社工

编者按：612事件中，示威市民和警方在金钟多处爆发流血冲突，香港警方随后快速定性事件为暴动，并称警方行动“容忍”、“克制”。而另一边，市民和不同团体指出警方这次过度使用武力，无论是武器级别抑或数量，均为香港多年来处理大型示威活动之最，并呼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底调查612事件，香港近年紧张的警民关系再一次变得更加绷紧、撕裂，看似无法愈合。在这一专题中，我们尝试采访在冲突现场受伤的市民、在警民之间尝试调和和缓解冲突的人，亦希望从学者等不同视角，理解警方的策略和警政制度的演变。

6月21日下午两点半，位于香港湾仔的警察总部被人群一层又一层包围，警察一字排开，与人山人海的市民隔著一道铁马对峙。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运动一浪接一浪，能量超越许多人的想像。6月16日，200万市民走上街头之后，政府仍未正面回应撤回修例、取消暴动定性等诉求。网民和大专学界其后设下期限，要求政府在20日下午五点前回应市民四大诉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收回612“暴动”定性、撤销有关所有控罪及追究警队滥权。政府再次沉默，市民行动迅速升级，在21日早上开始占领金钟部分道路，随后发起包围警察总部的行动。

将直接行动的目标诉之于警察总部，在香港近年社运史上也是罕见的。上千警察被围堵在总部之内，现场气氛剑拔弩张。警方先派出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见记者，呼吁示威者离场，再派出谈判专家在警总外喊话，现场市民爆发嘘声，谈判专家随即离场。

在铁马的最前边，许丽明拿著麦克风，对两名警察喊话：“我们也理解你们，你们也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但我们不过是要合理表达诉求，也请你们转达我们的诉求给卢伟聪（警务处长）听，你们有转达吗？”两名警察不苟言笑，抬眼望天。

许丽明身后，有人大声高喊著骂警察。许丽明轻轻放下麦克风，回头小声地说“慢慢来”，有人即刻停下。不过，庞大的人群中，抗议声仍然鼎沸不绝。站在她身边的陈虹秀拿著一个音箱，满脸汗水，不时把麦克风交给身后想要说话的示威者，也不断尝试安抚示威者的情绪。

许丽明和陈虹秀，两人手臂都戴著写有“社工”二字的袖章。作为香港注册社工，连日来她们一直站在警民之间，尝试去做一个调解员，承担缓冲的角色。“我们是在帮示威者表达他们的诉求，同时也是想帮警方，不要让事态升级。”许丽明说。

从示威者变成调解员

陈虹秀今年42岁，多年来一直在服务特殊儿童的机构做社工，也身兼香港社会工作会总工会（社总）理事。过去她也常常出现在各种社运场面，不过主要身份是一名示威者，偶尔兼任情绪支援的工作。2014年七一游行后，千人彻夜留守在中环遮打道，预演“占领中环”，511名市民被捕，陈虹秀是其中一人。

2019年6月12日的傍晚，持续了一个下午的催泪弹、胡椒喷雾稍稍歇息，在金钟多地，警民仍在对峙。陈虹秀背著一个扩音机，准备与社总同工为年轻示威者做心理辅导和分享活动，但走到海富中心附近，突然间，警察又再次开始发射催泪弹，烟雾弥漫，群众四散，大家惊慌、愤怒。

“市民失序的行为，其实很像儿童院舍里打架、讲粗口的小朋友。”陈虹秀举例，“我们会去看这些伤害性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来自有问题的家庭，家人不理他、打他，所以不信任这个家庭，觉得很愤怒？”

一片混乱之际，她决定走到群众与警察中间，开麦讲话。她首先介绍社工的身份，清楚向警方表达自己跟群众身上都没有武器，表明大家不是“暴徒”，尝试减缓警察紧张的情绪，也提醒警方勿滥用武力伤害市民。

另一方面，她也透过麦克风向警方指挥官喊话，请他们留意前线警察的精神健康，一旦有情绪失控、骂脏话、开枪射人、踢人打人等情况，应该要安排他们抽离现场，安排心理辅导。警察没有回话。

做社工时，陈虹秀接触过许多受虐儿童，面对重重困难的家庭，她要去调节，为这些家庭抽丝剥茧，尝试缓和冲突。脏话、暴力和各种问题行为对她而言并不陌生，在她看来，重要的是去思考这些行为背后的深层因素。

“市民失序的行为，其实很像儿童院舍里打架、讲粗口的小朋友。”陈虹秀举例，“我们会去看这些伤害性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来自有问题的家庭，家人不理他、打他，所以不信任这个家庭，觉得很愤怒？”她说，这情况就像现在的香港，“政府不是应该要照顾市民的吗？结果却还派出警察打人，（市民）这种无助跟愤怒的情况，有点像院舍里的小朋友。”

表面上，陈虹秀是帮警方说出心中的委屈；实际上，“这样也平和了警察的情绪，（令他们的情绪）不会这么激动。｣她说。

带著社工经验，陈虹秀在12日晚上跑了四、五个地点，麦克风开了十几次，在不同的冲突场合中，尝试让愤怒和紧绷的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晚上10时许，湾仔轩尼诗道，就在警察总部的不远处，市民占领了马路，有警察突然走进路旁的一幢大厦，市民怀疑警察举动的目的，当中有人激动地冲过去，用花盆等各种物品封死大门，但另一些市民认为这样不对，随即搬离了障碍物。这时候，一队速龙小队冲过来，高声冲著市民大喊：“我们的同事在哪里？我们的同事在哪里？”

陈虹秀拿著麦克风，沉稳地向警方喊话：“现场人士会如此愤怒，是因为今天实在发生了太多事了。大家手上没有任何武器，就算戴了口罩和头盔，也只是想保护自己而已。你们不需要再度前进，记住，你不必要如此凶狠。”

透过她缓慢而平静的声音，警察慢慢放下警棍，站成一排。其中一员回应：“好，大家都冷静点，我们也只是想带我的同事走，好不好？”

“我说那些话表面上是要讲给那些警察听，但实际上是一语双关，同时让市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除了安抚警察激动的情绪，她也梳理出双方言行背后的感受和对对方的误解，希望借此协助大家恢复理性。

在冲突前线，经常听到陈虹秀对著警察说：“市民一定会将所有情绪发泄在你身上，都是没办法的啦！这些都是因为林郑拒绝聆听民意。”表面上，陈虹秀是帮警方说出心中的委屈；实际上，“这样也平和了警察的情绪，（令他们的情绪）不会这么激动。｣她说。

另一边，她也能够理解示威者情绪激动背后的原因――他们对政府的作为感到生气、失望、绝望，所以对著“代表政府”的警察愤怒大吼、骂脏话。

陈虹秀说，她无法、也不须阻止示威者表达不满，她能做的，是协助他们表达愤怒背后的感受、期望和渴求。

“我陪你一起去跟前面的警察讲”

在前线游走，数次调停纷争之后，陈虹秀感到调节工作确实略有成效。“（6月12日）那几次的冲突事件，我在前线确实也让警方收敛了一些。”

在陈虹秀看来，大型冲突之中，其实警民双方都有“害怕”的情绪。“其实那个情况大家都很怕的，我相信警察也很害怕。”

自6月12日大型流血冲突之后，政府和警方迅速将612冲突定性为“暴动”，并四处去医院等地拘捕示威者，引发市民强烈不满，警民关系高度紧张。出于各种未明的原因，警方似乎也在调整策略――在6月16日第四次反修例大游行中，即便多达200万市民走上街头，但全天几乎甚少见到警察在街道上协调秩序，而后几次冲突前线，也少有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出现。

在陈虹秀看来，大型冲突之中，其实警民双方都有“害怕”的情绪。“其实那个情况大家都很怕的，我相信警察也很害怕。”陈虹秀说，警察在面对冲击事件或受到威胁时，便会本能地认为眼前的市民全是暴徒，特别是戴头盔、眼罩、口罩，穿著黑衣黑裤的市民；在她看来，她需要做的是告诉警察他们的认知有偏颇之处，协助大家回归理性，避免大型冲突发生。

6月12日当天夜晚，陈虹秀便决定要与社总的同工一起筹组“阵地社工”，希望结合社工之力，在日后警民冲突场合中相互合作，缓和示威者情绪，避免警方滥用武力。

经过几日讨论，“阵地社工”于6月15日正式公开招募，除了驻守冲突警戒线外，也要游走留守范围，保障被警察搜身时的权利，同时预先教育示威者被捕后需面对的程序，万一有人被捕，社工亦会提供法律支援。截至21日，已有逾40名注册社工加入。招募表单上，阵地社工写明，他们希望可以变成“好像First Aid或记者的特定身份，于冲突现场或警戒线监察警方使用警力的状况及平衡现场气氛身份”。

在招募社工加入时，“阵地社工”明确指出社工在冲突现场是有风险的，包括人身安全、被捕风险、情绪冲击、身心俱疲等等；陈虹秀补充，协助的社工性格上要够胆量，面对冲突场面时，依然能拿起麦克风、以冷静的语调与人群沟通；同时要承担说错话、或一段话被误解时产生的压力。

社总总干事许丽明也是“阵地社工”的创始成员之一。

警察与示威者的对峙，由6月12日下午警方发射催泪弹开始，持续至翌日凌晨。当日下午，留在现场的许丽明及另外两名社工系旧同学，站在了防暴警察和市民中间，一边举起社工证，一边面向警方表示“正在离开”，随后与示威群众一起后退，希望不起更大争端。

“人人都有情绪的，这很正常，”许丽明说，“不过我也确实担心（粗言秽语）会影响到警方的情绪，令他们做出可能更激烈的行为。”

警方不断在道路上推进清场，示威者则不断地由会展中心、添马公园一直退，直到退到中环摩天轮附近才暂告停止。有人在后面大声骂警察、说粗口，许丽明就过去跟对方说：“你这样子，前面的人怎么办？”后来有示威者在远处大声骂警察，她干脆发挥社工同行者的角色，跟那名示威者说，若对方愿意，可陪她上前与警察对话。

“我陪你一起去跟前面的警察讲，我是社工，我知道你很不开心，其实我也是，不如我们一起上前讲？”

对方真的愿意上前，跟警察说话。当他情绪激动的时候，许丽明就安抚他，“慢慢讲”，让他表达自己。那人也就没再说粗口，转而对警察说：“其实我们手无寸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旁的许丽明陪著他，防止他情绪太激动。

“他后来抱著我哭了很久，我想至少有半分钟。”

“人人都有情绪的，这很正常，”许丽明说，“不过我也确实担心（粗言秽语）会影响到警方的情绪，令他们做出可能更激烈的行为。”

许丽明觉得，说话而不是喊话，让一些示威者可以真正抒发自己的情绪，后来，越来越多示威者分享了自己的想法。“有几个示威者分享了他们的故事，都是想告诉警察，他们不是暴徒，他们只不过是爱香港。”

她忆述，曾有一位幼稚园教师说，她以前在教小朋友时，会形容警察“是帮助我们的”，但经历了近日的警民冲突之后，她说，“我再也无法讲这种话了。”之后，这名老师哭了出来，现场多人拍掌鼓励她。

“警察的目的不是打人…… 很多示威者也根本不是想冲击”

6月17日早上七点，大批警员再度逼近夏悫道与添美道，现场上百名留守的示威者认为警方又要清场，气氛一度紧张。

警方的谈判专家抵达现场，拿著麦克风说：“不是想你们走，而是希望你们回到行人路上。”这一句话，却引发更多示威者愤怒及高叫，最前面的一位示威者愤怒质问道：“既然不是希望我们走，那你们为什么派整支军队过来？”这名示威者手脚挥舞，似乎想冲上前去。这时，许丽明拉住那位女示威者，轻轻拍拍她说，“慢慢来，理性些。”

警民双方僵持约廿分钟之后，许丽明持续拿著麦克风喊话，警方终于决定收队离队。许丽明再向著所有人说，“各位，我们这次，真的是用了一个极度和平的方法取得成功。”话音未落，示威者的掌声与欢呼声响彻云霄。她顿了顿，接著说，“若有下次，我们都希望用这样的方法，大家都安全，是不是？”示威者的欢呼，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其实我刚刚都满怕的，”许丽明松了一口气。冲突结束后，有示威者路过她身边，向她竖起大拇指，她笑了笑，低著头后退了一步，似在表示谦辞不受。

“警察的目的不是打人，而是想让人离开。很多示威者也根本不是想冲击，他们只是在后面站著看或者帮忙而已。”许丽明分析道。

许丽明觉得，市民在现场说话的方式，既舒缓了他们的情绪，同时也是向警方隔空喊话。她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她确实感觉有些警察听了市民的分享之后，表情似乎有点动容。

“我见到对面有一位女警，眼眶似乎有些微微泛红，旁边的一位男警也时时点头。”这些画面，也让她记忆深刻。在许丽明看来，大型冲突之中，警民之间确实力量悬殊，但同样都会对对方产生一些误解，她希望做的，是尽量减少双方的误解。

“警察的目的不是打人，而是想让人离开。很多示威者也根本不是想冲击，他们只是在后面站著看或者帮忙而已。”许丽明分析道。

警民之间，有绝对中立？

每当问到自己在警察和示威者中间的角色，站在警民中间的陈虹秀和许丽明觉得，自己虽然是社工，并不是绝对的中立者。

陈虹秀不讳言，她认为站在警民之间，自己的角色不是中立的，她更多的，还是站在市民的一方。“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站在市民这边的，只差在我们不会叫他们留下或撤退。”

被问到会否当作自己是示威者，如何在中立与示威者之间取舍，许丽明坦承自己事实上是一个示威者，“不需要完全中立的。坦白讲，我来到这里，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立场很清楚。”

许丽明以《社工守则》举例，第一条列明“社工的首要使命为协助有需要的人士及致力处理社会问题”，而第四条则提及，社工要“维护人权及促进社会公义”。

不过莫庆联也提醒，若社工站在警民之间，用倾向示威者的姿态去发言，前线警察未必接受，或反而减少示威者与警方之间的斡旋空间。

尽管没有绝对的中立，许丽明说，站在警民之间进行调节时，她仍然会不断提醒自己要做到“抽离”双方情绪，更好地进行调节，减低暴力和流血的风险。

“我想如何将双方可能的冲突，转化成一种比较平静的现实，阻止暴力的发生，这应该就是我作为社工应该做的事。”许丽明补充。

香港城市大学专上学院社会科学部前高级讲师莫庆联，曾任教社工文凭及副学士25年。他对《端传媒》分析指出，在社工专业领域，一直就社工对社会运动的参与方式争论多时，而过去，很多香港社工受制于服务对象的立场多元，以及任职机构的拨款来自政府，故少有表达鲜明立场；不过，在近来的社会运动，至这场反《逃犯条例》修订运动中，也有愈来愈多的社工参与。

除了“阵地社工”的前线冲突参与之外，也有不同社工会以摆街站方式宣传运动，以及在示威现场提供被捕后法律支援信息等等。他强调，社工做法各异，无违反任何守则，只是“不同牌子的社工”。

不过莫庆联也提醒，若社工站在警民之间，用倾向示威者的姿态去发言，前线警察未必接受，或反而减少示威者与警方之间的斡旋空间。

在这一波反修例运动中，冲突频生，不少泛民立法会议员也会走上前线，他们不时携著一个麦克风，尝试承担调解员的角色，劝止双方缓和气氛。站在警民之间，许丽明也在不断摸索自己的角色。6月17日早上约8点，“双方对峙停止，警察收队的时候，我没有讲‘多谢’，也没有参与到民众的鼓掌与欢呼中，这时我心里蛮开心，但没有表达。”许丽明说，那一刻，她认为自己在做一个中立的角色。

6月21日晚上，湾仔警察总部外依旧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陈虹秀拖著无线扩音机穿梭在人群中间，“我要睇住（照顾）这些市民呀嘛，”她看著被群众“蛋洗”的警察总部围墙，得意地拍了一张相，笑著说：“因为我好清楚，鸡蛋与高墙，我永远会站在鸡蛋这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