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报导在香港：抵抗时间流逝、采访管控和中央划线

香港电台《铿锵集》高级监制薛友德，上月突然收到消息——“张健死了”。2019年4月15日，张健乘搭飞机时突然昏迷，航班急降德国，张健经抢救后不治，在六四三十周年前夕离开人世，时年48岁。

薛友德最后一次见张健，在十年前，时值六四二十周年。薛当时是《铿锵集》编导，跟同事潘达培抓破头皮，构思报道。两人翻查1991年播出的《铿锵集》，其中纪录八九后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约有五百人。“二十年过去，他们想家吗？他们能够回家吗？”二人萌生了重访流亡者的念头。

这个六四系列报导最后以“回家”、“解结”、“延伸”和“守望”为题，一连四集播影，张健就出现在第一集“回家”里。薛友德回忆当日跟他见面，是在巴黎一幢旧式公寓的阁楼，“那是张健的家，十分狭小，但他似乎十分知足。”张健平日在唐人街一家烤鸭店为客人剁烧鸭，工余时间几乎都投身海外民主运动和教会的侍奉。斯是陋室，唯吾德馨；也是在这一块安全的天地里，张健才能透过网络“回家”，跟远在北京的母亲用视频“见面”。

与时间竞赛的六四采访

八九六四时，张健年仅十八岁半，是北京体育学院的运动员，在广场上担任学生纠察队的总指挥。六四凌晨，他在天安门广场向一个中校军官以死相谏，请求释放被抓民众时，遭军官连轰三枪，被送往医院抢救后，救回一命；但那颗射穿了左腿骨头的子弹，则一直没有机会动手术取出。张健随后用假证件在北京、东北和内蒙等地匿藏，12年后因参与一宗维权事件，身份不慎曝光，遂逃亡到法国。薛友德探访他之时，张健已流亡巴黎8年，更碰上他进行手术、把留在大腿里面足足20年的子弹取出来的日子，“我记得当时张健说，如果这是仇恨的子弹，希望就是最后一颗。”

那一集的“回家”，片末的镜头设定在北京：2009年的农历年三十，张健日夜惦念的母亲，在《铿锵集》的镜头前，把眼睛笑成一条线：“有时他想我想哭了，他一哭我就笑。我不跟他哭什么，我不让他掂挂。”说毕，张母静静地翻儿子的相簿，却泣不成声。一直很想回家的张健，在巴黎接受访问时，也在镜头前这样说过：“有时我太想家，跟妈妈说，不如我回去投降了？妈说，你要找一个很好的理由，如果没有一个让你良心过得去的理由，健，相见怜如不见。”

被镜头纪录下来的画面依然清晰，但转眼十年，张健已经离别人间。收到张健离世消息的当天，薛友德请同事把当年访问的片段剪辑，放上脸书以作悼念。张健遽然离世，也震惊了民运圈子，不能回家的他，只留下了最后一颗仇恨的子弹，送给了香港支联会的六四纪念馆展览。

这种年复一年插秧式的报道和记录，在不知不觉间完善了一幅更大的拼图、推开了一扇亦假亦真的历史之窗。

除了张健，还有曾经在1991年和2009年两次接受《铿锵集》访问的前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亦在2014年去世。陈是赵紫阳的智囊，因六四时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而遭通缉，被迫流亡美国。他同样于六四二十周年“回家”一集中出现，陈一直想家，终亦客死异国，终年78岁。薛友德说：“这些流亡者心里都想回家，但要回家，当局就会开条件，好几人因此宁愿不回。陈一咨当年亦靠不少人传过话，他曾收到信息表示可以回去，但再去到更高一层时，忽然就没有下文了。”

过去三十年，在华人国度，年复一年坚持跟进六四相关的人和事的电视台，大概越发稀少。这种年复一年插秧式的报道和记录，在不知不觉间完善了一幅更大的拼图、推开了一扇亦假亦真的历史之窗。不过只是身处其中的记者，大概没有为意。

其中很多珍贵的六四采访片段，诸如21名被通缉民运领袖名单中的项小吉和周锋锁，《铿锵集》亦有记录过；已去世的刘晓波被拘捕前，港台电视部的记者更曾拍摄了他六分钟的访问片段，成为了刘晓波在镜头下最后的定格。

时间是记忆最大的小偷，报道六四的惨剧，一如跟时间竞赛；距离八九年日子愈久，这场学运的见证者年纪愈大，能重现他们的机会就愈少。薛友德说，海外的流亡民运人士对香港记者都有特殊感情，缘于不少人当年经由香港出境，或曾得“黄雀行动”之助。“他们口中常提及，香港每年举办的悼念活动，竟从没停过。他们总是很感激香港记者，这么多年来仍然关注他们，会重访他们，只要不是立场已变，他们一般都很愿意跟记者再谈六四。”

关于六四最核心的集体回忆能否保存，当中有一种政治权力的角力

两个版本的六四回忆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荣休教授陈韬文，过去十年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合作研究，拆解为何三十年来，香港人仍对六四念念不忘，并烙印成一种集体回忆。陈轁文解释，其中香港传媒所担当的角色，甚为重要。

“关于六四最核心的集体回忆能否保存，当中有一种政治权力的角力；一般来说，政府和建制会产生主导作用。以内地为例，建制和民间主流的集体回忆往往一致，但在香港则相反。主流的六四回忆，不在官方，竟在民间。”但他亦不讳言，若把视野放大至整个中国，香港人对六四的集体回忆，以人数来计，则变成非主流的少数了。

陈轁文指出，香港人今日的六四记忆，能跟北京官方的六四版本分庭抗礼，其实是有赖三十年以来，传媒和民间团体如支联会等的互为作用。他解释，八九六四的初期，中国政府试图用他们的宣传机器，去把事件改写，“官方的说法是，学生受外界颠覆、受外国煽动，强调的是民间暴力、军人被打，参与民运的民众试图颠覆共产政权。整个论述就是将责任放在学生身上，引证镇压暴乱有理。”

这种经改写的回忆在内地广泛散播，却没能改写香港人的主流记忆。陈轁文认为，香港传媒在其中的作用，饰演了“记忆动员”的角色，包括年复一年对于六四烛光晚会的报道，或者个别媒体逢五年和十年的回顾、跟进和采访。

不过陈韬文也承认，随时日过去，不少传媒的取态已有所改变，“八九年的时候，即使左派传媒都有派人到天安门采访，作出了很多报道。但事件过去后不久，香港左派报纸对六四已改变态度，采取了回避、封存的策略，不再触及。加上香港很多传媒亦已被收编，又或者出于自我审查，因此媒体的力量确实是慢慢减弱。”不过，陈轁文认为，一些较亲中的商业报纸仍有报道六四的悼念活动，即使数量上很少，“也不是全部变成左报，他们能否过到自己那一关？他们的读者又是否能信服？报道的数量是少，是绝对比不上明报和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的六四情意结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曾经在不少访问里说过，八九六四是他人生的转捩点，没有六四，就没有《壹周刊》。黎智英本来从商，是佐丹奴时装连锁店的创办人，六四时曾捐赠二十万件印上标语的恤衫，予参加游行的香港巿民；其业务因而遭中央封杀，最后他只能把手头上所有的佐丹奴股份出售。黎智英赤膊投身传媒，其想法是信息能令人自由，《壹周刊》遂于六四发生后九个月面世（注：《壹》印刷版已于2018年2月停刊），而《苹果日报》则于1995年创立。

虽然这个老板的政治立场鲜明，但目前于《苹果日报》任职副社长的陈沛敏，却说出了发生在编采部的另一番景象。陈沛敏加入苹果日报23年，她由港闻版记者做起，至副采访主任、总编辑，现任副社长，曾于九一一时赴美采访恐袭、也去过日本福岛的海啸灾区，并曾参与很多六四系列的采访报道。

八九六四时，陈沛敏正于香港中文大学工管系念二年级，也是学生报的编委。当年5月20号凌晨，电视播放北京宣布戒严的消息，住在赤柱的陈沛敏在电话里跟同学约定，立即前往新华社示威。那是个大风大雨的夜晚，她一边哭一边执拾出门，从不理政治的母亲，却没有出声过问半句，彼此心里知道，那是一个特殊的时刻。

并非有个人指住你要去做六四，却成为了一种内化的传统。

转眼数十年，六四已成为她职业上的内化价值。“逢五逢十，大家都自觉要较大规模去做六四题材。记得对上的二十周年，我和几个同事本来打算由五四开始，一直做到六四，如果能连续一个月，每日也有六四篇幅，已经好棒。”谁料他们愈做愈起劲，最后这个“六四系列”竟然由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开始，“动员了几个同事，每日最少刊登一版有关六四的报道，周围发掘很多不同人的故事，一直到做六月五号，报道烛光集会，足足一个半月。”

问陈沛敏报道六四题材，是不是收“柯打”必做，她说没有从上而下的指令，反而有一种前后相继的承传。“我由做记者开始，看见前辈和同事是这样做，于是每年到时到候，你就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去报道。更贴切的说法是，并非有个人指住你要去做六四，却成为了一种内化的传统。”

曾经闹双胞的6月5日

她认为，如果有一日《苹果日报》不再做六四的报道，她相信读者会是第一个问“点解”的人。苹果日报自从创刊至今，每年6月5日皆以六四烛光晚会作为报纸头条，陈沛敏说，对上一个十年，时值六四二十周年，他们的头条便闹了双胞，“那时我不是决策层，不知道内部进行了甚么讨论，但报纸印出来后，就是烛光晚会的封面头条，以及李泽楷已为人父的头条，双封面。”

陈沛敏说，若非碰上六四烛光晚会，李泽楷必成头条，“但对我们来说，六四翌日的烛光照片，有一种特殊意义。但我相信，对其他报纸来说，则未必有这种‘六四’的考虑。”

不过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始终要衡量新闻的价值，“新闻始终要秤，一般来说，自会做六四烛光晚会。但若然苹果有一日放弃用六四晚会行头，必须有很大的理由去justify（合理交待）：点解唔做？那必定是有一单极具影响力、涉及很大公众利益的新闻发生。”

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传媒环境跟十年前相比，又起了更大的改变。陈沛敏直言，目前苹果日报已将更多资源投放发展网上新闻，即使是六四的报道手法，也跟以往不同，“例如今年的烛光集会，一幅相已经不够了，当晚更要在网上做live。网的同事也想出很多主意，四月已把‘自由花’重新编排，拍了一条三分几钟的MV，找童声演唱。另外又以旧曲新词方式，请港人合唱六四的回忆。”至于今年的六四专题，同样也是4月15号胡耀邦逝世之日开始，将会每日出版，直至6月5日。

最近几年，香港开始涌现“六四关我乜事”的声音，陈沛敏说，这也是他们要思考的问题。“苹果日报的报纸读者，年纪较大，未必有这个疑问，但苹果网的读者，就可能会出现这个想法。我们需要用不同的介面和手法去吸引不同读者，但对于一些完全不关心的人，自由社会就是有不同意见的人，我们也只能够继续做好本份。”

反而对于传媒因政治环境而噤声，她更为慨叹，“现在最常说的鼓励是：大家尽做啦！有得做就应该做，若果等到有一天六四成为敏感词，要打擦边球才能报道的话，那就太戆居了吧？”

六四两字比以前更敏感

其实，中大学者陈轁文亦有提出，香港传媒现今对于保存六四记忆的作用，已见收缩和限制，“因为权力转变，致媒体自我审查，对六四的报道就有所收敛。六四的敏感性已比以前更高，非常不利于集体回忆的承传。”

至于本土那种“六四关我乜事”的看法，陈轁文认为，此亦是未来阻碍六四记忆承传的不利因素。“本土主义的兴趣，其实跟中国的打压，是连在一起的。香港人有本土倾向本是正常，只是不会变成一套主义。关键是当香港人失去了本来享有的高度自由，你愈打压，本土就走出来，令人愈觉得跟中国疏离，于是连带六四也会割离，因为事不关己。”

他认为，若要继续维系香港社会对六四的集体回忆，而不被另一种中国官方或本地左派所建构的六四版本取代，香港传媒以及公民社会，必须较以往三十年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捍卫。他说：“时间会把一切冲淡，这是不可违抗的自然力量，加上官方有意打压，以及有经历的人逐渐老去，还有本土的意识愈强，那六四的记忆更难承传。”

记者采访遭干涉和扣查

香港电台高级监制薛友德，回想过去多年处理六四系列的专题报道，也有类似感受。在他看来，中央对六四的管控似乎愈发收紧，六四似乎比以前来得更为敏感。“二十周年的时候，同事潘达培主要负责回内地采访六四异见者，当时的感觉是，环境相对宽松，只要有适当部署，媒体还是可以接触到死难者家属，甚至拍摄到他们到万安公墓拜月祭的镜头。”他续说，2009年之后，港台再于六四二十五周年时，派同事到北京做访问，情况已大为不同，“有些被访受二十周年时找到他们，廿五周年时已经不能接触到了。”

港台在六四廿五周年时，制作了“囚语”和“扎根”两个特辑，采访上也遇到莫大困难。其中访问北京民间智库“传知行”创办人郭玉闪时，记者甫抵达南京便遭便衣公安跟踪，最终被迫取消访问。但其实于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记者曾成功跟随郭玉闪到南京造访郭的六四启蒙老师；而同样于二十周年时访问过的六四死难者家属郝建，亦于五年前的五月，亦即记者的访问季节，突然“被消失”了。

薛友德直言，五年前那一趟实在是“很恶劣”，当日他收到新闻行家打电话去港台公关部，要求确认：“你们是否有记者在内地被拉？”今日回想，他仍显得忧心，“当时我未清楚情况，不能对外讲太多。”究竟实情如何？他说：“同事做访问时一直遭到内地部门的跟踪和干涉，试过在酒店被警告，另一次直接被扣查。”事缘记者当日跟天安门母亲新发言人尤维洁联络之后，就被公安指她涉嫌藏有危险物品，扣查了整整九个小时。

刘晓波的最后定格

作为主管，薛友德从不害怕同事退缩，却最担心他们冲得太前，他摇摇头笑道：“记者总是勇往直前，当他们认定那个值得做，就好尽力。你做主管的，就要提醒他们，始终我们最顾虑的是人身安全。很多事情不能预计，要有分寸，是否必须冒很大的险去做？是否一定要冲到最前才能看到，退后一些，是否也可行？”

薛友德1994年加入港台《铿锵集》，从助导做起，经历编导、监制，至今为高级监制，曾两次去到南亚海啸的灾区采访。他第一次参与六四报道，是九七回归那一年。之后六四十周年、二十周年、廿五周年等，他都以不同的身份参与制作，“六四报道跟其他的采访不同，是一件几十年的事件，牵动的范围很大，每年再做都要思考不同的角度，检视它不同的意义。”

大型采访需要周详的规划和部署，但采访的念头很多时都是一念之间，“有时是当下一个moment你决定去采访，做了就是做了。过多几年，可能情况已不容许，当刻如果roll机记录了，片段就很宝贵。”他难忘11年前的2008年，就在《零八宪章》发起人刘晓波被拘捕前两个月，有同事一念之间找他做了个访问，“那时也不知道是否埋到身，结果真的见到面，终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访问片段。”

那六分钟是刘晓波人生中的最后一个访问，之后不断被同行借用，“有些东西记录了，就是记录了。”

下一个十年，烛光不是必然

中大学者陈轁文和李立峰的六四研究，已进入尾声，陈轁文说，希望能尽快将报告书写成文稿刊登。问他这个香港版的六四集体记忆，未来将何去何从，他说，过去三十年来要维系这个记忆，本来已经困难重重，“过去也绝对不是一帆风顺，实际上考验亦很多。例如董建华回归时已叫香港人要放下六四包袱，然后是巿民的淡忘，近年又屡受本土派的挑战，这些全是真实考验，香港克服过很多的压力之后，才有今日的状况，算是保存到六四回忆的核心部份。”

那么放眼下一个十年，将会跟香港已经历的十年，有甚么最大的不同？陈轁文提出了这样的忧虑，“很多年以来，本来香港左派报纸对六四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但近年起了变化。你看一些建制派的网页，如香港G报、港人讲地、帮港出声等，已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言论，例如控诉支联会‘掠水’，也多番输出诸如‘六四有镇压必要’的言论。”

现在中央也试图划线，如果把这条线再划去六四，传媒就必然受到影响。而且首当其冲的，也必然是香港主流传媒。

他直言，建制派在社交媒体这个新兴的空间，主动输出了很多亲中言论，造成了一个效果，就是令人觉得“六四也可以是有争议的，甚至是可以质疑的”。

香港社会目前所面对的形势，已不只关乎保存六四记忆的问题，而是涉及香港未来是否仍能享有高度自治、实践一国两制，让传媒和巿民也能畅所欲言，报道或表达跟官方不同版本的事实和意见。陈轁文正色道：“现在中央也试图划线，如果把这条线再划去六四，传媒就必然受到影响。而且首当其冲的，也必然是香港主流传媒。实际上，已经有人试图划线，并以六四为界，例如谭耀宗去年已经提出，烛光晚会嗌的‘结束一党专政’口号，可能违宪。”

下一个三十年，香港的六四记忆还是我们今日熟悉的面貌吗？陈轁文认为，若未来将按香港目前的轨迹运行，“我想，传媒和公民社会，都必须作出很大努力。”假如未来的政治气氛是加快收缩，比当下的运行轨迹跑得更快，“那么，要能继续以目前的方式来纪念六四，或是不可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