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现场”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湾记者们（中）

王震邦家里仍然有两整书柜的“六四书”，他顺手抽起一本，翻动之间，几张夹在书里的纸落在地上，捡起来细看，是这本书制作之初，日本出版社有意接洽翻成日文，请求代转王丹授权的传真信函。

架上的六四书大多数是绝版“珍本”，王震邦仔细挑了两、三本重复收藏的递给我，“这送你吧，有兴趣带回去研究”。但对我始终盯著的另一本，王震邦正色说道：“这不能给你，我只有这一本了”。

《六四的内情 未完成的涅槃》，作者包遵信，八九民运期间被官方定性为“幕后黑手”。广场镇压之后，包遵信逃亡了一阵子，与王丹先后被捕，判刑五年。王震邦受访时反复提到这位八十年代在中国知识界拥有巨大影响力、在六四镇压之前力劝学生停止绝食，撤出广场的学者。

王震邦最早认识包遵信是在一九八八年访问北京大学的行程，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达到最高潮 —— 当然，那时不可能有人知道八九年将发生什么事，自然意识不到八八年已经到了“最高潮”——王震邦受邀在北京大学演讲，谈两岸关系。私下办的沙龙，没有海报宣传，但仍然吸引满座的学生。

在那趟行程里，王震邦结识了包遵信、李泽厚和汤一介，也发回了方励之的专访和冯友兰的直言不讳：

“现实经验证明，今天全世界推动社会主义而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是都在寻求改革？这说明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不如马克思所说是科学的，而是空想的。”

1988年的北京行， 让王震邦采访八九民运有了比较丰富的消息源。他也是《联合报》当时在民运现场的记者里，唯一一位专程为学运而到北京采访的记者，而不像同报系其它记者，是因为其它行程之后留在大陆支援采访。

“【特派记者王震邦╱北平卅日电】北平各大学今天纷纷贴出了大字报，交相指责中共官方没有和学生对话的诚意，参加对话的北大学生更惨遭大字报指名批斗。

在北大校园贴出的大字报以“忍无可忍”来形容学生对对话事件的愤怒，指责官方和学生的对话是一小撮人的安排。并要求同学不要上当。

有的大字报则指出，对话层次不高，在没有实质对话出现前，并有了具体的进展，绝不能停止罢课，廿九日的对话不过是一场聊天会，有的学生更指出，那是官员在向学生们示威，向学生训话。”

这是王震邦采访八九民运的开端。用他的话说，那时民运处在“即将走出学校外”的阶段。五月十二日，绝食静坐即将开始，王震邦拍下北大教师在燕春园为绝食学生开的饯别宴。十三日他写道：

“二千多名北平大学生今天誓言绝食，黄昏前陆续集结天安门广场，……只见到处是“绝食”“绝食”的字眼，掌声中听到的是“绝食”“绝食”的呼声，把上个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后引发的学生抗议活动，推上了另一新高点！”

在部分学生发起绝食的同时，另有一批学生前往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邀请”即将访问北京的苏共总书记戈巴契夫 (戈尔巴乔夫) 到北大演讲，但使馆回答戈巴契夫行程已满，学生碰了个软钉子。但八九民运确实因碰上戈巴契夫访问北京，一时间得到全世界的关注。不少原本申请采访戈巴契夫行程的记者，日后就直接留下继续采访学运，孙扬明就是其中一人。

孙扬明、王震邦和另一位联合报记者汪士淳，是联合报系六月三日当晚最靠近冲突现场的三名记者。六月三日晚间，军队大举进城的消息传到和平宾馆。孙扬明和汪士淳商量了一下，说好汪士淳进入天安门广场留守；孙扬明骑脚踏车往沿著长安大街往西奔，寻找军队和民众的接触正面。王震邦则在南池子大街，隔长安大街观察情况，事实上，当时再想接近广场，也已经过不了长安大街。

在五日的报纸上，孙扬明发出了四日清晨的现场报导：

“凌晨一时正。戒严部队从公主坟、木樨地沿西长安街强行推进，遭逢民众强烈抵抗，有数十辆装甲车被抢占后，浇上汽油烧毁，当时百姓欢声雷动，不旋踵军队对空鸣枪警告，随即传来有人被部队的子弹所伤，惟数目不详。

群众开始撤退至民族宫前时再度聚集，以木棍、砖、石与土制汽油弹攻击部队，部队则以催泪弹还击，由于群众势张，部队向后退撤约两百公尺至民族饭店门口双方展开拉锯战，一时间满天砖块、石头与任何可能当武器的物品飞舞，部队由于有头盔、透明盾牌因此转为有利，但由于向前冲锋，因此至少有八人重伤，被送入民族饭店做紧急处理。”

三十年之后，孙扬明受访时，大致准确地重现了当年自己笔下的这一幕现场，但时间让他抽出了不同的元素，而他现在，更愿意强调这些元素：

“部队就一路拉进来，中间看到的其实不只是外传的，坦克车哗拉哗拉一路打进来，那是过度简化了事件的真相。我们看到的是“打来打去”。所谓打来打去，是我们看到，或者听到群众拿著砖头、石头、木棍往解放军丢，丢的同时还喊“冲”，几个来回。部队刚开始没有动用热武器，就是用枪，后来才动枪，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


“打来打去”，看起来是“(军队、学生)各打五十大板”的评价，但孙扬明意欲与之对话的，是一种日益“善恶分明”的扁平叙事。访谈之间，他不断追忆当年的诸多细节，反复提醒历史现场的复杂。例如前几年曾有媒体报导，号称引述“英国解密档案”指出当年天安门广场死亡超过万人。孙扬明和当时在广场留守到最后的汪士淳，特别发表一篇长文，描述当年在广场所见的情况。至少就他们所见，最后清场阶段在广场上没有人死亡。

在南池子大街的王震邦，也有同样的判断：

“整个广场是我扫瞄的视野所在。我看不到任何冲撞性的行为或是动作，足以导致死人…….那至于说有人睡在帐蓬里面就被辗过去的，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情境里面，不可能。除非他吃了药，没有人。我只相信有人几天几夜没睡，我不相信有人在现场可以沈睡。”

“在街上解放军有没有开枪？当然有。有没有打死人，当然有。但广场有没有？我们当时所见是没有的。分辨情楚这些细节， 对于理解当时那个复杂的情况，以及后来各方对运动的诠释，非常重要。”孙扬明强调。

天安门广场有没有人死去？只是30年来诸多公案中的一起。孙扬明记得的还有：当年进城之时的解放军，行经外交公寓时遭到枪击，子弹来自楼上不明人士；六四之后，北京一处高楼也有子弹攻击坦克车上的军人，引来战车开枪向这处民宅射击。这些冲突、对抗的前因后果是什么？时隔愈久，孙扬明愈觉得不该简化个中的关系。

如果把镜头再推一点，血腥镇压是最后的结果，但这结果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孙扬明和王震邦受访时，不约而同提到在八九民运期间，从五月到六月，曾有两次广场上学生的抗议行动几乎无以为继，但一来当时“恰好”进来了大批外地学生；二则，每当讨论学生“是不是该撤退”时，激进的主张总是压倒一切，包括知识份子们到广场劝退学生，结果也相同。两辆相向而行的火车终于对撞。

王震邦受访时这样总结：“当时共产党内的两种力量，一是通过学生，取得自己这个路线更大的空间；另一条是控诉学生。这两种力量互为挤压。”而他想问，激进路线每每在关键时刻取得胜利，“究竟是谁扮演了这种角色？而这个角色的动能是从何而来？”

五月十三日，学生在天安门的绝食行动开始；隔天，包遵信连同一批著名学者到广场与绝食学生沟通，同时发表一篇《紧急呼吁》。首先要求中共中央承认学生是爱国、民主的行动，不秋后算帐，不采取暴力手段；但同时也呼吁学生“为了中国改革的长远利益……恳请同学们发扬这次学潮中最可贵的理性精神，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

改良派知识分子向左向右喊话，却没有一方理会他们。在清场之后的逮捕中，这些基本立场支持学生的学者、作家也同步落难。七月一日，在法国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筹备处发布了六四后遭秘密逮捕的中国知识分子领袖的名单，包遵信“理所当然”在列，其它的还包括《光明日报》记者戴晴、《河殇》总撰稿人苏晓康、王鲁湘、《中国青年报》学校部主任李大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张伟国……等等。

对这一批改良派知识分子在六四之后的遭遇，王震邦为他们在愤恨不平，又满怀亏欠。这样的心情，与他对学生运动“应退未退”的遗憾和批判互为表里：

包遵信六月下旬被捕，八月传出被“双开”的消息。“后来包遵信在牢里不是认罪了吗，还有人骂他。我说：没有坐牢的人，没有权利骂人。”王震邦说。

“包遵信坐牢出来之后穷途潦倒，我去看他，我对他有一种亏欠感。”说起那一年的采访团队拿下了当时台湾新闻界最高荣誉的金鼎奖，王震邦声音变得低沈，“他坐牢了，我写的新闻得奖了，这算什么？！”

过去三十年来，王震邦说自己几乎不曾受访。而问他认为记者在现场的意义是什么？王震邦认为，意义在于：在一个历史激烈变动的现场，能参与进去，这不是一般人有的机会，因而那样的经验带来的反省力量也异常巨大。


但王震邦不乐于诉说这些，或者不乐于简单地诉说。因为太简化的表述，“就像鲁迅说的，吃人血馒头。这个吃人血馒头，就一个悲剧来讲的话，(记者这一行)就变成殡葬业而已了。”

时隔三十年，王震邦大概可以比较无所顾忌地谈，当时在北京，包遵信带他进入许多新闻现场；戴晴带他到了一处“豆花庄”，出入其间的，有教授、记者、政治人物的幕僚……在民运期间，这里是各路人马交换信息的中心，不少报上的独家新闻都从这里来。让王震邦津津乐道的一次，是赵紫阳辞职，他就是在豆花庄里听到消息，再观察赵紫阳会见戈巴契夫的谈话内容，觉得八、九不离十了就出手，之后美联社也证实跟进报导。刘晓波被捕的消息，也来自这间豆花庄。

在八九民运期间，真消息确实有，但假信息更多。例如邓小平已死、王丹伤重不治……等等，事后都证明是假消息。甚至会有这样的信息见诸报端：

“亲赵紫阳的第廿八军已开抵北平，今天下午并派出战车与士兵，与亲杨尚昆的第廿七军在北平西边主要街道上，捉对厮杀。”

或者

“南苑空军基地。一名上校级指挥官和政委被戒严部队司令部扣留，于是三十八军两个营拒绝撤出，戒严部队便在清晨派出装甲部队封锁空军基地所有通道。基地官兵和三十八军团结一致，声称反对‘杨家将’和打倒李鹏。”

王震邦和六四之后进入北京采访的《自立晚报》记者胡元辉，都提到了当时信息满天飞，但真假难辨的情况。王震邦坦言，很多新闻是“喂”的，“哪条新闻是被喂的，发稿的人心知肚明，而且还不能不发，有时甚至挺高兴的，谢谢喂食的人。”

假消息见诸报端，如果不是因为利益交换，那就是记者对事件已经有道德判断，一厢情愿地从“应然面”做文章，专门选符合自己期待的信息，但和真实情况完全不同。例如“共军内战”这类新闻。

胡元辉则说，那时“自己找上门”的关系确实不少，供来的信息真真假假，不要说查证，连第二消息源都没有。所幸那时自立报系并不盲目要求记者“拼独家新闻”，因此举凡这类信息，他可以只留笔记本上，不必发稿。

信息采取的偏失，事实上和消息来源有关，王震邦就坦言，会多用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提供的消息的主要原因之一：“学生们愿意和我讨论信息，愿意和我讨论，官员不会这么做的”。

而一个更大的情境是，在整个八九民运里，学生尽管人多，但就是这么弱势，面对著如此强大的国家机器，记者会不会出现一种心态，自动就站到学生这边来？

“当然有，包括我在内。”王震邦坦率承认。

更有甚者，“在这么一个混乱、动荡、强者和弱者如此分明的情境下，一个记者会不会、能不能跨出采访工作的“红线”？不管是主动去救死扶伤，或者回应别人的求助？”

胡元辉被问道这个问题时，语气变得非常缓慢、犹豫而不确定。他说自己确实知道民运期间有外国记者参与后来的民运人士救援工作，但台湾记者并没有。但即使记者不主动参与，也有被动遇到别人求助的情况。

“我不敢确定我一定会说‘NO’，因为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天人交战的课题。它牵涉到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安危。”胡元辉说，一般做法是帮忙把求救信息传递给真正在进行援救的人，“我也许就会这么做，而不直接成为援救者。”但胡元辉也也坦承，“我不在那个情境里，我也不敢说一旦真的面对那个情境里，我会怎么做。”

该怎么评价八九民运？孙扬明的答案是：目前没有办法。

“要再等三十年，六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个事情。”他认为，目前谈这件事，还有太多的个人、党派乃至于国家的力量纠缠在中间。必须再等一段时间，这些人、事和关系慢慢都远去或者逝去了，到时才可以从一个比较凌空、没有个人情感的角度出发，给它一个比较好的或公正的评价。

八九民运的结果则重击了胡元辉。他说，这场采访让他亲身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点。他说，那时自己原本对中国有一份朴素的期待，希望走向自由经济、民主开放。但六四事件活生生地向观察者展示，这些期待中国改革、变化的可能性， 如何硬生生地被共产党切断。抗争者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声音，如何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消失；就如同他在成都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人都知道几天前发生过一场抗议行动，带来流血镇压。但所有的迹象，都可以在极短时间被抹除，高压政治会变得如此的有效。胡元辉说，这一段经历令他“惊骇莫名”。

王震邦没有给出直截了当的答案，但从他对包遵信和一班改良派知识分子的亏欠之情，或许可以爬梳出他真心认同的状态，是一个由八十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诸如包遵信、汤一介、戴晴、严家其、苏绍智、任畹町、苏晓康、方励之……引领思潮和改革的中国。如果这样的期待成真，现今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但无奈的是，历史就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转了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