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家钟晓阳：到了九七故事就完结了；我们会继续寻找，这就是传奇

钟晓阳亲切而安静，对我的提问或看法，她总是微笑思考，像仔细品尝一枚橄榄，然后慢慢吐出皮核。这种沉静与她笔下的故事完全相反。

她本身已是一个传奇：1960年代广州出生，一岁来港；18岁青春之龄作《停车暂借问》刊载于台湾《联合报》副刊，轰动一时；之后，便“一帆风顺”了⋯⋯小说、散文、诗、填词、电影，她是少数能游刃各类文体的作家，新作回归长篇小说，6月出版的《遗恨》（台北：新经典文化）是1996年《遗恨传奇》的改写版。

钟晓阳，香港作家，少年出道，18岁作《停车暂借问》；之后有散文集《春在绿芜中》、小说《流年》、《燃烧之后》、诗集《槁木死灰集》等。参与王家卫《阿飞正传》、《花样年华》、《2046》字幕创作、《铁三角》(林岭东部分)编剧；填词作品《最爱》获第23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入围。1996年出版长篇《遗恨传奇》后搁笔，至2014年出版中篇《哀伤纪》。新作长篇《遗恨》2018年6月出版。

钟氏的作品至少分为两种叙事风格。一种淡逸飘远，如早期的《爱妻》；另一种急管繁弦，如新作《遗恨》。前者颇符合她不多话的个性，后者节奏却密集紧凑，急不及待地向读者述说离奇的故事。《遗恨》自旧作《遗恨传奇》删去“传奇”二字，但传奇色彩仍然很强：情节曲折、爱恨纠缠。

为何钟情“传奇”？她回应：“所谓传奇就是普通人与现实发生强烈撞击。平时我们就会遇上许多意外，传奇就是把它们浓缩在某一个特定时空发生，密度高了，读者便觉得传奇色彩浓厚⋯⋯传奇也是一个人寻找某些事物的过程，就像希腊神话〈金羊毛〉那样。”伊阿宋寻得金羊毛，却未寻得幸福，反而背叛了妻子，招致报复，绝望中自刎。回读《遗恨》，珠宝经营世家中，各具个性的人物各出奇招，都在打家族遗产的主意，也确实是一次“远航寻宝”的历程，结局亦同样惨烈。

“所谓传奇就是普通人与现实发生强烈撞击⋯⋯也是一个人寻找某些事物的过程。”

世界是用来讲故事的

“我的脑海先出现一个场景，人物、气氛、情节都齐备了。然后故事本身会要求我写下去。”和笔下的故事互相角力，是许多作家都有过的经验，但钟晓阳让自己跟著故事走。“我只负责解决某些技术上的问题，例如说，我要处理情节上的逻辑，还有就是什么时候让读者知道事情的进展。”在我看来，像《爱妻》这一类叙事性不强，节奏舒缓的作品，要描绘的是一种气氛，一种印象；可是钟晓阳说，她仍是故事先行——或许，整个世界对钟晓阳来说，就是一个让她“讲故事”的场景。

既享受说书过程，某些地方就得卖关子，吊吊读者的胃口；钟晓阳坦言不希望故事情节提前“剧透”，因为只有她能决定什么时候让读者知道事情发展。这样的作家，注定与读者的关系若即若离；新书发布的讲座上，她的读者有说广东话的、有说普通话的，有男也有女，许多手捧十多本著作，排队等签名；看得出，他们跟作者一起长大，由《停车暂借问》追随至今。这些长年追捧者，像追读故事一样，期待著她的下一个拍案惊奇。事实上，钟晓阳以香港作家的身分，广受中港台三地读者宠爱。想当年其成名作《停车暂借问》被指风格像极“祖师奶奶”张爱玲，彼时恰值张爱玲在台湾大红，而钟晓阳创作时年仅十八，也颇衬张爱玲“早慧才女”的形象。在“祖师奶奶”的加持下，又因她得力于古典诗词，因此她的作品可以让三地读者跨过时代与文化的差异，沐浴于闺秀派的风姿。

写作要留白

《遗恨》保留了旧作1997年《遗恨传奇》的人物、结构和基本情节，每一章每一节都出人意料，角色行动激进：父亲把女儿困在房间，补习老师得把落地玻璃砸碎救人；女友怀上他人的骨肉；怨妇在豪宅内向侄儿诉苦，那语气像极了《金锁记》的曹七巧。各种吵闹与争执的背后，人物的心理变化却是跳接的。中间缺少了的环，正是作者刻意留下的空间：“人总是想要答案，想知道为什么；但事实是，即使当事人说出原因，也不一定是真正的理由。”

这种写作手法对读者有要求，要求读者与作者建立长远的关系，双方都知道何时介入何时抽离，何时交代何时沉默。听到我这样说，钟晓阳的笑容像听到一个学生猜到了答案，点头嘉许：“你说得很对”——就像对读者一样，她不否定我的这些问题观点，而是微笑著，将之悬挂在访问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半空：“写作者要像画家一样，在适当地方留白。别人如何理解都可以，也没有对错可言。”创作于钟晓阳，像作家与读者之间捉迷藏；这个游戏永远玩不完。

这种“留白”的手法不但呈现在情节中，也呈现在人物塑造中。初读钟晓阳，便发现她的男主角是矛盾的：一方面追求精神上的超脱，另一方面又渴望肉欲的满足。就像〈爱妻〉的白华荃所言：“骨子里都是贱。”如何解释这种摇摆不定、优柔寡断？我坦白跟钟晓阳说觉得她笔下的男角们有点胡兰成的影子，看似多情，却最无情，伤透自己身边的人。钟晓阳说她没想过。“这是人性吧。人性永远都是不可预计的，你以为一个人很可靠，他一样会变。我们习惯假设太多结果，但其实即使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有时对方也会做出一些难以估计的事情。”这是乐观，还是虚无﹖对于这两个选项：她选择不去选择：“两样都是吧。我只是一个观察者。”

九七后的“香港”，就只是家事了

观察者所观察的，还包括香港这座城市。在钟晓阳笔下，香港有豪华但藏污纳垢的半山大宅；灰黑暗红的深水埗唐楼阵；桃源景色的大屿山。在这些场景中，商家尔虞我诈，家人互相防范，甚至有绑架、谋杀等奇事。恩怨情仇的背景，是城市的变动：战乱、暴动、保钓、经济起飞、股灾等，到了九七故事就完结了。而在时代的变化中，于强与于一平两父子，也可看成为一个城市从理想走向消极的过程——这次我又猜对了：“于强代表某种理想，于一平较为感情主导，父子追求的确实不一样，但我也不想把他们看成某些理念的化身。”

九七后的香港，或许是一点一滴的转变；但九七后对钟晓阳来说，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九七后，家里发生很多事，我的世界崩塌了。所谓九七后的回忆，对我来说就是家事。”“香港”和“家”是如此牵连一起，无法分开：“我每十年八年就搬一次屋，香港、九龙、新界都住过了。我的回忆就是由搬屋构成。每次搬屋都好像穿越这个城市一次，每次打开窗都有不同景色。无论香港好与坏，都是我其中一个家。”对于近年的社会变化，钟晓阳也留意到了，出乎我的意料，她并不多愁善感：“大家都在寻找方向。我们很难说人生应该发生些什么，不应该发生些什么；寻找有时是永远的状态。我们不一定找到些什么，但仍然会继续寻找。这方面我永远都是乐观的。所有事情都是过程，过程会有阵痛。”

九七后对钟晓阳来说，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香港”和“家”是如此牵连一起，无法分开。“无论香港好与坏，都是我其中一个家。”

这也是钟晓阳的写作状态；由亲人患病至病逝的一段长时间，她停下笔来；如今重新写作，是压力还是疗愈﹖“我觉得我现在较能享受写作的过程，不会迫得自己太紧。写《哀伤纪》写得很赶，《遗恨》比较能细味过程，不会太大压力。自己每日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希望以后都能做到这样⋯⋯以前写作比较紧张，好像生活里有一件事放不下；但现在呢，如果那天状态不好，我就放下不写。”“放下”的或“放不下”的，是作家看待创作的态度：“以前我投入了写作就看不见外间的世界，现在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一日三餐，不会不吃，但也不会强迫自己。“写作的过程当然有起伏，但整体来说是是享受的。我是慢的，要慢慢来。”钟晓阳这个人固然是静的，慢的，然而她的叙事的节奏是急迫的。我努力把眼前静默的作家与作品里滔滔不绝的叙述连结起来，惹来钟晓阳慧黠一笑：“掌握节奏是好好玩，好有挑战性，尤其是小说的开首，若调整不好，无法写下去啊。”我想像钟氏是皮影戏艺术家，一双手在皮牛皮背后操控拉扯，还得腾出空档来起音乐，打灯光。喧闹中静静地熟练地操作，幕前观众叹为观止，幕后的她对自己莞尔。

少数没有张爱玲焦虑症的作家

谈到节奏，我不由自主想起一个老话题：钟晓阳甫出道，便因其文风被喻后“张爱玲承继者”；中大学者兼钟氏粉丝黄念欣形容钟晓阳是“少数没有张爱玲焦虑症的作家”，因为她毫不讳言自己崇拜张爱玲。初看《遗恨》，头几章的对话语气，也令我想起张氏得自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口吻。但原来钟晓阳喜欢的是张爱玲后期的作品，例如《少帅》、《小团圆》，那种干燥的文风、逐字斟酌的造句。“事实上她所有的东西都令我震惊，难以形容，每个写法都有意思，她让我接触到一个独特的世界，好像看到整个宇宙，神秘，广濶，没有尽头。特别是《小团圆》，没有一句话是无意义的，读者要钻进句子之间的罅隙去，简直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例如《小团圆》的开头，一个大考的清晨，那一段是个门口，让读者进入小说的世界—”钟晓阳罕见地话多起来，“现在提起我都毛骨悚然﹗” 游走于张氏的人性迷宫中，钟晓阳获得的并不是张氏的荒凉，而灰白头发下，文艺少女般的雀跃。

毕竟，写作的人都懂得自得其乐。“写作是让人兴奋的事，要用尽自己的技巧、经验、经历；那和真实生活是两回事。”我自以为年纪也不轻，急著补充一句“生活最好是能简单就简单”。钟晓阳索性自白：“生活的我是好糊涂的。”譬如说，到银行搞杂务﹖我们一起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