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rdon Mathews:从重庆大厦到广州小北,描绘非洲商人的低端全球化

非洲商人从重庆大厦搬去广州小北,继续倒卖山寨货。他们要面对严格的签证政策和融入当地的困难,更坏的消息是,中国企业正去非洲建厂开店,以取代他们。
61岁的Gordon Mathews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在香港住了23年、来自美国的他,早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麦高登。
大陆

从广州繁华的淘金路坐一站地铁,来到小北街头,Gordon Mathews发现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景象内:身边熙熙攘攘而过的,几乎全是非洲人和阿拉伯人,肯尼亚、几内亚、布吉纳法索、塞内加尔、马里……他们来此不为别的,就是“生意”二字。狭小的街道上满是一排排露天摆放的女式服装,上面插著一块写有“15”(元)的纸牌。街边一溜烟是伊斯兰、非洲或阿拉伯餐厅:“African Food”、“土耳其烧烤”,这些中英夹杂的餐厅名牌挂在一座座四、五层楼高的民宅下。闹市里的城中村,异域人间,烟火盛开。

61岁的Gordon Mathews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在香港住了23年、来自美国的他,早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麦高登。麦高登三个字,在香港读社会科学的学生里无人不晓,2011年出版的《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下称《重庆大厦》),更成学生们必读之作。此书一洗王家卫《重庆森林》里重庆大厦暗影幢幢的迷幻影像,呈现出这座被视为藏污纳垢的城市“贫民窟”之真实面貌:一个错综复杂又井然有序的“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中心。

“低端全球化”是麦高登近十年研究的题目。他对此的定义是:“人与货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半合法或非法)交易下的跨国流动,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在全球均有发生”。简而言之,当一个非洲商人怀揣两万美元现金到异乡做买卖,把诸如手机、皮革、成衣等仿冒品运回家乡时,他便成为“低端全球化”大潮中的一员。而这,正是在重庆大厦、广州小北每日上演的景象。

2017年底,麦高登出版The World in Guangzhou: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place(《世界在广州:南中国全球贸易市场中的非洲人和其他外国人》),用人类学家朴实细致的笔触,在中国官方宏大的“中非友好”叙事之外,写下个体非洲商人在中非贸易里真实的样貌。有趣的是,当春晚小品《同喜同乐》演绎出一派中非人民和睦相处、文化交融之景时,麦高登在书里抛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会出现她的巴拉克·奥巴马吗?

广州小北聚集了大批来自非洲的移民,其中的宝汉街是他们常去购物的地方。
广州小北聚集了大批来自非洲的移民,其中的宝汉街是他们常去购物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广州?”

在研究重庆大厦期间,麦高登发现,不少在重庆大厦认识的非洲商人,都开始跑到广州做生意。2012年,《重庆大厦》出版翌年,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而在远离京畿、粤人常自嘲为“南蛮之地”的广州,庞大的非洲商人群体,也在追寻他们的另一种“中国梦”。

在广州的非洲商人历史,可追溯至上世纪九十年代。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把非洲商人从曼谷、雅加达带到了广州。位于小北附近的天秀大厦,以及广园西一带,出现不少前来寻找商机的非洲商人。这个来华贸易的非洲风潮,在2008年一度达到高峰。一名中国批发商人告诉麦高登,这是因为当时的广州处于签证审批较宽松的时期。

49岁的 Ali Muhamed Ali 来自索马里,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叫“穆雅利”。7年前,他在重庆大厦认识了麦高登,之后为这位教授在广州的研究提供了不少人脉线索。这天穆雅利穿著整齐的西装,在香港方寸小而整洁的办公室里等待记者。他精神抖擞,侃侃而谈。他近日在阅读的书籍,被竖起来摆在办公桌的显眼处: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10年前,穆雅利在香港开了一家运输物流公司,帮助在当地做生意的非洲商人把货物运回家乡。大约5年前开始,他发现顾客们纷纷从香港迁往广州,一个叫小北的地方。“不多久,所有的顾客都去了广州,于是我把公司也搬过去了。”

穆雅利说,非洲商人往广州迁移,核心原因是,那些在重庆大厦出售的商品,其实都是中国制造的。而当时的中国,签证逐渐比以往稍微更开放一些,同时有更多航班从非洲各国直飞广州,这一切都令他们觉得:“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广州?”

现在,穆雅利在小北有自己的办公室,请了10个职员。从那里出发坐20分钟地铁,便到他在白云区的货仓,面积有8000呎(约等于740平米),主要是成衣,包括女士的裙子、牛仔裤。工人们将顾客运来的货物打包、装箱、运往码头,漂洋过海回到非洲。每一年,他们能运500个集装箱的货物。穆雅利说,相比那些能运1000箱的大公司,这属于中等规模的生意额。

在穆雅利货仓的墙上,写著“我们不运仿冒品”,他说这是自己为公司制定的政策。“说实话,每个供应商搬进来至少20个大尼龙麻袋,我们只是运输公司,不可能逐袋打开,只能抽样检查。”

“我的顾客主要把这些衣服拿回去肯尼亚的乡村出售,那里的人才不会管你是不是仿冒品。”

麦高登说,广州是重庆大厦低端全球化的延续。重庆大厦研究的最后一年,人们不断告诉他:“重庆大厦就像小池塘,而中国就像海洋。如果您想继续研究,去南中国吧。”

带著见识海洋的想法,麦高登带著两名研究助理,杨玚和Linessa,踏上广州之旅。他们走遍小北几乎每一个角落,与来自非洲不同国家的商人们交谈。不少非洲人显然对两位年轻女助理更感兴趣,麦高登一旦稍微离开一下,助理们就会被非洲商人团团围住,原来他们听到之前麦高登与助理们用英文对话,希望了解更多这两位通晓英文的中国女人。这时麦高登会自然而然地与他们聊起天来,介绍自己的身份,把他们拉进采访之中。麦高登和助理们随身带著录音笔,询问对方是否愿意被录音;如果被拒绝,他们在聊天结束后就赶紧跑到不显眼的地方,互相复述刚才对话的内容并录下来。47万字,这是他们整个研究采访所得到的录音稿字数。

49岁的Ali Muhamed Ali来自索马里,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叫“穆雅利”,10年前穆雅利在香港开了一家运输物流公司,帮助在当地做生意的非洲商人把货物运回家乡。大约5年前把公司搬到广州了。
49岁的Ali Muhamed Ali来自索马里,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叫“穆雅利”,10年前穆雅利在香港开了一家运输物流公司,帮助在当地做生意的非洲商人把货物运回家乡。大约5年前把公司搬到广州了。

“百年后,经济学课本将书写中国仿冒品对全球化的贡献”

在正式展开广州研究之前,麦高登就已经去过小北,当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附近的天秀大厦——一座充满皮革、电子用品、甚至假发等各类商品的建筑。在这点上,它与香港的重庆大厦是相似的:来自非洲、中东的商人,聚集此处,根据手头能有的现金购买各式仿冒品。

人们对全球化的想象,往往是“高大上”的跨国企业,在全球各地开有分公司,西装革履的精英喝著咖啡、谈著合约、发发邮件、开国际连线会议。但在这些图景的背面,还存在著一个低端全球化,与签合约、发邮件等工作模式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我从未写过任何书面合约,”穆雅利说,“一切都基于信任和声誉。比如有顾客来找我,请我帮忙看管十万美元现金,我会说,‘好’。但如果他叫我签什么协议,我会觉得有点被冒犯了。”

这些非洲商人非常珍重自己的名声,无论是物流还是中介人,通常都不会为自己打广告,而是依靠在家乡的口碑获得生意,并衍生出另一种与本职工作看似不太相关的功能,麦高登称之为“文化经纪人”(cultural broker):当从未踏足中国的非洲商人在现代交通网路下,24小时不到便来到完全陌生的国度时,他们最需要的,是能够带领他们学习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的“老乡”。比如,广州哪里有尼日利亚餐厅?哪里能够租住旅馆?生病了该怎么办?被警察拦下时该回答什么?怎样续签签证?哪里能够找到货品供应商?在与中国女孩交往前该留意什么?物流公司和中介要想揽获顾客,首先要就一系列问题答疑解惑。

除了不签合同、靠口碑做生意之外,低端全球化贸易往往涉及非法的部分——他们所交易的货品通常是仿冒品,也就是俗称的“山寨货”。这令低端全球化陷入法律与道德的辩论之中。

2013年的新春,麦高登带著一位西非的物流商人参加学术会议。会上,一群来自美国的教授希望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贸易和全球化问题,于是西非商人诚实地回答,自己的生意有时会将仿冒品运回非洲。教授们当下便开始谴责他的行径,甚至质疑他有没有参与人口贩卖。

后来西非商人对麦高登说,自己曾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目睹已婚的美国同事每晚喝酒、和不同的女人上床。“作为一个穆斯林,我永远不会这么做。对,我运仿冒品。在我的国家,每个人都用仿冒品,但那并非不道德的。”他问麦高登:“谁是更有道德的人,是我,还是那些美国人呢?”

麦高登是这些仿冒品使用者的坚定辩护者。每到这种辩论时,他都会说,这些非洲国家的人民,完全买不起你们国家昂贵的名牌,如果中国可以用低价制造出这些货品的仿冒品,为什么不?这并没有伤害任何人。

“并不是发达国家的人更有道德,或者发展中国家的人比较没道德,而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人们做所能做之事,去达到生存的目的。”

“他(麦高登)和那些西方人不太一样;他虽然仍会觉得和版权问题有关,但事实上,他是一个真正的辩护者:他支持非洲人使用仿冒品的权利。”穆雅利说。

麦高登在新书里写道,在中非商人互相产生的各种矛盾以外,一个无法被忽略的事实是:中国在制造让发展中国家能够买得起的货品。他对记者强调:“一百年后,经济学课本将会书写中国在21世纪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贡献,那就是中国制造的仿冒品。没有其他国家做到这件事,只有中国,将全球化的货品带到世界的每个地方。”

2017年底,麦高登出版《世界在广州:南中国全球贸易市场中的非洲人和其他外国人》),用人类学家朴实细致的笔触,在中国官方宏大的“中非友好”叙事之外,写下个体非洲商人在中非贸易里真实的样貌。
2017年底,麦高登出版《世界在广州:南中国全球贸易市场中的非洲人和其他外国人》),用人类学家朴实细致的笔触,在中国官方宏大的“中非友好”叙事之外,写下个体非洲商人在中非贸易里真实的样貌。

中国会出现她的巴拉克·奥巴马吗?

麦高登在书里主要处理两个问题:一是非洲商人来广州如何做生意,二是如果这些人留下来,会怎么样?“我就想看看,非洲人会否留下?中国会否改变单一民族文化环境?”这些发问,都把麦高登的研究引导至一件对人类而言非常重要的事情:婚姻。

根据广州警方的数字,截至2017年2月,在广州的非洲人数为10344;麦高登的估算则在一万到两万之间。如果他们能够留下来、结婚生子,将对广州未来的文化多元环境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麦高登说,非洲商人与当地的中国女子结婚,通常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非洲男人可以联系海外非洲顾客,而中国妻子则联系中国厂商,这是经济上双赢的局面。“我不会说这样的婚姻就不真诚,只是他们结婚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经济上的好处。这不是什么坏事,我就是因为经济原因结婚的呢!我当时在日本,听说结婚能获得的签证比我原先的更好,那我说‘我们结婚吧!’”真的吗?“当然!我结婚37年了,非常开心。”他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经济利益未必能抵挡中国家长的情绪。Cam(化名)是一名来自中非的商人。他比麦高登和两位中国研究助理更了解小北:他认识那里所有的人,能用流利的普通话向他们问好;那里的中国人会称呼Cam的中文名字。Cam拥有长期居住权,和当地的警察以及政府官员关系良好。可是,当他与一位广州女孩谈恋爱后,却被对方的家长拒之于门外。这段恋情的终结令Cam感到难过,他对中国人有了新的认识:中国人始终会区分不同种族的人。Cam觉得自己与中国的世界,始终有一步之遥。

即使非洲商人能跨越中国父母这一“障碍”,他们可能还要面对签证问题。虽然官方称外国人在广州能拿到永久居留权,但麦高登从采访中发现,对很多非洲商人而言,即使与中国人结婚,在广州要获得永居权,仍是困难重重。“对于那些合法逗留的非洲人,他们需要不断去续签;对于那些已经逾期的人,事情可以非常严重:他们可能已经有妻子儿女,但一旦被警察发现,仍会被遣返回家乡。我所认识的非洲朋友里,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在种族与签证问题以外,不少非洲商人可能也并没有想要视广州为家。麦高登说,自己所认识的非洲人里,不少人并不想在广州“生活”(have a life),而是想在那里“谋生”(make a living)。

“老实说,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做生意,这不是我们的家。”穆雅利说,2000年时,他在杜拜的国际物流公司工作,当时杜拜也到处是前来寻求商机的非洲人。“那时很多非洲人说,杜拜要变成非洲了。然后呢?他们离开了杜拜,去了印度尼西亚——同样地,他们又离开了。曼谷?他们来了,又走了。香港,六、七年前妳可在重庆大厦见到许多非洲商人,但现在也少了。如今,他们来广州了。下一个五年会怎样?没人知道。也许是越南,也许是印度。”

他总结道:“非洲人的贸易是非常流动的。他们从地球的一端来到另一端,寻找更便宜的货品。”

但来广州寻找中国梦的非洲商人大潮也许将要停息了。珠三角工人薪金的上涨,广州警方对非洲人签证严查、对非法逗留外籍人士愈发加强的打击行动,以及习近平对民族主义和文明秩序的强调,都令麦高登觉得,在广州的非洲商人很快就要消失了。

“我猜广州政府更希望看见的,是一个低端全球化活动更少、非洲商人更少的城市。
因为他们认为非洲商人做的是质量低劣的商品生意。这真糟糕,我很同情这些非洲商人。”

“如果他们认为非洲商人是低端人口,这是非常错误的看法。这些人能够从自己国家飞来广州,就说明他们并不穷困。他们其实是非洲和阿拉伯人里的中产阶级,不少受过高等教育。”麦高登说。

宝汉街除了可以买到日常用品,也有卖电子用品、衣服、家具等的店舖做批发。
宝汉街除了可以买到日常用品,也有卖电子用品、衣服、家具等的店舖做批发。

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观察:中国的企业正往非洲发展,建立当地的工厂和代理商,以取代在中国的非洲商人。

一名索马里的物流商就告诉麦高登,杜拜现在也出现中国的企业,“你无法跟他们竞争……我听说在乌干达,中国大使馆的人告诉申请签证的非洲人,‘当你可以在杜拜甚至非洲的供应商买到所有东西时,你为何还要去中国?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供应商会运去给你。’”

中国会出现她的巴拉克·奥巴马吗?回到最初的问题,麦高登给出乐观的长远预期:“非洲人留在中国,并不容易。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当然仍是单一文化的。但长远来讲,发展中国家的人想去发达国家。这是为什么墨西哥人会想去美国,这是为什么那么多非洲人想去欧洲,这是为什么中国大陆人过去一段时间想去香港,即使是非法的。”

“20%的富人想建起墙来把80%的穷人阻挡在外,但这堵墙将会失效,穷人会继续打破墙壁进来。”

他热切起来,络腮胡子下绽开灿烂的笑,语速飞快:“人们想要更美好的生活。这是不可阻挡的。这种趋势,将会令世界每个城市最终都成为一个文化熔炉。这是世界的未来,而中国也将如此。这种文化的相互融合是一件美好的事。但这不会是下个十年出现的景象,可能得等上一百年了。”

后记

麦高登对低端全球化的研究,始于一幢重庆大厦,十多年前他在那里做义工,渐渐认识越来越多大厦里的各国人群。走进重庆大厦,无论是印度餐厅的老板,还是卖电子产品的商人,加纳人、索马里人、印度人、尼泊尔人……他们纷纷向麦高登打招呼,称他为教授,询问他的近况。《重庆大厦》一书,令他声名鹊起;而他在大厦里每周末为避难者、临时工和商人们教授的课程,十二年来,从不间断。在他的课堂上,来自加纳的特朗普死忠粉丝,会与来自索马里的避难者唇枪舌剑,激辩美国政治风云。这处于香港繁华中心的大厦和里面这小小的课堂,也许很好地勾勒出麦高登心中,对百年后世界文化大融合的想象。

编辑推荐

读者评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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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家要知道,在重庆大厦里,你可以看见一群穿着不同程度遮住羞体的穆斯林女子一起咯咯笑一起逛街。两位从沙特来的女子,遮羞体剩得只剩下眼睛,但还是跟一个东主聊得非常投机

  2. 種族歧視是人類本性之一。

  3. 「人們想要更美好的生活。這是不可阻擋的。這種趨勢,將會令世界每個城市最終都成為一個文化熔爐。這是世界的未來,而中國也將如此。這種文化的相互融合是一件美好的事。但這不會是下個十年出現的景象,可能得等上一百年了。」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329-mainland-african-in-guangzhou/
    ©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教授的願想固然美好,不過就算百年後達到的話,過程中都會充滿衝突,動盪不安。人類個別族群總會有排他性。

  4. 很好的一篇文章,令我對很多不同的事有一個不同角度的新看法。也許我也要直接拜讀麥高(加)登老師的重慶大廈。

  5. 收不到中国的便宜货也没有关系,非洲当地的制造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展起来。治标不治本的事情太多,一时痛苦假如能带来更好的长远结果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6. @JOEHK 我倒是認同麥教授的說法。全世界的大城市都在變得越來越相似,從高樓大厦、基礎設施、生活方式、語言文化…當然也不可能十年內都變成一樣,肯定要上百年啊

  7. 「人們想要更美好的生活……可能得等上一百年了。」
    我不同意這種講法。這是豪無根據,也是沒有指望的複合式想像。

  8. 鼓励大家去看书

  9. 作为广州人,虽然马路偶然会碰到非洲商贩,但对他们的世界并不了解,很感谢这篇文章

  10. 希望新书尽早有中文版

  11. 當你自以為比有些人更道德的時候,其實可能只是因為他們更貧窮。
    贫穷是物質上的負擔,更是精神上的枷鎖。
    強迫所有的人遵守同樣的道德規範,就是剝奪了貧窮者的一部分生存權利。

  12. 廣州沒有”廣元西“,猜測此處應是三里元附近的”廣園西路“。

  13. 我们需要很多这样的教授!

  14. 写的真好。端的选题都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