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rdon Mathews：从重庆大厦到广州小北，描绘非洲商人的低端全球化

从广州繁华的淘金路坐一站地铁，来到小北街头，Gordon Mathews发现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景象内：身边熙熙攘攘而过的，几乎全是非洲人和阿拉伯人，肯尼亚、几内亚、布吉纳法索、塞内加尔、马里……他们来此不为别的，就是“生意”二字。狭小的街道上满是一排排露天摆放的女式服装，上面插著一块写有“15”（元）的纸牌。街边一溜烟是伊斯兰、非洲或阿拉伯餐厅：“African Food”、“土耳其烧烤”，这些中英夹杂的餐厅名牌挂在一座座四、五层楼高的民宅下。闹市里的城中村，异域人间，烟火盛开。

61岁的Gordon Mathews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在香港住了23年、来自美国的他，早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麦高登。麦高登三个字，在香港读社会科学的学生里无人不晓，2011年出版的《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下称《重庆大厦》），更成学生们必读之作。此书一洗王家卫《重庆森林》里重庆大厦暗影幢幢的迷幻影像，呈现出这座被视为藏污纳垢的城市“贫民窟”之真实面貌：一个错综复杂又井然有序的“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中心。

“低端全球化”是麦高登近十年研究的题目。他对此的定义是：“人与货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半合法或非法）交易下的跨国流动，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在全球均有发生”。简而言之，当一个非洲商人怀揣两万美元现金到异乡做买卖，把诸如手机、皮革、成衣等仿冒品运回家乡时，他便成为“低端全球化”大潮中的一员。而这，正是在重庆大厦、广州小北每日上演的景象。

2017年底，麦高登出版The World in Guangzhou：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place（《世界在广州：南中国全球贸易市场中的非洲人和其他外国人》），用人类学家朴实细致的笔触，在中国官方宏大的“中非友好”叙事之外，写下个体非洲商人在中非贸易里真实的样貌。有趣的是，当春晚小品《同喜同乐》演绎出一派中非人民和睦相处、文化交融之景时，麦高登在书里抛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会出现她的巴拉克·奥巴马吗？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广州？”

在研究重庆大厦期间，麦高登发现，不少在重庆大厦认识的非洲商人，都开始跑到广州做生意。2012年，《重庆大厦》出版翌年，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而在远离京畿、粤人常自嘲为“南蛮之地”的广州，庞大的非洲商人群体，也在追寻他们的另一种“中国梦”。

在广州的非洲商人历史，可追溯至上世纪九十年代。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把非洲商人从曼谷、雅加达带到了广州。位于小北附近的天秀大厦，以及广园西一带，出现不少前来寻找商机的非洲商人。这个来华贸易的非洲风潮，在2008年一度达到高峰。一名中国批发商人告诉麦高登，这是因为当时的广州处于签证审批较宽松的时期。

49岁的 Ali Muhamed Ali 来自索马里，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叫“穆雅利”。7年前，他在重庆大厦认识了麦高登，之后为这位教授在广州的研究提供了不少人脉线索。这天穆雅利穿著整齐的西装，在香港方寸小而整洁的办公室里等待记者。他精神抖擞，侃侃而谈。他近日在阅读的书籍，被竖起来摆在办公桌的显眼处：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10年前，穆雅利在香港开了一家运输物流公司，帮助在当地做生意的非洲商人把货物运回家乡。大约5年前开始，他发现顾客们纷纷从香港迁往广州，一个叫小北的地方。“不多久，所有的顾客都去了广州，于是我把公司也搬过去了。”

穆雅利说，非洲商人往广州迁移，核心原因是，那些在重庆大厦出售的商品，其实都是中国制造的。而当时的中国，签证逐渐比以往稍微更开放一些，同时有更多航班从非洲各国直飞广州，这一切都令他们觉得：“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广州？”

现在，穆雅利在小北有自己的办公室，请了10个职员。从那里出发坐20分钟地铁，便到他在白云区的货仓，面积有8000呎（约等于740平米），主要是成衣，包括女士的裙子、牛仔裤。工人们将顾客运来的货物打包、装箱、运往码头，漂洋过海回到非洲。每一年，他们能运500个集装箱的货物。穆雅利说，相比那些能运1000箱的大公司，这属于中等规模的生意额。

在穆雅利货仓的墙上，写著“我们不运仿冒品”，他说这是自己为公司制定的政策。“说实话，每个供应商搬进来至少20个大尼龙麻袋，我们只是运输公司，不可能逐袋打开，只能抽样检查。”

“我的顾客主要把这些衣服拿回去肯尼亚的乡村出售，那里的人才不会管你是不是仿冒品。”

麦高登说，广州是重庆大厦低端全球化的延续。重庆大厦研究的最后一年，人们不断告诉他：“重庆大厦就像小池塘，而中国就像海洋。如果您想继续研究，去南中国吧。”

带著见识海洋的想法，麦高登带著两名研究助理，杨玚和Linessa，踏上广州之旅。他们走遍小北几乎每一个角落，与来自非洲不同国家的商人们交谈。不少非洲人显然对两位年轻女助理更感兴趣，麦高登一旦稍微离开一下，助理们就会被非洲商人团团围住，原来他们听到之前麦高登与助理们用英文对话，希望了解更多这两位通晓英文的中国女人。这时麦高登会自然而然地与他们聊起天来，介绍自己的身份，把他们拉进采访之中。麦高登和助理们随身带著录音笔，询问对方是否愿意被录音；如果被拒绝，他们在聊天结束后就赶紧跑到不显眼的地方，互相复述刚才对话的内容并录下来。47万字，这是他们整个研究采访所得到的录音稿字数。

“百年后，经济学课本将书写中国仿冒品对全球化的贡献”

在正式展开广州研究之前，麦高登就已经去过小北，当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附近的天秀大厦——一座充满皮革、电子用品、甚至假发等各类商品的建筑。在这点上，它与香港的重庆大厦是相似的：来自非洲、中东的商人，聚集此处，根据手头能有的现金购买各式仿冒品。

人们对全球化的想象，往往是“高大上”的跨国企业，在全球各地开有分公司，西装革履的精英喝著咖啡、谈著合约、发发邮件、开国际连线会议。但在这些图景的背面，还存在著一个低端全球化，与签合约、发邮件等工作模式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我从未写过任何书面合约，”穆雅利说，“一切都基于信任和声誉。比如有顾客来找我，请我帮忙看管十万美元现金，我会说，‘好’。但如果他叫我签什么协议，我会觉得有点被冒犯了。”

这些非洲商人非常珍重自己的名声，无论是物流还是中介人，通常都不会为自己打广告，而是依靠在家乡的口碑获得生意，并衍生出另一种与本职工作看似不太相关的功能，麦高登称之为“文化经纪人”（cultural broker）：当从未踏足中国的非洲商人在现代交通网路下，24小时不到便来到完全陌生的国度时，他们最需要的，是能够带领他们学习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的“老乡”。比如，广州哪里有尼日利亚餐厅？哪里能够租住旅馆？生病了该怎么办？被警察拦下时该回答什么？怎样续签签证？哪里能够找到货品供应商？在与中国女孩交往前该留意什么？物流公司和中介要想揽获顾客，首先要就一系列问题答疑解惑。

除了不签合同、靠口碑做生意之外，低端全球化贸易往往涉及非法的部分——他们所交易的货品通常是仿冒品，也就是俗称的“山寨货”。这令低端全球化陷入法律与道德的辩论之中。

2013年的新春，麦高登带著一位西非的物流商人参加学术会议。会上，一群来自美国的教授希望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贸易和全球化问题，于是西非商人诚实地回答，自己的生意有时会将仿冒品运回非洲。教授们当下便开始谴责他的行径，甚至质疑他有没有参与人口贩卖。

后来西非商人对麦高登说，自己曾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目睹已婚的美国同事每晚喝酒、和不同的女人上床。“作为一个穆斯林，我永远不会这么做。对，我运仿冒品。在我的国家，每个人都用仿冒品，但那并非不道德的。”他问麦高登：“谁是更有道德的人，是我，还是那些美国人呢？”

麦高登是这些仿冒品使用者的坚定辩护者。每到这种辩论时，他都会说，这些非洲国家的人民，完全买不起你们国家昂贵的名牌，如果中国可以用低价制造出这些货品的仿冒品，为什么不？这并没有伤害任何人。

“并不是发达国家的人更有道德，或者发展中国家的人比较没道德，而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人们做所能做之事，去达到生存的目的。”

“他（麦高登）和那些西方人不太一样；他虽然仍会觉得和版权问题有关，但事实上，他是一个真正的辩护者：他支持非洲人使用仿冒品的权利。”穆雅利说。

麦高登在新书里写道，在中非商人互相产生的各种矛盾以外，一个无法被忽略的事实是：中国在制造让发展中国家能够买得起的货品。他对记者强调：“一百年后，经济学课本将会书写中国在21世纪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贡献，那就是中国制造的仿冒品。没有其他国家做到这件事，只有中国，将全球化的货品带到世界的每个地方。”

中国会出现她的巴拉克·奥巴马吗？

麦高登在书里主要处理两个问题：一是非洲商人来广州如何做生意，二是如果这些人留下来，会怎么样？“我就想看看，非洲人会否留下？中国会否改变单一民族文化环境？”这些发问，都把麦高登的研究引导至一件对人类而言非常重要的事情：婚姻。

根据广州警方的数字，截至2017年2月，在广州的非洲人数为10344；麦高登的估算则在一万到两万之间。如果他们能够留下来、结婚生子，将对广州未来的文化多元环境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麦高登说，非洲商人与当地的中国女子结婚，通常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非洲男人可以联系海外非洲顾客，而中国妻子则联系中国厂商，这是经济上双赢的局面。“我不会说这样的婚姻就不真诚，只是他们结婚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经济上的好处。这不是什么坏事，我就是因为经济原因结婚的呢！我当时在日本，听说结婚能获得的签证比我原先的更好，那我说‘我们结婚吧！’”真的吗？“当然！我结婚37年了，非常开心。”他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经济利益未必能抵挡中国家长的情绪。Cam（化名）是一名来自中非的商人。他比麦高登和两位中国研究助理更了解小北：他认识那里所有的人，能用流利的普通话向他们问好；那里的中国人会称呼Cam的中文名字。Cam拥有长期居住权，和当地的警察以及政府官员关系良好。可是，当他与一位广州女孩谈恋爱后，却被对方的家长拒之于门外。这段恋情的终结令Cam感到难过，他对中国人有了新的认识：中国人始终会区分不同种族的人。Cam觉得自己与中国的世界，始终有一步之遥。

即使非洲商人能跨越中国父母这一“障碍”，他们可能还要面对签证问题。虽然官方称外国人在广州能拿到永久居留权，但麦高登从采访中发现，对很多非洲商人而言，即使与中国人结婚，在广州要获得永居权，仍是困难重重。“对于那些合法逗留的非洲人，他们需要不断去续签；对于那些已经逾期的人，事情可以非常严重：他们可能已经有妻子儿女，但一旦被警察发现，仍会被遣返回家乡。我所认识的非洲朋友里，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在种族与签证问题以外，不少非洲商人可能也并没有想要视广州为家。麦高登说，自己所认识的非洲人里，不少人并不想在广州“生活”（have a life），而是想在那里“谋生”（make a living）。

“老实说，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做生意，这不是我们的家。”穆雅利说，2000年时，他在杜拜的国际物流公司工作，当时杜拜也到处是前来寻求商机的非洲人。“那时很多非洲人说，杜拜要变成非洲了。然后呢？他们离开了杜拜，去了印度尼西亚——同样地，他们又离开了。曼谷？他们来了，又走了。香港，六、七年前妳可在重庆大厦见到许多非洲商人，但现在也少了。如今，他们来广州了。下一个五年会怎样？没人知道。也许是越南，也许是印度。”

他总结道：“非洲人的贸易是非常流动的。他们从地球的一端来到另一端，寻找更便宜的货品。”

但来广州寻找中国梦的非洲商人大潮也许将要停息了。珠三角工人薪金的上涨，广州警方对非洲人签证严查、对非法逗留外籍人士愈发加强的打击行动，以及习近平对民族主义和文明秩序的强调，都令麦高登觉得，在广州的非洲商人很快就要消失了。

“我猜广州政府更希望看见的，是一个低端全球化活动更少、非洲商人更少的城市。
因为他们认为非洲商人做的是质量低劣的商品生意。这真糟糕，我很同情这些非洲商人。”

“如果他们认为非洲商人是低端人口，这是非常错误的看法。这些人能够从自己国家飞来广州，就说明他们并不穷困。他们其实是非洲和阿拉伯人里的中产阶级，不少受过高等教育。”麦高登说。

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观察：中国的企业正往非洲发展，建立当地的工厂和代理商，以取代在中国的非洲商人。

一名索马里的物流商就告诉麦高登，杜拜现在也出现中国的企业，“你无法跟他们竞争……我听说在乌干达，中国大使馆的人告诉申请签证的非洲人，‘当你可以在杜拜甚至非洲的供应商买到所有东西时，你为何还要去中国？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供应商会运去给你。’”

中国会出现她的巴拉克·奥巴马吗？回到最初的问题，麦高登给出乐观的长远预期：“非洲人留在中国，并不容易。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当然仍是单一文化的。但长远来讲，发展中国家的人想去发达国家。这是为什么墨西哥人会想去美国，这是为什么那么多非洲人想去欧洲，这是为什么中国大陆人过去一段时间想去香港，即使是非法的。”

“20%的富人想建起墙来把80%的穷人阻挡在外，但这堵墙将会失效，穷人会继续打破墙壁进来。”

他热切起来，络腮胡子下绽开灿烂的笑，语速飞快：“人们想要更美好的生活。这是不可阻挡的。这种趋势，将会令世界每个城市最终都成为一个文化熔炉。这是世界的未来，而中国也将如此。这种文化的相互融合是一件美好的事。但这不会是下个十年出现的景象，可能得等上一百年了。”

后记

麦高登对低端全球化的研究，始于一幢重庆大厦，十多年前他在那里做义工，渐渐认识越来越多大厦里的各国人群。走进重庆大厦，无论是印度餐厅的老板，还是卖电子产品的商人，加纳人、索马里人、印度人、尼泊尔人……他们纷纷向麦高登打招呼，称他为教授，询问他的近况。《重庆大厦》一书，令他声名鹊起；而他在大厦里每周末为避难者、临时工和商人们教授的课程，十二年来，从不间断。在他的课堂上，来自加纳的特朗普死忠粉丝，会与来自索马里的避难者唇枪舌剑，激辩美国政治风云。这处于香港繁华中心的大厦和里面这小小的课堂，也许很好地勾勒出麦高登心中，对百年后世界文化大融合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