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rdon Mathews：從重慶大廈到廣州小北，描繪非洲商人的低端全球化

從廣州繁華的淘金路坐一站地鐵，來到小北街頭，Gordon Mathews發現自己置身於這樣一個景象內：身邊熙熙攘攘而過的，幾乎全是非洲人和阿拉伯人，肯尼亞、幾內亞、布吉納法索、塞內加爾、馬里……他們來此不為別的，就是「生意」二字。狹小的街道上滿是一排排露天擺放的女式服裝，上面插著一塊寫有「15」（元）的紙牌。街邊一溜煙是伊斯蘭、非洲或阿拉伯餐廳：「African Food」、「土耳其燒烤」，這些中英夾雜的餐廳名牌掛在一座座四、五層樓高的民宅下。鬧市裏的城中村，異域人間，煙火盛開。

61歲的Gordon Mathews是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教授。在香港住了23年、來自美國的他，早給自己取了個中文名：麥高登。麥高登三個字，在香港讀社會科學的學生裏無人不曉，2011年出版的《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下稱《重慶大廈》），更成學生們必讀之作。此書一洗王家衛《重慶森林》裏重慶大廈暗影幢幢的迷幻影像，呈現出這座被視為藏污納垢的城市「貧民窟」之真實面貌：一個錯綜複雜又井然有序的「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中心。

「低端全球化」是麥高登近十年研究的題目。他對此的定義是：「人與貨品在低資本投入和非正式（半合法或非法）交易下的跨國流動，常與發展中國家聯繫在一起，但實際上在全球均有發生」。簡而言之，當一個非洲商人懷揣兩萬美元現金到異鄉做買賣，把諸如手機、皮革、成衣等仿冒品運回家鄉時，他便成為「低端全球化」大潮中的一員。而這，正是在重慶大廈、廣州小北每日上演的景象。

2017年底，麥高登出版The World in Guangzhou：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place（《世界在廣州：南中國全球貿易市場中的非洲人和其他外國人》），用人類學家樸實細緻的筆觸，在中國官方宏大的「中非友好」敘事之外，寫下個體非洲商人在中非貿易裏真實的樣貌。有趣的是，當春晚小品《同喜同樂》演繹出一派中非人民和睦相處、文化交融之景時，麥高登在書裏拋出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會出現她的巴拉克·奧巴馬嗎？

「為什麼我們不直接去廣州？」

在研究重慶大廈期間，麥高登發現，不少在重慶大廈認識的非洲商人，都開始跑到廣州做生意。2012年，《重慶大廈》出版翌年，習近平提出了「中國夢」，而在遠離京畿、粵人常自嘲為「南蠻之地」的廣州，龐大的非洲商人群體，也在追尋他們的另一種「中國夢」。

在廣州的非洲商人歷史，可追溯至上世紀九十年代。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把非洲商人從曼谷、雅加達帶到了廣州。位於小北附近的天秀大廈，以及廣園西一帶，出現不少前來尋找商機的非洲商人。這個來華貿易的非洲風潮，在2008年一度達到高峰。一名中國批發商人告訴麥高登，這是因為當時的廣州處於簽證審批較寬鬆的時期。

49歲的 Ali Muhamed Ali 來自索馬里，他給自己起了個中文名叫「穆雅利」。7年前，他在重慶大廈認識了麥高登，之後為這位教授在廣州的研究提供了不少人脈線索。這天穆雅利穿著整齊的西裝，在香港方寸小而整潔的辦公室裏等待記者。他精神抖擻，侃侃而談。他近日在閱讀的書籍，被豎起來擺在辦公桌的顯眼處：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10年前，穆雅利在香港開了一家運輸物流公司，幫助在當地做生意的非洲商人把貨物運回家鄉。大約5年前開始，他發現顧客們紛紛從香港遷往廣州，一個叫小北的地方。「不多久，所有的顧客都去了廣州，於是我把公司也搬過去了。」

穆雅利說，非洲商人往廣州遷移，核心原因是，那些在重慶大廈出售的商品，其實都是中國製造的。而當時的中國，簽證逐漸比以往稍微更開放一些，同時有更多航班從非洲各國直飛廣州，這一切都令他們覺得：「為什麼我們不直接去廣州？」

現在，穆雅利在小北有自己的辦公室，請了10個職員。從那裏出發坐20分鐘地鐵，便到他在白雲區的貨倉，面積有8000呎（約等於740平米），主要是成衣，包括女士的裙子、牛仔褲。工人們將顧客運來的貨物打包、裝箱、運往碼頭，漂洋過海回到非洲。每一年，他們能運500個集裝箱的貨物。穆雅利說，相比那些能運1000箱的大公司，這屬於中等規模的生意額。

在穆雅利貨倉的墻上，寫著「我們不運仿冒品」，他說這是自己為公司制定的政策。「說實話，每個供應商搬進來至少20個大尼龍麻袋，我們只是運輸公司，不可能逐袋打開，只能抽樣檢查。」

「我的顧客主要把這些衣服拿回去肯尼亞的鄉村出售，那裏的人才不會管你是不是仿冒品。」

麥高登說，廣州是重慶大廈低端全球化的延續。重慶大廈研究的最後一年，人們不斷告訴他：「重慶大廈就像小池塘，而中國就像海洋。如果您想繼續研究，去南中國吧。」

帶著見識海洋的想法，麥高登帶著兩名研究助理，楊瑒和Linessa，踏上廣州之旅。他們走遍小北幾乎每一個角落，與來自非洲不同國家的商人們交談。不少非洲人顯然對兩位年輕女助理更感興趣，麥高登一旦稍微離開一下，助理們就會被非洲商人團團圍住，原來他們聽到之前麥高登與助理們用英文對話，希望了解更多這兩位通曉英文的中國女人。這時麥高登會自然而然地與他們聊起天來，介紹自己的身份，把他們拉進採訪之中。麥高登和助理們隨身帶著錄音筆，詢問對方是否願意被錄音；如果被拒絕，他們在聊天結束後就趕緊跑到不顯眼的地方，互相複述剛才對話的內容並錄下來。47萬字，這是他們整個研究採訪所得到的錄音稿字數。

「百年後，經濟學課本將書寫中國仿冒品對全球化的貢獻」

在正式展開廣州研究之前，麥高登就已經去過小北，當時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附近的天秀大廈——一座充滿皮革、電子用品、甚至假髮等各類商品的建築。在這點上，它與香港的重慶大廈是相似的：來自非洲、中東的商人，聚集此處，根據手頭能有的現金購買各式仿冒品。

人們對全球化的想象，往往是「高大上」的跨國企業，在全球各地開有分公司，西裝革履的精英喝著咖啡、談著合約、發發郵件、開國際連線會議。但在這些圖景的背面，還存在著一個低端全球化，與簽合約、發郵件等工作模式處於兩個不同的世界裏。

「我從未寫過任何書面合約，」穆雅利說，「一切都基於信任和聲譽。比如有顧客來找我，請我幫忙看管十萬美元現金，我會說，『好』。但如果他叫我簽什麼協議，我會覺得有點被冒犯了。」

這些非洲商人非常珍重自己的名聲，無論是物流還是中介人，通常都不會為自己打廣告，而是依靠在家鄉的口碑獲得生意，並衍生出另一種與本職工作看似不太相關的功能，麥高登稱之為「文化經紀人」（cultural broker）：當從未踏足中國的非洲商人在現代交通網路下，24小時不到便來到完全陌生的國度時，他們最需要的，是能夠帶領他們學習如何在這裏生存下去的「老鄉」。比如，廣州哪裏有尼日利亞餐廳？哪裏能夠租住旅館？生病了該怎麼辦？被警察攔下時該回答什麼？怎樣續簽簽證？哪裏能夠找到貨品供應商？在與中國女孩交往前該留意什麼？物流公司和中介要想攬獲顧客，首先要就一系列問題答疑解惑。

除了不簽合同、靠口碑做生意之外，低端全球化貿易往往涉及非法的部分——他們所交易的貨品通常是仿冒品，也就是俗稱的「山寨貨」。這令低端全球化陷入法律與道德的辯論之中。

2013年的新春，麥高登帶著一位西非的物流商人參加學術會議。會上，一群來自美國的教授希望了解在中國發生的貿易和全球化問題，於是西非商人誠實地回答，自己的生意有時會將仿冒品運回非洲。教授們當下便開始譴責他的行徑，甚至質疑他有沒有參與人口販賣。

後來西非商人對麥高登說，自己曾在一家美國公司工作，目睹已婚的美國同事每晚喝酒、和不同的女人上床。「作為一個穆斯林，我永遠不會這麼做。對，我運仿冒品。在我的國家，每個人都用仿冒品，但那並非不道德的。」他問麥高登：「誰是更有道德的人，是我，還是那些美國人呢？」

麥高登是這些仿冒品使用者的堅定辯護者。每到這種辯論時，他都會說，這些非洲國家的人民，完全買不起你們國家昂貴的名牌，如果中國可以用低價製造出這些貨品的仿冒品，為什麼不？這並沒有傷害任何人。

「並不是發達國家的人更有道德，或者發展中國家的人比較沒道德，而是在不同的情況下，人們做所能做之事，去達到生存的目的。」

「他（麥高登）和那些西方人不太一樣；他雖然仍會覺得和版權問題有關，但事實上，他是一個真正的辯護者：他支持非洲人使用仿冒品的權利。」穆雅利說。

麥高登在新書裏寫道，在中非商人互相產生的各種矛盾以外，一個無法被忽略的事實是：中國在製造讓發展中國家能夠買得起的貨品。他對記者強調：「一百年後，經濟學課本將會書寫中國在21世紀對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貢獻，那就是中國製造的仿冒品。沒有其他國家做到這件事，只有中國，將全球化的貨品帶到世界的每個地方。」

中國會出現她的巴拉克·奧巴馬嗎？

麥高登在書裏主要處理兩個問題：一是非洲商人來廣州如何做生意，二是如果這些人留下來，會怎麼樣？「我就想看看，非洲人會否留下？中國會否改變單一民族文化環境？」這些發問，都把麥高登的研究引導至一件對人類而言非常重要的事情：婚姻。

根據廣州警方的數字，截至2017年2月，在廣州的非洲人數為10344；麥高登的估算則在一萬到兩萬之間。如果他們能夠留下來、結婚生子，將對廣州未來的文化多元環境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

麥高登說，非洲商人與當地的中國女子結婚，通常能帶來經濟上的好處：非洲男人可以聯繫海外非洲顧客，而中國妻子則聯繫中國廠商，這是經濟上雙贏的局面。「我不會說這樣的婚姻就不真誠，只是他們結婚的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經濟上的好處。這不是什麼壞事，我就是因為經濟原因結婚的呢！我當時在日本，聽說結婚能獲得的簽證比我原先的更好，那我說『我們結婚吧！』」真的嗎？「當然！我結婚37年了，非常開心。」他哈哈大笑起來。

不過，經濟利益未必能抵擋中國家長的情緒。Cam（化名）是一名來自中非的商人。他比麥高登和兩位中國研究助理更了解小北：他認識那裏所有的人，能用流利的普通話向他們問好；那裏的中國人會稱呼Cam的中文名字。Cam擁有長期居住權，和當地的警察以及政府官員關係良好。可是，當他與一位廣州女孩談戀愛後，卻被對方的家長拒之於門外。這段戀情的終結令Cam感到難過，他對中國人有了新的認識：中國人始終會區分不同種族的人。Cam覺得自己與中國的世界，始終有一步之遙。

即使非洲商人能跨越中國父母這一「障礙」，他們可能還要面對簽證問題。雖然官方稱外國人在廣州能拿到永久居留權，但麥高登從採訪中發現，對很多非洲商人而言，即使與中國人結婚，在廣州要獲得永居權，仍是困難重重。「對於那些合法逗留的非洲人，他們需要不斷去續簽；對於那些已經逾期的人，事情可以非常嚴重：他們可能已經有妻子兒女，但一旦被警察發現，仍會被遣返回家鄉。我所認識的非洲朋友裏，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在種族與簽證問題以外，不少非洲商人可能也並沒有想要視廣州為家。麥高登說，自己所認識的非洲人裏，不少人並不想在廣州「生活」（have a life），而是想在那裏「謀生」（make a living）。

「老實說，我們來這裏就是為了做生意，這不是我們的家。」穆雅利說，2000年時，他在杜拜的國際物流公司工作，當時杜拜也到處是前來尋求商機的非洲人。「那時很多非洲人說，杜拜要變成非洲了。然後呢？他們離開了杜拜，去了印度尼西亞——同樣地，他們又離開了。曼谷？他們來了，又走了。香港，六、七年前妳可在重慶大廈見到許多非洲商人，但現在也少了。如今，他們來廣州了。下一個五年會怎樣？沒人知道。也許是越南，也許是印度。」

他總結道：「非洲人的貿易是非常流動的。他們從地球的一端來到另一端，尋找更便宜的貨品。」

但來廣州尋找中國夢的非洲商人大潮也許將要停息了。珠三角工人薪金的上漲，廣州警方對非洲人簽證嚴查、對非法逗留外籍人士愈發加強的打擊行動，以及習近平對民族主義和文明秩序的強調，都令麥高登覺得，在廣州的非洲商人很快就要消失了。

「我猜廣州政府更希望看見的，是一個低端全球化活動更少、非洲商人更少的城市。
因為他們認為非洲商人做的是質量低劣的商品生意。這真糟糕，我很同情這些非洲商人。」

「如果他們認為非洲商人是低端人口，這是非常錯誤的看法。這些人能夠從自己國家飛來廣州，就說明他們並不窮困。他們其實是非洲和阿拉伯人裏的中產階級，不少受過高等教育。」麥高登說。

不僅如此，他還提出了另一個重要的觀察：中國的企業正往非洲發展，建立當地的工廠和代理商，以取代在中國的非洲商人。

一名索馬里的物流商就告訴麥高登，杜拜現在也出現中國的企業，「你無法跟他們競爭……我聽說在烏干達，中國大使館的人告訴申請簽證的非洲人，『當你可以在杜拜甚至非洲的供應商買到所有東西時，你為何還要去中國？告訴我們你需要什麼，供應商會運去給你。』」

中國會出現她的巴拉克·奧巴馬嗎？回到最初的問題，麥高登給出樂觀的長遠預期：「非洲人留在中國，並不容易。在可見的未來，中國當然仍是單一文化的。但長遠來講，發展中國家的人想去發達國家。這是為什麼墨西哥人會想去美國，這是為什麼那麼多非洲人想去歐洲，這是為什麼中國大陸人過去一段時間想去香港，即使是非法的。」

「20%的富人想建起墻來把80%的窮人阻擋在外，但這堵墻將會失效，窮人會繼續打破墻壁進來。」

他熱切起來，絡腮鬍子下綻開燦爛的笑，語速飛快：「人們想要更美好的生活。這是不可阻擋的。這種趨勢，將會令世界每個城市最終都成為一個文化熔爐。這是世界的未來，而中國也將如此。這種文化的相互融合是一件美好的事。但這不會是下個十年出現的景象，可能得等上一百年了。」

後記

麥高登對低端全球化的研究，始於一幢重慶大廈，十多年前他在那裏做義工，漸漸認識越來越多大廈裏的各國人群。走進重慶大廈，無論是印度餐廳的老闆，還是賣電子產品的商人，加納人、索馬里人、印度人、尼泊爾人……他們紛紛向麥高登打招呼，稱他為教授，詢問他的近況。《重慶大廈》一書，令他聲名鵲起；而他在大廈裏每週末為避難者、臨時工和商人們教授的課程，十二年來，從不間斷。在他的課堂上，來自加納的特朗普死忠粉絲，會與來自索馬里的避難者唇槍舌劍，激辯美國政治風雲。這處於香港繁華中心的大廈和裏面這小小的課堂，也許很好地勾勒出麥高登心中，對百年後世界文化大融合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