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志：不能让人觉得黑得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李志已经把自己的个人巡演安排到了 50 岁。届时，他花了 12 年，终于把整个中国的大小城乡跑遍。

完成巡演后，李志打算暂时退出音乐圈，去从政。然后再过 10 年他会退休，坐下来继续写歌。这个晚年计划，李志和他的好友——也是经纪人——迟斌提过几回。至于计划的起因，那场漫长的巡演，李志打算给它起名：知天命。

五十，则知天命。李志问迟斌，怎么样。

迟斌认为这个名字不好。和李志一样，他喜欢这个巡演计划，“牛逼”，就算折戟而归，也该试试。但他拿不准计划里最伟大的部分，是否该归功于某种儒家式的个人理想。他觉得不是。

他们也请教过魔岩唱片创始人张培仁。在上海的一间酒吧里，李志讲得激动。张培仁说，挺厉害的，但我听过很多人在巡演，舌头乐队在“丝绸之路”巡演，痛仰在“百城巡演”，你跟我说，我也要巡演，我没明白。

张培仁问李志：能不能再简单一点，告诉我，到底要干嘛？

最初的歌是在心慌中写的

兄弟在玻璃的建筑里。
我在潮湿的路上。
人们重复著重复著重复著重复。
这让人心慌。
这让人心慌。
——《春末南方的城市》

演出的意义，对李志从来不是个问题。李志今年 39 岁，在流行音乐界出道 13 年，发行了 17 张专辑，其中有 8 张专辑是由现场演出录制而成的。从 2012 年开始，李志两三年才发布一张新歌专辑，但现场专辑，每年至少有一张。

早年有一回李志宣布乐队解散，将独自上路演出。因为制作专辑，他欠下几十万的债务，巡演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把钱还上。

那是 2009 年 10 月 16 日，李志刚发布第五张专辑《我爱南京》。他在民谣圈里已经名声不小，但这并没有帮助他卖掉更多唱片，人们宁愿去网路上下载盗版，也不愿意掏钱买碟。李志认为这不对，却不知道如何解决。16 个月后，李志放火烧了这张专辑所有的滞销 CD。他找人拍下整个过程，传到网路上。

浓烟滚滚，李志像祭祖一样平静，配乐是齐秦的《把梦烧光》，特写镜头是用 CD 在郊外荒地上拼出的“全 SB”。“SB”，“傻逼”，是李志当时的口头禅。

巡演时，李志也心情不佳。他花 70 天做了 34 场小型巡演，取名“动物凶猛”，单人票价 60 元。

到了 2009 年的最后一天，李志在义乌隔壁酒吧的台上坐著。舞台很小，台下哄闹，看起来像是观众拿著酒瓶把他逼到了墙角。似乎是供暖不足，李志穿著T恤，点著烟，搓著手，挑衅观众、又玩笑似地配合他们。他说，演完这一场，终于把债都还上了。他喝了点酒，说他想通了一些事，打算对自己好一点，把情义和音乐的位置往后放。

他接著唱歌，“谁的父亲死了，请你告诉我如何悲伤。谁的爱人走了，请你告诉我如何遗忘。”（《梵高先生》）愈发激动，如鲠在喉，终于破了音。

迟斌那时候已经和李志认识，他说，最初几年，有几次，李志差不多就放弃了。那就是其中一次。

“他痛苦的地方是无以为继，不能作为一个职业。他永远是在欠钱，永远是在欠人情。”2008 年在上海的一场小型演出，李志临时联系迟斌，请他来帮忙检票。迟斌那时算不上李志亲密的朋友，他只是碰巧在上海工作。李志在成都的一家公司上班，抽空到外地演出。他给那个阶段的巡演取名“单刀赴会”。

和大学同学做对比，李志形容他们西装笔挺，而自己“特别穷”，去哪儿都提著把“破琴”。“破琴”就是他的“刀”。

直到最近，他在筹备一场 8000 多人的跨年演唱会时，还会向舞台导演描述这种反差。“兄弟在玻璃的建筑里。我在潮湿的路上。人们重复著重复著重复著重复。这让人心慌。这让人心慌。”（《春末南方的城市》）最初他的歌就是在心慌中写成的。

翻江倒海，大时代的艰难与幻灭

如今这个广场是我的坟墓
这个歌声将来是你的挽歌”
——《广场》

李志的排练室和工作室一直在南京。很长一段时间，设在民国金陵兵工厂的旧址。这个地址后来流传得太广，常有歌迷在乐队排练时推门而入。几个月前，李志把工作室搬到了南京的郊区，但他叮嘱摄影师不要对周围的环境泄露太多。若即若离的状态似乎让他感觉自在，他正说著话，就起身烧水泡茶。

2004 年，李志在南京制作了第一张个人专辑《被禁忌的游戏》，随后的两年，他紧接著出了《梵高先生》和《这个世界会好吗》。

在这些歌里，李志描述年轻的迷茫，坦白完整，不缺一面。他唱道：“我愿意为你死去，如果我还爱你，宝贝，反正活著也没意义”（《和你在一起》）；也唱：“这世界是不是我们的，我应该穿什么吃什么，如果没有人看著我，那该多快乐”（《黑色信封》）。

王皓是中国主流的音乐播放平台“虾米音乐”的创始人，在 2007 年创立虾米之前，他已经是地下音乐演出的策划者。他最早在杭州的 31 号酒吧见到李志，但这次演出后，王皓“对他毫无印象”。李志就和其他刚刚冒出来的音乐人一样，他们受惠于网路的信息公开，“自己拿拿电脑，MIDI”，但不专业。

迟斌也不是李志的歌迷，一开始，李志只是他在 2006 年左右中文流行歌“歌荒”时的选择之一，他觉得不错，带朋友去看过他的现场演出。迟斌称李志一开始和其他“网络歌手”没有区别，毫无经验和依靠。

可到了 2008 年，就有至少两家唱片公司来找李志了。一家是“十三月”，这家成立不久的本土公司获得了 IDG （编注：IDG资本，创始于1992年，在中国进行风险投资活动，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投资基金）的一笔投资，正兴奋地签下新近的民谣歌手，包括万晓利、苏阳和木马，创始人卢中强看重李志身上有“独特的气质”；另一家是跨国唱片公司环球唱片。这家公司后来发行了李志的第五张专辑《你好，郑州》。

在当时年轻人聚集的社区网站豆瓣上，出现了大量以“李志”为主题的小组。其中一些关于他的歌，另有一些对他的性格、私人生活感兴趣。李志愤怒又轻佻地回应——不满时，他常常如此。他写了《李志自传》，自杀式地描述过往所有的私人生活。李志打算把罐子摔破，“把自己搞脏”，结果只是发出了更大的声响。

2009 年 3 月，李志打算从成都回到南京，他在“成都小酒馆”办了一场小型的告别演出，观众超过了 500 人。演出开始前，排队购票的队伍从酒吧门口排到了马路的另一边。此后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到了 2017 年 11 月，李志跨年演出的 8000 多张票 5 秒就售罄了。其中最高的票价 800 元。

关于李志为何能拥有大批“热情死忠”歌迷，乐评人马世芳在今年 1 月撰文说：“李志的歌，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向，两者同等重要：一个是情伤累累而不惮在歌里用极其陷溺的抒情方式示弱甚至自残的屌丝文青，一个是不断用寓言和诗歌诉说大时代的历史禁忌与伤痕的愤青诗人。

“他的歌融合了小我和大我的经验，呼应了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尤其离乡打工的知识青年，在翻江倒海的大时代里拼命挣扎，但求一方安身立命之地的艰难与幻灭。”

李志团队曾经的合作者，乐视音乐的CEO 尹亮在微博上称，这是他看过的最准确的描述。

但微博上有诸多不同的声音，来自李志的歌迷，他们跳出来说，“我怎么没觉得？”

文化专栏作家、乐评人张晓舟认为，两者之间始终存在隔阂。李志的歌迷生活在以“粉红”为底色的世界——夹杂著消费主义和集权主义。他们只是想在熟悉的地名里、惆怅的恋曲里、和梵高卡夫卡之类迷惘的标签里找到简单的共鸣，“拔高自己的痛苦和感伤”。

在另一些歌里，李志唱“如今这个广场是我的坟墓，这个歌声将来是你的挽歌”（《广场》）。这些歌后来在中国大陆的播放平台上被下架，在现场演出被禁演。除非动用翻墙软件，否则，年轻的歌迷不会认识这样的李志。“李志的政治表达乃至道德吁求容易被冲淡乃至忽略”。张晓舟在一篇专栏里写道。

有趣的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找到了自己想要的。

成长史：两个纹身

城市就躲在光明的背后
光明只是你隐秘的哀愁
——《墙上的向日葵》

李志的团队也做过一些小型调查。他们问歌迷，你为什么喜欢李志。答案是，很多时候不是因为音乐本身，“他觉得你这个人做事情还挺酷的。（透过）很多小事情，他能感觉这个人还挺好的，是一个不错的好人。”

这和李志的自我认知一致。李志喜欢“贬低”自己的音乐。在不同的场合，他重复说，“我的歌不怎么样”“李志的音乐没有任何价值”。也许 Beatles 和 Pink Floyd 的歌可以改变世界，李志的歌做不到。

但同时，李志补充说，就好像一个在班级里“智力偏低”的人，天赋不高——但人很友善，很刻苦，虽然做不到第一名，也不是最后一名。“这样的人很值得尊重。”李志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人。

在一部记录李志巡演的短片中，李志发觉演出设备出了些问题，他叫停演出，并安排在入口处退票。团队成员拿著一大摞刚换来的小面值钞票，递给观众，点头致歉。但有人把钱塞了回去，说，我不收李志的退款。她看起来很高兴，徬佛满载而归。

李志 1978 年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县下面的村子。村里没有任何课本之外的读物，成年后他终于读到了王小波，非常喜欢，这也让他对少年时期的贫乏懵懂更感不安。高中时他考到了市里一所重点中学。三年后，他到江苏省的省会南京念大学，并在中途退学。

在 2009 年前，他处于混沌的状态。李志在此前的一次采访中说。

这期间，李志抵制日货，到美领馆门前示威，除了西方的流行音乐，他讨厌所有那些洋派的东西。迟斌认为，那是因为过去李志没有机会享用“资本主义的东西”，他有点儿自卑，“但这段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的自卑是逐年减少的”。作为一个阶段的总结，他胸口的皮肤留下了一个中国地图的刺青，地图下面的一行字母是 made in China。他称那时候的自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李志后来新添了另一个纹身，科学、民主、自由。它在李志的背上，简洁地表明，李志发生了变化。2009 年，李志的小型巡演到了广州站。他把这场演出命名为“我们爱南周”。“南周”是中国大陆一份周报《南方周末》的简称，在当时它是自由开明媒体的代表。2012 年，李志跟迟斌说，他想去美国看看。他们去了美国最高法院和五月花登陆的普利茅斯港。在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的一家酒吧，李志举办了小型的弹唱会，这大概是有史以来观众最有秩序的一场。

后混沌时期，李志依旧偏爱有市井味的地方。大都会让他觉得不自在。“夹生”，他用南京话说。“城市就躲在光明的背后，光明只是你隐秘的哀愁”（《墙上的向日葵》），他在歌里写。李志在 2000 年去过北京，又很快回来，几年后他在成都待了一阵，此后一直生活在南京。南京的热河路让他想起八十年代的生活地，金坛县，“梧桐垃圾灰尘，和各式各样的杂货店”。火车站在热河路附近，那里“每天都有外地人，在直线和曲线之间迷路，气喘吁吁眼泪模糊，奔跑跌倒奔跑”（《热河》）。

在巡演的间隙，李志不喜欢参与官员、主理人的饭局，他宁可跟一位观众坐在路边吹牛抽烟。他甚至会用不合时宜的词汇，形容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虽然他的父母其实是村里最早外出务工的一批人。李志的工作室、家，从来都在一楼，因为这样离土地近。

在演出后向团队表达感谢，或者抱歉时，李志习惯用下跪、手掌合十的方式。在跨年演唱会上，他连续两年在交响乐的伴奏下朗诵了现代诗，一首是北岛写于 1976 年的《回答》，一首是食指写于 1968 年的《相信未来》。

张晓舟在最近评论李志时还是说，“他有很好的为人的人格，是老派的那种道义”。

唱片工业过去的逻辑失效了

这世界是不是我们的，
我应该穿什么吃什么，
如果没有人看著我，
那该多快乐
——《黑色信封》

迟斌在 2014 年秋天和李志一起注册了公司。当迟斌指出，公司的运营会比“江湖”的运营更合理时，李志表示接受。李志，正式成为李志团队。迟斌因此认为，李志身上也有很多新派的东西，而且正变得越来越多。

“老派的道义是对自己的要求，现代化的东西是对所有人的——我们要建立一个规则。”迟斌说。

李志很早就意识到了版权的问题。他公开通知所有未经授权的播放平台下架他的歌曲，迟斌说，最糟糕的时候，网路上几乎找不到一首李志的歌。他们只能在 2010 年自己建了一个网站，网站上所有李志的歌曲都提供免费下载，你可以支付任意数额的费用，也可以不付。2011 和 2012 年，这项收入在15 万人民币左右。

2010 年 9 月，14 位独立音乐人在一份联合公告上集体署名，指责虾米音乐侵权。公告被发在豆瓣上。李志是公告的发起人，也是当时豆瓣和微博上的意见领袖。他的爱憎分明，正义感粗暴，一些人是“傻逼”，而另一些人是“精神偶像”。他希望“傻逼”能少一点，“世界能好一点，小一点，国家能好一点，再小一点，希望南京，希望我的小区，我的团队好一点。”在社交网路上，李志引吭高歌，就和他在巡演时一样，合唱者应声而来。

虾米音乐创始人王皓看到公告时有点懵，他们事先没有收到任何交涉通知。王皓和李志认识，虾米员工里有李志的朋友，王皓觉得事情不应该这么处理，“完全可以更圆滑一点”。李志和王皓共同的朋友，“十三月”唱片的创始人卢中强希望从中斡旋，没能成功。这成为虾米重大的公关危机。

王皓试图解释他和李志之间的分歧：听众在当时尚未形成付费听音乐的习惯，作为一家初创公司，如果虾米投入大笔资金购买版权，不可能存活。这不代表他们没有建立规则、帮助独立音乐人的打算——但“李志觉得，你必须一步一步来，你必须获得音乐人的授权，你才能做这件事。”

“李志本身是个讲理、不讲人情的人。”王皓说，很快他就理解了这一点，并指出这在音乐人中是“很少见很少见”的。

李志的职业意识也少见。2008 年西湖音乐节，王皓是主策划人之一。那时候乐队喜欢参加音乐节，但通常是觉得好玩，“我出来巡演玩一圈，挺高兴的，一路上有吃有喝有妞泡”。李志不同，他对演出非常在乎，他总是在跟人聊哪里可以改进。“2008 年，他就这样。”

2008 年来找李志的两家公司，李志都没有签约。此后，他也一直没有加入任何唱片公司，称自己为“个体音乐人”。他不喜欢由公司来安排他应该做什么，“在我干的事情里面，每个点都需要我的参与，我的意见，而且我会缩减成一个精简的方式来做。”他不认为自己需要助理和化妆师。在演出时，李志通常都穿深色的T恤和牛仔裤，但没有试图形成乔布斯式的强烈风格。

在某些方面，李志相信唱片工业过去的逻辑失效了。“你无非就是获取信息，发出信息。”李志说，关于怎么做唱片、怎么做场演出的信息，很容易获取；如何在网路上发布信息，他也毫不担心——李志是个成功的“网路歌手”。“如果没有网络，我们这批人完全就不可能去做歌手。”

有一度，李志像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试过做演出时不定票价，像非营利机构那样，由观众自愿捐赠，结果票房和他预期的相差甚远。李志没有再做类似的事，在 2015 年接受《财经天下》采访时说，他说：“以前我特别讨厌一句话，不赚钱的商业是不道德的。后来觉得挺有道理。”

迟斌从公司离职后，李志在 2014 年问迟斌，是否要和他一起做事。迟斌说，李志希望找个人代替他思考，很多事情他也不知道怎么做。但一开始，李志怀疑他们的合作未必能长久，很大的几率是他们做不好，很快就会放弃。他们打算先试一年，这一年里迟斌不拿工资，但如果运营有盈余，迟斌会拿到盈余的 40%。

几个月后，他们就改变了主意，认为成立一家公司更明智。“我感觉我好像摸到一些门道了，李志自己也很有自信了。”迟斌说。也是在 2014 年，李志重新入驻虾米音乐，以版税分成保底的形式。王皓说，这件事里迟斌起了很大作用。“迟斌在海外公司也呆过，他可能更清楚真实的世界……他帮助李志过渡到了一个成名之后的状态，或者正规化的状态里面去。”

一开始公司没有统一的办公地点，迟斌建议每个人使用电子邮件沟通。然后开始整理版权，安排演出。他们打算在 12 月 31 日做一场跨年演唱会，除了一位嘉宾朴树，这是李志的专场。

乐视音乐团队在 2014 年 8 月刚刚做完汪峰鸟巢演唱会的网路付费直播，CEO 尹亮向迟斌提出，希望能拍摄并直播这场 i/O 跨年演唱会。乐视音乐正在努力推广音乐现场的网路直播，尹亮认为，李志的受众数量已具备一定忠诚度和规模，“肯定是最优选择”。

李志通过了这个提议。12 月，迟斌给李志买了洗牙券，开车带他到牙医诊所。因为抽了太多烟，李志的牙齿被熏得焦黄。“别恶心人了。”迟斌说，直播的画面清晰度会达到 4K，他希望李志看起来整洁一点。

尹亮评价说，这个团队稳准狠。

最好的情况是捷径的反面

这世界不该是我们的，
爸爸妈妈也不该有的
——《黑色信封》

李志和迟斌最后决定，把漫长的巡演计划起名“叁叁肆”。

50 岁之前，李志和他的乐队将在中国 334 个地级市做 334 场演出。2017 年的巡演从江苏附近的安徽省开始，共 16 个城市。

巡演本身早已不成问题。在“叁叁肆”之前，独立音乐人对巡演已经驾轻就熟。起初，他们参加各地的音乐节，音乐节多到就像“以前在歌厅干活一样，有了保底的收入”。演出成了音乐人主要的收入来源，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后来他们开始策划乐队专场的全国巡演，有明确的主题，和清晰的路线。五条人、反光镜乐队、重塑雕像的权利、舌头乐队都在差不多时间公布了巡演日程。

在 2017 年李志跨年演唱会的一段视频中，摩登天空的副总裁对李志说，痛仰的百城巡演已经到 75 场了。“痛仰”乐队成立于 1999 年，差不多是中国本土最知名的摇滚乐队。2015 年痛仰和中国本土最大的音乐公司摩登天空签约。2017 年 3 月，他们开始“百城巡演”。

李志认为，叁叁肆不同。它没有请演出公司帮助解决行政问题，场地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巡演中又最为棘手，尤其是在三四线城市，哪里几乎没有合适乐队演出的空间。李志说，他希望由此普及演出现场。2017 年 2 月，李志的团队为“叁叁肆”巡演举行发布会，李志在发布会上说：“看著就头皮发麻。”

卢中强创立的“十三月唱片”和文学网站“榕树下”，在 2010 年 4 月推出过全国巡演品牌“民谣在路上”。因为音乐人在社交网路上的传播推荐，这个巡演品牌的运营相当顺利，持续了 6 年。卢中强认为，“叁叁肆”和“民谣在路上”也不太一样。“他（李志）是带著一个很有意思的编辑在做这个事。我们当时是生存逼的。得赶紧把大家聚合起来，到更大的平台去演出。”

2008 年没能签下李志，卢中强仍然关注他。他评价李志，“对行为形成事件的把握，挺好”，“而且能执行下去。这就造成了他会一直活跃，会一直有很好的机会。”在一次采访中，卢中强还说，音乐行业在过去几年有了进步，第一个标志就是李志在 2015 年的“看见”巡演。

和李志以往的巡演不同，对“看见”巡演，整个音乐行业和媒体都认为意义重大——第一次独立音乐人在体育馆级别的大场馆巡演。

李志自己也看得很重。好几年，李志都拒绝接受媒体采访，但在 2015 年巡演前，李志的采访密集。他高频地出现在照片和视频里，身材随意，头发看起来亟待修理。李志胸前的中国地图文身重新被提起，李志团队复制了这张地图，他们没有费神去解释地图的含义，只是在上面标出巡演的城市。

巡演的最后一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李志邀请了自己的父母，和乐队所有人的父母到场。张晓舟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因为“很多摇滚乐手和父辈之间的家庭关系是松散、紧张、甚至剑拔弩张的”。就在李志的第一张专辑里，他还在唱“这世界不该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也不该有的”（《黑色信封》）。

2015 年的这个夏天晚上，李志站在台上，除了唱歌，他还有话要说。他说，在座的小孩如果有从事整个行业的，请不要看不起他，请给他支持。这是个非常正规的行业。

迟斌说，这是李志憋了很多年，想要表达的。“是他那么多年，想要放弃又没放弃，想要放弃又没放弃，颠来倒去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就在李志工人体育馆演出前的几个月前，2010 年成立的民谣乐队“好妹妹乐队”在级别更大的北京工人体场做了一场演出。他们的处境已经和李志不同。“好妹妹乐队”的经纪人奚韬是产品营销出身，他旗下的另一位新兴音乐人陈粒这样解释他们的分工：“我决定我的音乐，奚韬决定我的事业。”

他们不再需要自己“淌这么一条路”。

团队里有人当面指出，李志现在感觉就像个暴发户。他已经连续两年，把靳海音弦乐团请到了跨年演唱会上。这个声势浩大的弦乐团，从 2013 年开始，为诸多热门的音乐电视真人秀担任配乐，因此在大众的音乐圈里非常出名。

李志认为不是。其中一档最有影响力的真人秀《我是歌手》曾邀请李志参加，李志拒绝了。他警惕电视的传播力，“很怕走在路上被人围著的状况”，也担心自己被“捷径”所惑，“说谎，碰热点，巴结一些人”。

最好的情况是捷径的反面：什么事儿都是“水到渠成”，“顺带著做了”，还能有不错的结果。李志认为，和交响乐合作就是如此。不是因为它“华丽雍容”，“我从来不会顾及这些东西”，李志说，是他自己，一直就想试试。

有时候，李志会表现出对九十年代繁荣的唱片工业的怀念，虽然他从未参与其中。他迷恋的是为了表达完整的概念，对曲目做的精心编排。他看起来试图在跨年演唱会中实现，2017/2018 年的演唱会被分成了几个单元，并配上弦乐团、爵士乐队和李志自己的摇滚乐队。

迟斌认为很好，他像个经理人，把这称为“演出产品的迭代”。他觉得李志过去十年也已经更新了好几代，几次重新建立了世界观。“对一个成年男性是个很难的事情。这是他的天赋。”

最近两年，李志自己感觉，写歌变得困难，他认为这是他仅有的一点天赋耗尽的迹象。他的表达也跟不上想法的变化，过去的话语体系让他感到厌烦，他不想再重复自己，但尚未找到新的方法。他和歌迷互相抛弃，2014 年之后李志新发布的歌曲很少再有过去的传唱度，歌词不是太过简单抽象，就是太过日常琐碎。反倒是李志已告别的城市小情歌和“生来孤独”的叹息开始在流行民谣、摇滚里泛滥——不论何时，总是有人喜欢。在评论区，时常有人争论，是“李志变了”，还是“我们变了”。

李志对此全不在意，他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去回应歌迷的期待。2015 年的一次罕见的电视采访中，主持人问，你是否担心自己会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人。李志说，不担心。如果真的变成了那样，也是自己的选择，不是因为别的。

李志把大量的时间花在重新编曲上，因为编曲“至少不是绝对靠灵感，勤奋是很重要的”。马世芳认为，和鲍勃迪伦，莱奥那多·科恩一样，这是因为李志对过去粗糙的作品始终感到不满。李志确实在编曲中找到了快感，但新的编曲并没有获得更多共鸣。

其余的时间，李志都在演出。2017 年，李志和他的乐队演出了 60 场。他像是安慰自己说，罗大佑也写不出新歌，他就演出，也没什么不好。罗大佑是李志的音乐偶像。李志在南京举办 2017/2018 “相信未来”跨年演唱会的同一天，罗大佑的巡演到了北京站，巡演的主题是“当年离家的年轻人”。

李志的睡眠越来越少，他每天上午十点到工作室，可还是担心来不及。“想做的事情太多。”另一方面，他对演出的不满越来越严重。每做完一场演出，他对音乐、场馆和检票的意见越来越多，他需要尽快找人解决，以保证下次可以改进。而整个团队都意识到了作为品牌的“李志”的寿命，这让他们感觉更加紧迫。

愤怒青年成了不那么愤怒的中年？

有人沉默著观望，
有人怀疑著生活，
听见他们在歌唱，
人民不需要自由
——《人民不需要自由》

作为品牌的“李志”，过去赢得大众的特质是“混不吝”的。但如今，这个特质在消减，甚至完全褪去。当年轻人期待有人能领著他们反抗高歌时，李志却转过身去，冷静地抽烟。

很少再见到李志愤怒。“叁叁肆”巡演到陕西榆林，地方的文化督察队临时要求场地备案，并要求乐队出示演员证。有人甚至听到传言说，“如果李志在榆林演出的话，就可能让他全国禁演”。李志说，这些困难都在他的预料之内。他把脚搭在车的控制台上，说：天下之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搁以前，李志想把他暴打一顿，把他理顺了，告诉他，这是对的。“现在对我来说，成本太大了。”李志说，变化是在三四年前发生的，他有了自己的团队，“为了他们，我不能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李志变得“更谨慎，特别谨慎”，看起来像“闷声大发财”。在社交网路上，李志很少说话，他还不停地删除过去的微博，剩下不到 50 条。他不再发表时事评论，只谈论工作和巡演。在 2009 年上线时，人们相信微博可以开启自由、建设性的公民讨论，但现在，一些批评者认为，它成了勇气的生死场和娱乐消费的商场。“也包括政治商场。”张晓舟补充说。

人们在其中不断因言获罪，也不断竖子成名。有时两者之间没有界线。

如今两者对李志都没有吸引力。李志说，他不敢不顾安危，也不想贩卖立场。他意识到，“爱国主义是个生意，同样的，卖民主也是个生意。”在今年一月接受马世芳的采访时，李志特别澄清了《人民不需要自由》这首歌，他说这首歌是玩笑写成的，在当时跟政治、反抗没有任何关系。后来的政治解读却让他在自由派中获得了名声上的好处。

从一开始，李志就没有写过真正的“现实主义和新闻主义民谣”。他担心描述是否准确，也希望谈论症结时能毫无忌讳，“就好像一个艾滋病人，发烧了，长疮了，眼睛瞎了，你去追究眼睛瞎了，有什么意思？”而他的朋友周云蓬，在《中国孩子》被封禁后，仍然写了《表叔》，一个不合时宜者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故事。

王皓认为，李志的变化也是大部分中国 70 年后生人必经的过程，从愤怒的青年变成不那么愤怒的中年。他认为变化是好的，李志可以更专注地把事做好。“你肯定不能靠整天在微博上当意见领袖啊对吧。反而现在李志在微博上也很少说话了，但影响力还是挺大的。”

迟斌骄傲地提及了一份音乐人榜单：在豆瓣 2017 年度十位最受关注华语音乐人中，只有李志是独立音乐人，也是出道最晚的——2004 年。虽然在更大众的微博上，粉丝数超过李志的音乐人大有人在。李志的公司也“活得很不错”，打算独立运作工作室的前辈或晚生都在向李志和迟斌请教。可同时，因为对赞助商的挑剔，李志的跨年演唱会还在亏损中。

迟斌说，“如果政府真想把南京的音乐行业做好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没必要排斥。

非黑即白的清爽状态很难在李志身上再寻见。“到底是相信未来，还是不相信未来？”在一段记录 2017/2018 年李志跨年演唱会的视频里，音乐总监陈伟伦说，演唱会的主题“相信未来”让他紧张，“这句话到底是肯定的话，还是疑问的话？我到现在还没搞明白。”

李志后来向舞台导演和灯光师解释说，他希望这场演出“首先是黑，但不能让人觉得黑得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是“绝望里带点不甘的劲儿”。

后来，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李志又说：“我没有那个胆量去反抗，也不想跟他们同流合污，只能相信明天太阳会升起。”

过去几年，李志最喜欢谈论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他就像个语重心长的家长，抑或是一个毫无煽动性的竞选者，絮絮叨叨地重复：“一个人认真了，十个人认真了，一百个一万个一千个，就完全不一样”。

他的偶像哈维尔说过类似的话，以一种更有感染力的方式。哈维尔说，无论政府想把什么强加在你身上，你都应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好好活著，“假装”你真的很自由。

“该走下去，能顶过去，不是吗？”（《一头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