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雷立柏：东西方的对话不只有手机和高铁，还有孔子和柏拉图

奥地利人雷立柏（Leopold Leeb）是一位古典语言学者。他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二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和刘震云、阎连科做同事，用中文讲课，用五笔字型打字写书，用保温杯泡茶水喝。然而，他的足迹几乎从不涉及这个城市现代、繁华的部分。除了在校园里教书，他总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探访北京的老教堂、传教士墓地，或者去古老的西山游荡。他乐于和记者提起的，都是旧时光里尝试开启中西文明对话的文人学者，从利类思到利玛窦，再到李提摩太和英敛之。

雷立柏教授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这三门古典语言，平日在大学里教，周末借用一家出版社的办公室向社会大众教，录视频在网络上教，并撰写与之有关的中文词典。这份工作相当冷僻，有时一堂课上只有六、七名学生，有的是基督徒想要读懂圣经旧约，也有的学生听说“拉丁文是上流社会的语言”才想来学，上了几节课又被枯燥复杂的语法吓跑。

2017年，雷立柏整理出版了中文随笔集《我的灵都》。在书里，他将北京称为“精神家园”，并记录了在北京穿斜街走胡同的发现和感受。这本书在一些学者、学生和文艺读者的圈子里成为一个小小的“爆款”。虽然爆炸的强度尚不及那些大众流行作品，但从此之后，雷立柏办公室的访客开始纷至杳来。

每次接待客人，他都事先套上一件自己印制的黑色T恤，上面用楔形文字、拉丁文、古希伯来文、古希腊语和中文写着“精神使人活”。他乐此不疲地向人们解释学习古典语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概因为重复太多次了，干脆写成一页纸，印了很多页。当端传媒记者刚刚在他的办公桌前坐定，雷立柏便抽出一页，“我想说的都在上面”。

法律、秩序、权利……用古典语言回答当代问题

学习古典语言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种：为了领略语言之美，为了读懂西方经典名著，为了“世界胸怀”而“登泰山而晓天下”……即便是普通人，也有很多机会和古典语言不期而遇。“你看，这里也印着拉丁文，”雷立柏指着记者的名片，“端传媒”三个汉字旁边的“Initium”，这个拉丁文单词代表“开端”和“发源”，用以形容对新闻的追本溯源。

很多现代品牌都以拉丁文命名，比如汽车品牌Volvo（沃尔沃）、Audi（奥迪）和丰田的Corolla。因为拉丁文在西方人心中是一门古老而永恒的语言，商人期望自己的品牌如语言一样，代代相传，没有倒闭消亡的那一天。

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学习西方古典语言，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可以帮助中国人理解现代概念，”雷立柏说，“比如什么是法律，什么是权利，什么是秩序。”

说到这里，雷立柏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他编写的《法律格言辞典（拉丁语、英语、德语、汉语）》。拉丁语里关于法律的格言非常之多，早在古罗马时代，政治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就开创了法学的先河，不但制定法律，还研究法律。雷立柏的辞典里收录了一千多条法律格言，譬如“父亲的罪不应该殃及子女（Patris delictum nocere nunquam debet filio.）”，讲罪不应株连；譬如“必须先经过审讯或请人到法院，然后才能够审判他（Nemo damnatus nisi auditus vel vocatus.）”，讲法律的严肃和正义。雷立柏觉得，去了解和学习拉丁语、掌握拉丁语的语法和逻辑方法，对于理解法律的真正意义有着莫大的帮助。

因为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思维工具。学习和运用拉丁语中的法律词汇，一定会影响它的学习者，萌生对法律的尊重和钻研的动力。雷立柏举了个例子：拉丁语格言“没有法律就没有惩罚”（Nulla poena sine lege），表达了不应在法律之外行使私刑。这在网络暴力、人肉搜索比比皆是的当今中国，便是一条值得普及的格言。

相比之下，汉语的成语和俗语却常常鼓励人们绕开法律，钻些空子。例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逍遥法外”等。这使得中国人常常觉得不遵守法律似乎是一种聪明、高级的行为。这样的语言隔阂造成了中国人对于现代概念理解的误差。“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法律就是刑罚，是强者的统治工具，是负面的，”雷立柏说，“但在拉丁语的语境里，法律是积极的，它保护人的权利，保护弱者不受强者、甚至国家机器的剥削。犹太人也是这样，希伯来语里总是赞美上帝的法律，这样对待法律的态度就很积极。”

除了对法律的轻视，汉语中也常常传达着孤立的社会观念：“遗世而独立”、“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教导中国人隔绝自己，切断好奇心，对每一个陌生人保持警惕和敌意。

虽然中国已经是一个比过去开放得多的国家，尤其是北京，这里被雷立柏称为“桥都”——即作为连接东西方桥梁的都市。只是，这种通过语言代代相传的孤立习性始终还在纠缠着这里的人们，许多的膈膜并没有完全消融。

“有时候我会需要翻墙，但现在翻墙越来越难，我比较笨，已经翻不过去了。”雷立柏说。

或许语言带给中国人的观念永远也不会消除。那么雷立柏的解决方法是：至少多学几门语言，让这些观点展开对话吧。

从宗教到语言，做中国学问的补锅人

雷立柏在学生时代的专业是哲学和神学。在奥地利读大学时，他接触到了来自东方的儒家和道家哲学。一种“我要读懂孔子和老子的原文经典”的渴望让他于1988年前往台湾辅仁大学学习中文。在出发前，他自己也承认这个决定很冲动，没有多大把握。他还曾被劝告说：“汉语太难了，你很有可能学不会。”

结果呢？雷立柏骄傲地说，“在台湾的时候我就买了那种带注音符号和注释的《论语》来读，孔子的语言不是太难，那时候我就能读懂了。”而他又懂拉丁文，能看懂柏拉图的原文，很开心地实现了孔子和柏拉图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对话。

“东西方的对话不只有手机和高铁，还有更高的维度和宽度。”雷立柏这样觉得。

1995年，雷立柏再次来到东方，到北京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师从汤一介。在北京，他发现中国大陆的语境下，“宗教”被看作“迷信”，和“科学”成为了一种对立的概念。而中国的教徒也很少阅读宗教史和宗教理论，不去研究自己信奉的宗教。这样的对立让雷立柏感到奇怪，他试图在博士论文里论证科学和宗教的共生关系，开始在中国的历史中寻找一个类似哥白尼那样既是宗教家也是科学家的人物。

“中国古代的理性文明都遇到了天花板，他们的科学研究没有连续起来，”雷立柏说，“反倒是黑暗的欧洲中世纪里，天文学、物理学、数学、逻辑学和工程学都和神学一起发展起来了，产生了哥白尼和伽利略这样的人。宗教的强大并没有阻碍科学的发展，它不是科学的敌人，反倒是朋友。”

最终，他找到了张衡。

雷立柏在这位广为人知的汉代科学家留下的著作中，找到了许多关于来自南方自然崇拜的宗教内容。这些崇拜虽然不是科学的，但它代表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兴趣。有了兴趣，就有探索的欲望。而科学，就来自这种探索的欲望。不过，中国的儒家文化并不鼓励好奇心，他们用“少见多怪”、“司空见惯”这些成语来告诉人们不好奇的姿态更加优雅。张衡在新文化运动以科学之名被重新发掘之前，完全是个被遗忘的人。

雷立柏对端传媒记者说，在中国大陆，谈论宗教的壁障总是很多，书也难以出版，对于古代西方传教士的态度也早已论定为侵略者的帮凶。北京的大觉寺里面没有僧人，早已从宗教场所变成旅游景点。宗教学在中国的大学里至今仍是缺席的。

从北大毕业之后，雷立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4年翻译工作。朋友和他说，“你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属于班门弄斧。继续研究这个，可能不会有人要聘请你。”那时，雷立柏想要留在中国长久地生活和研究，所以他务实地接受了当时人民大学文学院杨慧林院长的邀请，去人民大学教授拉丁语和古希腊语。

一开始，课程只面向研究生，很快就扩展到了本科生。“本科生更年轻，更容易接受”。再过了两年，雷立柏又开始了希伯来语的授课。

“学生有时多有时少，可能这个学期有4、50人，下个学期只有不到10个人。每学期都不一样，但是10个投入的学生就好过几十个来混学分的。”雷立柏说，“按道理达不到10个学生的话应该取消这门课，但是学校很帮忙，我只要写个申请，就能继续上。”

白白待了二十多年的陌生人

在北京这二十余年，他结交的老外朋友却不多。“因为他们不懂中文，”雷立柏笑着解释，大部分外国人来到北京是为了做生意，他们看到这里有很多钱和机会，但即使呆上很久，也不会想到去学中文。这其中的原因倒不是动机不足或是傲慢，主要是中国字很难学。

“光是那些偏旁部首，就让外国人感到疯狂。”雷立柏为此发明了一套让外国人掌握汉字的系统，将汉字写成繁体字中的部首+拼音的形式，比如“麵”就写作“麦+mian”这样首先一看就知道读音，也知道大概的意思，而且看到了部首和拼音，就可以在任何一本字典上查到这个字。

他每逢记者便推销这套自创的中文记字法，却没有得到多少人的认同。“1950年之前中国人对改革汉字有很大的热情，但那之后就一直在强调保护我们的文化和汉字。现在人们说汉字是我们最后的堡垒……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不赞同。”雷立柏有些遗憾。他觉得中国人了解世界已经很多了，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却还很肤浅——汉字的难度，明明就是很大的阻碍。

“这个推动应该是中国人来做的，不应该是外国人来做。所以我一直在等，哪怕现在用我的方法去做个实验，教几个外国人做一下对比，也很好啊。”雷立柏说。他觉得多学几门外语是每一个人都值得考虑的事——如果语言不通，那么人们就不会互相了解和尊敬。并且，学会对方的现代语言还不够，学习古代语言，才能阅读对方的古籍，了解他们思维的根源。

和宗教学一样，拉丁语等古典语言在中国的学术界也是巨大的空白。很多学校不重视，教材也不理想。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本好用的拉丁语-汉语和古希腊语-汉语词典。而雷立柏目前的愿望就是能够编写一本这样的词典。

这些年，他无家无子，住在人民大学给他安排的房子里，远在奥地利的父母从未来访过。他没过圣诞节，因为学校还没放寒假，而春节“大概就是一个人过吧”，他笑着说。对于这个熙熙攘攘、沸腾喧哗、人人都在琢磨着户口房价和投资风口的北京，雷立柏似乎就是个白白待了二十多年的陌生人。

有人问起他的私人生活，他就答“我的爱人在罗马”——他视拉丁语为妻子，将自己写的书作称为孩子。

“如果你生了一个小孩，你就要去操心他/她的生活、饮食，供他/她上学，这需要太多的时间了。我想把我的时间用来写书，我的时间还不够我组成一个家庭。”他这样解释。

在他的随笔集《我的灵都》里，他赞赏了古代的西方传教士，解释了自己对于改变汉字的构想，批评了中国儒家思想，还传递了鸦片战争为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一些好处的观点。这显然与普通中国人的固有认知存在很大距离，在网络上，不乏“出版社是不是被传教者洗脑了？”“你们侵略了我们还说是交流？”“作者根本不了解中国！”这样的激烈反对，甚至还有“作者就是个洋垃圾”的纯粹谩骂。

“我从来也没有说过我了解中国，”雷立柏辩解，他的活动范围就在人民大学，在校园之外，他眼中的北京就是一个过去的北京，五塔寺耶稣会士墓群、西什库教堂、香山脚下英敛之的辅仁学社……他在精神世界中不断靠近着《我的灵都》中写到的西方传教士们，那些人为中国带来了很多新的想法，即使是在敌视他们的环境下，也为思想的交流献出了自己的所有。

相比之下，雷立柏说觉得很幸运自己在这个时代来到中国，写下迄今为止的文章。“我已经写了不少书，我还想写更多的书，看看能不能再多给中国人一些启迪和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