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雷立柏：東西方的對話不只有手機和高鐵，還有孔子和柏拉圖

奧地利人雷立柏（Leopold Leeb）是一位古典語言學者。他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二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和劉震雲、閻連科做同事，用中文講課，用五筆字型打字寫書，用保温杯泡茶水喝。然而，他的足跡幾乎從不涉及這個城市現代、繁華的部分。除了在校園裏教書，他總是騎着一輛自行車，探訪北京的老教堂、傳教士墓地，或者去古老的西山遊蕩。他樂於和記者提起的，都是舊時光裏嘗試開啟中西文明對話的文人學者，從利類思到利瑪竇，再到李提摩太和英斂之。

雷立柏教授拉丁文、希伯來文和希臘文這三門古典語言，平日在大學裏教，週末借用一家出版社的辦公室向社會大眾教，錄視頻在網絡上教，並撰寫與之有關的中文詞典。這份工作相當冷僻，有時一堂課上只有六、七名學生，有的是基督徒想要讀懂聖經舊約，也有的學生聽說「拉丁文是上流社會的語言」才想來學，上了幾節課又被枯燥複雜的語法嚇跑。

2017年，雷立柏整理出版了中文隨筆集《我的靈都》。在書裏，他將北京稱為「精神家園」，並記錄了在北京穿斜街走胡同的發現和感受。這本書在一些學者、學生和文藝讀者的圈子裏成為一個小小的「爆款」。雖然爆炸的強度尚不及那些大眾流行作品，但從此之後，雷立柏辦公室的訪客開始紛至杳來。

每次接待客人，他都事先套上一件自己印製的黑色T恤，上面用楔形文字、拉丁文、古希伯來文、古希臘語和中文寫着「精神使人活」。他樂此不疲地向人們解釋學習古典語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概因為重複太多次了，乾脆寫成一頁紙，印了很多頁。當端傳媒記者剛剛在他的辦公桌前坐定，雷立柏便抽出一頁，「我想說的都在上面」。

法律、秩序、權利……用古典語言回答當代問題

學習古典語言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種：為了領略語言之美，為了讀懂西方經典名著，為了「世界胸懷」而「登泰山而曉天下」……即便是普通人，也有很多機會和古典語言不期而遇。「你看，這裏也印着拉丁文，」雷立柏指着記者的名片，「端傳媒」三個漢字旁邊的「Initium」，這個拉丁文單詞代表「開端」和「發源」，用以形容對新聞的追本溯源。

很多現代品牌都以拉丁文命名，比如汽車品牌Volvo（沃爾沃）、Audi（奧迪）和豐田的Corolla。因為拉丁文在西方人心中是一門古老而永恆的語言，商人期望自己的品牌如語言一樣，代代相傳，沒有倒閉消亡的那一天。

但對於中國人來說，學習西方古典語言，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可以幫助中國人理解現代概念，」雷立柏說，「比如什麼是法律，什麼是權利，什麼是秩序。」

說到這裏，雷立柏從書架上拿出一本書，他編寫的《法律格言辭典（拉丁語、英語、德語、漢語）》。拉丁語裏關於法律的格言非常之多，早在古羅馬時代，政治家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就開創了法學的先河，不但制定法律，還研究法律。雷立柏的辭典裏收錄了一千多條法律格言，譬如「父親的罪不應該殃及子女（Patris delictum nocere nunquam debet filio.）」，講罪不應株連；譬如「必須先經過審訊或請人到法院，然後才能夠審判他（Nemo damnatus nisi auditus vel vocatus.）」，講法律的嚴肅和正義。雷立柏覺得，去了解和學習拉丁語、掌握拉丁語的語法和邏輯方法，對於理解法律的真正意義有着莫大的幫助。

因為語言不僅是交流工具，更是思維工具。學習和運用拉丁語中的法律詞彙，一定會影響它的學習者，萌生對法律的尊重和鑽研的動力。雷立柏舉了個例子：拉丁語格言「沒有法律就沒有懲罰」（Nulla poena sine lege），表達了不應在法律之外行使私刑。這在網絡暴力、人肉搜索比比皆是的當今中國，便是一條值得普及的格言。

相比之下，漢語的成語和俗語卻常常鼓勵人們繞開法律，鑽些空子。例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逍遙法外」等。這使得中國人常常覺得不遵守法律似乎是一種聰明、高級的行為。這樣的語言隔閡造成了中國人對於現代概念理解的誤差。「在中國人的觀念裏，法律就是刑罰，是強者的統治工具，是負面的，」雷立柏說，「但在拉丁語的語境裏，法律是積極的，它保護人的權利，保護弱者不受強者、甚至國家機器的剝削。猶太人也是這樣，希伯來語裏總是讚美上帝的法律，這樣對待法律的態度就很積極。」

除了對法律的輕視，漢語中也常常傳達着孤立的社會觀念：「遺世而獨立」、「君子不立危牆之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教導中國人隔絕自己，切斷好奇心，對每一個陌生人保持警惕和敵意。

雖然中國已經是一個比過去開放得多的國家，尤其是北京，這裏被雷立柏稱為「橋都」——即作為連接東西方橋梁的都市。只是，這種通過語言代代相傳的孤立習性始終還在糾纏着這裏的人們，許多的膈膜並沒有完全消融。

「有時候我會需要翻牆，但現在翻牆越來越難，我比較笨，已經翻不過去了。」雷立柏說。

或許語言帶給中國人的觀念永遠也不會消除。那麼雷立柏的解決方法是：至少多學幾門語言，讓這些觀點展開對話吧。

從宗教到語言，做中國學問的補鍋人

雷立柏在學生時代的專業是哲學和神學。在奧地利讀大學時，他接觸到了來自東方的儒家和道家哲學。一種「我要讀懂孔子和老子的原文經典」的渴望讓他於1988年前往台灣輔仁大學學習中文。在出發前，他自己也承認這個決定很衝動，沒有多大把握。他還曾被勸告說：「漢語太難了，你很有可能學不會。」

結果呢？雷立柏驕傲地說，「在台灣的時候我就買了那種帶注音符號和註釋的《論語》來讀，孔子的語言不是太難，那時候我就能讀懂了。」而他又懂拉丁文，能看懂柏拉圖的原文，很開心地實現了孔子和柏拉圖在他的精神世界裏對話。

「東西方的對話不只有手機和高鐵，還有更高的維度和寬度。」雷立柏這樣覺得。

1995年，雷立柏再次來到東方，到北京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師從湯一介。在北京，他發現中國大陸的語境下，「宗教」被看作「迷信」，和「科學」成為了一種對立的概念。而中國的教徒也很少閲讀宗教史和宗教理論，不去研究自己信奉的宗教。這樣的對立讓雷立柏感到奇怪，他試圖在博士論文裏論證科學和宗教的共生關係，開始在中國的歷史中尋找一個類似哥白尼那樣既是宗教家也是科學家的人物。

「中國古代的理性文明都遇到了天花板，他們的科學研究沒有連續起來，」雷立柏說，「反倒是黑暗的歐洲中世紀裏，天文學、物理學、數學、邏輯學和工程學都和神學一起發展起來了，產生了哥白尼和伽利略這樣的人。宗教的強大並沒有阻礙科學的發展，它不是科學的敵人，反倒是朋友。」

最終，他找到了張衡。

雷立柏在這位廣為人知的漢代科學家留下的著作中，找到了許多關於來自南方自然崇拜的宗教內容。這些崇拜雖然不是科學的，但它代表了人類對自然界的興趣。有了興趣，就有探索的慾望。而科學，就來自這種探索的慾望。不過，中國的儒家文化並不鼓勵好奇心，他們用「少見多怪」、「司空見慣」這些成語來告訴人們不好奇的姿態更加優雅。張衡在新文化運動以科學之名被重新發掘之前，完全是個被遺忘的人。

雷立柏對端傳媒記者說，在中國大陸，談論宗教的壁障總是很多，書也難以出版，對於古代西方傳教士的態度也早已論定為侵略者的幫兇。北京的大覺寺裏面沒有僧人，早已從宗教場所變成旅遊景點。宗教學在中國的大學裏至今仍是缺席的。

從北大畢業之後，雷立柏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做了4年翻譯工作。朋友和他說，「你一個外國人在中國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屬於班門弄斧。繼續研究這個，可能不會有人要聘請你。」那時，雷立柏想要留在中國長久地生活和研究，所以他務實地接受了當時人民大學文學院楊慧林院長的邀請，去人民大學教授拉丁語和古希臘語。

一開始，課程只面向研究生，很快就擴展到了本科生。「本科生更年輕，更容易接受」。再過了兩年，雷立柏又開始了希伯來語的授課。

「學生有時多有時少，可能這個學期有4、50人，下個學期只有不到10個人。每學期都不一樣，但是10個投入的學生就好過幾十個來混學分的。」雷立柏說，「按道理達不到10個學生的話應該取消這門課，但是學校很幫忙，我只要寫個申請，就能繼續上。」

白白待了二十多年的陌生人

在北京這二十餘年，他結交的老外朋友卻不多。「因為他們不懂中文，」雷立柏笑着解釋，大部分外國人來到北京是為了做生意，他們看到這裏有很多錢和機會，但即使呆上很久，也不會想到去學中文。這其中的原因倒不是動機不足或是傲慢，主要是中國字很難學。

「光是那些偏旁部首，就讓外國人感到瘋狂。」雷立柏為此發明了一套讓外國人掌握漢字的系統，將漢字寫成繁體字中的部首+拼音的形式，比如「麵」就寫作「麥+mian」這樣首先一看就知道讀音，也知道大概的意思，而且看到了部首和拼音，就可以在任何一本字典上查到這個字。

他每逢記者便推銷這套自創的中文記字法，卻沒有得到多少人的認同。「1950年之前中國人對改革漢字有很大的熱情，但那之後就一直在強調保護我們的文化和漢字。現在人們說漢字是我們最後的堡壘……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不贊同。」雷立柏有些遺憾。他覺得中國人了解世界已經很多了，但世界對中國的了解卻還很膚淺——漢字的難度，明明就是很大的阻礙。

「這個推動應該是中國人來做的，不應該是外國人來做。所以我一直在等，哪怕現在用我的方法去做個實驗，教幾個外國人做一下對比，也很好啊。」雷立柏說。他覺得多學幾門外語是每一個人都值得考慮的事——如果語言不通，那麼人們就不會互相了解和尊敬。並且，學會對方的現代語言還不夠，學習古代語言，才能閲讀對方的古籍，了解他們思維的根源。

和宗教學一樣，拉丁語等古典語言在中國的學術界也是巨大的空白。很多學校不重視，教材也不理想。中國到現在也沒有一本好用的拉丁語-漢語和古希臘語-漢語詞典。而雷立柏目前的願望就是能夠編寫一本這樣的詞典。

這些年，他無家無子，住在人民大學給他安排的房子裏，遠在奧地利的父母從未來訪過。他沒過聖誕節，因為學校還沒放寒假，而春節「大概就是一個人過吧」，他笑着說。對於這個熙熙攘攘、沸騰喧譁、人人都在琢磨着戶口房價和投資風口的北京，雷立柏似乎就是個白白待了二十多年的陌生人。

有人問起他的私人生活，他就答「我的愛人在羅馬」——他視拉丁語為妻子，將自己寫的書作稱為孩子。

「如果你生了一個小孩，你就要去操心他/她的生活、飲食，供他/她上學，這需要太多的時間了。我想把我的時間用來寫書，我的時間還不夠我組成一個家庭。」他這樣解釋。

在他的隨筆集《我的靈都》裏，他讚賞了古代的西方傳教士，解釋了自己對於改變漢字的構想，批評了中國儒家思想，還傳遞了鴉片戰爭為中國的現代化帶來一些好處的觀點。這顯然與普通中國人的固有認知存在很大距離，在網絡上，不乏「出版社是不是被傳教者洗腦了？」「你們侵略了我們還說是交流？」「作者根本不了解中國！」這樣的激烈反對，甚至還有「作者就是個洋垃圾」的純粹謾罵。

「我從來也沒有說過我了解中國，」雷立柏辯解，他的活動範圍就在人民大學，在校園之外，他眼中的北京就是一個過去的北京，五塔寺耶穌會士墓群、西什庫教堂、香山腳下英斂之的輔仁學社……他在精神世界中不斷靠近着《我的靈都》中寫到的西方傳教士們，那些人為中國帶來了很多新的想法，即使是在敵視他們的環境下，也為思想的交流獻出了自己的所有。

相比之下，雷立柏說覺得很幸運自己在這個時代來到中國，寫下迄今為止的文章。「我已經寫了不少書，我還想寫更多的書，看看能不能再多給中國人一些啟迪和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