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市场、警备车，杨雅喆的台北三处

夺下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女配角之后，台湾电影《血观音》随即应邀前往香港，即使政治制度不同，片中女人心机、官商勾结、以爱为名的控制等，还是跨越了海峡，获得台港观众共鸣，截至24日，光是台湾票房就已突破新台币8300万元，是六年来票房最好的金马最佳影片，也是Google最新公布的十大热搜电影里，唯一的台湾国片。叫好叫座的背后，46岁的导演兼编剧杨雅喆，是如何从社会中炼出如此故事？典型的台北冬雨日中，我们跟著他走进三个台北，三个“导演杨雅喆”的熟成角落。

信维市场大楼：台北，有座九龙寨城……

在台北101大楼两个捷运站外，有座“台北的九龙寨城”。

这里是屋龄超过40年的信维市场大楼，除了地下一楼是菜市场，1到6楼每户只有8坪，上千民众，就在台北蛋黄区中的核心，仿佛“城中村”一般的存在，村里住著一群“笼民”。

5年前，与杨雅喆约了采访拍照，放著一旁的都会街景、文青咖啡店不拍，他一路带我们钻进这里。

5年之后，来到同一个地点，他先是笑说“这里应该是《大佛普拉斯》啊，不是《血观音
》，人家说我现在是高、大、上。”拿网友言论开自己玩笑，摄影师赶紧提出几个高级艺廊作为替代的拍摄场景，他才又说：“高大上，高大上就是我们进不去的地方。”

他碎念了几句市场里真正的老店和滥竽充数的店家，然后熟练地在一楼路边吃了碗米苔目，才拉我们拾级而上。

走道两旁，堆满住户的洗衣机、晒衣架、佛堂、废弃家具，“这里变得比较整齐了，有在整理，以前不是这样，”他两次在此拍戏，以及其他工作勘景、写剧本的过程，让他显得熟门熟路，“台北还有另一个这样的市场，在双连，但已经拆掉了。”

走廊的尽头，螺旋状的楼梯向上，蓝色阶梯、大红把手，还贴了一张现代笔记本撕下的白纸，“水泥剥落”四个字用褪色萤光黄写成，已不安全的安全梯，正是他眼中道地台北以时代感泡出的美学。

“笼民，大家都是笼民。”他说。抱怨台北的房价，几乎是杨雅喆宣传《血观音》的必备话题，片中官商勾结的炒地，是他眼中，夺走基本居住权的元凶。

现实都被他写在电影里，人们被关在政商结构之中，唯一觉醒的角色却立刻死了。

信维市场大楼，对他来说，是台北城的一个印记，记著贫富差距，记著或许不真的穷，却不在乎社会公义或生活环境。人们甘愿背40年房贷，或是期待炒房成功那天，换自己一举从笼中脱身。

现实都被他写在电影里，人们被关在政商结构之中，唯一觉醒的角色却立刻死了。现实中的台北，近日也有两场大火再次炒热租屋者的困境，又是几条人命被带走，违法隔间租屋再成话题，只是尸体被烧成黑炭了，没几天，话题又快速冷却，就像信维市场几年前的大火，几年来都市更新的卡关一样。

“下面年轻人是有花脑袋整理的，底下年轻人开了咖啡店，就不一样了，”杨雅喆说，信维市场底下开了几家新的店铺，颓丧的大环境中小草求生，“看起来没什么布置，结果自成一个风格。”

他带我们走进路旁的小吃店，直说美丽，小吃摊边的中年人一眼认出他，又说不出他的名字，“你就金马奖有上台的那个导演嘛！”

“对，《赛德克巴莱》那个。”杨雅喆随口一句玩笑话，前来搭话者一时摸不著头绪。

认识杨雅喆，大部份人从15年前，他在公共电视的电视剧作品《违章天堂》开始。

剧中，一个小渔村的阿嬷，用积蓄买下其实是个违建的灵骨塔，只为了往生后家人们还能团聚，从此展开一连串小人物在体制中挣扎的故事描写。《违章天堂》让杨雅喆一举拿下金钟奖最佳单元剧、最佳编剧、最佳导演，被视为他成为导演后的第一部代表作品。

15年后，拍出的故事，从小人物变成权贵，《血观音》片中同样有人追求自由，但主角却成了千金小姐，与其他同样入围金马奖的片子相比，有人批评这部片讲权贵、讲女人心机，是没有气质的八点档。杨雅喆说自己不看影评，却是连珠炮般的转述前述字眼。

“无聊啊，大佬。”他以摇头作回应，比起自己过去20年的作品，从艾滋病、隔代教养、同志拍到社运，他无法给出更有说服力的反驳了。

“你看我小时候走回家，就是会经过这些啊，庙啊，阴暗啊，窄巷啊，黑暗，”我们再往信维市场内边走，他却像是走回童年。

杨雅喆的童年，在住了20几口的老平房度过。爸爸是算命师，小时候在矿工家庭长大，差一点因为从火车坠落而送命，剩下一只手、一只脚的杨爸爸，后来成为算命师，替人看风水、解签，慢慢地挣了钱，才让家里从老家的平房搬出去。杨雅喆的童年，于是有了风水、葬礼、算命等场景，连放学后的娱乐，也与众不同。

是庙里头那些地狱的故事。

“我就喜欢看裸体。”他打趣的说，“他们（指地狱中的图像）生殖器官就都会画出来啊，他们会被脱衣服、裸体丢到油锅里面，小时候只要有裸体，都觉得是性感的（笑）。”杨雅喆的贼笑，好像回到小学一年级，那个只能拿庙里免费善书，却发现《游地狱》故事的顽童，“然后挑战那个七爷八爷（像）。头几次看你会吓到，常常去看，你就不会看他们舌头伸出来、就觉得害怕了。”

顽童下课后的闯关还有棺材店。他细数棺材底下堵尸水的木栓、尸体与棺木之间用来固定位置和吸尸水的纸钱。“但我爸的棺材里面是用卫生纸。”他补充。

他的探险开始专注于死亡。“后火车站里面有很多被火车压死的人的照片。我不骗你，⋯⋯ 都是铁路沿线被火车辗死的无名尸，（他们）会把照片贴出来，叫大家认领。”

为什么要看？

“我想知道尸体为什么是蓝色的。有老农被铁链甩到，头就这样（从上下半脸中间切开），剩一半，不骗你，就这样（手比）。⋯⋯这是一种挑战，你要看到你最后不会怕为止。”他说他想认识死亡，不想被大人们教出来的恐惧困住，“就跟蟑螂一样，当你说蟑螂很恐怖的时候，大家就会尖叫，但当你没有跟他说蟑螂很恐怖的时候，他搞不好觉得蟑螂好可爱，北海道人就是这样，还说‘卡哇伊～’。”

高三那年爸爸过世，如今已经46岁的他，对死亡的理解，是心经上的经文，从眼、耳、鼻、口等五感开始放下，心经让人离开杂念俗世的过程，在他的理解，与死亡极其接近，“其实也蛮像自由的。”他说。

警备车：“小时候没想过，被抓进去的是自己”

1988年，杨雅喆高三。父亲死去的这年，也是他开始尝自由的时刻。爸爸的丧礼上，各方吵得很凶，这才发现，爸爸原来在外头有女人。一堆家务事爆出来，这是杨雅喆对于台湾社会所谓的家庭伦理、亲人纠葛的“初体验”。

这是台湾的解严隔年，他第一次“参与”抗争，520农民大游行（编按：指的是1988年5月20日发生的农民大规模社会群众运动，是台湾解严后首度爆发激烈警民冲突的社会群众运动）。还是高中生的他，因为公车过不去了只能步行，就这么被挤进人潮里。“我就在天桥上面看，看水车这样喷，那时候还很小，你直觉知道，这么多人出来一定代表什么，而且都是老阿伯，很老很老的那一种。”

“其实我后来想想，应该是刘政鸿（前苗栗县长）大埔的事情惹恼我，我才会写《血观音》，他们离谱啊！”

念高中的他没想过，20余年后，被抓进警备车的是自己。

这里是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4年前，杨雅喆因为声援被政府强征地的大埔农民，被警察拉上警备车。“衰洨，那天就手受伤，跑不快，而且我又没有认识的，”在新闻上看到农民在总统府前抗争，杨雅喆没想太多，就直奔现场，却成为被逮捕的民众之一。

“其实我后来想想，应该是刘政鸿（前苗栗县长）大埔的事情惹恼我，我才会写《血观音》，他们离谱啊！”不只大埔事件，反媒体垄断、反核、性别平权等社会运动，常见杨雅喆的身影，金马奖得奖感言，他讲的最顺的，也是关于环境、劳工、原住民传统领域等争议。

曾有记者问他，是不是为了出名才如此愤慨？

“那你也来出名看看嘛，如果这件事情这么简单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捞到好处的话，你try。”杨雅喆说，《血观音》拍摄资金，是拍到一半才确定找齐，不论题材或者导演本身参与社会运动，在现今的华语电影圈，都像是颗未爆弹，对许多金主、演员、发行商来说，都是风险。他坦承，若真的靠形象、关系生存的，可能很难与他合作。

“那你也来出名看看嘛，如果这件事情这么简单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捞到好处的话，你try。”

“但反过来说，如果你的题材是可以赚钱的，人家也会捧著钱来找你拍的，在商言商啊。他们评估的不一定是怕麻烦，是会不会赚，反正出事就是导演扛。”像是在钢索上寻求平衡，杨雅喆一边说自己想说的，一边要让自己好卖。

于是他说，他也只是讨口饭吃，没那么正义。“（媒体）一定要塑造一个什么来写嘛，⋯⋯但有没有那么正义，没有。”

我们问杨雅喆，在这个民意如流水的年代，如果哪一天他变成少数，当他的“异议行为”不再受欢迎了，还会继续发声吗？

他答：“你做什么事都在担心以后怎样，也太悲哀了，是什么就是什么，重点是这件事情在此时此刻对不对。如果是对的就做啦。”

但民意难料，如果有一天自己成为舆论中的少数，或是政治不正确的那方，怎么办？

“社会不支持对的事情，那也不代表你是错的，那至少对你自己来说还是对的事，不至于活不下去啦，⋯⋯除非我说谎，今天说这样，明天宣誓我是中国人，如果有那天，想也知道是被逼的。现在你要叫我讲我是中国人，你吃屎。”

就在警备车旁，看著杨雅喆开心比ya，一旁的陆客跟著拍了起来，还问他“这什么啊？”

“我说这是拿来抓政治犯用的，他们就‘啊、啊、啊’，惊呼了几声，他觉得我唬烂他，但实际上就是啊。”杨雅喆露出招牌笑容。

庙：一边拍“地狱的故事”，一边算命拜佛

《血观音》是他第3部长片，拍摄预算也创新高，这次走钢索，他特别担心。一天之内排了最多7场映后座谈，还到台湾各地的咖啡店、独立书店与观众对谈，力推买气。同时，他跟电影制片，边拍电影，边看命理师、拜庙。“那是让制片安心啦，”他笑说。

紧张，因为这部电影其实就像是一部地狱的故事。把白手套、官商勾结、母女三代的故事绑在一起，与杨雅喆合作多年的动画师用地狱的新生训练简介形容。

“他说是地狱里面，在迎接新来的孤魂野鬼用的片，先把棠夫人押出来，播她的生平给大家看，然后简介说你看，这个人就是这样（才落到这步田地），而棠夫人就重复看她自己的过去，这是新生训练，然后接下来，看每一个人的。”

“地狱的简介片，这形容比较恐怖，但还蛮像的。”杨雅喆抽著烟的脸，有点得意。

“对，我一边在说我很讨厌古老的那种教诲，可是一边在做一样的事，只是我的手法比较新。以前都是写被雷劈到、被车撞，（人们）不会怕，那我至少写了一个会怕的，”他揉熄手上的烟头，“也不一定，那些人。”他摇摇头。

其实怕不怕，不是重点，有话直说的杨雅喆和他的电影，更像是面照妖镜，媒体从他的嘴撷取出正义形象，取得点阅率，观影者从电影里寻找自己的愤怒、发泄和信念，都像是在庙里头，看一则地狱的故事一样，各种启示，由香客们决定。

片中唯一觉醒的棠宁，是杨雅喆自己的投射，也是这则地狱故事之中，唯一的光。

从市场中、街头上，杨雅喆其实看见台湾有一些他期待的改变，更多人让心自由，“原本不愿意发声的人，可能也愿意发出一些声音，虽然政党还是绑架了台湾的社会，只要大家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人，还要有人权，那这件事情（指台湾公民意识的发展）就不会悲观。”

藏进一个棠宁，也是此时此刻，杨雅喆给民主社会走向民粹政治、走向极权的新生训练片。

“原本不愿意发声的人，可能也愿意发出一些声音，虽然政党还是绑架了台湾的社会，只要大家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人，还要有人权，那这件事情（指台湾公民意识的发展）就不会悲观。”

“悲观的未来，是像中国那样，大家就是‘哎，反正我们就是这样了。’，那才真的是要悲观，因为中国那个局势，他（老百姓）都不把自己当人。中产阶级就是没有觉醒前的棠宁，等到有一天他被‘弄’了以后，他就知道了。”

只是，是不是人人都像杨雅喆著迷地狱的故事？能不能看了之后就学会不怕，会不会看了警世寓言就会醒？或者，故事像庙里墙上的那些刻画一样，没了金主修缮，就无声的斑驳凋零？或许《血观音》这面照妖镜，能给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