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市場、警備車，楊雅喆的台北三處

奪下金馬獎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女配角之後，台灣電影《血觀音》隨即應邀前往香港，即使政治制度不同，片中女人心機、官商勾結、以愛為名的控制等，還是跨越了海峽，獲得台港觀眾共鳴，截至24日，光是台灣票房就已突破新台幣8300萬元，是六年來票房最好的金馬最佳影片，也是Google最新公布的十大熱搜電影裡，唯一的台灣國片。叫好叫座的背後，46歲的導演兼編劇楊雅喆，是如何從社會中煉出如此故事？典型的台北冬雨日中，我們跟著他走進三個台北，三個「導演楊雅喆」的熟成角落。

信維市場大樓：台北，有座九龍寨城……

在台北101大樓兩個捷運站外，有座「台北的九龍寨城」。

這裏是屋齡超過40年的信維市場大樓，除了地下一樓是菜市場，1到6樓每戶只有8坪，上千民眾，就在台北蛋黃區中的核心，彷彿「城中村」一般的存在，村裏住著一群「籠民」。

5年前，與楊雅喆約了採訪拍照，放著一旁的都會街景、文青咖啡店不拍，他一路帶我們鑽進這裏。

5年之後，來到同一個地點，他先是笑說「這裡應該是《大佛普拉斯》啊，不是《血觀音
》，人家說我現在是高、大、上。」拿網友言論開自己玩笑，攝影師趕緊提出幾個高級藝廊作為替代的拍攝場景，他才又說：「高大上，高大上就是我們進不去的地方。」

他碎念了幾句市場裡真正的老店和濫竽充數的店家，然後熟練地在一樓路邊吃了碗米苔目，才拉我們拾級而上。

走道兩旁，堆滿住戶的洗衣機、曬衣架、佛堂、廢棄傢俱，「這裏變得比較整齊了，有在整理，以前不是這樣，」他兩次在此拍戲，以及其他工作勘景、寫劇本的過程，讓他顯得熟門熟路，「台北還有另一個這樣的市場，在雙連，但已經拆掉了。」

走廊的盡頭，螺旋狀的樓梯向上，藍色階梯、大紅把手，還貼了一張現代筆記本撕下的白紙，「水泥剝落」四個字用褪色螢光黃寫成，已不安全的安全梯，正是他眼中道地台北以時代感泡出的美學。

「籠民，大家都是籠民。」他說。抱怨台北的房價，幾乎是楊雅喆宣傳《血觀音》的必備話題，片中官商勾結的炒地，是他眼中，奪走基本居住權的元兇。

現實都被他寫在電影裡，人們被關在政商結構之中，唯一覺醒的角色卻立刻死了。

信維市場大樓，對他來說，是台北城的一個印記，記著貧富差距，記著或許不真的窮，卻不在乎社會公義或生活環境。人們甘願背40年房貸，或是期待炒房成功那天，換自己一舉從籠中脫身。

現實都被他寫在電影裡，人們被關在政商結構之中，唯一覺醒的角色卻立刻死了。現實中的台北，近日也有兩場大火再次炒熱租屋者的困境，又是幾條人命被帶走，違法隔間租屋再成話題，只是屍體被燒成黑炭了，沒幾天，話題又快速冷卻，就像信維市場幾年前的大火，幾年來都市更新的卡關一樣。

「下面年輕人是有花腦袋整理的，底下年輕人開了咖啡店，就不一樣了，」楊雅喆說，信維市場底下開了幾家新的店鋪，頹喪的大環境中小草求生，「看起來沒什麼佈置，結果自成一個風格。」

他帶我們走進路旁的小吃店，直說美麗，小吃攤邊的中年人一眼認出他，又說不出他的名字，「你就金馬獎有上台的那個導演嘛！」

「對，《賽德克巴萊》那個。」楊雅喆隨口一句玩笑話，前來搭話者一時摸不著頭緒。

認識楊雅喆，大部份人從15年前，他在公共電視的電視劇作品《違章天堂》開始。

劇中，一個小漁村的阿嬤，用積蓄買下其實是個違建的靈骨塔，只為了往生後家人們還能團聚，從此展開一連串小人物在體制中掙扎的故事描寫。《違章天堂》讓楊雅喆一舉拿下金鐘獎最佳單元劇、最佳編劇、最佳導演，被視為他成為導演後的第一部代表作品。

15年後，拍出的故事，從小人物變成權貴，《血觀音》片中同樣有人追求自由，但主角卻成了千金小姐，與其他同樣入圍金馬獎的片子相比，有人批評這部片講權貴、講女人心機，是沒有氣質的八點檔。楊雅喆說自己不看影評，卻是連珠炮般的轉述前述字眼。

「無聊啊，大佬。」他以搖頭作回應，比起自己過去20年的作品，從愛滋病、隔代教養、同志拍到社運，他無法給出更有說服力的反駁了。

「你看我小時候走回家，就是會經過這些啊，廟啊，陰暗啊，窄巷啊，黑暗，」我們再往信維市場內邊走，他卻像是走回童年。

楊雅喆的童年，在住了20幾口的老平房度過。爸爸是算命師，小時候在礦工家庭長大，差一點因為從火車墜落而送命，剩下一隻手、一隻腳的楊爸爸，後來成為算命師，替人看風水、解籤，慢慢地掙了錢，才讓家裡從老家的平房搬出去。楊雅喆的童年，於是有了風水、葬禮、算命等場景，連放學後的娛樂，也與眾不同。

是廟裡頭那些地獄的故事。

「我就喜歡看裸體。」他打趣的說，「他們（指地獄中的圖像）生殖器官就都會畫出來啊，他們會被脫衣服、裸體丟到油鍋裡面，小時候只要有裸體，都覺得是性感的（笑）。」楊雅喆的賊笑，好像回到小學一年級，那個只能拿廟裡免費善書，卻發現《遊地獄》故事的頑童，「然後挑戰那個七爺八爺（像）。頭幾次看你會嚇到，常常去看，你就不會看他們舌頭伸出來、就覺得害怕了。」

頑童下課後的闖關還有棺材店。他細數棺材底下堵屍水的木栓、屍體與棺木之間用來固定位置和吸屍水的紙錢。「但我爸的棺材裡面是用衛生紙。」他補充。

他的探險開始專注於死亡。「後火車站裡面有很多被火車壓死的人的照片。我不騙你，⋯⋯ 都是鐵路沿線被火車輾死的無名屍，（他們）會把照片貼出來，叫大家認領。」

為什麼要看？

「我想知道屍體為什麼是藍色的。有老農被鐵鍊甩到，頭就這樣（從上下半臉中間切開），剩一半，不騙你，就這樣（手比）。⋯⋯這是一種挑戰，你要看到你最後不會怕為止。」他說他想認識死亡，不想被大人們教出來的恐懼困住，「就跟蟑螂一樣，當你說蟑螂很恐怖的時候，大家就會尖叫，但當你沒有跟他說蟑螂很恐怖的時候，他搞不好覺得蟑螂好可愛，北海道人就是這樣，還說『卡哇伊～』。」

高三那年爸爸過世，如今已經46歲的他，對死亡的理解，是心經上的經文，從眼、耳、鼻、口等五感開始放下，心經讓人離開雜念俗世的過程，在他的理解，與死亡極其接近，「其實也蠻像自由的。」他說。

警備車：「小時候沒想過，被抓進去的是自己」

1988年，楊雅喆高三。父親死去的這年，也是他開始嚐自由的時刻。爸爸的喪禮上，各方吵得很兇，這才發現，爸爸原來在外頭有女人。一堆家務事爆出來，這是楊雅喆對於台灣社會所謂的家庭倫理、親人糾葛的「初體驗」。

這是台灣的解嚴隔年，他第一次「參與」抗爭，520農民大遊行（編按：指的是1988年5月20日發生的農民大規模社會群眾運動，是台灣解嚴後首度爆發激烈警民衝突的社會群眾運動）。還是高中生的他，因為公車過不去了只能步行，就這麼被擠進人潮裡。「我就在天橋上面看，看水車這樣噴，那時候還很小，你直覺知道，這麼多人出來一定代表什麼，而且都是老阿伯，很老很老的那一種。」

「其實我後來想想，應該是劉政鴻（前苗栗縣長）大埔的事情惹惱我，我才會寫《血觀音》，他們離譜啊！」

唸高中的他沒想過，20餘年後，被抓進警備車的是自己。

這裏是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4年前，楊雅喆因為聲援被政府強徵地的大埔農民，被警察拉上警備車。「衰洨，那天就手受傷，跑不快，而且我又沒有認識的，」在新聞上看到農民在總統府前抗爭，楊雅喆沒想太多，就直奔現場，卻成為被逮捕的民眾之一。

「其實我後來想想，應該是劉政鴻（前苗栗縣長）大埔的事情惹惱我，我才會寫《血觀音》，他們離譜啊！」不只大埔事件，反媒體壟斷、反核、性別平權等社會運動，常見楊雅喆的身影，金馬獎得獎感言，他講的最順的，也是關於環境、勞工、原住民傳統領域等爭議。

曾有記者問他，是不是為了出名才如此憤慨？

「那你也來出名看看嘛，如果這件事情這麼簡單的話，如果你覺得這件事情可以撈到好處的話，你try。」楊雅喆說，《血觀音》拍攝資金，是拍到一半才確定找齊，不論題材或者導演本身參與社會運動，在現今的華語電影圈，都像是顆未爆彈，對許多金主、演員、發行商來說，都是風險。他坦承，若真的靠形象、關係生存的，可能很難與他合作。

「那你也來出名看看嘛，如果這件事情這麼簡單的話，如果你覺得這件事情可以撈到好處的話，你try。」

「但反過來說，如果你的題材是可以賺錢的，人家也會捧著錢來找你拍的，在商言商啊。他們評估的不一定是怕麻煩，是會不會賺，反正出事就是導演扛。」像是在鋼索上尋求平衡，楊雅喆一邊說自己想說的，一邊要讓自己好賣。

於是他說，他也只是討口飯吃，沒那麼正義。「（媒體）一定要塑造一個什麼來寫嘛，⋯⋯但有沒有那麼正義，沒有。」

我們問楊雅喆，在這個民意如流水的年代，如果哪一天他變成少數，當他的「異議行為」不再受歡迎了，還會繼續發聲嗎？

他答：「你做什麼事都在擔心以後怎樣，也太悲哀了，是什麼就是什麼，重點是這件事情在此時此刻對不對。如果是對的就做啦。」

但民意難料，如果有一天自己成為輿論中的少數，或是政治不正確的那方，怎麼辦？

「社會不支持對的事情，那也不代表你是錯的，那至少對你自己來說還是對的事，不至於活不下去啦，⋯⋯除非我說謊，今天說這樣，明天宣誓我是中國人，如果有那天，想也知道是被逼的。現在你要叫我講我是中國人，你吃屎。」

就在警備車旁，看著楊雅喆開心比ya，一旁的陸客跟著拍了起來，還問他「這什麼啊？」

「我說這是拿來抓政治犯用的，他們就『啊、啊、啊』，驚呼了幾聲，他覺得我唬爛他，但實際上就是啊。」楊雅喆露出招牌笑容。

廟：一邊拍「地獄的故事」，一邊算命拜佛

《血觀音》是他第3部長片，拍攝預算也創新高，這次走鋼索，他特別擔心。一天之內排了最多7場映後座談，還到台灣各地的咖啡店、獨立書店與觀眾對談，力推買氣。同時，他跟電影製片，邊拍電影，邊看命理師、拜廟。「那是讓製片安心啦，」他笑說。

緊張，因為這部電影其實就像是一部地獄的故事。把白手套、官商勾結、母女三代的故事綁在一起，與楊雅喆合作多年的動畫師用地獄的新生訓練簡介形容。

「他說是地獄裡面，在迎接新來的孤魂野鬼用的片，先把棠夫人押出來，播她的生平給大家看，然後簡介說你看，這個人就是這樣（才落到這步田地），而棠夫人就重複看她自己的過去，這是新生訓練，然後接下來，看每一個人的。」

「地獄的簡介片，這形容比較恐怖，但還蠻像的。」楊雅喆抽著菸的臉，有點得意。

「對，我一邊在說我很討厭古老的那種教誨，可是一邊在做一樣的事，只是我的手法比較新。以前都是寫被雷劈到、被車撞，（人們）不會怕，那我至少寫了一個會怕的，」他揉熄手上的菸頭，「也不一定，那些人。」他搖搖頭。

其實怕不怕，不是重點，有話直說的楊雅喆和他的電影，更像是面照妖鏡，媒體從他的嘴擷取出正義形象，取得點閱率，觀影者從電影裡尋找自己的憤怒、發洩和信念，都像是在廟裡頭，看一則地獄的故事一樣，各種啟示，由香客們決定。

片中唯一覺醒的棠寧，是楊雅喆自己的投射，也是這則地獄故事之中，唯一的光。

從市場中、街頭上，楊雅喆其實看見台灣有一些他期待的改變，更多人讓心自由，「原本不願意發聲的人，可能也願意發出一些聲音，雖然政黨還是綁架了台灣的社會，只要大家都知道自己還是個人，還要有人權，那這件事情（指台灣公民意識的發展）就不會悲觀。」

藏進一個棠寧，也是此時此刻，楊雅喆給民主社會走向民粹政治、走向極權的新生訓練片。

「原本不願意發聲的人，可能也願意發出一些聲音，雖然政黨還是綁架了台灣的社會，只要大家都知道自己還是個人，還要有人權，那這件事情（指台灣公民意識的發展）就不會悲觀。」

「悲觀的未來，是像中國那樣，大家就是『哎，反正我們就是這樣了。』，那才真的是要悲觀，因為中國那個局勢，他（老百姓）都不把自己當人。中產階級就是沒有覺醒前的棠寧，等到有一天他被『弄』了以後，他就知道了。」

只是，是不是人人都像楊雅喆著迷地獄的故事？能不能看了之後就學會不怕，會不會看了警世寓言就會醒？或者，故事像廟裡牆上的那些刻畫一樣，沒了金主修繕，就無聲的斑駁凋零？或許《血觀音》這面照妖鏡，能給我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