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文青小账簿之台北篇】剧作家简莉颖：年收入台币十二万，你还做文青吗？

与简莉颖约在捷运古亭站附近，小巷里的早秋咖啡。这是台北文青必访之处，它不赶人，开到午夜。在这个最低时薪只有台币133元的城市，店里的水饺与日式炒面始终维持在一百出头的价格，是出外工作的好去处。简莉颖戴眼镜，为的是抗蓝光，因为前几年工作过度，身体对蓝光产生排斥，看太久电脑萤幕会晕眩。电脑品牌是苹果无误，因为Macbook air 很轻薄，适合东奔西跑。她也的确依赖咖啡店，常跟人开会讨论，脑中必须有个“台北咖啡地图”比较保险。身为一个在艺文产业工作的青年，想在台北当一个形式与内容相符的文青，所有的选择，都必须是实际的。

简莉颖是剧作家，2009年大学毕业，之后正式接剧场的案子已经八年。从2014年的《新社员》开始，近年的作品《服妖之鉴》、《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尽管释出加演场，仍旧是一票难求，最高纪录是开卖十分钟内，十场票券便售罄。但像她这样的一个“文青”，在台北的生活史，便是一连串的迁移史。

写的字愈多，愈知道自己回不了那个小镇

她是彰化人，曾在2015年以 《全国最多宾士车的小镇住著三姐妹（和她们的Brother）》这出戏向故乡致意。少时到了台中念高中，那时她会去一中街的玫瑰唱片拿《破报》。人生充满岔路。高中的她本来想当人类学家，因为考不上人类学系，便去读东华大学的原住民系，旁听中文系课程时，意外看到田启元的《白水》，身体内核感到震动，决定转学读戏剧。那年她十九岁，终于踏上自己一心一意向往的台北。

在她心中，台北一直非常繁华，她想瞬间移动去那里听乐团，泡酒吧，过夜生活，似乎那里万分美好，有一切新鲜刺激有趣的事。尽管“后来发现，我其实不喜欢听团，而是比较喜欢有叙事性的表演。台北有诚品学堂，我会注意信息，有开戏剧相关课程我就会去听，很多戏都是在那里第一次知道的。”

人在台北，正要重新开始大学生活时，她去看了女性影展的《绝醋逢生》，讲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编注：关注性工作者权益的性积极女性主义团体）的前公娼阿姨们，因为政府废除公娼制度而中年转业做四物醋的过程。简莉颖记得那是上午十点的场次，现场很冷清，日日春的志工跟阿姨们都来映后座谈，顺便征求想一起做醋的志工，她就自愿参加了。她的大学生活自此一心一意搞社运，没有碰剧场，几乎都在日日春度过。

“不过我一次都没有做过醋，我刚好负责照顾白兰阿姨，要带她从归绥街走路去马偕医院看诊，然后走回来。因为她喝酒喝到小脑中风，手脚不太能弯曲，讲话也不太清楚，但要尽量让她动，否则身体会更萎缩。”她回想，“白兰比我还高，走路要从后面搀扶，有一次她摔倒，我一时拉不住，一起倒在热热的柏油路上，我看见她摔倒很痛，怕她受伤，但我也爬不起来，想说怎么会变成这样，坐在地上哭，再打电话回去日日春找人来帮忙。”

两条岔路在此重合，进入一个从没有想像过的世界。简莉颖的第一出戏不在戏剧系产生，而是在日日春做的。当时她主要做街头行动剧，也想过要让阿姨们演戏，讨论过程中，她决定回头爬梳自身经验。生平第一出戏是名为《我们》的小戏，她身兼编导演，还拉了孪生姐姐一起演出。简莉颖负责主要台词，而姐姐不时地站在体重计上，或者两人一起做体操，她的姐姐当时在读师范大学，有点忧郁，还有暴食问题。就是这样，离开彰化小镇的文青在台北开始写字，也渐渐知道自己能写，从最靠近的经验开始写，然后愈写愈远，写的字愈多，就愈知道自己回不了那个小镇。

“艺文工作者加上同志，这两种身份让我只有在台北才可以被接受。虽然现在中南部也有表演场馆，但剧场工作者离开台北就很难生存。”简莉颖说。

最好全部家当都能塞进一辆卡车

在台北时她的第一个落脚处是剑潭站附近的雅房，是她在网路平台的Lesbian版寻找租屋信息，跟几个网友合租到的一层三房公寓。房间窗户正对别人家的厨房，煮麻油鸡的味道都闻得到。接著有人要出国，住客四散，她搬到明德站，跟姐姐、高中同学、学姐、学姐的女朋友一起住。之后又跟当时的女朋友合租一间天母套房，华丽，有水间吊灯跟大理石墙壁的房间。之后又一起迁至新北投的大套房，空间很大，但太久无人居住，入住时还救了冷气机里的松鼠。后来因为分手，紧急搬进延平北路的雅房，是那种专业出租的房子，每层楼隔了非常多房间，每间停车格大小，附书桌跟小衣橱，一开房就会抵住桌面。附的床又是上下舖，上头放杂物，下层睡觉，从书桌前一滑动，就可以躺在床上。房间里没有对外窗，仅有通风扇，她觉得像住进了笼子。接著又是分租公寓，那时她已经考上北艺大研究所，在红树林站住了整个研究所时期。看似你的选择，常常也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至此，她大半的迁移都在台北捷运红线上，像血管一样的红线，青春的肉体在这条线上反复移动。

毕业后她跟几个朋友搬到永春站，后来想住靠近市区一点，就搬到现在近古亭站的地方，迁移纪录暂时中止。现在的住所是她居住最久的。在台北已经待了快十五年，即将超越待在故乡的时间，她始终抱持著一种明天就可以搬家的心情，最好全部家当都能塞进一辆搬家卡车。她从来不布置家里，拥有的家具可以一句话讲完：小冰箱、书桌、书柜、电锅、烤箱，最多的是书。总是抱持著想割舍身外之物的心情，想继续减少。问起不是养了两只黏人的猫吗，难道不会让她比较有家的感觉吗？她答：“苦儿流浪记不是也带著一只狗在路上流浪吗？”

由于参与社运，大学时期她没有参加学校的任何事务，直到毕业制作。当时班上大多都是考进来的，成绩刚好就来读，充满对戏剧没有兴趣的人。五十几个同学，只有三十个人想做毕业制作。她于是一马当先带头，跟老师讨论方向。一个提案是直接演国外剧本，另一个是她自己写剧本。老师建议她写，那次作品带来回响，陆续有人来找她合作。

“我是个人生不太有规划的人，有人来找我做案子就做，也想知道做戏是怎样，边做边学。大学刚毕业，其实不太在意钱的事，毕业了，还没确定要不要继续做剧场，反正有申请到补助，有钱就做。”简莉颖说，“其实酬劳就是意思意思，可能花三四个月时间去排去想，编加导只拿个两万。因为考上研究所，算是在学，家里还有给我生活费。其他演员就是打工赚钱，有戏就把班表排开。刚开始做可以用低廉的成本跟人力去做事，演员想表演，设计想要有舞台，我有故事想说。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所有青年艺术家都要经历这些。”

曾经，年收入十二万台币

只是台湾的剧场发展先天不良，必须先搬演国外知名的作品，早年习惯做翻译或改编，后来的小剧场活动转而做拼贴、移植、反戏剧、反语言，相对没力气生产原创作品。长年累积下来，没办法深挖台湾自己的东西，也等于没有培育出自己的剧作家。要在剧场生存，真的必须咬紧牙关，从事剧本创作八年，最高产的是2012年，整年六个演出，包括《春眠》、《你变了于是我》、改编自黄碧云的《懒惰》、改编自宅女小红的《羞昂app》等。其他时候也起码有两三个剧本在手边，要取材，还要写作，偶尔会演出跟导戏。一开始不太敢开价，有机会就接，接过非常低廉的案子，在上百人的场地演十几场，只拿了剧本费三万。最惨的年收入拼拼凑凑加总大概十二万，平均每个月一万块。现在她闯荡出名声，发现非她不可，敢谈价格，偶尔也参加座谈活动或是当评审赚外快。虽然比起其他产业，收入还是很低，但比较可以过有品质的生活。

“一开始那几年接了非常多案子，还是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两年前拿到两厅院的驻馆补助，稍微可以自食其力，立刻跟家人说可以不用给我钱。我爸把钱拿去买基金，还是变相资助我，他担心女儿是同性恋没有婚姻，又做剧场，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突然想起这次访问的由来，说：“大家想像中的文青，应该比较拉风吧。”

剧作家的生活很单纯，就是写剧本、讨论、读剧、排练、修稿，偶尔跟朋友吃饭看电影。没有什么物欲，也不做奢侈的支出。唯一的例外是拿到两厅院的驻馆补助时，原本的吸尘器太难用了，她必须跪著吸地，钱一下来，她就去买了一支Dyson。日常最大宗的支出是房租，还有买书看戏。想买衣服的时候，会一口气买一堆黑色t-shirt，一口气采买三年份量的感觉，她懒得在这上面花很多时间，可能就是黑色十件，白色五件，一种马克 · 佐伯格的心情。

她每天都在截稿跟拖稿的循环里，没有时间感，常常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只知道还剩几天截稿。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即使没有在排戏，也会想著某一段文字怎么解决，无论在看电影，看书，这些想法都挥之不去。为了省钱，她多半在家自己煮咖啡工作，如果还不是太热，就只吹电风扇，舍不得开冷气。赶稿的时候会煮一锅饭，弄一点菜，持续闭关一个礼拜。由于去年生病，对蓝光过敏造成严重晕眩，她开始在意身体健康，会增加运动的行程。

密集产出已经八年，她说非常疲惫，很想空个半年，什么都不用写。尽管如此，她的行程表一路排满到明年，接下来的九月，描写爱滋跟同志历史的《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要加演；十月，书写威权历史，扣合性别与政治的《服妖之鉴》也要加演；十二月有改编自易卜生《群鬼》的华人家庭非典伦常版《遥远的东方有一群鬼》。之后会往影视方面发展，创造作品的同时，也企图兼具市场性跟艺术性，她半开玩笑说，希望可以拿金钟跟金马奖。

谈到一半想起了什么，她打开眼前的笔记本，记下零星的点子。说著想休息，还是不断地写。今年她在手掌靠近虎口处，刺了一个钢笔的图腾。问起刺青的意义，她说：“那是伴我一生的东西。”

后记：访问时间是七月初，到了七月二十五号，听闻日日春传来的消息，公娼白兰病逝——在她流离的一生中，失去自由、失去工作、失去猫，最后她终于可以回家，回到她在文萌楼的执业小房间。简莉颖在脸书写了一篇文章以悼念。扶著他人在城市的街巷里行走，视角与经验都是刻进体感的。写作的时刻简莉颖多半使用钢笔，紧紧握著，用力刻写，手上也刺著同样的印记，人与笔早就难以切割，互为血肉。钢笔的笔头如针，文字是针脚，将他人的、自己的、城市的故事，密密缝起，串连，将堆叠出专属于这个时代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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