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几句未雨绸缪的话，写在刘晓波离开之后

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如今所有人都正处在痛楚之中，自然没有长歌的余地。然而这并不妨碍在一片哀恸气氛中，提前说些几句未雨绸缪的话。

五日之前，和几位朋友夜谈，其间说到晓波先生，大家都觉得已经时日无多，阴阳永隔的那天不会太远。我向蔡爷发问，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我们作为后来人，还怎么相信先生提出的“我没有敌人”这个命题？如果说，这份最后陈述中，蕴含先生自己的经历、思考和情怀——甚至不排除策略考虑，但在九年的铁窗生涯、和在肝病问题上显而易见的人为迫害因素之后，再对后来人说“我没有敌人”，是否过于迂腐？或者如讥讽之言所称，你不拿人家当敌人，奈何人家拿你当敌人？

蔡爷具体怎样回答，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他认为，即便有一天晓波不在了，这个立场仍然是正确的，也是我们应该继续坚守的唯一可行方案。他援引了康德哲学和东欧转型的经验来论证这一点，都是我所不熟悉的，但记得自己很不服气地反问了一句：“如果瓦文萨死在狱中、如果哈维尔死在狱中，如果曼德拉死在狱中，那么波兰、捷克和南非的历史进程是否会就此不同？”

当然，我自己知道这个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至少想说的是，这些历史经验和我们的现实处境是不同的。相反，能和当下相提并论的唯一历史借鉴，是奥西茨基在纳粹德国统治下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同样因为狱中生活导致罹患肺结核而去世。但不同的是，在去世之前，奥西茨基至少还被纳粹释放，而且最终领取了属于他的奖项。这种反差是一个界碑，不仅标识体制的性质，而且标识邪恶的程度。

“我没有敌人”？

所以我很怀疑，在先生身后，恐怕将出现一场激辩和分裂。当年“我没有敌人”甫一发表，就引发了巨大争议，直到今天也无法说服所谓“激进”一翼。而在他身后，恐怕更多人在锥心之痛的情感驱使下，同这套话语诉求分道扬镳。即便我们无保留地敬仰先生的道德文章，却很难无保留地接受这个结论——尤其是当我们目睹了这场公开羞辱和凌迟之后。

对任何一场有形或无形的运动来说，内部分裂都是一个消极因素。更令人无奈的是，无论持“温和”或“激进”哪种立场，事实上都是鸡蛋面对高墙，“专政铁拳”随时有力量粉碎一切螳臂当车的企图，除非哪天经济已经凋敝到无法再为这只铁拳有效输血。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否继续认同“我没有敌人”，都大可不必彼此视同仇寇。但无论如何，在先生身后，我们需要为这种立场分化甚至分裂做好心理准备。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即便出于对先生的敬意和追仰，继续认同“我没有敌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策略而非情怀，从内心深处来说，经此一役，这个体制不仅是我们的opponent，它就是enemy。对于一个手法超越纳粹、程度糟过奥西茨基的体制来说，还能生出多少温情？可是要沿着“我没有敌人”继续往下走，就像用一个脆弱的壳把峥嵘的内心包裹起来，恐怕要经受巨大的内心紧张。

对于基督徒来说，这种身后选择大概并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毕竟基督已经给使徒们做出过示范。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俗国家，并没有强韧的超验之维做支撑，先生这种颇有宗教情怀色彩的选择，恐怕并不容易得到后来者的深切理解。毕竟，政治不仅仅事关情怀，更事关动员和组织。

他的毕生事业，与他们的A站B站

这些年来，身在海外，看到当年意气风发的人物慢慢同时代脱节，不免慨叹这大概是每一代人的宿命，现在已经轮到自己隐隐产生这种焦虑。24小时内，微信上先后被两波信息刷屏，一是A站B站微博被整肃，二是先生的讣闻。两件事出在同一天，让人不由心生一种感觉：或许交汇点已经产生？就像老罗哽咽着对现场听众说，等哪天我们可以卖几百万台手机、傻逼都在用我们的产品了，不要忘了这是为你们做的。现在或许需要有人捅破这层纸，对85后90后说，这个几度系狱、最终被迫害致死的老男人，他毕生的事业其实都不过是让你们有机会看A站B站而已，丧钟不是为别人而鸣，它就为你而鸣。总之，在把酒一代和酒吧一代之间，需要找到某种连接点。这种连接点无法凭空创造出来，只能是时势的产物；而在时势来临之时，我们最好有能力发现并且抓住它。

九年前，宪章面世之际，自己没有签名，相反写了一篇《宪章的偏失与隐忧》，对一些提法提出批评，在小范围传阅过，并且得到徐、朱等几位老师的认可。当时还通过电邮发送给签名组织者，结果他们因为担心打开附件染毒而被婉拒，我也不以为意，但谁都没有想到，彼时看上去更像是一群书生发起的热闹，演变成当代又一个冰冷的言论黑洞，最终让先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斯人已逝，在朋友圈一片悲戚之中，继续写几句未雨绸缪的话，就我个人而言，相信算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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