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函：幾句未雨綢繆的話，寫在劉曉波離開之後

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如今所有人都正處在痛楚之中，自然沒有長歌的餘地。然而這並不妨礙在一片哀慟氣氛中，提前說些幾句未雨綢繆的話。

五日之前，和幾位朋友夜談，其間說到曉波先生，大家都覺得已經時日無多，陰陽永隔的那天不會太遠。我向蔡爺發問，如果這一天真的到來，我們作為後來人，還怎麼相信先生提出的「我沒有敵人」這個命題？如果說，這份最後陳述中，藴含先生自己的經歷、思考和情懷——甚至不排除策略考慮，但在九年的鐵窗生涯、和在肝病問題上顯而易見的人為迫害因素之後，再對後來人說「我沒有敵人」，是否過於迂腐？或者如譏諷之言所稱，你不拿人家當敵人，奈何人家拿你當敵人？

蔡爺具體怎樣回答，我已經記不清了，但他認為，即便有一天曉波不在了，這個立場仍然是正確的，也是我們應該繼續堅守的唯一可行方案。他援引了康德哲學和東歐轉型的經驗來論證這一點，都是我所不熟悉的，但記得自己很不服氣地反問了一句：「如果瓦文薩死在獄中、如果哈維爾死在獄中，如果曼德拉死在獄中，那麼波蘭、捷克和南非的歷史進程是否會就此不同？」

當然，我自己知道這個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但至少想說的是，這些歷史經驗和我們的現實處境是不同的。相反，能和當下相提並論的唯一歷史借鑑，是奧西茨基在納粹德國統治下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同樣因為獄中生活導致罹患肺結核而去世。但不同的是，在去世之前，奧西茨基至少還被納粹釋放，而且最終領取了屬於他的獎項。這種反差是一個界碑，不僅標識體制的性質，而且標識邪惡的程度。

「我沒有敵人」？

所以我很懷疑，在先生身後，恐怕將出現一場激辯和分裂。當年「我沒有敵人」甫一發表，就引發了巨大爭議，直到今天也無法說服所謂「激進」一翼。而在他身後，恐怕更多人在錐心之痛的情感驅使下，同這套話語訴求分道揚鑣。即便我們無保留地敬仰先生的道德文章，卻很難無保留地接受這個結論——尤其是當我們目睹了這場公開羞辱和凌遲之後。

對任何一場有形或無形的運動來說，內部分裂都是一個消極因素。更令人無奈的是，無論持「温和」或「激進」哪種立場，事實上都是雞蛋面對高牆，「專政鐵拳」隨時有力量粉碎一切螳臂當車的企圖，除非哪天經濟已經凋敝到無法再為這隻鐵拳有效輸血。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否繼續認同「我沒有敵人」，都大可不必彼此視同仇寇。但無論如何，在先生身後，我們需要為這種立場分化甚至分裂做好心理準備。

對於一部分人來說，即便出於對先生的敬意和追仰，繼續認同「我沒有敵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出於策略而非情懷，從內心深處來說，經此一役，這個體制不僅是我們的opponent，它就是enemy。對於一個手法超越納粹、程度糟過奧西茨基的體制來說，還能生出多少温情？可是要沿着「我沒有敵人」繼續往下走，就像用一個脆弱的殼把崢嶸的內心包裹起來，恐怕要經受巨大的內心緊張。

對於基督徒來說，這種身後選擇大概並不真正成為一個問題，畢竟基督已經給使徒們做出過示範。但對於我們這樣一個世俗國家，並沒有強韌的超驗之維做支撐，先生這種頗有宗教情懷色彩的選擇，恐怕並不容易得到後來者的深切理解。畢竟，政治不僅僅事關情懷，更事關動員和組織。

他的畢生事業，與他們的A站B站

這些年來，身在海外，看到當年意氣風發的人物慢慢同時代脱節，不免慨歎這大概是每一代人的宿命，現在已經輪到自己隱隱產生這種焦慮。24小時內，微信上先後被兩波資訊刷屏，一是A站B站微博被整肅，二是先生的訃聞。兩件事出在同一天，讓人不由心生一種感覺：或許交匯點已經產生？就像老羅哽咽着對現場聽眾說，等哪天我們可以賣幾百萬台手機、傻逼都在用我們的產品了，不要忘了這是為你們做的。現在或許需要有人捅破這層紙，對85後90後說，這個幾度繫獄、最終被迫害致死的老男人，他畢生的事業其實都不過是讓你們有機會看A站B站而已，喪鐘不是為別人而鳴，它就為你而鳴。總之，在把酒一代和酒吧一代之間，需要找到某種連接點。這種連接點無法憑空創造出來，只能是時勢的產物；而在時勢來臨之時，我們最好有能力發現並且抓住它。

九年前，憲章面世之際，自己沒有簽名，相反寫了一篇《憲章的偏失與隱憂》，對一些提法提出批評，在小範圍傳閲過，並且得到徐、朱等幾位老師的認可。當時還通過電郵發送給簽名組織者，結果他們因為擔心打開附件染毒而被婉拒，我也不以為意，但誰都沒有想到，彼時看上去更像是一群書生發起的熱鬧，演變成當代又一個冰冷的言論黑洞，最終讓先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斯人已逝，在朋友圈一片悲慼之中，繼續寫幾句未雨綢繆的話，就我個人而言，相信算是對先生最好的紀念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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