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不管日子好坏，流行音乐总有力量把一群人聚在一起。从半世纪前的 Woodstock 到如今全世界遍地开花的音乐及艺术节汇演，我们对这样的场景不再陌生。大中华地区在社交网络兴起之后，吸收音乐的场景一再改变，也兴起了许多音乐类的社群活动。端传媒特邀作者走访了两岸三地的重要活动推手，Justin Sweeting，沈黎晖与张培仁，听他们谈谈筹办音乐文化活动的设想与见解，当我们聚在一起听音乐，这本身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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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当Clockenflap音乐及艺术节刚搬到香港西九龙文化区举办的时候，Justin Sweeting 面对着一个理想的演出场地和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不要停办这个和工作伙伴们一起打造的音乐节？
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Sweeting 一直希望可以打造香港自己的音乐节。那时 Clockenflap 已举办过三届，却始终在夹缝中求生，因为香港楼宇密集而不得不面对噪音投诉。西九龙文化区位居香港的核心位置，以维多利亚港的城市天际线为背景，与居民区保持一段距离，是个再理想不过的场地。然而由于当时的西九龙文化区属于政府管辖，在这里举办活动必须免费。
明知道免费办音乐节会带来亏损，几位主办者还是决定放手一搏。
2011年的免费策略，让 Clockenflap 一下吸引到18000名观众入场，也让相关机构看到了在西九龙文化区发展大型文艺活动的可能，催生了日后更多音乐节的出现。
“我们办了香港最大的免费派对，”Sweeting 回忆说。
在此之前，香港也零星有过其它音乐节，要么以华语音乐拼盘为主，要么演出阵容和环境都不如今日的 Clockenflap。
“很多香港人没有经历过音乐节，也不知道音乐节意味着什么。”Sweeting 说，“所以我们想，为什么我们不干脆把它转变成我们的优势？我们把它变成免费，邀请人们来，让他们体验什么是音乐节，并且以后还想再来。这是当时的计划。”
2008年 Clockenflap 第一届时有1500名观众。到2010年第三届时，Clockenflap 因为场地问题被迫搬到一座工业大厦中举行，只有800名观众参加。但2011年的免费策略，让 Clockenflap 一下吸引到18000名观众入场，也让相关机构看到了在西九龙文化区发展大型文艺活动的可能，催生了日后更多音乐节的出现。
事后证明，当时的决定虽然让主办方亏损上百万港币，却是一次值得的自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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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摩登天空唱片公司的老板沈黎晖也曾经因为做音乐节赔过上百万人民币，而且他也觉得，赔得值。
摩登天空在1997年底成立后，推出过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独立音乐。然而在2000年后的几年中，这家当时位于北京花园桥一个居民区地下室的唱片公司，在免费音乐的冲击下，几次濒临关门停业，员工一度只剩下三名。
“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办第二年的音乐节，可是那时候所有的人都说我们要办第二届，因为音乐节带给我们特别大的满足感和虚荣心。”
2007年是摩登天空成立十周年的年份，沈黎晖想实现在北京办一个音乐节的愿望。摩登天空正在从低谷恢复，手上有了100多万人民币，再加上拉来了200万元的赞助，他们希望通过音乐节把音乐与视觉、时尚和潮流感结合起来，展现摩登天空的审美。因此他们在海报上印了个大大的“Music+”，即“大于音乐”的意思。
一开始摩登天空自己的人都不知道能否搞起一个音乐节。当时迷笛音乐节等市场探路者已经打响了名声。但这届音乐节请到了当红的美国乐队 Yeah Yeah Yeahs，台湾歌手陈珊妮等艺人助阵，让他们信心大振。不料最终因为票务管理的问题导致大量假票出现，让公司在短短三天的音乐节结束后，不仅没赚到钱，还把手上仅有的100多万元也赔光了。按沈黎晖的话说，就是“清零了”。
“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办第二年的音乐节，”沈黎晖说，“可是那时候所有的人都说我们要办第二届，因为音乐节带给我们特别大的满足感和虚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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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当张培仁在台北创办简单生活节时，他清楚自己想办的不是一个音乐节，而是一个生活节。
1980年张培仁18岁的时候，就和伙伴们在台北搞了一个叫 Taipei Jam 的音乐节。
“第一届只有200个人，”他说，“当时 John Lennon 死了，我们觉得摇滚乐的时代要结束了。” 资金不够，张培仁就拉着同伴一起去卖血赚钱。
“2006年以前台湾其实还没有这种对本地青年创作的自信，甚至（很多人）并不知道台湾本地有手工青年创作和品牌的存在，”张培仁说，但那一年之后，人们才发现到原来台湾“有这么多有趣的品牌和内容。”
张培仁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音乐节凝聚台湾乐队的力量，让人们注意到当地摇滚乐手的才华，推动摇滚乐的发展。
音乐节在1980年至1981年间大大小小一共办了六次，人最多的一次来了2000名观众。后来很多登上过Taipei Jam舞台的乐手都成了台湾唱片业中的顶梁柱。
著名吉他手江建民曾在Taipei Jam登台表演；庾澄庆曾经是舞台上的一支年轻乐团的主唱；今年年初去世的音乐制作人刘天健那时是个贝斯手，气烘烘地问主办方为什么没有邀请他；福茂唱片的老板张耕宇和中国火系列的制作人贾敏恕都出现在那个舞台上过。
但2006年时，台湾唱片业已经经历了1980年代末的资讯开放、1990年代的盗版冲击和2000年代的互联网的颠覆。张培仁考虑的不再是给音乐人一个舞台而已，他想凝聚和展现的，是当下一代年轻人的生活态度。
“我希望生活方式本身变成一种可以传播的东西，”他说，“当你喜欢了这种生活方式，喜欢了这种风格，你就会去进而了解这里面新的音乐人和作品。”
因此简单生活节通常有四到五个音乐舞台、大约60个演出单位，同时也会有五到八个展区、150个以上的展览摊位。
第一届简单生活节在两天内有3万人次入场，带来3000万新台币的门票销售和1200万新台币的场内销售额。很多人最初也许是为了李宗盛、苏打绿、伍佰这样的演出阵容而来，但同时也在展区和市集中看到了更多不同类型的本地创作和制作。
“2006年以前台湾其实还没有这种对本地青年创作的自信，甚至（很多人）并不知道台湾本地有手工青年创作和品牌的存在，”张培仁说，但那一年之后，人们才发现到原来台湾“有这么多有趣的品牌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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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了两年的摩登天空音乐节后，沈黎晖在北京希望进一步让音乐节成为一种定义年轻人生活方式的活动。
以前内地的音乐节给人的印象是地下音乐、重金属，摩登天空音乐节开始把音乐节变成一种潮流，而草莓音乐节把它变成了一个生活方式。
在北京通州一处场地的邀请下，沈黎晖决定在2009年的五一黄金周假期做一个新的音乐节。摩登天空几个人在公司附近的一个地沟油饭馆里想到了一个和春天有关的名字：草莓。
沈黎晖说，以前内地的音乐节给人的印象是地下音乐、重金属，他认为摩登天空音乐节开始把音乐节变成一种潮流，而草莓音乐节把它变成了一个生活方式。
当音乐节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沈黎晖说，“更多的人可以通过音乐节这个入口了解独立音乐和摇滚音乐。”
沈黎晖的设想是把草莓办成大的综合音乐节，把摩登天空音乐节定义为一个可以更多体现公司审美、更具有实验性的小音乐节品牌。目前摩登天空音乐节在内地暂时销声匿迹，但从2014年起拓展到了纽约、西雅图和赫尔辛基。
草莓音乐节今年已经开到了15个城市，沈黎晖明年希望把草莓音乐节定义为一个巡回式的音乐节。其中一个例外是北京和上海的双城超级草莓音乐节，沈黎晖希望在这两个城市做出国际顶级的音乐节。
“向国际音乐节看齐变成了我们的责任，”沈黎晖说，特别是对北京和上海来说，那里的音乐节“正在成长为全球音乐节版图中重要的一个板块。”
请到国际大牌乐队不仅意味着音乐节要向艺人支付更高的出场费，还意味着整体硬件设备的提高和软性接待标准的提高。
“我们可能并不能把付给他们的钱收回来，可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往这个方向走，”沈黎晖说，“因为这意味着你必须要达到那样的规格。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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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能请到 Radiohead，”Sweeting 坐在香港的办公室里，笑着说，“但是你要考虑在目前的体量下，这件事如何能行得通？我们大概要收目前票价的两到三倍。”
在演出阵容和硬件条件上，Clockenflap 可能是两岸三地音乐节中最国际化的一个。
要为 Clockenflap 发展出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模式，就必须卖相应价值的票。然而很多歌迷是在2011年 Clockenflap 免费举办时才第一次听说并参与到其中，那时他们对 Clockenflap 的期待就是免费。
今年因为西九龙有翻新工程，Clockenflap 搬到香港腹地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场地体量与西九龙相仿，都在每日3万人左右。届时 The Chemical Brothers 和 Sigur Ros 等乐队将在香港维港霓虹灯的拥促下登台。
对 Sweeting 来说，要为 Clockenflap 发展出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模式，就必须卖相应价值的票。然而很多歌迷是在2011年 Clockenflap 免费举办时才第一次听说并参与到其中，那时他们对 Clockenflap 的期待就是免费。因此当 Clockenflap 在2012年被允许重新售票时，即使那时的双日票只要590港币，Sweeting 说他们仍然遇到了“许多问题”。
今年 Clockenflap 分五个阶段卖票，三日票从1280港币到1940港币不等，主办方仍然预计入场人数会超过去年的三日6万人次，达到三日8万人次。
“我们希望和这个市场一起成长，”Sweeting 说，“我们总希望可以推动市场向前发展，但是我们不能一蹴而就。我们需要慢慢地营造市场。”
他说只要 Clockenflap 可以提供相应的回报，票价就还会提高。“目前我们的票价和我们能够提供的东西是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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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文化活动的消费水平仍然难以和港台相比。草莓音乐节的单日票已经从2009年的60元人民涨到现在的240元人民币，是七年前的四倍。但沈黎晖还是觉得太低了，他希望在3年到5年的时间里，单日票可以涨到500元人民币。
近年内地音乐节市场异常火爆，沈黎晖估计今年全国一共有200个音乐节，而在他看来，这个市场远未饱和。
沈黎晖认为，在内地，有两件事情摧毁了传统的音乐工业：一个是互联网，第二个是选秀。这些冲击对摩登天空这家独立唱片公司来说影响非常小，因为他们不属于旧体系。
但与香港不同，除了北京和上海，大部分城市的音乐节的号召力还是来自内地艺人或港台艺人。
“内地的观众足够能支撑本地的艺人，”沈黎晖说，“有很大的一个年轻群体，是受到内地本身的音乐节影响成长起来。”
他说最近几年走红的好妹妹乐队、陈粒、马頔、宋冬野等，不仅走红速度快，而且“在音乐节上的影响力肯定要超过港台所谓的大牌明星。” 他们在虾米、豆瓣等网络平台上聚集人气，并在音乐节爆发的年代出现。他们有了广阔的受众，在演出市场一路从几百人的 Live House 唱到几千人的体育馆，甚至几万人的体育场。
沈黎晖认为，在内地，有两件事情摧毁了传统的音乐工业：一个是互联网，第二个是选秀。
“因为再有钱的唱片公司也没有电视台给这些人的曝光率高，”沈黎晖说，而“互联网来了，他们也变得没有钱。”
这些冲击对摩登天空这家独立唱片公司来说影响非常小，因为他们不属于旧体系。
“我们本来就没有赚到太多钱，”沈黎晖说他有时觉得做唱片像在做慈善，有种“被免费”的无奈感。
至于为什么人们不愿意买唱片，却愿意看音乐节，沈黎晖笑着说，“总要花点钱吧。”
他在草莓音乐节上，看到下面几万观众都在合唱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的歌。
“可是有多少人买了那个唱片？”沈黎晖说，“可能没多少人买那个唱片，可是它就是变得大家都知道。”
“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事情（旧唱片工业）就变得摧毁了也无妨，”沈黎晖说，好处是，免费拉近了听众和艺人之间的距离，让传播成本大大降低。“反正大家都一穷二白，独立公司才有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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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的唱片公司过去运作的方式都已经不太能满足时代的需求了，张培仁说，在之前的很多年里，音乐市场中但凡有一点机会，大家就都在疯狂抢钱。可是他说不论在大陆还是台湾，20世纪细腻的唱片工业遗留下的养分已经快要用完了。
“所以我觉得两岸都需要一些特定的风格路径，使内容的品质变好，因为他们（观众）需要的是品质，”张培仁说。
文化就是一个地方的人怎么活、怎么想，讲的是生活，里面有态度、风格和美学。创意就是创意人在生活里面汲取养分，发现欠缺，做出作品，反映生活。产业就是去使它规模化的放大。
文化创意产业，对张培仁来说就是要拆成文化、创意和产业三件事来看。文化就是一个地方的人怎么活、怎么想，讲的是生活，里面有态度、风格和美学。创意就是创意人在生活里面汲取养分，发现欠缺，做出作品，反映生活。产业就是去使它规模化的放大。
“如果我们没有对风格的定性，没有对生活的体会，音乐是虚浮的，”张培仁说，“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摇滚、嘻哈、爵士、R&B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都有自己的态度，我们这个时期到底怎么看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办法为它下定义？我们缺的是这个，缺的不是音乐。”
张培仁在创建简单生活节的同一年搭建了 Street Voice（街声）在线音乐创作平台，让独立音乐创作人可以在上面发表作品。他同时在简单生活节设立街声舞台，让新乐队登台演出。
张培仁说在简单生活节中的音乐舞台部分，他最在乎的就是这个街声舞台。“因为能够有源源不绝新的创意诞生，这个文化才是活的。”
除此之外，他还在台北设立了三个贩售台湾创意美食和手工制作的复合式市场好丘，并邀请 Street Voice 上的音乐人在好丘的户外舞台上演出。
在张培仁给出的图景中，当然还有三家 Legacy 音乐展演空间，每年在台北举办上百场演出。
“我们其实在尝试建立一个青年文化传播的路径，”张培仁说，“我们在做媒介，而不是做一个终端的音乐节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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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觉得现有的香港票务系统有改善空间，Sweeting 所在的公司推出了自己的网络售票系统 TicketFlap，上面不只出售 Clockenflap 的门票，还有香港各式各样演出的门票。
售票系统相当于音乐场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Sweeting 希望这样的举动可以推动香港音乐场景的发展。
同时他还会搞一些平常的演出，希望可以在香港营造一个更习惯看演出的社群。
Sweeting 说，通常来说他不在乎一个乐队来自哪里，只要音乐好就可以。唯一的例外是香港本地乐队。他希望有一天能看到香港本地乐队在 Clockenflap 的主舞台上压轴演出。
“在我看来，香港有比以往更多的艺人，做着更多有趣的事，也有更多的艺人能够卖更多的票，”Sweeting说。
My Little Airport 几年前在 Clockenflap 上对上万观众做了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演出，今年刚刚开了一系列他们历史规模最大的演唱会。另一支乐队 Chochukmo 是香港音乐节的常客，今年也搞了一场融合视觉艺术的前卫演出。
Sweeting 说，通常来说他不在乎一个乐队来自哪里，只要音乐好就可以。唯一的例外是香港本地乐队。他希望有一天能看到香港本地乐队在 Clockenflap 的主舞台上压轴演出。
而良好的文化生态不能少了本地人的参与。在 Clockenflap 刚开始时，观众中的西方面孔的确比华人面孔要多。这是因为在香港生活的外籍人士更了解音乐节文化，自然成为了第一批观众。
但如今如果说 Clockenflap 是在香港办给外国人看的音乐节，Sweeting 不仅会摇头否认，还有数据为证。
以2015年为例，Clockenflap 55%的观众是本地华人，接下来30%是生活在本地的外籍人士，其余15%来自海外。
“我们一直聚焦在本地观众，因为那里才有发展可持续商业的成长空间，”Sweeting 说，“专注在外籍人士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他们很多人只在这里生活上两三年就走了。”
Sweeting 在他们举办的其他单场演出中，也看到了类似的变化。观众中外籍人士的比例在降低，本地面孔正在增加。
“我们知道事情正在改变，”Sweeting 说，“因为观众数字正在增长，而且本地社群正在更多地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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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建立十周年的简单生活节正式改名为 a Simple Day。张培仁想进一步强调本地社群的创意和生活。
简单生活的提出的核心价值是“做喜欢的事，让喜欢的事有价值”。张培仁认为在资讯繁乱的时代，最好的状态是让每个年轻人都去专注做喜欢的事。
“以前是音乐带着创意和生活，”他说，“今年我们想把它调整为创意和生活带着一些更新、更好、更年轻的音乐人，不一定是大众已经很熟悉的乐队。”
张培仁认为这个行业还大有可为，它甚至是一个青年的生活方向问题。
“很多事情触目即逝，网红、神曲、鲜肉，可是好的创作音乐需要文化的路灯，”他说，“从商业上来说，这是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的第二年。”
简单生活的提出的核心价值是“做喜欢的事，让喜欢的事有价值”。张培仁认为在资讯繁乱的时代，最好的状态是让每个年轻人都去专注做喜欢的事。
“你看到资讯化时代有多少青年有创作的能力，你也看到有多少消费者因为富裕了以后需要更好的品质跟文化内容，”张培仁说，“这是一个做不完的事，文化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雷旋，一名为文艺青年做贡献的财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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