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奕文有另一个名字，令很多香港人印象深刻的名字。
2003年，李克勤一首《我不会唱歌》拿下四台（即无线电视台，香港电台，新城电台及香港商业电台）播放周冠军，相较于当时流行的K歌，《我不会唱歌》请到郎朗弹奏配乐，前奏与间奏融入了李斯特的名曲《钟》，以演唱难度，不易在K房传唱，在那个年代这是流行曲是否可以走红的重要因素。但《我不会唱歌》的播放成绩却极好，作曲人Edmond Tsang，即是曾奕文在流行曲界别创作所使用的署名。
当时的曾奕文，误打误撞入了行。大学时他曾和几个朋友开过一间制作公司，购置了一批器材，“我以前不写流行歌，写广告配乐。”改论文期间，一位在唱片公司版权部工作的同学找他作曲，既然有现成的器材，曾奕文觉得试试无妨。他从小学习钢琴，也以钢琴为主要的创作乐器及配器，第一只写下的作品就成功卖出，那就是《我不会唱歌》。
之后他陆续为李克勤、何韵诗、方皓玟、张敬轩等人写下多首受欢迎的流行歌。其中包括有《劳斯莱斯》这样讲述性别身分议题又脍炙人口的畅销金曲。
而曾奕文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身分，是学者。他于香港浸会大学认职专业应用副教授，研究兴趣包括香港早期政党发展、香港政治史，以及香港流行音乐。
科技与音乐：源自研究
在流行音乐与学术研究之间游走的曾奕文，近日出版了与学者郭珮璇合著的新书《香港制造：与流行音乐人谈创意及科技发展》。这本书访问了多位香港乐坛从业者，深入探讨科技、创意与本地音乐生产之间的关系。曾奕文身兼作曲人、编曲人与学者，他的经验也反映出香港流行音乐二十年来的种种变迁。
谈到本书的起点，曾奕文回忆，一切始于一个大学研究计划。他与郭珮璇原本计划撰写一篇有关“科技与创意关系”的学术论文，访问对象包括唱片监制、音乐人、工程师等。研究完成后，他与郭珮璇将研究资料转化为一本面向普罗读者的中文书籍。
然而，计划并非一帆风顺。Covid-19的爆发打乱了原定的进度，使得部分访问必须透过Zoom进行，尤其是身处海外的受访者无法亲身返港。“面对面始终是最理想的方式，这样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对方的想法。”曾奕文说。
尽管如此，他感谢每位受访者都愿意投放两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分享经验，使得访谈内容饱满而深刻。
在《香港制造》这本书中，曾奕文与郭珮璇透过多位音乐人的视角，细致描绘了科技如何在不同层面重塑香港流行音乐的生产、发行与消费模式。从录音技术的革新、数位音频的普及，到串流媒体的崛起，科技的演进不仅改变了音乐的制作流程，也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与创作生态。书中深入探讨了香港音乐产业在面对这些变革时的适应与转型，并反思科技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受访者们分享了他们如何利用新技术提升创作效率，拓展音乐表现的可能性，同时也面临盗版、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
流行音乐人的自处之道
曾奕文对钢琴情有独钟，并在早期制作Demo时，会花费心思，以呈现完整的创作理念。这份对声音的执着，也成为他作品的一大特色，令他的歌曲带有独特的古典韵味。
在创作过程中，曾奕文并不追求灵感，而是更相信方法。他形容自己写歌就像小学写作文，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创作不能等待灵感，而应该是随时都能开始的工作。这种高效且理性的创作态度，也帮助他在面对业界要求时，能更好地应对。
曾奕文深谙这是一个商业产品，牵涉的艺术层面相对不多。但他亦坦言，尽管如此，他仍努力将艺术性元素融入流行音乐中。若过于强调纯粹艺术性，作品便难以普及，也难以成为大众文化。因此，在面对歌曲“红不红”、“好不好听”等市场考量时，他有着一套成熟的自处之道。
“理论上我的心态都会说，我们很清楚的，那首歌hit不hit其实不关我们事的。”曾奕文表示，歌曲的成败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唱片公司的选择、宣传策略等。但他也不讳言，看到作品受欢迎自然会感到高兴。他的创作核心并非追求热门，而是希望每一首歌都有其创作缘由、方法与技巧，甚至会进行实验性质的尝试。
在与唱片公司或歌手的合作中，他既会接受命题式创作，也会尝试创作自己想写的类型。作为一个流行音乐人，他将其归因于流行音乐的商业属性：“你就不可以有艺术家心态去创作流行音乐，不然其实是很难生存，或者很难令到自己能够舒适地去完成这件事。”。这种对商业社会“供求关系”的理解，令他在行业中游刃有余。
曾奕文对于“好听”这个词亦有着独特的见解：“好听”是一个主观的判断，受个人成长背景和听歌习惯的影响。作为一个音乐学者，他更倾向于探究“这首歌我听到什么”，而非单纯判断好坏。这也解释了为何他的书会深入探讨技术层面的变化，而非停留在主观的审美判断上。他将自己比喻为一个“说故事的人”，如同历史学家从蛛丝马迹中解读出新的故事一样，他也在音乐中寻找并呈现其独特的意义。
穿梭学术与实践
尽管在流行音乐界取得了一定成就，曾奕文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研究的浓厚兴趣。他曾教书，并在十年后重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身处流行音乐圈内，却又保持着一定的抽离感，这使得他的视角与完全投入其中的人有所不同。
这种独特的视角，最终促成了他与郭珮璇的新书《香港制造：与流行音乐人谈创意及科技发展》。这本书的缘起，来自于他早年申请的大学研究基金（GRF）项目，旨在探讨科技与创意的关系。原本的研究只是为学术论文而进行的十多二十个访问，但曾奕文在整理资料时发现，每位受访音乐人所谈及的内容都极具深度，足以独立成篇，并能为香港流行音乐的爱好者提供更深入的理解。
曾奕文在书中以及采访中，深入探讨了科技对香港流行音乐的影响。科技的发展为音乐创作带来了更多选择和变化。例如，以前无法实现的声音如今可以透过科技实现，创作过程也变得更方便、快捷，所需资源也大幅减少。他亲身经历了大型录音室的衰落和个人工作室的兴起，这正是科技进步的缩影。
“以前大型录音室单单只是一个很大的mixer，就要几百万一张。现在很多条channel我们不需要了，不用花费几百万。我们单独分开，每一条channel可能几万元就可以。我只是买几万元一条channel录个人声，我就已经有那个效果了。再加到电脑，以前录音需要很大的tape，我们不用用tape，现在用电脑。”曾奕文指出，科技的进步极大地降低了制作成本，让更多人能够负担得起音乐创作。如今，大部分的Home Studio或Project Studio都能达到相当不错的录音效果，足以满足大众的聆听需求，“你用耳机听，家中的串流听，不会觉得有分别。”
然而，科技的便利也带来了新的议题。他提到，香港流行音乐中，粤语歌曲的旋律音符相对较多，留白较少，这使得广东歌有其独特性。同时，他也观察到香港音乐界有沿用旧声音的倾向，但他并不认为这代表缺乏创意，反而这是一种“复古”的表现，如同Nike的波鞋一样，是一种取决于喜好的选择。
对于现今“卧室制作人”（Bedroom Producer）的现象，曾奕文认为这是碎片化和个人自主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他同时也反思，这是否会降低音乐人的专业门槛，“声音的多样化不等同于作品质素的提升，好坏终究牵涉价值观与聆听者的文化背景。”
AI作曲？未来音乐的可能
近来大众热衷讨论的人工智能（AI）应用，在流行音乐行业也引起广泛讨论。在一次为《香港制造：与流行音乐人谈创意及科技发展》举办的读书讨论会上，曾奕文与另两位讲者录音室/混音师朱伟文及著名监制陈伟文（Adrian Chan）延展出了新的话题。朱伟文更即场播放了一些由AI参与的歌曲样带，似乎AI在流行音乐掀起风暴也是迟早的事。
对于AI的态度，曾奕文很慎重，“这也很难评价，要发生的终究会发生，人不可能去控制科技转变的巨轮。可能近来AI很流行，人们在用AI作图宫崎骏，但可能下一年，ChatGPT未必会继续流行，其实人的发展和人的心态都会不断循环，这一段时间你喜欢这东西， 慢慢大家会变。”
“当它的发展去到某个位置， AI好像会做到一些事，人们会觉得很新鲜。但也许大家会逐渐感受到，AI所谓的那种『完美』少了一些人的因素。”
他以70年代出现的电子合成器类比，“70年代 Synthesizer出现之后，很多美国和德国的流行音乐开始放弃传统乐器，不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又在怀念传统乐器的声音。”
“音乐的发展已经超过100年，其实工业的发展也是如此。有些时候是大唱片公司垄断，但某些时间突然间又会出现一些独立唱片厂牌，再之后可能独立唱片又被大公司收购，不断在循环。西方音乐也是这样，最早期都是情歌，突然间又开始有些人喜欢听Jazz，Jazz盛行过一段时间，大家又想听情歌，或者其他曲风，这些轨迹不断在往复。”
他也承认，AI所创作的旋律与作曲人的作品之间的差异，自己也未必可以分清。“但我相信要有音乐，有造谓的人所做的音乐，是永远都会有人喜欢的。”曾奕文强调，AI基于大数据生成作品，往往是“好听”且“完美”的，但人类的创作有时会反其道而行之，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进行转调或转拍子，这种思维是AI暂时难以模仿的。
曾奕文认为，AI在音乐创作上的应用，虽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其潜力不容小觑。他提及AI可以透过学习大量的音乐资料，生成新的旋律、和声甚至完整的编曲。这将大大加速创作过程，为音乐人提供更多灵感来源。然而，他也指出，AI目前的创作仍较为模式化，难以捕捉人类情感的细微变化和非预期的灵光乍现。例如，人类作曲家可能会在歌曲中故意制造一些“瑕疵”或不规则性，以营造独特的氛围或情感，而AI则倾向于追求完美和逻辑。这也引发了对音乐版权和原创性的讨论：当AI学习现有作品并生成新内容时，其版权归属将如何界定？这将是未来音乐产业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新一代音乐人的入行难？
近年来，香港乐坛出现了大量独立音乐人，曾奕文对此持正面态度，认为这是乐坛去垄断化的好事，让更多独立厂牌和独立歌手不再受限于传统模式，能够创作出更多元化的音乐。
“我觉得对于乐迷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你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类型的东西。”然而，这种碎片化的发展也带来了问题，例如主流音乐不再像以前那样集中，导致乐迷的音乐品味更加分散。曾奕文认为，过去唱片公司和电视台的推介模式，使得乐迷被动地接受音乐，容易捧红某些人。而现在，选择的增加使得音乐市场呈现出某种去中心化的局面，即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被大众追捧。
尽管如此，他观察到许多独立音乐人最终还是会与公司签约，但现在的签约模式已与过去大不相同。许多独立音乐人选择只签发行约，保留了创作和自主性，因为发行本身就是一个专业领域。这种灵活的合作模式，让独立音乐人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目前，曾奕文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浸会大学“创意产业”学科的教学工作中。他希望将自己过往的音乐经验传承给新一代，帮助学生在行业中发展。
“我会觉得成全是很重要的，其实乐坛就是要靠新的一批一直做下去。”他期望香港乐坛每年都能有一批有能力、有潜力的新生代音乐人加入，以保持乐坛的持续性并带来更多新意。
他观察到，流行音乐创作人大多是自由工作者，特别是新入行的学生，往往面临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学生的“入行难”问题，他去年协助学校与华立合作，开设了一间版权公司，专门帮助学生销售歌曲。这项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果，一些学生的作品已被知名歌手收录，为他们在毕业前提供了宝贵的曝光机会和作品集。虽然香港有不少流行音乐从业员在海外学习，但他们的课程是香港首个大学本科层面的流行音乐创作课程。
对于未来的规划，曾奕文坦言自己没有长远的目标，而是抱着“见步行步”的心态。但他最希望看到的是，他的学生能够在乐坛上发光发亮。
在谈及现今乐坛的“缺失”时，曾奕文谦逊地表示自己没有资格去断言缺少了什么。当觉得某些东西缺失时，即便随之补上，之后总会有新的缺失。“永远有些东西是外国有我们并没有的，为什么他们有我们一定要有，每个文化和地方都应有自己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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