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不管日子好壞，流行音樂總有力量把一群人聚在一起。從半世紀前的 Woodstock 到如今全世界遍地開花的音樂及藝術節匯演，我們對這樣的場景不再陌生。大中華地區在社交網絡興起之後，吸收音樂的場景一再改變，也興起了許多音樂類的社群活動。端傳媒特邀作者走訪了兩岸三地的重要活動推手，Justin Sweeting，沈黎暉與張培仁，聽他們談談籌辦音樂文化活動的設想與見解，當我們聚在一起聽音樂，這本身已經是一種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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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當Clockenflap音樂及藝術節剛搬到香港西九龍文化區舉辦的時候，Justin Sweeting 面對著一個理想的演出場地和一個艱難的選擇：要不要停辦這個和工作夥伴們一起打造的音樂節？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Sweeting 一直希望可以打造香港自己的音樂節。那時 Clockenflap 已舉辦過三屆，卻始終在夾縫中求生，因為香港樓宇密集而不得不面對噪音投訴。西九龍文化區位居香港的核心位置，以維多利亞港的城市天際線為背景，與居民區保持一段距離，是個再理想不過的場地。然而由於當時的西九龍文化區屬於政府管轄，在這裏舉辦活動必須免費。
明知道免費辦音樂節會帶來虧損，幾位主辦者還是決定放手一搏。
2011年的免費策略，讓 Clockenflap 一下吸引到18000名觀眾入場，也讓相關機構看到了在西九龍文化區發展大型文藝活動的可能，催生了日後更多音樂節的出現。
「我們辦了香港最大的免費派對，」Sweeting 回憶說。
在此之前，香港也零星有過其它音樂節，要麼以華語音樂拼盤為主，要麼演出陣容和環境都不如今日的 Clockenflap。
「很多香港人沒有經歷過音樂節，也不知道音樂節意味著什麼。」Sweeting 說，「所以我們想，為什麼我們不乾脆把它轉變成我們的優勢？我們把它變成免費，邀請人們來，讓他們體驗什麼是音樂節，並且以後還想再來。這是當時的計劃。」
2008年 Clockenflap 第一屆時有1500名觀眾。到2010年第三屆時，Clockenflap 因為場地問題被迫搬到一座工業大廈中舉行，只有800名觀眾參加。但2011年的免費策略，讓 Clockenflap 一下吸引到18000名觀眾入場，也讓相關機構看到了在西九龍文化區發展大型文藝活動的可能，催生了日後更多音樂節的出現。
事後證明，當時的決定雖然讓主辦方虧損上百萬港幣，卻是一次值得的自我投資。
2
北京摩登天空唱片公司的老闆沈黎暉也曾經因為做音樂節賠過上百萬人民幣，而且他也覺得，賠得值。
摩登天空在1997年底成立後，推出過不少讓人耳目一新的獨立音樂。然而在2000年後的幾年中，這家當時位於北京花園橋一個居民區地下室的唱片公司，在免費音樂的衝擊下，幾次瀕臨關門停業，員工一度只剩下三名。
「下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要不要辦第二年的音樂節，可是那時候所有的人都說我們要辦第二屆，因為音樂節帶給我們特別大的滿足感和虛榮心。」
2007年是摩登天空成立十週年的年份，沈黎暉想實現在北京辦一個音樂節的願望。摩登天空正在從低谷恢復，手上有了100多萬人民幣，再加上拉來了200萬元的贊助，他們希望通過音樂節把音樂與視覺、時尚和潮流感結合起來，展現摩登天空的審美。因此他們在海報上印了個大大的「Music+」，即「大於音樂」的意思。
一開始摩登天空自己的人都不知道能否搞起一個音樂節。當時迷笛音樂節等市場探路者已經打響了名聲。但這屆音樂節請到了當紅的美國樂隊 Yeah Yeah Yeahs，台灣歌手陳珊妮等藝人助陣，讓他們信心大振。不料最終因為票務管理的問題導致大量假票出現，讓公司在短短三天的音樂節結束後，不僅沒賺到錢，還把手上僅有的100多萬元也賠光了。按沈黎暉的話說，就是「清零了」。
「下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要不要辦第二年的音樂節，」沈黎暉說，「可是那時候所有的人都說我們要辦第二屆，因為音樂節帶給我們特別大的滿足感和虛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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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當張培仁在台北創辦簡單生活節時，他清楚自己想辦的不是一個音樂節，而是一個生活節。
1980年張培仁18歲的時候，就和夥伴們在台北搞了一個叫 Taipei Jam 的音樂節。
「第一屆只有200個人，」他說，「當時 John Lennon 死了，我們覺得搖滾樂的時代要結束了。」 資金不夠，張培仁就拉著同伴一起去賣血賺錢。
「2006年以前台灣其實還沒有這種對本地青年創作的自信，甚至（很多人）並不知道台灣本地有手工青年創作和品牌的存在，」張培仁說，但那一年之後，人們才發現到原來台灣「有這麼多有趣的品牌和內容。」
張培仁希望通過這樣一個音樂節凝聚台灣樂隊的力量，讓人們注意到當地搖滾樂手的才華，推動搖滾樂的發展。
音樂節在1980年至1981年間大大小小一共辦了六次，人最多的一次來了2000名觀眾。後來很多登上過Taipei Jam舞台的樂手都成了台灣唱片業中的頂梁柱。
著名吉他手江建民曾在Taipei Jam登台表演；庾澄慶曾經是舞台上的一支年輕樂團的主唱；今年年初去世的音樂製作人劉天健那時是個貝斯手，氣烘烘地問主辦方為什麼沒有邀請他；福茂唱片的老闆張耕宇和中國火系列的製作人賈敏恕都出現在那個舞台上過。
但2006年時，台灣唱片業已經經歷了1980年代末的資訊開放、1990年代的盜版衝擊和2000年代的互聯網的顛覆。張培仁考慮的不再是給音樂人一個舞台而已，他想凝聚和展現的，是當下一代年輕人的生活態度。
「我希望生活方式本身變成一種可以傳播的東西，」他說，「當你喜歡了這種生活方式，喜歡了這種風格，你就會去進而瞭解這裏面新的音樂人和作品。」
因此簡單生活節通常有四到五個音樂舞台、大約60個演出單位，同時也會有五到八個展區、150個以上的展覽攤位。
第一屆簡單生活節在兩天內有3萬人次入場，帶來3000萬新台幣的門票銷售和1200萬新台幣的場內銷售額。很多人最初也許是為了李宗盛、蘇打綠、伍佰這樣的演出陣容而來，但同時也在展區和市集中看到了更多不同類型的本地創作和製作。
「2006年以前台灣其實還沒有這種對本地青年創作的自信，甚至（很多人）並不知道台灣本地有手工青年創作和品牌的存在，」張培仁說，但那一年之後，人們才發現到原來台灣「有這麼多有趣的品牌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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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了兩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後，沈黎暉在北京希望進一步讓音樂節成為一種定義年輕人生活方式的活動。
以前內地的音樂節給人的印象是地下音樂、重金屬，摩登天空音樂節開始把音樂節變成一種潮流，而草莓音樂節把它變成了一個生活方式。
在北京通州一處場地的邀請下，沈黎暉決定在2009年的五一黃金周假期做一個新的音樂節。摩登天空幾個人在公司附近的一個地溝油飯館裏想到了一個和春天有關的名字：草莓。
沈黎暉說，以前內地的音樂節給人的印象是地下音樂、重金屬，他認為摩登天空音樂節開始把音樂節變成一種潮流，而草莓音樂節把它變成了一個生活方式。
當音樂節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沈黎暉說，「更多的人可以通過音樂節這個入口瞭解獨立音樂和搖滾音樂。」
沈黎暉的設想是把草莓辦成大的綜合音樂節，把摩登天空音樂節定義為一個可以更多體現公司審美、更具有實驗性的小音樂節品牌。目前摩登天空音樂節在內地暫時銷聲匿跡，但從2014年起拓展到了紐約、西雅圖和赫爾辛基。
草莓音樂節今年已經開到了15個城市，沈黎暉明年希望把草莓音樂節定義為一個巡回式的音樂節。其中一個例外是北京和上海的雙城超級草莓音樂節，沈黎暉希望在這兩個城市做出國際頂級的音樂節。
「向國際音樂節看齊變成了我們的責任，」沈黎暉說，特別是對北京和上海來說，那裏的音樂節「正在成長為全球音樂節版圖中重要的一個板塊。」
請到國際大牌樂隊不僅意味著音樂節要向藝人支付更高的出場費，還意味著整體硬件設備的提高和軟性接待標準的提高。
「我們可能並不能把付給他們的錢收回來，可是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往這個方向走，」沈黎暉說，「因為這意味著你必須要達到那樣的規格。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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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總是在問我們什麼時候能請到 Radiohead，」Sweeting 坐在香港的辦公室裏，笑著說，「但是你要考慮在目前的體量下，這件事如何能行得通？我們大概要收目前票價的兩到三倍。」
在演出陣容和硬件條件上，Clockenflap 可能是兩岸三地音樂節中最國際化的一個。
要為 Clockenflap 發展出一個可以持續發展的模式，就必須賣相應價值的票。然而很多歌迷是在2011年 Clockenflap 免費舉辦時才第一次聽說並參與到其中，那時他們對 Clockenflap 的期待就是免費。
今年因為西九龍有翻新工程，Clockenflap 搬到香港腹地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舉行，場地體量與西九龍相仿，都在每日3萬人左右。屆時 The Chemical Brothers 和 Sigur Ros 等樂隊將在香港維港霓虹燈的擁促下登台。
對 Sweeting 來說，要為 Clockenflap 發展出一個可以持續發展的模式，就必須賣相應價值的票。然而很多歌迷是在2011年 Clockenflap 免費舉辦時才第一次聽說並參與到其中，那時他們對 Clockenflap 的期待就是免費。因此當 Clockenflap 在2012年被允許重新售票時，即使那時的雙日票只要590港幣，Sweeting 說他們仍然遇到了「許多問題」。
今年 Clockenflap 分五個階段賣票，三日票從1280港幣到1940港幣不等，主辦方仍然預計入場人數會超過去年的三日6萬人次，達到三日8萬人次。
「我們希望和這個市場一起成長，」Sweeting 說，「我們總希望可以推動市場向前發展，但是我們不能一蹴而就。我們需要慢慢地營造市場。」
他說只要 Clockenflap 可以提供相應的回報，票價就還會提高。「目前我們的票價和我們能夠提供的東西是相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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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文化活動的消費水平仍然難以和港台相比。草莓音樂節的單日票已經從2009年的60元人民漲到現在的240元人民幣，是七年前的四倍。但沈黎暉還是覺得太低了，他希望在3年到5年的時間裏，單日票可以漲到500元人民幣。
近年內地音樂節市場異常火爆，沈黎暉估計今年全國一共有200個音樂節，而在他看來，這個市場遠未飽和。
沈黎暉認為，在內地，有兩件事情摧毀了傳統的音樂工業：一個是互聯網，第二個是選秀。這些衝擊對摩登天空這家獨立唱片公司來說影響非常小，因為他們不屬於舊體系。
但與香港不同，除了北京和上海，大部分城市的音樂節的號召力還是來自內地藝人或港台藝人。
「內地的觀眾足夠能支撐本地的藝人，」沈黎暉說，「有很大的一個年輕群體，是受到內地本身的音樂節影響成長起來。」
他說最近幾年走紅的好妹妹樂隊、陳粒、馬頔、宋冬野等，不僅走紅速度快，而且「在音樂節上的影響力肯定要超過港台所謂的大牌明星。」 他們在蝦米、豆瓣等網絡平台上聚集人氣，並在音樂節爆發的年代出現。他們有了廣闊的受眾，在演出市場一路從幾百人的 Live House 唱到幾千人的體育館，甚至幾萬人的體育場。
沈黎暉認為，在內地，有兩件事情摧毀了傳統的音樂工業：一個是互聯網，第二個是選秀。
「因為再有錢的唱片公司也沒有電視台給這些人的曝光率高，」沈黎暉說，而「互聯網來了，他們也變得沒有錢。」
這些衝擊對摩登天空這家獨立唱片公司來說影響非常小，因為他們不屬於舊體系。
「我們本來就沒有賺到太多錢，」沈黎暉說他有時覺得做唱片像在做慈善，有種「被免費」的無奈感。
至於為什麼人們不願意買唱片，卻願意看音樂節，沈黎暉笑著說，「總要花點錢吧。」
他在草莓音樂節上，看到下面幾萬觀眾都在合唱萬能青年旅店樂隊的歌。
「可是有多少人買了那個唱片？」沈黎暉說，「可能沒多少人買那個唱片，可是它就是變得大家都知道。」
「所以對我們來講這個事情（舊唱片工業）就變得摧毀了也無妨，」沈黎暉說，好處是，免費拉近了聽眾和藝人之間的距離，讓傳播成本大大降低。「反正大家都一窮二白，獨立公司才有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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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的唱片公司過去運作的方式都已經不太能滿足時代的需求了，張培仁說，在之前的很多年裏，音樂市場中但凡有一點機會，大家就都在瘋狂搶錢。可是他說不論在大陸還是台灣，20世紀細膩的唱片工業遺留下的養分已經快要用完了。
「所以我覺得兩岸都需要一些特定的風格路徑，使內容的品質變好，因為他們（觀眾）需要的是品質，」張培仁說。
文化就是一個地方的人怎麼活、怎麼想，講的是生活，裏面有態度、風格和美學。創意就是創意人在生活裏面汲取養分，發現欠缺，做出作品，反映生活。產業就是去使它規模化的放大。
文化創意產業，對張培仁來說就是要拆成文化、創意和產業三件事來看。文化就是一個地方的人怎麼活、怎麼想，講的是生活，裏面有態度、風格和美學。創意就是創意人在生活裏面汲取養分，發現欠缺，做出作品，反映生活。產業就是去使它規模化的放大。
「如果我們沒有對風格的定性，沒有對生活的體會，音樂是虛浮的，」張培仁說，「所以我們當時就在想，搖滾、嘻哈、爵士、R&B都是一種生活方式，都有自己的態度，我們這個時期到底怎麼看我們的生活，有沒有辦法為它下定義？我們缺的是這個，缺的不是音樂。」
張培仁在創建簡單生活節的同一年搭建了 Street Voice（街聲）在線音樂創作平台，讓獨立音樂創作人可以在上面發表作品。他同時在簡單生活節設立街聲舞台，讓新樂隊登台演出。
張培仁說在簡單生活節中的音樂舞台部分，他最在乎的就是這個街聲舞台。「因為能夠有源源不絕新的創意誕生，這個文化才是活的。」
除此之外，他還在台北設立了三個販售台灣創意美食和手工製作的復合式市場好丘，並邀請 Street Voice 上的音樂人在好丘的戶外舞台上演出。
在張培仁給出的圖景中，當然還有三家 Legacy 音樂展演空間，每年在台北舉辦上百場演出。
「我們其實在嘗試建立一個青年文化傳播的路徑，」張培仁說，「我們在做媒介，而不是做一個終端的音樂節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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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覺得現有的香港票務系統有改善空間，Sweeting 所在的公司推出了自己的網絡售票系統 TicketFlap，上面不只出售 Clockenflap 的門票，還有香港各式各樣演出的門票。
售票系統相當於音樂場景基礎設施的一部分，Sweeting 希望這樣的舉動可以推動香港音樂場景的發展。
同時他還會搞一些平常的演出，希望可以在香港營造一個更習慣看演出的社群。
Sweeting 說，通常來說他不在乎一個樂隊來自哪裏，只要音樂好就可以。唯一的例外是香港本地樂隊。他希望有一天能看到香港本地樂隊在 Clockenflap 的主舞台上壓軸演出。
「在我看來，香港有比以往更多的藝人，做著更多有趣的事，也有更多的藝人能夠賣更多的票，」Sweeting說。
My Little Airport 幾年前在 Clockenflap 上對上萬觀眾做了一次讓人印象深刻的演出，今年剛剛開了一系列他們歷史規模最大的演唱會。另一支樂隊 Chochukmo 是香港音樂節的常客，今年也搞了一場融合視覺藝術的前衛演出。
Sweeting 說，通常來說他不在乎一個樂隊來自哪裏，只要音樂好就可以。唯一的例外是香港本地樂隊。他希望有一天能看到香港本地樂隊在 Clockenflap 的主舞台上壓軸演出。
而良好的文化生態不能少了本地人的參與。在 Clockenflap 剛開始時，觀眾中的西方面孔的確比華人面孔要多。這是因為在香港生活的外籍人士更瞭解音樂節文化，自然成為了第一批觀眾。
但如今如果說 Clockenflap 是在香港辦給外國人看的音樂節，Sweeting 不僅會搖頭否認，還有數據為證。
以2015年為例，Clockenflap 55%的觀眾是本地華人，接下來30%是生活在本地的外籍人士，其餘15%來自海外。
「我們一直聚焦在本地觀眾，因為那裏才有發展可持續商業的成長空間，」Sweeting 說，「專注在外籍人士沒有太大意義，因為他們很多人只在這裏生活上兩三年就走了。」
Sweeting 在他們舉辦的其他單場演出中，也看到了類似的變化。觀眾中外籍人士的比例在降低，本地面孔正在增加。
「我們知道事情正在改變，」Sweeting 說，「因為觀眾數字正在增長，而且本地社群正在更多地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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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建立十週年的簡單生活節正式改名為 a Simple Day。張培仁想進一步強調本地社群的創意和生活。
簡單生活的提出的核心價值是「做喜歡的事，讓喜歡的事有價值」。張培仁認為在資訊繁亂的時代，最好的狀態是讓每個年輕人都去專注做喜歡的事。
「以前是音樂帶著創意和生活，」他說，「今年我們想把它調整為創意和生活帶著一些更新、更好、更年輕的音樂人，不一定是大眾已經很熟悉的樂隊。」
張培仁認為這個行業還大有可為，它甚至是一個青年的生活方向問題。 「很多事情觸目即逝，網紅、神曲、鮮肉，可是好的創作音樂需要文化的路燈，」他說，「從商業上來說，這是愛迪生發明留聲機的第二年。」
簡單生活的提出的核心價值是「做喜歡的事，讓喜歡的事有價值」。張培仁認為在資訊繁亂的時代，最好的狀態是讓每個年輕人都去專注做喜歡的事。
「你看到資訊化時代有多少青年有創作的能力，你也看到有多少消費者因為富裕了以後需要更好的品質跟文化內容，」張培仁說，「這是一個做不完的事，文化不會有結束的一天。」
（雷旋，一名為文藝青年做貢獻的財經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