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庆岳：明星建筑师时代的告别与前瞻

甫于日前过世的萨哈·哈帝（Zaha Hadid）引发建筑界一片惊讶唏嘘之声，名列当代最知名的明星建筑师之一，她一生留下许多经典作品，却也伴随不少争议与批评，而这一切，都可从1970年代她初踏入建筑界时，那股沉闷保守的氛围说起。

萨哈·哈帝于1972年赴伦敦攻读建筑联盟学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当时建筑界基本上依旧笼罩在以低价与量产解决大批社会住宅需求的思维里，工业化制造与低廉快速性格弥漫，建筑师的个人思维与风格难以声张。现代主义在半世纪发展下来的路径，仅残余乏味的国际式样（International Style），高度依赖功能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如“形随机能”（Form follows Function）、“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等，几乎捆绑了所有建筑师的手脚，社会也因此普遍失却对建筑的关注及热情。

这种现代建筑几乎是陷入困境的时代环境，就是萨哈·哈帝刚要步上建筑师之路的背景。当时现代主义虽被欧陆大部分建筑师奉为神明，但困局与质疑已然涌现，修正或改变势不可免。对现代主义的逆袭，首先吹起进攻号角的则是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建筑理论家范求利（Venturi, R），他在1966年由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出版了《建筑的复杂与矛盾》（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一书，强调建筑对于历史与现实连结的必要，重视建筑设计对于符号及象征的运用，更直接以“少即是无聊”（Less is a bore）的挑衅口号，挑战已然有如圭臬的“少即是多”，直指现代主义本质里过度理性与反历史主义的弊病。这股对现代主义启动批判的风潮，成功带起以美国为首、尔后逐步影响全球的后现代主义风格。

同样在思索现代建筑去处的萨哈·哈帝等人，在后现代主义的强势走向下（尤其后现代主义又能成功地与商业建筑合流，气势更是高张），其实很难有发言空间。萨哈·哈帝与库哈斯（Rem Koolhaas）等人虽然同对现代主义有质疑，但与后现代主义观点不同的，是依旧相信这条路线的必然与必要，认为现代主义即使需要修正，也并不至于到要批判落水狗的地步。

1988年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的“解构主义者的建筑”展览是真正的转捩契机，这个展览让包括萨哈·哈帝在内一批以“解构主义”挂名的中年新锐建筑师，正式以现代主义的“路线修正者”姿态出现。

这批建筑师虽然以“解构主义”立位，尔后发展路途却也分歧多元。但萨哈·哈帝、库哈斯、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法兰克·盖瑞（Frank Gehry）、丹尼尔·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等人大约都承继了一些共同的价值观与意义，譬如对于当代法国解构主义大家德希达（Jacques Derrida）所宣称的：“构成并没有中心，也不是固定不变，是由一系列的差别所组成。差别必然持恒变化，构成必须跟随着变化，所以必然会是不稳定和开放的。”这部分的观点，可以见到“解构主义”建筑师们，在哲思与设计上的应合，于是流动、破碎、开放与破解主体的手法，开始在思维上成了新的现代建筑走向。

此外，“解构主义”建筑师们也能与二十世纪初期美术思潮积极对话，譬如萨哈·哈帝早期以直线与锐角为主、到后期弧线曲面的造型转变，可见是分别与俄国构成主义及未来主义的致意兼对话；以古根汉美术馆成功挽救毕尔包的法兰克·盖瑞，则同样可见到建筑作品与立体主义的相互辉映。

但是，真正让萨哈·哈帝等人得以顺利步入坦途的关键，其实更可能是自90年代兴起的“新城市主义”（反应了超大型城市兴起／国家主义相应没落的现象），以及建筑界借着城市竞逐风潮下的全球化资本急速流动，让明星建筑师与地标性建筑，开始有了应运而生的新契机。

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状态下，建筑师（尤其是少数具有明星光环能力者）蒙幸得宠地可与权力者同谋共舞，一起建构以城市竞逐为目标、以销售建筑师明星品牌为手段的建筑新世纪。萨哈·哈帝、库哈斯与法兰克·盖瑞三人，皆可视为被这样时代浪潮所推涌而起的菁英建筑师，真正支撑他们实践自我建筑理想的，除了他们持续发展的建筑风格与思想，其实更是政治家与资本家的支持，而所以会相互合作的目的，则是城市竞争与资本获利。

这自然是一个两面刃的挑战，其中当然更暗藏着浮士德般的魔鬼交易陷阱。以这三人的应对模式来讲，萨哈·哈帝可能是其中最为无惧扑火的勇敢者，尤其是近年在东亚（与中东）的积极运作，更是显现她对于全面介入战线的无惧无悔。相对而言，法兰克·盖瑞的步伐相对要缓慢也谨慎些，库哈斯则在进退应对间，依旧扑朔迷离，展现他向来能移动于思维辩证与实践介入间的高超能力。

与这两人相比，萨哈·哈帝对市场有些不顾一切的积极进取，与相对显得缺乏思辩反省的能力，在应对这样的政治与资本权力时，反而更要令人担忧了。

萨哈·哈帝在东亚的作品无数，其中文化性建筑与商业建筑交织共谱，譬如近年在上海与北京落成的几个大型商业开发案，以及横跨东亚几个主要城市的作品，譬如广州（广州大剧院／2010）、汉城（明洞寺／2014）、香港（理工大学创新楼／2014）与仍在设计中的台北淡江大桥，几乎可说在东亚市场上纵横无敌。

但萨哈·哈帝的作品，始终伴随着无视周遭环境、造价昂贵、施工困难等批评，使得萨哈·哈帝的建筑理念及价值，在建筑界有着不同的声音交错起落。她代表的建筑角色意义与历史定位，目前依旧具有争议及矛盾，尤其从前期似乎对当代建筑的锐利批判性格，转入到后期沾染的商品与明星色彩后，对于在与当代权力（资本家与政治家）做合作／服务时，自身的价值坚持与信仰何在，以及过程中如何回应（非全球化的）既有的地域文化，甚至面对真正需要建筑师合作与帮忙的一般大众（非权力者）时，她的这些建筑究竟又是如何作为的呢？

萨哈·哈帝的骤然离世，的确令人感伤与惊诧。但是，也引发我对当代建筑角色与意义的深思，或许，透过萨哈·哈帝精采也炫目的生涯，让我们得以认真检视这个时代，因此所有哀伤的告别，也可能是欢欣的诞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