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回回，困扰全世界的似乎都是这些类似的事。 2015 年 KINO 德国电影节呈现了新一代德国青年导演的影响追求与担忧，《我们年轻，所以勇武》是今年 KINO 展映的十六部影片之一，经由香港歌德学院挑选，在香港放映两场。这部电影记录了很多人或许已经遗忘的罗斯托克骚乱。
罗斯托克骚乱已经过去二十三年。事发时，导演布汉昆班尼年纪还小。 罗斯托克是德国北部的港口城市，人口约二十万。 1992 年夏天，东区爆发了反移民暴动。大量市民参与到这次暴动之中，整个暴动持续了四天。最后一晚，三千名参与者聚集起来，在一栋居民楼防火。这座大楼当时有 150 名尚未疏散的越南难民。
布汉昆班尼回忆自己看到的报导，直呼不可思议。“其中很多人看上去就像我的邻居一样，很多人看上去像我父母的朋友，很多人看上去像我的朋友，他们在攻击看上去像我那样的人。”昆班尼的父母从阿富汗逃难到德国，并在德国生下了他。在 1992 年，他只有几岁。当时他极为震慑，只是年纪小得来无法形容那种心情到底为何。这只是种子，一路走到 2010 年，他突然反应过来，一种恐惧与愤怒找上门来。“我开始回想，到底发生了什么。”
“德国的历史很沉重，我们记得二战，却把近来的事件忘记了”
他发现这次事件并没引起什么回响，这么多年以来，举办了一次座谈，拍过一部纪录片，仅此而已。布汉昆班尼担心这件事之后就会淡化，会消逝，在历史中最后无其踪迹。他跑去跟监制讲，让我们拍一部电影吧，这是德国历史上丑陋却又重要的一环。他认为剧情片有别于纪录片，应该把这件事付诸影像，让人可以察觉，可以感应。
他有别样的心情：“不仅关注受害者，更想关注施暴的那些人，我想要了解他们，当我还小的时候，我惧怕这种人，我想要了解这种人，我要终止这种恐惧。”那是柏林墙倒下之后的迷茫年代，时局紧张。左翼，右翼，外来人士，同性恋群体，不同的群体之间纷争不断。布汉昆班尼粗略看了下统计，冲突事件多达 10000 到 15000 起。
“他们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
动手写剧本之前，昆班尼花了一年时间做资料搜集。访问了警察，施暴者，越南难民，大楼之中的居民。当年的人如今还记得吗？有一部分人那时是带着政见去的，在那样迷茫的气氛下，认定这次暴动是新时代的开端，认为接下来会有全国范围内的革命。新纳粹将其视之为战场。“在柏林墙倒下之前，罗斯托克的失业率官方数字是 0 ，但到 1992 年，失业率上升到了 30% ，无业人士当中有许多是 18-25 岁的年轻人，年轻一代没有希望，看不到未来。”
另一部分人并没有什么主观偏向，大多是普通市民，他们纯粹像被一个磁场吸引，茫茫然走向了暴力场所。其中有一个主妇，她并不是纳粹，完全去看热闹。当人群骚动，警察开始驱赶棒打集会民众，她突然间变得很激动，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扔过去。第二天早上醒来，她回忆起昨晚的所作所为，也吃惊地无法相信。
在电影里，观众见不到血淋淋的暴力。昆班尼用冷静克制的镜头，加上黑白画面制造出紧张的氛围，观众不由得时时为剧中的主角担忧。他的镜头往往点到即止，在最紧要的关头，往往轻轻一带就避过了。这种隐而不发的处理，让压迫感和张力如影随形。“因为事件中没有人死亡。即便如此，这也是相当残忍的事件，我觉得这种心理上的暴力描写也很残忍，才会让人更关心这些人的命运。”
“我小时候所处环境并不友善，现在好多了”
“在我读书时，我是高中全校唯一的移民学生。如今我们有 20% 的学生有移民背景。我们的社群变得更多元化了。”当新一波难民潮来临的时候，德国似乎已经有所预备。不见得人人的立场都如此，但中产阶层在努力施放欢迎的气息。“我们在很主动地去面对，而不是消极地等待政策，法令。”难民组织和有关部门也在主动想办法，给难民德国签证，如果等待政治手段去解决，一切就太慢了。昆班尼并不觉得一切都完美了，但情形比 1992 年实在好太多。
拍摄这部影片，也让他更深切认可自己的身份。他如今认为自己是德国人吗？“比从前更加认同自己是个德国人。”他翻开史书，查阅资料，当看到德国历史上的污点，即便是那些与他的年代毫无关联的事件，他依然会有羞耻感涌上心底。“我一直觉得德国是我的家，只是以前常常怀疑在家里我真的受欢迎吗？你知道，有没有家和在家里受不受欢迎完全是两件事。”
当他带着这部电影走遍世界，看到不同观众的反应，心里会止不住感慨。他的前两部电影都关于少数族群或者社会的边缘人，这样的现象或许在很多国家及地区都会出现。当观众在戏院花两个小时看完电影，能够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人或事，他就有一种特别的满足感。“你是记者，你记录事实。而我是让这些事实在情感上更靠近观众。你的工作是报导，我的工作是触动。”
（呜谢香港歌德学院提供访问及拍摄场地）
读者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