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我回中国就不行这么做了。”
“要是这段我有拍到就好了。”
2024年（第61届）金马奖稍早揭晓入围名单，最佳纪录片一项，台湾新导演吴璠的作品《曦曦》（原片名为《XiXi》），是与一众资深导演如王兵、颜兰权、廖克发的作品同项角逐。 而与此同时，该片早已蜚声海内外，曾在加拿大Hot Docs国际纪录片影展荣获最佳国际新锐导演奖，稍早也在台湾国际女性影展荣获金奖。
导演吴璠出生桃园，毕业于台湾大学社会学系，也曾在欧洲攻读Docnomads欧盟纪录片导演硕士学位，在葡萄牙、匈牙利、比利时三国吸收创作养分。 《曦曦》正是她在欧洲生活期间发展出来的作品，曦曦指的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即兴艺术家，在一次机遇之下，吴璠开始将她作为纪录片的拍摄对象，一拍就是六年。
曦曦说自己就住在一个森林里，欢迎大家来拜访她，结果到最后只有吴璠一人启程，“有一些朋友还说，你怎么敢去？”
起初的吸引，其实是什么⋯⋯
或许会对曦曦产生浓厚兴趣，正是因为吴璠发现这个人与自己是如此不同。 有别于从小在规范之下、体制之下一路成长，曦曦完全是另一个极端的灵魂，她的性格豪放、不拘束，从来没有人能预料她下一步想做什么，想在街头狂舞就狂舞，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即便育有一个女儿，也不愿被典型的家庭关系所束缚。
看见这个人物，吴璠深深被她吸引，只是起初她也未必完全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吸引她想要继续往下探究。 纪录片创作的期间，仿佛也成为了她对自己与家庭关系的思索历程。
攻读社会学出身的吴璠浑身没有一点学究气息，口吻温柔恳切，可以感受到她对人的理解与关怀更有兴趣一些。 她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在台大期间就已经厘清了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不是在书房里做研究，而是与形形色色的人去接触。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好像要跟自己研究的社会有一个客观的距离。”吴璠表示：“但是我好像没有这个距离，我很喜欢跟人靠近，我喜欢跟别人聊天。 我觉得我的情感的投射会很自然地出现，但那个不是社会学要的。”
回忆过往，吴璠说自己从小就喜欢听老师说故事、也喜欢自己讲故事，但早期也并没有立即意识到自己可以走向影像创作这条路，反而最早也曾想过透过写作反映所想。 2014年，她因缘际会上了女性影展的课，后来又看了一部以色列导演尤法尔. 哈梅里（Yuval Hameiri）的纪录片《我认为这是最接近的样子》（I Think This is the Closest to How the Footage Looked，2012），吴璠顿时感到自己的视野被打开了，开始有了出国攻读电影的梦。
“这部作品很极简，很低成本，就是在自己的厨房做出来的电影，可是它的力量很强大，到现在我都还看到一些台湾人在讨论这部片，在教纪录片的朋友也都很有感觉。 高中时我也有看黄惠侦的《八东病房》（2008），这让我觉得有点类似，有一点不完美，可是你可以感觉到创作者有一个很想讲的故事，然后非讲不可的动力，我觉得是以前小时候在看好莱坞电影的时候不会感受到的。 这些片子改变我满大的，就是这些片子让我觉得我可以拍。”吴璠说道。
欧洲就学期间，吴璠又开始大量接触到自己过去前所未见的电影形式，尤以比利时导演香妲. 艾克曼（Chantal Akerman）与伊朗导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的作品塑造了她对电影的理解。 吴璠从这些导演的作品之中发现生活中的一些看似细小的事，却可能蕴含着一些难以想象的张力。 在学期间，她也以完全自然派的手法拍了一部纪录葡萄牙小镇夫妇的短片《共生》（A Roof in Common，2018），表露了她的美学信仰。
透过这个脉络看下来，也许很难以想像曦曦跟她会有什么关联。 不过吴璠指出她从这些作品之中学到的，反而是电影未必一定是在讲述什么庞大的社会议题，也可以是一些很私人、很琐碎的生命纪事，即便是把镜头对准自己的私电影（Private Cinema），也能做出很多可能性。 此外，葡萄牙名导佩德罗. 科斯塔（Pedro Costa）早期独立作业的方式也让她深具启发，低成本、小剧组编制也能成就好作品。
“我们一起过生活的时候，她就会觉得我担忧的太多，然后我觉得她都不为自己着想，或者为我着想⋯⋯”
曾有忠告：不要把彼此的人生搅在一起
在遇到了曦曦之后，她开始产生了一些无以名状的感受，既有好奇，也有羡慕，尽管她最初压根儿没想过要以她为题拍摄作品。
话说，吴璠当时在欧洲读完电影学院后，获得一个前往柏林实习的机会。 偶然在一个当代舞蹈节的现场，她就看到一个性别难辨的人，脸上化满浓妆，眉毛还剔个精光，活像是国剧脸谱的一张脸。 当时与朋友同行的她，还暗自讨论，以为她是舞蹈节活动的一个暗桩。 自然而然聊了起来，才发现原来她只是一个参与者，跟着音乐起舞而已。
听到吴璠懂得拍电影，曦曦听了很兴奋，透露自己有一个影像日记，希望可以找曦曦来帮忙看看，两人相约互相可以交换作品，相谈甚欢。 曦曦说自己就住在一个森林里，欢迎大家来拜访她，吴璠笑说当时每个人都打了包票一定去，结果到最后只有她一人启程，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
“有一些朋友还说，‘你怎么敢去？’大家都好像不敢去。”吴璠接着指出：“我那时候没有问原因，后来有一个中国朋友说起，其实他好像认得曦曦，说我们不应该跟她搭讪，后来听到我去找她之后，还要我小心一点，说‘一起玩可以，但是不要把彼此的人生搅在一起’。”
后续经过追问才知道，原来曦曦在北京生活期间就是一号人物，是一个知名派对咖，只是行事作风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 但吴璠只是想着“我有这么脆弱吗？”此外，经过短暂相处，吴璠相信自己大概知道曦曦是个什么样的人，外表让她给人一种距离感，但她坚信曦曦不如大家表面上看来这么令人畏惧。
只是见了面之后，吴璠才发现事情开始有些麻烦了，因为曦曦认真地交出一堆影像日记供她观赏，甚至托她帮忙整理与剪辑。 吴璠一看，全是曦曦与男友的生活纪实，尽管一点都不感兴趣，但她还是承诺愿意帮上忙。 只是吴璠很快就反悔了，她坦承自己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这些素材也没有激起她的兴趣。
不过或许也因为这些相处的机会，吴璠开始慢慢地发现曦曦对她越来越依赖，因为身边没有知心好友，吴璠形容曦曦把自己看作树洞，什么心里话都会跟她说。 而在这个逐渐了解的过程之中，吴璠也发现一些故事与角色开始成形，包括曦曦的前夫与女儿等人，她的母亲也在其中。 这些人物的层次，让她觉得这可以作为一个影像创作的题材，例如，片中最后呈现的状态在吴璠眼中，“女儿代表的是未来，母亲代表的是一种过去”。
在这些关系层次中，自由意味着什么？ 吴璠提到，“前几天在釜山有一个日本的发行商提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回馈，他说看了曦曦女儿跟她一起唱歌，就不禁想问，究竟这是女儿的天赋，还是她有这个自由让她的潜能可以发展。 所以这部片是可以谈，如果我们能够给彼此更多的自由，那是不是有更多这样的潜能可以被发展？”
“我要承认，我有的时候就是会招架不住她，因为那就是一个真实的状态⋯⋯”
要记录的不是爱情：与被摄者拉锯
吴璠后来回到了台湾，在一间公司做艺术行政的工作，但她坦言自己对当时的人生状态并不满意，因为她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是创作，曦曦的故事一直藏在她心里，她知道自己如果能将之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企划提案，她就有机会重回创作的轨道。 在韩国仁川纪录片提案大会意外拿下奖项后，吴璠意识到原来不是只有她认为曦曦值得被理解，也有其他人在乎她的故事，这也让她真正有了动力将之完成。 没想到，整个作品从发想到发行，横跨了她六年的光阴。
不过曦曦一开始会同意拍摄，也有别的动机，因为当时的她很希望男友能够成为纪录片的一部分，吴璠承认当时每次见面都是一个拉锯的过程。 直到2019年，为了提案完成了一部15分钟的短版影片时，曦曦看完之后，落了泪，懂了吴璠想做的事，从此再也没跟她提过她的男友。 因为曦曦知道吴璠无意拍摄一部爱情纪录片，而是纪录她与前夫、女儿的关系，以及她对自由的向往。
提到“拉锯”，我主动提到了日本名导原一男与他的拍摄者之间的关系，这位以《怒祭战友魂》（The Emperor’s Naked Army Marches On，1987）等作闻名的导演，以与他的拍摄对象“相互角力”而闻名。 吴璠听到原一男也有共鸣，她承认自己在当时也曾百般苦恼，认为自己好像制不住有如脱缰野马的曦曦，结果就在看了他的作品《极私爱欲・恋歌1974》（Extreme Private Eros： Love Song 1974,1974）之后获得了彻底的解脱。
“看了原一男，我松了一口气，我觉得我要做的事情是，我要在镜头面前承认，我有的时候就是会招架不住她，因为那就是一个真实的状态，所以与其说是要教育她，不如是让大家知道说，导演知道自己在干嘛。”吴璠进一步解释道：
“曦曦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放松的艺术家，她对于我们的任何拍摄、跟我想要渲染的任何剪接，都完全没有任何意见，她说她完全相信我，我觉得那个冲突是在于我们拍摄的时候，我们一起住，然后我们真的是一年里面有十个月不会见到彼此，远距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美感，会很想念，见到面之后又觉得生活习惯和价值观是完全的不一样。”
吴璠坦白地说，在最初接触曦曦时，她真的对她所象征的自由与解放感到渴望，也真的有一种把她当作一个可以解放她的大姐姐看待，不过随着两人越来越多相处的经验，吴璠承认自己已经离开了那个状态，因为她已经有了自己想追求的事情。
“实际上跟她相处之后，就觉得要有那样子的动力去过那种完全不受拘束的生活，我没有那样子的动力。 我想要规划未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有点活在未来，她有点活在现在，然后我们一起过生活的时候，她就会觉得我担忧的太多，然后我觉得她都不为自己着想或者为我着想，拍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吴璠说道。
这也是因为理解到两人根本的不同，吴璠才终于在纪录片当中加入了一个新的角色，那就是她自己。 吴璠说提案时就有人要她放自己进去，起初她很抗拒，但随着拍摄时间长了、思索也越深入了，吴璠开始意识到这个作品也可以试着去呈现有别于曦曦的处世观点，让大家知道对于自由的诠释并不是只有一种。 不过在剪接阶段决定放进自己的家族秘辛时，吴璠承认她一度也觉得迟疑，甚至想过如果家人反对，就会不在台湾发表作品，没想到爸妈看过之后，却选择完全尊重她的安排。
我问起，难道家人也都支持影像创作这条路吗？ 吴璠笑说：“比起社会系的时候都在上街头，拍电影看起来还⋯⋯他们其实不知道我实际上每天出门拍片在干嘛，可是在想像中，他们觉得拍电影应该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
吴璠同时也很感谢曦曦的前夫与母亲也都给予信任与支持，甚至没有给予太多限制。 有意思的是，在电影于影展放映之后，有观众对前夫的角色表达同情，认为这些与曦曦价值观相左的人，似乎也不该被视为反派。 对此，吴璠说明道：“对我来说这部片最珍贵的事情是所有的角色都互相冲突，他们想要的东西对方都不想要，或者是他们的关系都有一些美丽跟丑陋的地方，这让我觉得这些关系所有的黑暗面跟光明面都必须要渲染来。 所以这部片里面没有所谓的正派跟反派角色，所有人都是彼此生命里面的正派跟反派角色。“
“对我来说这部片最珍贵的，是所有角色都互相冲突，他们想要的东西对方都不想要，他们的关系都有一些美丽跟丑陋。”
这段要是拍到就好了
最后，我问起吴璠，怎么没有在片中多提到中国的脉络呢？ 像曦曦这样的一个人，显然无法融入中国的社会，而为什么纪录片不花点篇幅谈谈她在中国的生活，乃至离开的契机？
吴璠说，这是因为答案已经太过显而易见了。 她说我们应该马上会想像这样的人，根本不会留在中国，所以说再多都是多余的。
不过她承认关于这部纪录片确实有一个遗憾，吴璠回忆当时曦曦因故要返回中国，她们搭上了一台接驳车去机场，结果曦曦突然打开音响，在原本安静又秩序地车内大动作地跳起舞来，即便是在社会风起很开放的法国，许多人也忍不住侧目而视。
这让吴璠当下觉得大感尴尬，忍不住脱口要她安静一点。 曦曦听到之后只是顺口回了她一句：“不行，我回中国就不行这麽做了。”
“要是这段我有拍到就好了。”吴璠抱憾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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