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身处世界何处，民众对于“难民事件”的印象大多来自统计数字和影像。但数字，也许曾被刻意得强化、淡化或是误读，比如很少你会看到从接受难民的数字来看，欧美国家很少排进前十。而流行的影像，也许只定格了一个瞬间的、甚至营造出的真实。面对各种各样的数据和观念，每个人都有自己建立出的信息链接和预测。
德国是欧洲今年收难民潮最深的国家之一。一波波涌来的叙利亚难民在本地人眼中，并非新鲜事。端传媒记者所在的汉堡，几十年前就接收了多批难民，其中以阿富汗人为多。那一代难民建立信息链接的方式也许不一定总是真实，但和德国主流媒体的讲述却却非常不同。
“德国需要的只是劳动力，对难民申请者却区别对待”
“没有什么所谓的难民危机。只是德国需要更多可以工作的人。”
汉堡的阿富汗裔酒店业主卡利姆（Karim）在谈及难民危机时如是说。“我们在（德语）电视上看到的难民营里，都是14岁到30岁的男子，那是因为妇女、孩子、老人，根本来不了德国。体力上受不了那样的折磨。”
他口述的亲身经历巧妙得混合著离奇的抗争与平淡的日常：1979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卡利姆的政治家父亲被杀，两个哥哥由于参加军队被捕。他十五岁的时候，借着东西德合并的机会，跟着叔叔，怀揣买来的巴基斯坦护照离开阿富汗，经由土耳其坐飞机到德国，申请了难民。
在德国，他开过出租、卖过二手车、经营过餐厅和酒店。现在他在汉堡北郊买下独栋房子，和妻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住在一起，前些年也把母亲——那位他口中承受不了流亡路的老人——接来德国。
卡利姆虽然是德国难民政策的受益者，却从来不从道德正确性上评价这次德国接收叙利亚战争难民的行为。在他眼里，更重要的原因是德国比二十多年前更迫切需要年轻劳动力。
德国政府对叙利亚的难民开绿灯，是卡利姆颇有微词的地方。在德国，“难民”（Asylberechtigter/Flüchtling）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身份。被德国政府承认为难民，标志着一个人不再是“寻求难民身份者” (Asylbewerber)，难民可以在德国至少居住三年，并且有工作许可。而卡利姆在德国待了六年才获得“难民”身份，期间必须每六个月更新一次签证，无法离境，在来德最初几年几乎没有在正规渠道工作的机会。而这一次的叙利亚人，却很快获得难民身份。
这也许不只是想上岸的人和上了岸的人之间的矛盾，在卡利姆心里，更重要的是公平。“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无论是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还是1979年开始的阿富汗战争，被迫离开家乡的人都应该获得一样的机会。”卡利姆补充，“我申请难民的时候，至少会觉得所有申请的人都是机会均等的，伊拉克人、越南人、非洲人，唯一的区别是可能我会四点起床去外国人管理局排队取号，而非洲人可能前一天晚上就在那里搭帐篷过夜了，但是大家那时候都觉得机会是均等的。”
对于寻求难民身份的外国人进行区别对待，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德国难民营里越来越频繁出现的殴斗现象。9月24日，莱比锡会展区，100名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参与斗殴。9月27日，在卡塞尔-卡尔登，巴基斯坦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在食物发放区的争执造成60多人扭打在一起，晚些时候引发近400人对峙。10月6日，在布伦瑞克，三四百个阿尔及利亚人和叙利亚人参与斗殴。同日，汉堡威廉堡的难民营中，30多个阿尔巴尼亚的难民和阿富汗的难民发生冲突。每次冲突，导火索都是以国籍为团体的冲突。
“阿富汗人比其他人在德国融入的更好”
从1970开始起，由于阿富汗战争的影响，大量阿富汗人陆续通过申请难民的方式在西德以及后来合并的德国生活下来。根据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及发展部的统计数据，有大约12万5千多阿富汗人生活在德国（其中7万5千多人依旧为阿富汗国籍）。在汉堡生活着大约2万2千名阿富汗人，使得这个城市成为整个欧洲最大的阿富汗人聚居地。
“难民是带着自己的梦想来到德国的，这个梦想也许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大。”卡车司机哈米德（Hamid）耸耸肩，接着说，“我当时只想要过上安稳的生活，而我正好有远房亲戚在德国。我现在对我的生活很满意。”
哈米德是卡车司机，迁来汉堡工作五年了，现在和妻子还有儿子和女儿住在汉堡东边的比尔斯德特。他十五年前来到德国，经过一些周折才拿到难民身份，刚来的时候做过清洁工，也做过两年的士司机，后来考了重型卡车的驾驶证，终于有了更稳定的收入。
在他看来，作为难民在德国最重要的是有“融入的意愿”。对于阿富汗人在德国社会的融入度，Hamid非常有自豪感，但是这建立在一种稍显短视的比较上。“你看看巴基斯坦人和伊朗人，他们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真正融入德国社会，我刚来德国的时候做清洁工，打扫地铁走道，但是我抓紧一切机会学德语，为了考到驾照。”他一边这么说著一边掸去自己 Sakko（一种休闲西服上装）上的灰尘。
对于那些因为叙利亚战争而来到德国的“后来者”今后的生活，哈米德非常乐观。这是一种微妙的情绪，因为除了叙利亚人，流亡者中也包含了数量庞大的阿富汗人。哈米德的乐观也有一部分是对于自己之前生活轨迹的肯定，以及德语媒体和家庭教育中对于叙利亚人高素质的印象。至于德国的经济和文化是否为那些准“新难民”提供和他当时一样的机会，哈米德回答得更加轻松。“德国这个国家永远都会有新的东西出现，这是一个 Land der Ideen（创意之国）。”他认为作为穆斯林在德国、至少在汉堡，生活上不会有任何困难，就在最近他为自己11岁的女儿找到了文科中学Alsterring，那是所很多土耳其裔孩子上的中学。
“我现在做的决定将会影响我的一生”
如果说卡利姆和哈米德是已经在德国稳定下来的一两代人，那么瓦利德（Walid）的境况则充满变量。瓦利德今年25岁，来德国不到两年，却坚持在采访中说德语，他的德语拼凑着支离破碎的短句和有些随意的语气词，他可能没有敌意，说的德语却不怎么礼貌。
他很忙。2013年10月前，德国从阿富汗陆续撤军，当时瓦利德在阿富汗东北部城市昆都士为德国士兵做口译，他在2014年4月通过德国大使馆来到德国。很幸运的，瓦利德在德国迅速获得难民身份，开始学德语。
最初，作为难民他每个月可以从德国政府领取325欧元，可以免费住社保房，社会保险等费用也由政府代缴。他承认，这些钱如果小心计划的话“足够使用”，并称有很多与他身份相同的难民甚至会把零用钱的一半省下来寄回阿富汗，支持国内的亲人。但是他觉得自己还年轻，不像父母辈人那样“无法适应德国的风俗习惯”，不想这辈子过这样“像屎一样的生活”。
瓦利德努力让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变。他完成了德国为难民/移民开设的融入课，半年后便开始找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小商铺负责网店销售，店主也是阿富汗裔。瓦利德被收用是因为英语说得很好，他在阿富汗上过大学，英美文学专业——很可惜，没有读完。因为想要得到这份工作，瓦利德申请了工作许可，登记成为自由职业者/个体户，也自己租了房子。
瓦利德承认自己的专业在德国找工作并不容易，但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找家教、翻译、口译的活，在一家公益组织做志愿者收发英语邮件。难民潮开始后，他在汉堡市难民接收处寻找口译工作，没能成功。直到最近，终于在临近的石荷州的一处难民营找到了工作。
瓦利德梦想明年下半年开始，在德国把没上完的大学上完。他四处打听适合自己的大学专业或者职业培训的位置，“我必须再三考虑，因为我现在做的决定将会影响我的一生。”
近在咫尺的难题并不只是找工作或是职业前途不定，因为就在这几天，瓦利德还有三十多个亲戚到了德国慕尼黑，瓦利德必须为他们安排住宿和行程。他希望这些家人可以先到汉堡，在汉堡登记申请难民，”然后再做打算。”
虽然他也知道，整个德国对于这次的难民规模严重估计不足，自己的家人能被安排在汉堡的机会并不大——2011年，汉堡平均每月只负责接收大约80个新难民，这个数字在2014年秋季攀升到每月500。可是目前的状况是：三千多难民正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
而冬天已经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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