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21世纪难民“交换”：英国“卢旺达计划”，“低端人口”与死魂灵生意

2024年7月6日，在“要什么都不要保守党”（Anything but Tory）的呼声中，英国工党新首相基尔·斯塔默（施纪贤）走马上任，唐宁街10号官邸一夜间易主。英国这种大选翌日立即变天的独特传统，意味着前后两届政府来不及交班和过渡，也意味着上届政府的政策一夜之间失效，政治方针没有任何连续性。不过，这种政治弊病至少暂时拯救了52000人的生活。经过815天的日夜煎熬、绝望心碎，他们再次看到了能够“生活”的希望。

这五万余人是自2022年以来，乘坐仅容数人的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寻求政治庇护的人（asylum seeker）。他们大部分来自阿富汗、伊朗、阿尔巴尼亚、叙利亚等国，因躲避政治迫害、战乱或遭祖国驱逐，冒险在外国寻求庇护。英国曾经是提供庇护的主要东道国之一，但受到经济衰退和脱欧带来的排外情绪影响，2022年起保守党政府决定将全部寻求政治庇护的外国人交易到卢旺达（卢安达）安置，并禁止他们返回英国。

如果这个计划得以落实，将很可能成为1970年代以来西欧范围内的首次大规模强制人口迁徙（整个欧洲范围内上一次则是俄乌开战后俄罗斯强行将占领地区人口迁徙到俄罗斯境内）。这个政策被称为“卢旺达计划”，很多被羁押的难民对该计划进行绝食抗议，尚未被羁押者被迫继续冒险涉海前往爱尔兰，或放弃获得合法身份和工作权并失联。“卢旺达计划”在英国引发的风波可谓旷日持久、劳民伤财，但国际社会并未对其进行过多关注。

当选当日，斯塔默宣布卢旺达计划“已死已埋” （dead and buried），让曾经在祖国遭受肉体折磨、在英国又承受另一种形式的心理折磨的寻求庇护者稍感安慰。然而对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轨迹已经被彻底扰乱，在他乡重获尊严的希望也日渐破灭。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殖民主义性质的人口遴选、交易、驱逐仍在继续。

政府一手打造的“移民问题”

脱欧之后，英国民间的反移民情绪本有所缓和，但在约翰逊和苏纳克（辛伟诚）任上，移民问题尤其是非法移民问题再次被官方和主流媒体塑造为心腹大患。

排斥移民的情绪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根据民调机构的数据，比起其他欧洲国家，英国人对移民的态度甚至还算温和。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英国的经济就长期疲软，增速沦为G7集团中最低，甚至在2023年底开始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急速下降促进了不满和保守情绪，在这一背景下，“移民问题”成为了在朝保守党工作失职的替罪羊和赢得选举的宣传利器。在政治议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早在脱欧公投前，特蕾莎·梅（文翠珊）等脱欧派就用“欧洲移民抢走了英国人就业机会”来进行脱欧宣传，甚至为了营造对难民的“敌对环境”（hostile environment），制造了“疾风世代丑闻”。

所谓疾风世代，是二战后英国政府主动从加勒比殖民地招募来填补英国劳动力空缺、并赋予国民身份的移民。这些曾为战后重建做过贡献的移民在1960-70年代也曾引发过右翼英国人的敌意，但如今和子孙后代合法地生活在英国。为了将他们树为非法移民的活靶子，英国政府烧毁了他们当年的入关文件和其他身份证件，并导致了多人在拘留过程中死亡。脱欧之后，日常生活的种种不便让英国民间的反移民情绪本有所缓和，但在约翰逊和苏纳克（辛伟诚）任上，移民问题尤其是非法移民问题再次被官方和主流媒体塑造为心腹大患。

约翰逊和帕特尔将这种大规模的强迫人口迁移包装成了为难民的安全和健康着想的善举——每年都有多名难民在横渡海峡时遇难，因此跨海进入英国是“特别危险、非法和不必要的”。

所谓卢旺达计划，是约翰逊在2022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突然宣布的，不过会有这样的计划也不是毫无征兆。2019年，英国移民局（home office）大臣普丽蒂·帕特尔（彭黛玲，她的父母是被乌干达政府驱逐后落户英国的印度裔难民）上任时宣布，解决移民问题需要“天马行空的思维” （blue-sky thinking），并组织学习了澳大利亚将海外难民进行“offshore processing”——把难民打包送往第三国的文雅措辞——的“先进经验”。

根据约翰逊的讲话，目前有总共约52000人需要被“打包”，第一批5700人将被送往卢旺达，遣送的标准是：1.从“安全的国家”中转来到英国；2.来英国的旅途“可以被描述为是危险的”；3.于2022年1月1日后抵达英国。鉴于人们只能从海上抵达英国，这个标准实际上适用于2022年起抵达英国的全部寻求庇护者（asylum seeker）、难民（refugee）和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他们将被安排在卢旺达接受登记、审核、批准或驳回移民诉求，且不能返回英国。

这些冒险涉海来到英国的难民来自哪里？统计显示，多数难民来自阿富汗、伊朗、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巴尼亚、厄立特里亚和苏丹。他们主要因为在祖国遭到政治迫害和追捕、因为民族和宗教原因被驱逐、或在战乱中失去家园等原因成为难民。显然，在横跨英吉利海峡前他们已经抵达了法国，但难民通常避免留在法国避难，因为法国的难民署（Ofpra）批准避难申请的概率很低，且效率极慢，以至于很多人在等待的过程中因无法合法工作和住宿死亡。

即便如此，“难民都从法国来”这一事实还是给了英国政府拒收难民的借口。约翰逊和帕特尔将这种大规模的强迫人口迁移包装成了为难民的安全和健康着想的善举——每年都有多名难民在横渡海峡时遇难，因此跨海进入英国是“特别危险、非法和不必要的”；将他们送往卢旺达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悲剧、挽救无数生命、并减少人口贩卖。”

英国政府和媒体在讨论这个确实很天马行空的计划时很少提及卢旺达方面的意见，但这个计划的确——在多次遭到其他国家拒绝后——获得了卢旺达卡加梅（卡加米）政府的同意。自2009年破格加入英联邦以来，卢旺达曾接受过多笔英国援助和投资，总统卡加梅也正在致力于将卢旺达塑造为安全、和平、有区域领导力的非洲负责任大国。此外，按照英国的许诺，卢旺达庇护计划的费用全部由英国承担，每转移一人的费用将达到180万英镑，部分用于支持卢旺达经济长期发展，部分用于安置和帮助难民本人。这笔巨款具体要如何使用，英国财政部称“这是商业机密”。

卢旺达方面已经表示，卢旺达在安置难民方面非常有经验，他们已经完全做好准备，有信心给难民营造有尊严、有希望的生活。具体做了哪些准备？根据非常有限的信息，首都基加利郊区的两处房产将“成为难民的家”。北部郊区的希望青旅（Hope Hostel）曾在卢旺达大屠杀期间庇护了失去双亲的学生，现可容纳包括儿童在内的500人居住；南部郊区新建的美丽河畔庄园（Bwiza Riverside Estate）有163间精装公寓，但目前绝大部分已经被地产商卖给当地居民，无法安置移民。

总统卡加梅之外，我们没有渠道得知基加利的普通民众对于即将大批涌入的外国人有何看法。而在英国，2022年至今，支持该计划的民众从略少于半数变成了略多于半数，几乎所有保守党的选民都支持该计划，也有很多居住在“红墙”地区、年龄较大的工党选民支持卢旺达计划。值得稍稍提及的是，本不应发表任何政治观点的查尔斯国王私下表示反对这个计划，并评论它“骇人听闻”。

如何才能将卢旺达定义为安全的国家？

争议的核心到底是什么——不是英国停止提供一切政治庇护的行为是否触犯了国际法，斥资九百亿英镑送五万人出境对本国就业究竟有何好处，也不是强制将大批人口进行非自愿跨国迁徙是否是以一种非常前现代的方式触犯了人权——而是：卢旺达能否被定义为一个安全的国家。

按计划，2022年6月，第一班搭载300名寻求政治庇护者（后因为各种法律和手续问题降至7名）的航班就要被送往卢旺达，但在所有人被押送上飞机后，欧洲人权法院（ECHR）在最后一刻基于其39号规定（当存在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的紧迫风险时，可施加暂时性强制禁令）叫停了航班，并要求英国最高法院重新审核方案的安全性。对此，约翰逊表示要退出欧洲人权公约，不过鉴于唐宁街随后很快易主，苏纳克再度激活卢旺达计划已是2023年下半年。

2023年底，经过旷日持久的辩论，最高法院裁定卢旺达计划不合法——此时甚至连从中获利的卡加梅都失去了耐心，表示“任何事情的拖拉总要有个极限”。

争议的核心到底是什么——不是英国停止提供一切政治庇护的行为是否触犯了国际法，斥资九百亿英镑送五万人出境对本国就业究竟有何好处，也不是强制将大批人口进行非自愿跨国迁徙是否是以一种非常前现代的方式触犯了人权——而是：卢旺达能否被定义为一个安全的国家。其思路在于，既然“从安全的国家来到英国”是遣送的理由，那么将人口遣送到“非安全国家”就不符合基本逻辑。而卢旺达很难被定义为一个安全的国家。

需要特别费力解释的一点是，这个讨论不是在常识意义上使用“安全”这个概念的。从常识角度说，即便在大屠杀后，卡加梅治下的卢旺达也远非安全。其政府长期积极卷入刚果战争，导致数百万人丧生，还不包括在刚果等邻国境内追杀数十万胡图族难民；以“抑制种族暴力”为由，卡加梅政府基本取消了新闻和政治表达自由，因表达轻微不满被监禁、折磨、处死的人数难以统计……但这些并没被英国上下议院和高法纳入讨论，他们只最低限度地讨论了一个基本问题：卢旺达是否会将寻求庇护者“驱回”他们所逃离的国家。“驱回”行为违反了联合国1951年《公约》，但卢旺达此前也为其他国家提供过收容难民的服务，并的确多次收取费用后将寻求庇护者驱回母国，并导致后者死亡。

2024年4月，苏纳克终于“解决”了这个绕不开的问题。他们要求卡加梅政府不要驱回政治庇护申请者，卡加梅表示同意。英国据此出台了《卢旺达安全法案》（在英国，法案“bil”优先于法律“law”），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围绕卡加梅的保证重新定义“安全”一词，来将卢旺达定义为安全的国家。完成了这项艰巨的文字工作后，英国移民局在四月的最后一天立即羁押了220人准备送往卢旺达。同时，人们根据可查询的政府文件发现，在本节最开头提到的要被遣送的第一批次5700人中，只有38%人还能被政府找到，其他人早已放弃申请合法身份消失在了人海里。除了一贯的低效和混乱外，政府不愿出资收容申请庇护者，而只能依赖他们自己定期报到是导致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作为佐证，爱尔兰数名高管反复向英国抱怨，越来越多害怕被送往卢旺达的难民已经再度涉海来到了爱尔兰。

鉴于这个情况，即便斯塔默没有官方终止卢旺达计划，这个计划也会因为客观上无法实施而流产。

英国何所思，卢旺达何所欲？

强大的祖国竟然需要依靠外国人同时提供资金和廉价劳动力，这对于保守派选民来说过于无能，所以政府只能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数量很少、“处理”起来仿佛更容易的非法入境者身上。

英国保守党政府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费时费力又费钱地把寻求庇护者遣送出国，又为什么一定是卢旺达？

对于唐宁街来说，移民问题与其说是一个问题，不如说是经济衰退下保守党为了胜选打出的一张比较轻松的牌。理想情况下，驱逐移民既给经济衰退找到了替罪羊，又向保守选民展示出执政党保卫他们生活的雷霆手段。而之所以抓住这一部分非法入境的寻求庇护者不放，是因为脱欧以来的保守党政府实际上一直在有意促进合法移民和长期居留者的增加，其中2/3都是学生和医护人员。

这是因为按照英国规定，国际学生的学费是本国人的数倍，所以授权高校增加留学生比例可以大幅提高高校收入并减少政府教育支出；而定向吸纳外国医护人员则是因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工资过低，导致医护人员一直在罢工，看病难以至于根本无法看病已经成为了民众不满执政党的首要原因；而外籍医护人员因为签证和社会地位等原因无法长期罢工，因此成为了NHS的最佳选择。苏纳克上台后，表面上对留学和工作政策施加了诸多限制，如不允许携带亲属、不允许转换签证、要求提供更大额的财产证明等，仿佛希望减少移民；实际上只是对移民进行“提纯”，筛选掉不能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减少支出的移民，合法移民的总数实际上仍在增加。

强大的祖国竟然需要依靠外国人同时提供资金和廉价劳动力，这对于保守派选民来说过于无能，所以政府只能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数量很少、“处理”起来仿佛更容易的非法入境者身上，并故意混淆移民、侨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等概念，一边向移民索取经济价值，一边煽动反移民情绪，并营造对移民铁拳出击的假象。

而将非法入境者遣送到卢旺达，则是脱欧以来英国野心勃勃而混乱不堪的非洲宏图的一部分。由于对欧贸易的必然缩水，特蕾莎·梅提出了著名的“全球的英国” （Global Britain）这一颇富殖民色彩的口号，来表达英国“加强在世界其他区域存在感”的志向。非洲之所以被特别看重，首先还不是因为其资源，而是因为潜力巨大的市场——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占全世界的1/4，且年轻人比重非常大，这令包括英国在内的各种国际力量垂涎不已。因此2016年刚刚宣布脱欧，英国外交官就涌入非洲，首相梅本人则在2018年亲自访问非洲数国，这不仅是2013年以来英国首相第一次访非，对很多国家来说甚至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少媒体点评现在才和非洲修好早就为时已晚。

在开普敦的演讲中，梅首次提出英国和非洲是伙伴关系，意味着英国的援助应该是一种投资，要符合英国战略需要和国家利益。这是1960年英国在非洲宣布解殖以来第一次有首相公开声明英国在非洲积极追求利益。继任首相约翰逊进一步阐释了这一声明——他取消了英国负责国际援助的部门DfID，将其与负责外交、国防和国际贸易的部门合并，以确保“援助更符合英国的核心利益……而不是让英国做空中的大提款机”。而苏纳克则时常公开表示英国对加沙和索马里半岛等地的援助给英国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应该进行能持续获利的投资。

简单概括保守党政府理解的英国主要“核心利益”：首先是反恐，英国在非洲十余个国家布置了军事力量，旨在推动“非洲问题非洲解决”，避免非洲的恐怖主义——尤其是英国非常担忧的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武装——流向英国。在这个领域，卢旺达爱国军是英国主要合作者之一。第二个核心利益是减少移民，英国相信通过投资教育和就业辅导，非洲年轻人出国谋生的意愿将大大降低。第三个核心利益则是出口贸易，在援助机构和外交、外贸机构合并后，援助款基本以投资和信贷方式“给出”。英国还向非洲国家推出“出口信贷”：如果非洲国家外汇储备不足无力购买英国货品，英国可提供低息贷款——允许对方借钱购买自己的商品。此外，英国还涉嫌为了扩大出口和非洲国家签订不平等的互贸协定。如在英国-加纳贸易伙伴协定（TPA）中，英国要求加纳大幅降低关税，但自身仍然对加纳主要出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除了几个主要项目，英国在非洲各国还“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各种合作项目，但受到国内政局波动影响大多虎头蛇尾。

从另一边来说，非洲各国对和英国合作的态度并不一致。南非、肯尼亚等传统伙伴自身经济受到脱欧和英镑贬值的严重拖累，现在更希望和较稳定的经济体合作，前殖民地国家中也有反对英国再次殖民非洲的呼声。然而，卢旺达作为非洲法语圈（Francophone）国家，不是英国前殖民地，却在2009年主动申请加入了英联邦，同时改用英语作为学校通用语言，表达出了很强的亲英意愿。

这和卢旺达的图西族强人总统保罗·卡加梅的外向外交政策相关。上台以来，卡加梅致力于扭转卢旺达的负面国际形象并提升区域地位，成为非洲事务中负责任的大国，并通过国际合作尽快成为中等收入国家。

为了提高国际影响力，卡加梅政府采取了激进的努力。截至2023年，卢旺达向联合国派出的维和人员总数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四，并在莫桑比克、苏丹等地有驻军。为让旅游业成为宣传和创收的突破口，卢旺达近年来大搞绿色旅游、文化旅游，大力营销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资源。同时政府也在突击加速城市化目标，2022年刚刚落成了巨型国际机场，希望能够成为非洲的航空枢纽。卢旺达旅游局甚至赞助了阿森纳、拜仁慕尼黑和巴黎圣日尔曼等知名足球队并成功引发了世界关注。

卡加梅在寻求国际合作方面左右逢源、不拘一格，和美国、中国、俄罗斯、卡塔尔等都有大量合作。而加入英联邦更是一举多得：一来迎合英国的非洲转型可以获得大量投资；二来此举可以促进卢旺达和东部的乌干达、坦桑尼亚等英语国家修好，来减轻和西邻刚果（金）长期进行代理人战争的压力；三来通过在其他事情上帮助英国，卢旺达成功换取了后者对自己资助刚果叛军M23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目前，英国已经成为了卢旺达最大的援助提供者。在唐宁街易主导致卢旺达计划泡汤时，英国政府已经向卢旺达支付了3.2亿英镑。卡加梅表示：我们可以考虑退款，但根据协议，我们没有这个义务。

新一轮殖民：有用的人口和无用的人口

他们其实都像货架上的商品一般被反复估值，在一场场讨价还价中作为筹码或甜头，是否能有生活的权利取决于对政府规划和国家财政此时此刻的用处大小。或许明天，就会有一些人在突变的形势下失去用处，成为难民、流民、弃民……而此刻他们并不知道。

工党新首相斯塔默甫一上任就表示卢旺达计划“已死已埋”（dead and buried），但这场被媒体评价为残忍而昂贵的失败的闹剧其实并未真正结束，并很可能再次发生。新的移民局大臣伊薇特·库珀（顾绮慧）表示自己将在10月1日发布对卢旺达问题的指导意见，暗示工党政府很可能也有类似的计划出台。

而在大选前被突击逮捕准备送上飞机的220个人，他们失去了住所、工作、全部个人物品，以及同包括朋友和慈善组织在内的支持网络的联系——这些人在混乱中被带走，又在混乱中被重新扔在陌生的街上。显然，没有任何人打算弥补他们的损失。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卢旺达计划所反映的用殖民主义思路处置移民并谋求海外利益的趋势，在英国和其他世界强国都有抬头。

将52000人驱逐到卢旺达背后，是英国对有可剥削价值的移民的精心挑选。尽管英国的大学等研究机构在大量生产后殖民理论并重申后殖民立场，但实际事务中，历任首相、移民大臣、平等大臣等并不需要掩饰殖民主义的盘剥动机。除了公开要求留学生毕业后立刻离开英国、表示英国不欢迎不能带来利益的人等等，前移民大臣苏埃拉·布雷弗曼甚至公开表示：巴基斯坦裔英国男性（从技术上说，他们已经是英国人了）导致了英国的绑架和诱拐问题，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就是如此。即便在确实计划招募外国人提供资金和服务的领域，政府人员本身的种族主义也严重阻碍了这一工作——英国对非洲引进技术人才的拒签率远高于从其他地区引进的人才，也远高于周边欧洲国家。现在，年轻的“东非护士”或“印度护士“已经成为了一种经常被提及的代表性文化身份——被需要、被招募、被剥削、被嫌恶。

除了在本土对移民即用即弃，英国在非洲的自由贸易也延续了十九世纪的风格：在非洲南部和东南部，英国企业控制着价值超一万亿英镑的资源，并以极低的工资奴役当地工人对它们进行破坏性开采。

关心非洲事务的人将此举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也有学者如前川一郎（Ichiro Maekawa）认为，英国的殖民意图虽然昭然若揭，但在实践层面上过于反复无常、缺少连续性，并未达到这个效果。2016年英国脱欧至今，非洲事务大臣已经换了8位，平均一年一位，导致无论是援助还是剥削都往往不了了之。近年来，非洲市场规模扩大，且英国为了扩大出口极尽能事，但近年来英国对非洲整体出口额一直逐年下降。可以说，英国的殖民给当地人民造成了长久伤害，但其成果和野心远不相配。

英国之外，法国在非的新殖民甚至有一个专有名词——Francafrique。其主要形式是法郎殖民。截止到未来2027年，法国前殖民地仍需使用与法郎挂钩的两种货币：西非法郎和中非法郎。这些国家50%的金融储备金必须存储在法国银行，法国则对货币的流通和使用拥有否决权。换言之，法国对前殖民地国家拥有金融主权，并可以随时使其对法国贬值来增加法国对前殖民地的购买力——它也的确这样做了。同样面临新殖民指控的还有中国，主要问题在与中国在非洲的建设合作项目中提供和英国类似的出口信贷，导致非洲多国欠下高息贷款，引发中国以债相挟操控他国政治的担忧。尽管在非洲，中国一般会减免逾期的贷款，但斯里兰卡确实因为无力偿还拖欠中国的230亿美元的外债，将位于该国东南部的汉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以长达99年的租约移交给了中国。

一边，各大势力都对非洲和其他被认为有发展潜力的全球南方地区心动不已，另一边，这些地区的人口一旦离开了代表着货币、贸易、权利壁垒的国境线，就不再是优质的年轻资源而是令人嫌恶的问题。对难民的跨国处置大有成为21世纪最大规模的强制人口迁徙的势头，其始作俑者澳大利亚，2001-2008、2012-2019年先后运送多批难民和申请庇护者去往瑙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回报，澳大利亚承诺提供给这两个国家大额贷款。这些难民在当地被关押在条件恶劣的拘留中心里，被释放后则面临同样完全没有获得解释的当地居民的敌意，拘留中心内外曾有十数起非自然死亡发生。紧随澳大利亚的步伐，以色列和丹麦先后展开了将申请庇护者和难民发配海外的计划——合作方均是卢旺达。其中，卢旺达在收费接纳以色列遣送的难民后，对这些难民进行二次收费并将他们再次运送到了乌干达境内自生自灭，还有一部分人被送回了迫害他们的祖国。

也就是说，卢旺达在和以色列（可能还打算和英国）进行一种新型的“死魂灵”生意，收取费用—接收难民—让难民消失—独吞费用。卡加梅显然很清楚，将难民进行批量“离岸处理”的客户根本不会再次过问难民的死活。

卢旺达的新客户丹麦曾经是第一个签署联合国1951年难民公约的国家，而在2021年，它成为了第一个宣布境内零难民目标的国家，并导致了欧洲难民政策的“螺旋下降” （spiral towards the bottom）——周围国家担心被丹麦拒之门外的难民涌入自己的国门，而争先恐后地制定更加严苛的难民政策。丹麦目前要求所有难民和已经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前难民返回自己的国家，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因为“你们自己的国家已经足够安全了”。只有同为欧洲人的乌克兰难民可能获批继续留在丹麦。

英国灾难级别的卢旺达计划，甚至也启发了大量欧洲国家。2024年5月至现在，多达19个欧洲国家集体向欧盟提出应批准类似的离岸处理计划，参与的国家数量持续增加，而欧盟一共只有27个成员国。考虑到现有案例的实际情况，这些国家所积极游说寻求的，如果不是有组织的虐待和屠杀，也是违反多重国际法的强制迁徙。

说到强制迁徙，人们往往会首先想到二十世纪中希腊和土耳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人口大交换、纳粹将占领地区的犹太人集中在聚集区（ghetto）中管理、斯大林将车臣人迁徙到西伯利亚或几中亚、米洛舍维奇将非塞族人系统清理出塞尔维亚……这些行为的本质是把一部分人口定义为多余的、没用的、对治安不利的，并将他们向切除病灶搬移除。而谁多余、谁没用则可以依据非常灵活的时代标准。按照二战后的公民权、人权、难民等多项国际公约和难民署的指导原则，难民“非法入境”并寻求庇护的行为受到国际法保护，并不应被强行驱往第三国。然而现在英国等国正在积极寻求重新定义何为合法，并将难民的避难行为描述为不安全、不合法、不必要的。更何况在特蕾莎·梅的疾风世代丑闻中，被当作异物移除的，其实已经是在英国生活数代、持有英国国籍的英国人。

难民、移民、公民；小艇上的叙利亚人、英国的国际学生和护士、卢旺达边打工边购物的年轻人，他们看似在一个从非法到合法，从完全缺少主权保护，到被主权赋予完整公民权的光谱上，但在本文讲述的故事中，他们其实都像货架上的商品一般被反复估值，在一场场讨价还价中作为筹码或添头，是否能有生活的权利取决于对政府规划和国家财政此时此刻的用处大小。或许明天，就会有一些人在突变的形势下失去用处，成为难民、流民、弃民……而此刻他们并不知道。